論荆軻

《史記》云：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記其盟齊桓於柯事，與《公羊》畧同。《國策》亦作曹沫《穀梁》作曹劌。《左氏》於柯之盟，不記魯劫盟事。而長勺之戰，記劌之謀，與持匕首以劫人者，殊不相類。故有疑沫與劌非一人者。然《吕覽·貴信》記劫齊桓事，與《公羊》大同，而亦作曹劌，則沫、劌確係一人。予謂史公所傳刺客，皆非椎埋之流，觀於荆卿而可知也。

《史記》言荆卿好擊劍，亦言其好讀書。又云：“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而嘗“以術説衛元君”。則遊士挾道術者也。蓋聶目攝，去不敢留；句踐怒叱，默而逃去；絶非不膚撓不目逃之流。其所善田光，鞠武稱其智深勇沈。高漸離，燕亡，變姓名爲人庸保，久之乃出，目已矐而猶思報秦，皆非逞血氣之勇者。田光度形已不逮，則自殺以激荆卿，尤能善用其勇之徵也。不徒田光、高漸離也，太子丹以見陵之怨，欲批秦王之逆鱗，則鞠武止之；不忍於樊於期，則武以爲不當結一人之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欲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於單于，以爲後圖。其老謀深算又何如？太子丹雖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然其告荆軻曰：“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亦非徒奮短兵以求快意者。知《史記》云：丹以秦王遇之不善，乃怨而亡歸，歸而求報者，爲淺之乎測丈夫矣。荆軻既受命，必得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既得之，又欲待其客與俱；其慎重亦可想見。《史記》載魯句踐之言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鹽鐵論》亦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似乎行刺之不成，技與器皆不無遺憾，亦非得實之言。荆軻固云：“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否則以軻之勇，輔之以秦舞陽，豈不足以劫秦政？夫諸侯之爲秦弱舊矣，合從之無成亦屢矣。即使當時列國有報秦之志，堅相約結，亦不敢必其有成，況於冀秦之君臣相疑，而於其間馳使以謀合從乎？喪君有君，事在旦夕，合謀結約，非經年累月不能成；成而能堅，堅而有勝與否，猶不可必。夫以秦之暴戾，太子豈不知其食言易如反手，顧望其爲齊桓公乎？抑秦之臣，豈有如管仲者哉？顧以爲刺殺之不如劫之使反諸侯侵地者，固知燕之君臣，處勢窮力竭時，未嘗不深量於彼我之間也。而軻之必欲生劫秦王，其意亦從可知矣。夫豈椎埋者流哉。推此言之，專諸、聶政所以剚刃於敵人之腹者，非寡慮也，其志固在於殺之也；荆軻必欲生劫其敵，以至於敗，非失計也，其志固不在於殺之也。孟子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吾於曹、荆、專、聶亦云。成而爲曹沫，不成而爲荆軻，則其所遭直者不同，而非其人有智愚勇怯之異也。若以成敗爲優劣，則尤淺之乎測丈夫矣。

人雖至殘，肯自殺其子者卒罕。燕王之奔遼東，雖愚夫，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必非殺太子丹而獻其頭，可以幸免，亦愚夫知之矣。丹所不忍於樊於期者，而其父竟忍於丹，又狂夫猜之矣。公子嘉能以代存趙於既亡之後，度亦賢公子也，豈勸人以不仁不知之事哉？乃嘉以是勸燕王，而燕王亦竟從之，何也？豈丹亦慷慨引決如樊於期，而嘉與燕王亦含垢忍恥，將别有所圖乎？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遼東遺事，誰復知之？所傳之至今者，則其文畧不具之《秦記》耳。然則仁人志士，賫志九原，而其行事不白於後世者衆矣。

以秦舞陽之勇，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而奉圖至陛，至於色變，彼豈有所愛於身哉？誠以所繫者重，慮其無成也。聶政言“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洩。”所慮者亦在此。然則臨事而泰然，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者，不徒不愛其身，並無所顧慮於事之成敗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其成也歟哉，天也，吾不貪天之功。其敗也歟哉？亦天也，吾無所怨於命。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此則所謂浩然之氣矣。其所行者，雖若一人之敵，其志則三軍可奪帥，而此不可奪也。其所行，若行險以徼幸，推其心，則居易以俟命也。夫是之謂大勇。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原題爲《荆卿燕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