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均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传统在传播学研究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第四章以传播的定义开始，饶有趣味的是，各种广泛的领域都站在各自的优势角度上，认为论述传播的意义殊为必要。包括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信息研究、哲学、语言学与建筑学等学科，当然，也包括传播和媒介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检视了传播的本质。为了与本书最基本的主题保持一致，本书并未介绍任何跨越所有领域的定义。但是为了更深入地剖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把传播视作意义的一种社会交换十分有用，这种意义交换的结果是某种社会关系的测量或者标志。由此看来，传播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数据或信息的传输，而是一种组成某种关系的意义的社会生产。第四章通过论述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社会和知识动力，来检视其具体特征。

第五章介绍了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位奠基性人物，对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卓越影响。斯迈思是第一个在伊利诺伊大学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也是与这个研究传统相关的四代学者中的第一代。席勒，在伊利诺伊大学师从斯迈思，其学术同样也浸润了好几代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吸收了制度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日益壮大的跨国传播产业的规模与实力的关注，使之必然成为制度学派的一员，但他们对社会阶级与媒介帝国主义的关注，又让他们的研究带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然而，与欧洲学者相比，他们却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去给传播提供一个详尽的理论描述。倒不如说，他们的工作，还有通过他们的影响而在这个领域展开的大量的研究，显然是受到一种不公正感驱使的，那就是传播产业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更广范围的剥削性与缺乏民主的公司秩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尽管斯迈思与席勒都密切关注传媒对北美产生的冲击，他们各自发展了一个研究计划，描绘了全世界跨国媒介公司在权力与影响力方面的增长情况（Maxwell，2003；Schiller，1989，1992，1996，2000；Smythe，1981）。

部分原因在于两位大师的影响，北美产生了大量关于跨国企业和政府权力的研究文献，因其积极参与旨在改变当前的主流媒介并寻求商业化重点的替代媒介的社会运动而闻名（McChesney，2007；Mosco and Mckercher，2008；Schiller，2007a；Wasko，2003）。这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促使政府的管制和政策机构促进公众利益，包括对在国际组织面前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社会运动的支持，以捍卫一种国际经济、信息以及传播新秩序（Mosco and Schiller，2001）。北美传播学的学术成就要求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不断的批判，包括其对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以及媒介实践。因此，依据这一惯例，作者们都纷纷强调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对于媒介传播研究的重大意义与其独到之处。尽管那些采用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人们在一些细节之处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纷纷强调一种把研究和行动相结合的实践行为以便使之服务于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同样，他们也坚持包括权力关系和社会阶级关系在内的媒介传播的研究（Artz，Macek，and Cloud，2006；Schiller，2007a）。

欧洲的研究，并不那么明确地与某个奠基性人物相关，尽管它们同样与社会变迁运动有联系，尤其是与捍卫公共服务的媒介体系有关。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工作一开始就是在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制度理论传统中整合传播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展开的两个重要方向最为卓著：一是加纳姆的研究（Garnham，2000，2003），二是戈尔丁与默多克的研究（Murdock，2004；Murdock and Golding，2000），他们强调阶级力量以及在贫富之间继续分化的根本性不平等。沿袭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以及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论述了传播工业的巨大扩张与整合及其与政府权力的联合，并整合进更加广泛的资本主义体系。媒介巩固了社会阶级分化并有助于建立统治阶级的团结。

前沿研究的第二个线索是阶级斗争，这在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2002；Mattelart and Mattelart，1992；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79，1983）的研究中最为突出。马特拉从各种传统中吸收营养，比如依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从国家解放运动的世界性经验来把传播理解为抵制权力的主要源泉之一。他的研究揭示了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人们是如何使用大众媒介去反对西方控制并创造当地新闻和娱乐媒介的，而在拉丁美洲，马特拉曾在智利政府（该政府于1973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担任顾问。

贝尔纳·米耶热（Bernard Miège）和彼得·沃特曼（Peter Waterman）为如何把这些观点应用于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其研究尤为出色的是对媒介产业中的劳动的分析。从一种阶级权力的视角出发，米耶热（1989，2003）提供了一种对各种劳动过程的评价体系，包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逻辑下所进行的各种传媒产业的生产劳动。他认为在媒介产品的种类、产业控制的结构和劳动过程的本质之间存在关联性。在关于劳工和阶级斗争的研究中，属沃特曼（Waterman，2001）的研究最为出色，他例证了劳工和工会使用大众媒介和新型传播技术去促进民主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共同利益。

欠发达国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涉猎广泛的研究，尽管其主流最初是作为对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主义理论的回应而兴起，它们试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景象中强调媒介的角色。现代化理论主张，媒介与城市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一样都是资源，它们将相互刺激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因而，媒介成长被视作发展的标志。根据这种观点，当社会展示了媒介发展（包括报纸、电台及电影业等行业）已经到达一个具体高度时，它就实现了现代化。在吸收了几种国际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包括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之后，政治经济学家们挑战了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其技术决定论，以及发展主义模式对于权力关系的实际上的遗漏。权力关系形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格局以及在它们之间和它们内部的多层理阶级关系（Melkote and Steeves，2001；Mody，2003；Pendakur，2003；Zhao，2008）。

当大规模的投资无法促进发展时，现代化理论家们寻求修正模式，这些模式包括电子传播与新计算机科技（Jussawalla，1993；Jussawalla and Taylor，2003）。尽管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来加快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民主方面取得的宝贵但却是微小的发展（Lee，2001；Zhao，2008）；而印度却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独领风骚，其一半以上的人口还存在用电问题（Kapur，2007；Kumar，2003；Mosco and Mckercher，2008）。

非洲作为最为贫穷、最为边远的大陆，已经从属于各个纷繁复杂的发展方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信息经济的兴起，新型信息传播技术的繁殖（如传媒发展）现已被视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识。一些来自权威学术派以及政策制定圈子中的业内人士假设，新信息技术的广泛的分布会引导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以一种简单、直接、有序的方式发展变化。除了主张发展中国家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外，这些观点也符合发展主义的范式并且站在技术决定论的立场之上。从目前来看，由于这些观点和政策条款都未能实现其对大部分非洲地区许下的预言及其承诺，而今它们都已被大量的批评理论所湮没（Alzouma，2005；Mercer，2004；Tetty，2001；Thompson，2004；Van Audenhove，et.al，1999；Wheeler，2003，Ya'u，2004）。

政治经济学家们也通过强调这些新技术权力整合了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方式进行了回应。第一波研究浪潮见证了分工主要来源于领土界限：无技能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最贫穷的国家里，稍有技能的和较复杂的流水线劳动力则集中在半边缘国家，同时，研发与战略制定等工作集中在大量的利润在其中流动的第一世界的公司总部。新近的研究还承认了这一点，也就是阶级分化已经跨越了国界，而且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核心是弹性增长或谓之弹性积累，由此公司可以克服任何约束仅凭自身能力就可以控制市场并赚钱（Mckercher and Mosco，2007；Pellow and Park，2002；Schiller，2007a；Sussman and Lent，1998）。

第六章以全球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篇，为其五大主流做出了一个总结。这一领域不再只被某一具体趋势所定位，也不再由北美和欧洲的研究所主导。如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国际化，因为这一领域被全世界对全球事务日益感兴趣的学者们所把持。

这一领域也扩展了其现有的传播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和政府的历史。这样一来，它就揭示出那些未经检视过的企图在主导商业体制中建立起另类体制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反哺了社会上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同时，政治经济学也拓宽了其传统上关注研究支配力量和剥削过程的焦点，进而也关注起反抗力量，尤其是女性主义以及媒介和传播中的劳工视角。

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从研究旧媒介中的权力运作的优势，转入探究新媒介中尤其是关于网络的种种方法。该领域一如既往地解释新旧媒介之间的连续性，包括介绍统治力量是怎样利用这两者为其盈利的。但是，如今它也同样要回答由新媒介向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的挑战，以此研究其间的非连续性。而且，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例证了新、旧媒介各自许下的诺言之间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业已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技术的乌托邦，即从电报到网络，再到社会的权力系统。政治经济学家还论证了新媒介使之尤其突出的社会问题，这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控和网络经济的重要性。

第五次也就是最近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潮是围绕着政治行动主义的扩张而展开的。其中包括如民主传播联盟（the 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与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在内的原有组织的持续发展。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媒介改革运动就充分地诠释了这一潮流。然而，新的国内（自由出版）和国际（信息社会全球峰会，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运动的成功也同样为该潮流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