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让我们密切关注本书的结构以便对其概览有更细致的理解。第二章首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界定，接着解释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以此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定义囊括了这一学科的广泛方法。从狭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研究的一门学科，它们互相构成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种表述的实用价值之一在于它强调了传播企业是如何运作的，它同时也让我们检视，传播产品是如何从产业链的生产者，比如好莱坞电影厂到批发商、代理商，最终到影院和起居室中的消费者手中的。这一表述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方式，比如我们浏览网页和观看电视节目都能反馈给媒介并让其做出怎样制造新的媒介产品的种种决定。另外，它还要求我们深思这么一个问题：那些诱导消费者做出选择的信息乃至我们对媒介的关注又是怎样变为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这一定义指引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对权力关系运作的理解。权力运作的概念论述的是即使当其他人不想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仍然能如愿以偿。它也让我们思考成为一个生产者、分配者或消费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对是什么组成了这三个范畴的日渐增长的模糊性有所领悟。

一种更加普遍和更加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关于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与存在的研究。控制特指一个社会是如何组织其自身组织、管理其事务的，以及如何适应或者不适应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必然挑战的。存在是指人们如何生产其所需以便再生产其自身以及社会。根据这种表述，控制主要是政治过程，因为其构成了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其关涉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它使政治经济学涵括了所有的人类活动，而且可以认为它涵括了所有的人类存在进程。这一定义最初出自我写作本书第一版时对达拉斯·斯迈思进行访谈时他提出的建议，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也是从那时开始，这一定义也就被那些关注人类是怎样与我们日益受到威胁的环境联系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深化了（Foster，2002）。在迅猛发展的科技研究领域，与之相似的观点同样也被其领军人物所深化（Haraway，2003；Latour，2005）。这个宽泛定义的主要缺点是，它容易导致我们在意识或知觉上忽视人类政治经济学与自然中的一般存在与控制过程之间的区别。

另外一种描述政治经济学的途径是，通过聚焦于构成本方法特性的重要本质，超越在定义中典型探讨的东西，而对其涵义进行拓展。本书第二章将集中关注四个概念：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这些概念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流派都共有的属性。

在认识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的目标上，政治经济学始终处于前沿。对于18世纪与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物和欧洲知识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来说，政治经济学意味着领悟资本主义大革命——主要是以农业劳动人口为主的社会向商业的、制造业的并最终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剧变。卡尔·马克思回应了第一波政治经济学思考，他认为为了理解最终导致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迁过程，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动力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与其他政治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的探究。解释社会变革这一议题仍然是今天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中心，但是这一论辩却已经转入了这么一个问题之中，也就是我们是否现在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具体地说，是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新型社会（比如说，是资本主义或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或可被叫做信息资本主义？是否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太具革新性而导致一种根本上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根本质变乃至分崩离析？不论在这一议题上政治经济学家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分歧，但都对此不乏关注和争议。

政治经济学同时也热心探究社会的整体体系（或者说社会关系的总体），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政治经济学始终认为人类社会是一幅巨大的图画，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它其中的涵义。亚当·斯密并没有局限于仅仅去考察那些狭窄的学科视野认为应关注的事物，他关心包括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中的各种关系。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也是这样，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无论他们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学派、保守派、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自治论者、女性主义者或环境学派，他们的视野都没有受到狭窄学科的限制。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有差异，但都旨在以政治和经济的整体性为基础，以此来解释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更广泛的社会与象征活动领域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会问道：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它们又是如何与文化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想知道所有这些是如何和大众媒介、信息与娱乐体系彼此影响的。

政治经济学同样因其道德哲学的使命而广为人知，这意味着它关注有助于产生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关注那些应该引导社会改变的努力的道德原则。对亚当·斯密而言，如其《道德情操论》（1976）一书[他喜爱此书远甚于其更为著名的《国富论》（1937）]所表明的，道德哲学意味着理解诸如自我利益、物质主义以及个人自由之类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促成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马克思（1973，1976a）认为，道德哲学意味着把人类劳动看作是个人满足和社会利益的源泉，如他所希望将会实现的那样，还是将其视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仅是一种市场化的商品（如他所得出的结论那样）的持续冲突。当代政治经济学支持广泛的道德立场，但为了平衡，又倾向于赞同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价值。这包括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里，民主意味着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但也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在这些领域，民主的支持者们要求收入平等与教育机会平等，文化生产的全社会参与以及对自由传播权利的保障。

政治经济学的第四个特点便是其社会实践性，或者说是思想与实践的根本统一。具体说来，它反对传统学院派这样的立场：将研究和社会干预相分离，将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分离。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将知识分子的生活视为以推进知识的形式参与社会变迁与社会干预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沿袭了以向国家领导人献计献策为使命的传统足迹。当然，他们在有关干预的特征方面还存在分歧：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是如此担心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粮食的供给，以至于他支持开放的下水道，因为疾病的传播也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卡尔·马克思却号召劳工们去夺取政权。尽管有这些差异，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这个观点上是统一的：即研究与行动之间的分离是人为造成的，必须去颠覆这种分离。

第三章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怎样因其内部各种截然不同的流派纷争与犀利的内部争辩而闻名的。可以证实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分歧来自对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回应。其中的一些回应，最终导致了当代经济学的创立，他们聚焦于个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市场当成主干结构，当个体在市场上表现出欲望或者需求时，个体与市场就结合到了一起。渐渐地，这种方法日益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以及实践等因素的关注排除出去了，从而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经济科学。该学科建立在以数学语言表述的关于市场行为的经验调查之上，因此，它被泛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或简称为经济学，其作为正统学派已经在政治经济研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它把劳动简约为众多生产要素之一。根据这种观点，劳动和土地、资本一样，其价值是根据生产率或增加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能力来衡量的（Marshall，1961；Jevons，1965），无论人类事务还是非人类事务，无论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只能在可以被生产性使用以创造财富这种层面上加以评价。尽管政治经济学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即权力才是社会的中心的基础上，但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Foley，2006）。

而对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另一种回应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趋势，保留了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以及实践等因素的关注，虽然这样就意味着放弃创立经济科学的目标。这种回应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多样化方法。其第一次浪潮是由一些包括保守主义群体在内的许多群体领衔，他们尝试以传统的集体权威来取代市场个人主义（Carlyle，1984）；这一浪潮也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接受社会干预的古典信仰，但迫切要求将社区置于市场之上（Owen，1851）；这一浪潮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他们将劳动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重新置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后来建立在这些观点上的表述，则是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广泛的当代表述。

作为学术政治谱系中的右翼，新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奠基在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71，2003）、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99）和罗纳德·科斯（Coase and Barrett，1968；Coase，1991）等人的研究上，这三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用于各种为了扩展个人自由的社会行为中。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该方法最近的一次延伸，该思想流派正在赢得其追随者并也在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著作中得到诠释（2000）。该理论的中心仍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把市场作为制度的普遍的和最为自然的存在物而加以检验（Ankarloo and Palermo，2004）。而其他所有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法则被视作制度的替代选项，即它们只是当市场不能满足社会目标时一种支撑市场面对该情形的方法（Boettke and Storr，2002）。

制度政治经济学的较早形式持有中间偏左的立场，该派主要集中于制度和技术限制是如何塑造市场以便满足那些足够强大以至于能控制它们的公司和政府的利益的（Galbraith，1985，2004；Lawson，2005；Veblen，1932，1934）。制度学派学者们创立了传播研究的框架，这一框架证明了大媒介公司是如何控制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在这么做时，公司限制内容的多元性，特别是通过排斥那些挑战亲企业言论的产品。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方法，包括后福特主义理论（Jessop，2002；Lipietz，1988）、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2004）以及其他参与全球化辩论的学者（Harvey，2006；Sassen，2007），坚持将社会阶级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主要致力于围绕垄断资本主义、自动化和工作的去技能化之间的关系展开辩论，而且关注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最近，他们的研究已经找到了制度学派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识根基（O'Hara，2000，2002）。最终，社会运动产生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学的流派，主要是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们处理父权制的持续存在、对家庭劳动以及其他生育劳动的忽视（Huws，2003；McLaughlin，2004；Peterson，2005）。而环境或生态政治经济学则专注于社会行为与更广泛的有机环境之间的联系（Foster，2002；Rosewarne，2002；Wall，2006）。还有一种政治经济学，将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与意大利自治的理论传统融合（Hardt and Negri，2000，2004），戴尔—威日福特（Dyer-Witheford，1999）和泰拉诺瓦（Terranova，2004）均在传播学研究中对这些传统进行了最有效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