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821—1988）建议，当开始下定义的时候，应该从基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从完全构想出来的概念开始。他提倡一种既基于社会史也基于思想史的词源学，因为理念的意义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锻造的（1977：11）。一本经济学术语的词典提供了一种抽象概念的观点，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财富的科学”，“处理对象是单数的人（原文如此）为了满足需求和欲望所从事的工作”（Eatwell，Milgate，and Newman，1987：907）。可是根据威廉斯基于社会史的词源学，有必要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以前，在知识分子以它描述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以前，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有关如何管理首先是家庭、然后是社区的社会习俗、常规和知识。具体地说，经济学这个词的词根是古希腊语oikos（意思是屋子）和nomos（意思是惯例）。因此，经济学一开始指的是家政管理。这种观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著作当中还可见一斑，比如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和至为关键的亚当·斯密。⁽²⁾“政治的”来源于希腊语polos，即城邦，古典时期主要的政治组织单位。因此，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管理家庭和政治家庭。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之前十五年，斯图尔特（Steuart，1967：2）写道：“经济学适用于家庭，而政治经济学适用于国家。”

同样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政治经济学就混合了描述性和规定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如此描述其驱动力或者“超政治经济学”（meta-political economy）：它是“由顾问作为建议提供给社会组织领袖的全体实践和理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Smythe，1991年12月4日）。这与《经济学术语词典》将政治经济学的原意界定为一种“治国术的分支”保持一致，但是政治经济学现在“被视为一门对特定问题做出道德判断的研究”（Gilpin，1977）。

其他定义集中关注经济学的发展如何缩小了一个本来根基广泛的学科领域。早在1913年，一本权威的经济学词典就说道：“尽管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仍然得以保留，这门科学，按照现在的理解，严格来说并不是政治性的；换言之，它并不局限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要关注个人的工业活动”（Palgrave，1913：741）。与之相类似，在1948年，《现代经济学词典》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经济事务的理论和实践”，并注释如下：

本来，这个词适用于真实价格、过剩和分配的广泛问题。这些问题被视为既是社会关切的事务，也是个人关切的事务……随着19世纪晚期功利概念的引入，重点转移到了市场价值的变化和个体公司的均衡问题。这些问题不再需要广阔的社会视野，没有必要强调政治性。（Horton，1948）

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并非必然。这本1948年的书同样提到了人们对更加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始重新焕发兴趣。它意识到，随着“近来国家对公共福利的关切日益增长”，“重点再一次回复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点后来在一本经济学术语的权威著作里得到了附和（Eatwell，Milgate，and Newman，1987：906）。根据该书，“从来也不曾放弃过政治经济学这个老术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来自芝加哥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激进自由至上主义右派”结合起来，使这一古老学科重新焕发活力。

这些观察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强调定义基于社会实践，在学术界和政治界的争论中逐步演化。下面的几节利用这些方式，集中关注本学科的定义和特征，它们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视为“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它们交互组成了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根据这一立场，传播的产品，诸如报纸、书籍、录像、电影和受众，都是主要资源。这种理论表述对于传播学的学生具有某种实用价值，因为它提倡人们关注影响市场的主要力量或者过程。它强调一个公司如何生产一部电影或者一本杂志，它如何与分配、营销产品的人打交道，消费者如何决定看、读或者听什么。最后，它考虑消费者的决定如何被反馈到生产新产品的过程中。

可是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因为它要求我们集中关注围绕权力——或者说即使面临抵抗也能控制其他人、过程和物品的能力——组织起来的一套特定社会关系。这就会引导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检视顺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线路不断变换的控制方式。例证包括正在缩减数量的大媒介公司如何控制内容的多样性，或者国际营销公司如何通过运用监视和度量的新科技来获取有关消费者的宝贵信息，以此加强自身在媒介行业的权力。它还会引导我们考虑行动主义者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诸如博客和社交网络一类的新媒介工具来抵制商界和政界的权力集中。

这种定义的主要困难是，它假定我们可以轻易识别和区分生产者、分配者和消费者。可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更加有趣的例子里。比如，将组织和执行必要步骤以创造成品的电影制片人和寻找市场经销机构的发行商和批发商区分开来很有用。可是电影制作就不这么简单了。发行商常常对制片过程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保证制片必需的投资和营销。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发行商在现实中就是制片人，或者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呢？与之相类似，尽管常识往往将受众视为媒介产品的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生产者。可以说消费者在消费媒介产品（或文本）的时候，也制作出它们的象征价值（或者意义）。同样，生产者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资源。他们还凭借自身作为生产者的名声从事发行工作。这一点表明，尽管定义是个有用的出发点，它并非没有局限性，如果我们生搬硬套地使用它，就会错失一些东西。

另一个更加宽泛和雄心勃勃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控制”特指个人和集体成员的内部组织，而“生存”特指采取手段生产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控制的过程在广义上是政治的，因为涉及社群内部关系的社会组织。存在的过程根本上是经济的，因为涉及生产一个社会为了再生产自身必需的东西。这种定义的长处是扩大了政治经济学的外延，使其包涵至少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可以说所有的有机过程。这与环境的、生态的和科学研究的分析方式相一致，这些分析方式，除了其他方面，试图识别出对所有形式的生命起作用的过程，并评价其差异和相互关系（Haraway，2003；Meadowcroft，2005；Rosewarne，2002）。在传播和信息研究中没有很多这一观点的显著例证。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86：107—109）应用信息系统理论（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以测定生命系统的基本过程：组织、新陈代谢和生长、反应性、适应性、再生和进化。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91）利用复杂系统理论（theories of complex systems）或者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来理解在生命系统内传播和信息的辩证关系。古纳拉特纳（Gunaratne，2002a，2002b，2004，2005）将吸收了混沌理论的新生命系统理论作为其研究传播和权力的全球系统的核心部分。

一个对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的狭隘性提出了根本质疑的定义值得多花笔墨。很难质疑这样的声称：这些学科植根于当下的人类行为（主要是男性行为）研究。其结果就是忽视人类如何与其他生命友好相处，忽视除了当代资本主义以外人类制度当中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传播实践。⁽³⁾这种理论的弊端在于导致人们忽视人类政治经济学和一般控制和存在过程的区别。这些包括目标导向意识和自反主观性（照字面意义就是意识到自身的意识）的力量。它还会引导人们低估当代资本主义打造出的势不可挡的转变，正是它们积聚成历史突破。如果寻找超越自然和历史差别的共同过程，我们就可能看不到这些过程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转化，最后发展到唯一对该转化负责任的一个物种有能力消灭所有物种的自然和历史。尽管有上述种种局限，对政治经济学的广义理解令我们想起：无论我们具体的理论出发点和分析焦点是什么，都和悠久的历史与浩瀚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