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青年时代(3)
在当时，正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玛格丽特已经接触了好莱坞的梦幻世界。花9个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电影院里先看新片预告，再看伴以活泼逗趣解说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随后是公众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没有收益》等，最后才是真正的大片。
玛格丽特后来常常想，自己出生在1925年而不是早20年的世纪初是多么幸运啊。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兰小镇的女孩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广泛的戏剧演出。
格兰舍姆是个小镇，但每当看电影时，玛格丽特就仿佛在充满梦幻般的想象王国中漫游，她决心有朝一日要到现实世界中去周游。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经很少参加此类活动，因为她要准备紧张的入学考试，她的目标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
热切关注和了解时事
有一天，玛格丽特的父亲买回了一台菲利浦牌收音机，玛格丽特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从学校跑回家，当她听到从里面发出的各种声音，感觉特别兴奋。因为自此之后，她的生活节奏就不再是扶轮社、教堂和商店，而且还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
收音机为玛格丽特打开了一个奇特的世界。当时，玛格丽特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够深入，但通过收音机，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她的记忆中。例如大萧条的年代，这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经济灾难。
这次灾难对格兰舍姆影响较小，但对附近的农业地区影响较重，而北部重工业地区的城镇受影响更大。
对于那些处于落后地区的国家和大陆，玛格丽特曾经充满浪漫的幻想，幻想英国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玛格丽特曾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述的故事。牧师说他在中美洲的一个部落工作，那里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为他们创造了文字。
后来，玛格丽特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文官。在她看来，印度帝国是英国的最大附属国。当她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父亲说：“当你真的参加印度文官队伍时，也许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复存在。”
后来的事实表明，父亲的话很有预见性。
任何人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深刻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玛格丽特记得父母对国民联合政府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1935年阿比西尼亚遭到意大利入侵时，国民联合政府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援。
在英对德宣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玛格丽特只知道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她对褐衫党集会时那种大摇大摆的样子感到非常厌恶，而且很不理解。玛格丽特在大量阅读中，还了解到许多有关纳粹政权所做的野蛮和荒谬的事情。
家里的阁楼里有一大批杂志，其中有一些关于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芥子气毒瞎了眼睛，他们正在走向治疗站，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由前边的人领路。
早在1938年9月，也就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时，妈妈和玛格丽特就买了很多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一有空袭，家里人就爬到桌子底下躲避，等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后再爬出来。有一次，玛格丽特正和朋友们戴着防毒面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人高喊德国飞机来了，他们立即飞奔到一棵大树底下躲避。
1941年1月，格兰舍姆镇遭到轰炸之后，玛格丽特问父亲能不能去看看爆炸造成的破坏情况，可父亲不让她去。在那次空袭中，有22人被炸死。
实际上，格兰舍姆当时起的作用比玛格丽特知道的要重要得多。隶属于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轰炸机第五部队就驻扎在这里，而很多轰炸德国的计划就是在哈罗比大路旁的一幢大房子里制订出来的。军官们就在埃尔默街的埃尔姆餐厅里吃饭，玛格丽特上学时经常路过这里。
早在1937年6月，纳粹德国就拟订了代号为“绿色方案”的侵捷计划。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同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主权，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助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战争阴云布满欧洲上空。玛格丽特的父亲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以至于他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了。事实表明，玛格丽特的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尽管这里边蕴涵着严肃的义务感，政治也是乐趣。
玛格丽特当时还小，不能为父亲竞选市议员做宣传。但是她得到一项工作，就是折叠那些鲜红的宣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传单上的红颜色染到玛格丽特的湿润的手指上，有人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
选举那天，玛格丽特的重要任务是在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和投票站、也就是她所在的学校之间来回传递投票情况的信息。
玛格丽特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民联合政府问题的争论。后来，当她十几岁时，她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竞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
事实上，要不是国民联合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就根本谈不上重振军备应该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民联合政府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战争还是很快降临到英国人的头上。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星期天上午11时，按照英国的最后通牒，德国人应该撤兵。
玛格丽特守在收音机旁翘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绝撤兵。这是玛格丽特记忆中自己青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内维尔·张伯伦从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现场播出命运攸关的讲话。
他告诉人们：战争开始了。
此后的一个傍晚，玛格丽特与父亲一起散步，她问父亲：“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争呢？”
父亲忧虑地说：“战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怎么结束，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我们一定会胜利。”
1941年10月，正当玛格丽特为进入萨默维尔学院努力时，突然意外地收到一封电报，萨默维尔学院说由于有一位新生没有去注册，可以给她提供一个位子。
父亲罗伯兹大力支持玛格丽特的理想，他为此专门给她请了拉丁语教师。玛格丽特的学习异常刻苦，她通过死记硬背，成功地在几个月内学完了五年的拉丁语课程，终于拿到了打开牛津大门的钥匙。
在牛津大学埋头苦读的乐趣
1943年，罗伯兹先生将18岁的小女儿玛格丽特送到牛津大学读书。玛格丽特是罗伯兹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
牛津是与剑桥齐名的高等学府，牛津也是培养政治家和优秀人才的摇篮。英国历史上50位内阁首相就有24位毕业于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离格兰瑟姆虽只有二三百英里的路程，但对这个从未出过家门、孑然一身又孤陋寡闻的罗伯茨小姐来说，遇到了多方面的麻烦。有人说，牛津对这位新生的确“不是天堂，而是炼狱”。
首先，玛格丽特必须通过“乡音”调整关，因为她入学初期带有明显的林肯郡的乡音，竟成了同学们嘲讽的笑柄。在当时的英国，英语的发音是否纯正，是一个人是否出身于名门贵族、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志。如果能讲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那就是上等人的气质了。
初到牛津的罗伯茨小姐急于纠正自己家乡的土音，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听起来不伦不类，引起哄然大笑，遭到讽刺挖苦。经过顽强努力，玛格丽特的口音总算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后来，在她成为英国下院反对党领袖时，又有特定的公关专家帮助纠正她的发音。所以此后人们在广播或电视中所听到的撒切尔夫人的声音，早已不是她在来牛津前的那种乡土“原音”了。
其次，顾名思义，女子学院都是女学生。但是罗伯茨小姐却很难跟这些女同学融合到一起。她的言谈举止似乎比同学们成熟一些，但有时说出来的话和做出来的事却又显得幼稚可笑。因此，玛格丽特经常遭受到同学们的冷遇和疏远。这既使她不胜苦恼，又加剧了她的恋家情结。这位女首相后来追述她在牛津大学生活时不禁感慨系之：“我老是想家。当你在家时，绝对体会不到孤独的滋味。头一次尝到孤独的滋味还真叫人难受哩！”
在牛津大学的4年时间里，玛格丽特基本上是独往独来，没有结交下几个知心好友。到牛津求学的第三学年，她干脆搬出了学院的宿舍，邀了两个女同学合租一套公寓。她们之间虽能和睦相处，谈笑不苟，但始终没有成为知音。
初到牛津时的孤独、压抑和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并没有使玛格丽特对学习与工作的刻苦精神有丝毫消减。她仍像在凯蒂文女中学习时那样，在萨姆维尔女子学院也是同学中最用功的一个。当时学院课程之繁重，实验活动之多，令许多学生都感到头痛。而玛格丽特却总是那样精力充沛，勤奋好学，而且把一切都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稳妥有序，显露出一个女强人的特色。
她经常从晚上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早上六点半钟又起床。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这种在牛津大学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她出任英国首相时仍然不改。这一特色使不少强有力的男士也不禁望而生畏。
英国政坛老手、希思派干将、后来又成为撒切尔夫人麾下核心人物的威廉·怀特洛就这一特色说道：“她的精力十分惊人。谁要是认为妇女不具备男人那样的精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比男子的精力还要旺盛一倍。她要是让我一天干她那样多的工作，那就要我的命了！当她以这种步子做事时，一天下来，她周围的人都累得精疲力竭，而她却仍然精神抖擞。”
这个一度是撒切尔夫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的保守党元老，也就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的膝下。这当是后话，是40年以后的事了。
玛格丽特是在隆冬的严寒中到萨默维尔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的。在第一个学期的生活开始之前，玛格丽特对前去就读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对整所大学的全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她来到萨默维尔，开始了第一学期的生活，很想家，对新环境了解不多。
萨默维尔常会使人感到震惊。对于它的外观，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是朴实了，很多不太好奇的人虽然从那里过路，也许不知道那里就是萨默维尔学院。但谁能想到，院子里边竟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对而立，掩映成趣。
战争对大学生活的影响很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玛格丽特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年龄上只要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成熟程度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牛津和萨默维尔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却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尽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发动机厂，后来又成为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为什么，牛津从未遭到过轰炸。
不过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学校都实行了灯火管制，而且受到战时物资匮乏的种种影响，配给学生的东西多数直接发放到学院。
在头两年里，玛格丽特住在学校里，又从格兰舍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她感到那些房间是属于自己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玛格丽特和两个朋友合住在华尔顿街。
玛格丽特很少应邀出去吃饭，但还是感到食堂的伙食平淡无味。有时她会拿剩下的一点餐券买些果酱和其他东西。她不再往茶水里加糖了，正是这种简朴的生活，为她的健康和体型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好处。此外，使用热水也都有严格的限制，例如规定浴缸里的水不得超过五英寸。
玛格丽特是罗伯兹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尽管她的父母不露声色，但她知道他们为自己能上牛津深感自豪。
入学前，玛格丽特对牛津大学的了解远不及同龄人。但玛格丽特认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自己真想有所作为，那么牛津就应是自己始终如一的追求，没有必要降格以求。本地的一所诺丁汉大学也是出色的学校，而且它的理科专业相当不错，但玛格丽特从不为它所动。
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从不迟到，从不拖交学术论文。她无疑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尽管如此，一贯认真严肃的玛格丽特也不乏女郎的纯情和浪漫。她在大学时期也曾经历过自己的初恋，但最后以门阀之见而告吹。姑娘失恋后一度痛苦万分，她破天荒第一遭发现自己引为自豪的父亲和精神支柱的家庭在名门贵族面前的卑微。初恋的失败兴许成了玛格丽特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登的动力。
与初恋的情人分手之后，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虽也曾在爱河中游泳过，但都因多种原因而未能成就姻缘。由于与萨姆维尔学院的同学们合不来，她更愿与学院以外的男同学交往。大学毕业之后，直到步入政治舞台，她的朋友中多以男性为主。撒切尔夫人似乎觉得在男士的圈子里更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些。撒切尔夫人自己就曾经说过：“给我六个男士和真理，我就能改变一切。”
在大学四年紧张的学习之余，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还参加了许多在老家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活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她没有置身于政治之外，而是积极、活跃地参加了保守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了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
1946年，玛格丽特被推举为俱乐部的主席。当时，英国政局动荡不定，保守党和工党斗争激烈，玛格丽特则毫无保留地站到了保守党的一边。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这与她那保守主义的传统家教不无渊源，但更重要的是玛格丽特在牛津的政治活动中深受保守党政治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