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压迫与反抗
【原文】
民之不畏威，则大威将至矣。
毋狭其所居，毋压其所生。夫唯弗压，是以不厌①。
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②也，自爱而不自贵③也。故去彼取此。
【注释】
①唯弗压，是以不厌：只有不压迫，才不会有反抗。厌，反抗。
②自知而不自见：自我意识而不是只允许自己存在。见，同现。
③自爱而不自贵：自尊自爱而不是只尊重自己爱护自己。贵，珍重。
【译文】
如果人民不害怕（统治者的）威压，那么更大的祸乱就要发生了。
（统治者）不要逼得人民不得安居，不要压迫人民谋生的道路。统治者只有不压迫（人民），人民才不会厌恶（统治者）。
因此有“道”的圣人有自知而不自我表现，能自爱而不自显高贵。所以舍弃后者（自见、自贵），而采取前者（自知、自爱）。
【评析】
有的学者在研究本章时这样写道：“老子经常讲退守、柔顺、不敢为天下先，这是他的手法。他对待起来造反的人民可是不客气，是敢于动刀杀人的。只是他看到用死来吓唬人没有用，所以才说出一句真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过去有些人为了掩盖老子敌视人民的凶恶形象，故意说老子是不主张杀人的，这是断章取义。”天下没有不怕死的人，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活得不耐烦者，有敢于死者，有被迫死者，有立欲求死者。如果人人都活得很好，大福大贵，身体健康，事业成功，那就根本不会有想死的人。上善之人也不想死，即使是舍命救苍生那也是为了死而不亡。人道社会官逼则民反。民反是因为生存道路没有了，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放手一搏。所以百姓才不怕死。
我们的想法是：在本章里，老子指出了人民已经被残暴的统治者压迫得不堪其苦了，死都不怕了，何必还用死来恐吓他们？如果不对人民使用严刑峻法，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世，就会畏惧死亡。在那种情形下，对于为非作歹之人，把他抓起来杀掉，还有谁再敢作坏事呢？他认为，应该把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情况考虑周全，并且采取宽容的政策，不按天道自然办事，草菅人命，就会带来无尽的祸患。仔细理解老子的本意，他并不是要用残酷的手段随意杀人。尽管在本章里我们见到好几个“杀”字，但并不是要杀害老百姓，这一点还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
【解读】
天下没有不怕死的人，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活得不耐烦者，有敢于死者，有被迫死者，有立欲求死者。如果人人都活得很好，大福大贵，身体健康，事业成功，那就根本不会有想死的人。上善之人也不想死，即使是舍命救苍生那也是为了死而不亡。人道社会官逼则民反。民反是因为生存道路没有了，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放手一搏。所以百姓才不怕死。
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是最强大的力量。人民不怕死了，谁还敢去触犯人民？国君不敢，其下的以权效国者们更不敢。当权者一但敢了，那政权就不保。凡是对天下人生命有威胁的，一定得除掉。一个国家的大制一定得是行法律程序，凡是违反人性的，违反人道的，损害他人的，都是犯罪。犯了罪的罪犯是由司法部门处置，敢代司法部门处置的，同样是犯罪。代司法部门处置的就会大祸临头。
【故事】
海瑞刚正不阿做清官
明代中期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至嘉靖、万历年间，明王朝基业危机四伏。这时候，出现了一些刚正不阿的封建士大夫官僚，海瑞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海瑞，是明代著名的清官，一生刚正不阿，不避权贵，犯颜直谏，两袖清风，人称“海青天”。海瑞从小丧父，家境贫寒，直至36岁才得以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其后任南平县教谕，主持教育工作。
有一天，延平府的督学官到南平县视察工作，海瑞和另外两名教官前去迎见。在当时的官场上，下级迎接上级，一般都是要跪拜的。因此，随行的两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却站着，只行抱拳之礼，三人的姿势俨然一个笔架。
这位督学官大为震怒，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不卑不亢地说：“按大明律法，我堂堂学官，为人师表，对您不能行跪拜大礼。”这位督学官虽然怒发冲冠，却拿海瑞没办法。从此，海瑞落下一个“笔架博士”的雅号。
过了几年，海瑞因为考核成绩优秀，被授予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这时他已经43岁了。
海瑞上任时，一不坐轿，二不乘船，只穿了一件普普通通的秀才衣，骑着一头骡子，带着书童海安，悄悄地进了淳安县界，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去。
有一天，海瑞刚刚从街上回到县衙，管钱粮的李老夫子就笑呵呵地进来，把很厚的一叠礼单送上来，说道：“请大人过目，这是全县乡绅听说大人的生日到了，送来的贺礼。”
海瑞一愣，但随即就明白了，这是那些乡绅向他行贿的一个借口，是想让他对多占的土地网开一面。他让家人把礼物全部接下，然后叫李老夫子传下话去，把所有乡绅都请到大堂前说话。
送礼的乡绅见海瑞收下了银子，要请大家喝酒，都高兴地来了。
海瑞见人都到齐了，便从后堂出来，向大家抱拳一揖，笑着说道：“海某来到淳安，深蒙各位厚爱，愧不敢当！不过，不仅我的生日不是明天，就是到了过生日的时候，也绝不接受一文贺礼。各位送来的银子，今天一一当面奉还。至于清丈土地的事情，本县言出必行。如果有不逞之徒从中作梗，敢于作弊，本县言出法随，一定严惩不贷。”
海瑞说完，让家人当面点名，叫乡绅们一一上前领回了银子。众乡绅见海瑞当面退银，都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谁也不敢出面反对清丈土地。
第二天，海瑞亲自下乡，领人丈量土地，成为全国第一个查实土地数目，解决赋税合理负担的县令。贫苦百姓解除了额外负担，家家户户欢喜不尽。
海瑞清丈田亩之后，又着手整顿吏治，实行均徭，革除陋规。他整顿吏治，首先从自己的身上开刀。在当时，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的收入，一笔是国家的薪俸，另外一笔是“常规”收入。
按照“常规”，地方官员到北京朝觐，所需的车马食宿费用和向京都大员讨好行贿的金钱，都要由本地的百姓摊掏。地方官员向出巡和路过的大官赠送财礼、车船支应及招待费用，也要向百姓们摊派。这笔钱花多少就可以摊多少，地方官员自然可以从中渔利，大发其财。
海瑞大胆地革除了这种“常规”，把每人每年要负担的这几项银子从平均5两减至2两。明确宣布自己不要这种“常规”银子，也不向过往官员赠送这种“常规”银子。海瑞在淳安任上曾经两次进京，只用了路费银48两，其他一概裁革。
丈量土地，削减“常规”银，这两项改革，不仅削掉了他自己的特权利益，而且损害了上级官员的利益。
当时有朋友劝告海瑞：“你把这些都革掉了，就大祸临头了！”
海瑞说：“充军流放，下狱杀头，都甘心忍受。无论如何，也不去做这种用刀在百姓身上剜肉的事情！”
由此可见海瑞为官清正，革除特权，不畏权贵，具有大公无私的品格和公正廉明的工作作风。
当时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仗势欺人、作威作福，到处敲诈勒索。一天路过淳安，认为驿吏怠慢，对他招待不周，便借机发作，指使手下人把驿吏倒挂着殴打。
此事报到海瑞那儿，海瑞故意揣摩片刻，便高声吼叫道：“胡总督早就宣布，家眷经过的地方不许铺张，这个人随身带了许多珍宝，肯定是个冒牌货。”喝令衙役把他的东西没收充库，并火速驰报胡总督。
胡宗宪闻报，也只好顺水推舟，不与海瑞为难。
鄢懋卿是权倾朝野内阁首辅严嵩的心腹，持有先斩后奏“尚方宝剑”的都御史。他奉帝命出都巡视，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恭迎。有一次鄢懋卿路过淳安，大家深为忧虑，有人劝海瑞通融一下，以免大祸临头。但海瑞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硬是不肯屈服，不愿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讨好上司。
海瑞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派人给鄢懋卿送上一封信。信上的大意是：听说都御使吩咐沿途招待要简朴，我很高兴；又听说沿途接待十分奢侈，与您的吩咐完全不一样，令人忧虑。照你的吩咐办，怕怠慢您；铺张浪费招待您，肯定要花很多钱，淳安县小民穷，实在拿不出，您看怎么办？
言事不卑不亢，软中带硬，把难题交给鄢懋卿自己去解答。鄢懋卿知道海瑞刚正廉洁，一时也抓不住他把柄，怕到淳安自讨没趣，只好强按怒火改道而去。
海瑞常说：“人应正直节俭。正直的人必会节俭，因为正直的人明事理。不节俭就很难正直，奢侈浪费与贪污腐化是很接近的。”
海瑞在生活上也十分俭朴，反对奢侈浪费。他没有额外的收入，只靠薪俸过着很节俭的日子。每天粗茶淡饭，十分清苦。他还自己种菜，让家人上山打柴，樵薪自给。
海瑞对家人说：“我的薪俸不高，家中人口又多，一定不可浪费。饭食清淡一些，不要经常买肉。”
有一天，因为海瑞的母亲过生日，他家仆人才破例一次买了2斤肉。连总督胡宗宪听到后，也大为惊奇。他对不花钱的酒席饭菜，一口不动；一芥之物，不入私囊；一厘之钱，不送官长。
海瑞在淳安任职4年，他关心百姓疾苦，减免赋税，救济钱粮，平反冤狱，做了不少好事，把一个贫穷的小县治理得秩序井然，淳安父老纷纷称他为“海青天”。
1569年，海瑞就任应天府巡抚。这个职务权力很大，地位显赫，每次出巡，按朝廷规定，前有鼓乐引导，后有护卫，左右有旌旗官牌，三班六役，前呼后拥，十分威风。
海瑞看不惯这一套劳民伤财的制度，很想废除它。于是，就职当日就颁布“督抚条约”，详细规定应天府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要点是：巡抚出巡禁止各地迎送、禁止装修招待房舍；规定各级官员见巡抚应穿的衣服；禁止大吃大喝、制定饮食标准；禁止非礼之费，禁请托、禁给过往官员送礼；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
不久，海瑞出巡的第一个县，就是他十分熟悉的淳安。到了县界果然没有人迎接，住进驿馆，一切也都如旧时一样，没有添置新设备。海瑞对此感到很高兴。
知县送海瑞来到驿馆正厅。海瑞曾多次来过这里。他习惯地站在堂前打量一下全室，然后坐在椅子上休息。陪同的人也都一一入座。
海瑞刚要让县令汇报情况，突然，他觉得椅子有些不对劲。他伸手摸了摸椅子坐垫，心里明白了。他站起身，走到卧室去看一看，卧室里的被褥，还有那椅子的椅垫都换成了崭新的绸缎。
海瑞很生气地质问知县：“三令五申，你怎么明知故犯。我明明记得那旧的绸面并不破旧，为何更换？”
县令面带愧色。海瑞呵斥说：“想让我住得舒服？想让我高兴？对不？我不需要！我看到这些并不高兴！”
县令受到申斥，他并不委屈，只感到海瑞清廉刚正名不虚传。他忙说：“我立即让人们换下，仍恢复原貌。下官一定记住大人的叮嘱。”
海瑞经常微服察访，了解民情、乡情，解决实际问题，让当地百姓难以忘怀。
吴淞江本是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白卯河一段因长年失修，河道淤塞，堤岸也有毁坏，影响湖水入海，致使江南过半的麦田泡在水里，灾民纷纷外逃，社会秩序混乱。海瑞在视察灾区之后，提出了“以工代赈”的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招募大量灾民参加白卯河的疏浚，动员绅士为赈灾捐钱献粮，朝廷把救济粮以工钱的形式发给治水的民工。计划公布后，灾民踊跃参加治水大军，逃荒在外的也返回故里，连应天府之外的农民也赶来了。
海瑞亲临工地，督促大小官员恪尽职守，并严厉惩处了贪污钱粮的官吏。几十万民工干劲十足，仅用56天就完成了吴淞白卯河疏浚工程。“要治吴淞江，需请海龙王”，这是江南人民对海瑞的赞誉。
明中后期，江南的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大地主侵占农民的土地，却把赋税、徭役转嫁给农民，百姓苦不堪言。海瑞决心为国为民治一治侵田的歪风。
退田是棘手的，要扩大影响必须拿最大的地主开刀以打开缺口。江南最大的地主要算松江华亭的退职宰相徐阶，此人家有良田40万亩，多数是从农民手中夺来的。目标选中，海瑞却为难了，因为徐阶是他的救命恩人。
当初，海瑞因给明嘉靖帝上《治安疏》，指责皇帝不理政事而被打入死牢，如果没有徐阶在皇帝面前苦口婆心为他说话，海瑞早已身首异处。为此，他翻来覆去几宿没有睡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从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秉公执法。
海瑞写了《督抚条约》，叫人抄写后送交各府县张贴，既是打招呼，也表明了他对退田的决心。接着，又以私人的名义给徐阶写了一封信，申明“退田”之大义，要阁老好自为之。
徐阶退出了几千亩地，并把为非作歹占民田的儿子关在家里。海瑞自然不肯就此了结，再次写信给徐阶，严肃指出“必须再加清理”，占田的儿子应受惩罚。面对铁面无私的海瑞，徐阶招架不住了。于是，他的两个违法的儿子也给海瑞法办了。
经此一事，江南占田的地主接二连三地把田退了，兼并土地之风得到平抑。
海瑞去世前3天，兵部送来柴火银子，一算多了7两银子，他还让退回去。去世后，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顾海瑞，只见用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
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柩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孝服的人站满了两岸，白衣白帽者望不到尽头，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海瑞一生大公无私，励精图治，不畏权贵，为国为民，他的刚直不阿的精神，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受到后人们的怀念、崇敬、爱戴和拥护。几百年来，海瑞的事迹，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清官形象被广泛传颂。
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明王朝危机四伏，出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为官者，张居正就是肩负“举废饬弛，肩劳任怨”历史使命的代表性人物。
张居正，自幼聪明过人，15岁考中秀才，26岁中进士，46岁进入内阁，48岁至58岁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他的治吏张法、爱国利民的业绩，至今仍为国人所称颂。
明代中期，吏治腐败。张居正以国家大业和人民安定为本，针对混乱不堪的时弊，制定并推行了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和管理的“立限考成法”，这是对明代吏治的重大改革。
张居正认为：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主张不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定期考察，而且对其所办的每件事都要规定完成期限，进行考成，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这就是张居正“立限考成法”的基本思想。
张居正根据“立限考成法”，对从朝廷至地方的各级官员进行严格控制。
1574年，张居正责令吏部尚书张翰和兵部尚书谭纶，把全国知县以上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历等自然情况登记造册，由六部和都察院按簿登记，要求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不按时完成，必须如实审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这样，层层检查，层层负责，推进了办事效率的提高。
张居正在考核地方官时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对那些花言巧语、欺上瞒下的官员列为下考。
在考核中，张居正还善于将整顿吏治和为民做好事结合起来。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形成了朝廷命令朝下疾如迅风的良好政治局面。
张居正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减轻人民负担，首先必须从官员做起。他说，每个官员必须明确职守，对那些只吃皇粮不管事的冗官，要进行裁减，并宣布，各地不得擅自添设机构和人员。
1580年，张居正亲自下令撤除苏松地区私自添设管粮参政人员，并立即则成吏部认真核实上报各省擅自添设官员人数。张居正对不谋其政多余官员，坚决地进行裁减。1581年一次就裁革冗官达169名。在他当政期间所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十分之二三。
张居正一边裁革冗官，一边又广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重用。
一次，明神宗朱翊钧审阅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案卷，随即问张居正：“孙凤鸣身为进士，为何这样放肆？”
张居正回答说：“孙凤鸣就是凭借他的资历才敢这样妄为；以后用人，要先视其才，不必求资历。”
明神宗非常赞同张居正的意见。如此一来，张居正就以圣旨为令箭，大胆地启用人才。实践证明，凡被他启用的人才，都成为改革中的骨干。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对各级官员凭借职权滥用驿站行为，也进行了整顿。当时驿站的使用日益混乱不堪，不仅官员滥用，而且常出现将勘合转借他人使用的现象。一些不法权贵，手持勘合到驿站，随意索求，享用奢靡，残害百姓，人民极为愤慨。
张居正为整顿一些官员借用职权之便大肆挥霍国家之财的享乐行为，对凡违反制度使用驿站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
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1580年，张居正处罚违制使用驿站人员达30人之多。其中革职7人，降级的22人，降职的1人。
张居正在执法上一视同仁。一次，张居正弟弟由京返乡，保定巡抚无原则地发给他一张勘合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此事，立即责令其弟将勘合上缴，同时对滥发签证的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经过整顿，从根本上改变了滥用驿站的状态，保证了国家军事要务的畅通，为国家节省大量资金，减轻了人民负担。
在整治中，张居正强调把执法和尊君结合起来，以此严肃法纪，彰显国威。张居正把破坏法纪的权贵，视为祸国殃民的大患，予以坚决打击，从不手软。
当时横行在江陵一带的辽王朱宪，是张居正少年时代的好友。此人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地方官和朝廷派去查办的人员都不敢惩治。张居正得知后，毅然决定审理此案。
张居正根据朱宪犯罪事实，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地把他废为庶民。同时对关于此事隐情不报和失职的官员，也给予了应有的惩处。这些严格执法、惩治恶官的行动，抑制了强豪的猖狂，顺应了人民的心愿，实为张法利国之创举。
在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国家财政开始好转之后，张居正又开始清丈全国土地。
当时的赋役制度不能适应封建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新变化，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对此，张居正认为，只有使人民“足食”，才能做到“国富兵强”；只有改革赋税负担，才能使人民“足食”。而要改革赋役负担，减轻民生疾苦，必须从清丈土地开始。
1578年，张居正下令对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进行清丈。限3年完成。并规定凡是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清丈的结果是，把地主豪强隐漏的土地清查出来一部分。同时核实了贵族豪绅的税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于1518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赋役合并，摊丁入亩，按亩征收，计亩征银，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向国家交纳赋税。
“一条鞭法”虽然不可能彻底执行，但因为它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作弊扰民，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对于挽救社会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575年，黄河、淮河相继决口，水患严重、修治不力，张居正不忍坐视人民流离失所，决定治理黄河，为国造福，为民解忧。
张居正知道自己不是水利专家，缺乏治河的实际经验，便推荐水利专家潘季驯总理治河工程和漕运。潘季驯以科学推算为根据，一反传统方法，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由于张居正的支持，潘季驯的方案得以实施并取得成功。
于是，被淹没的土地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农桑；而且畅通了运河，便利了漕运。通过治河，既减少了人民由于水患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也对当时国家的财政好转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居正能顺应民心，锐意改革，于国于民有利，因而受到了后人的称赞与肯定。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爱国为民、任劳任怨、举废饬驰、造福社稷的功绩将永存。
于成龙享誉清官第一
清代康熙皇帝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军事和经济措施外，廉政建设也是他稳定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一环。对于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自然大加褒奖。
于成龙，居官20多年，以其政绩和廉洁蜚声朝野，康熙皇帝褒奖他“清官第一”。于成龙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他在1639年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
1661年，年已44岁的于成龙，接受清代朝廷委任，到遥远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当时罗城，由于长年战乱，环境和条件极差。于成龙上任前，亲朋好友都来相劝，让他不要到那“蛮烟瘴雨”之地去吃苦。
于成龙不为所动，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百两，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毅然登程。于成龙来到广西罗城后发现，县衙院内荒草丛生，中堂仅有3间草房，内宅的茅屋内没有墙壁，破陋不堪，有时大白天竟有野兽出没。
于成龙面对这些困难，没有退却，他用石块垒起“案几”，在堂前支锅做饭，夜里睡觉头枕刀枪。用茅草搭建官署房屋，用棘条树枝编屋门。室内设置也非常俭朴，桌子是用泥土堆的，床上铺的是几捆干草，而且办公、生活全在这一间茅草屋内。
在整治边荒的过程中，为了节省开销，于成龙出外考察时从不坐轿子，而是头戴斗笠，脚穿草鞋，有时冒着酷暑，有时踏着泥泞的道路，到乡间巡视。
为改变罗城面貌，于成龙努力招抚流亡，发展农业生产。他经常到田间察看，并与农夫农妇亲切攀谈，宣传耕作的道理，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诱导、鼓励人们发展生产。
百姓们见于成龙实心任事，却如此清苦，心中十分不忍。
一次，百姓见于成龙身体不好，就凑了些钱送去，他们跪在地上恳求于成龙收下：“我们知道您辛苦，请收下这点盐米钱吧！”
于成龙说：“我一个人在这里，要钱干什么？你们拿回去奉养父母，也就等于给我了。”
百姓们只好将钱拿回。
有一次，于成龙的大儿子从家乡来看他，他很高兴。可是在儿子临走时，他既没给钱，也没有给他带什么特产。当时厨房中正有一只咸鸭子，于成龙觉得这已经很丰厚了，于是就割了半只给了儿子。
百姓得知此事，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人编了这样一句民谣：
于公豆腐量太狭，
公子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在罗城奋斗几年后，使罗城县面貌大为改观，百姓的生活很是富足。
1667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罗城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呼号：“大人离去，我们没有主心骨了！”赴任之日，百姓们依依不舍，送出三四百里。
于成龙一到合州，首先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有一匹病马，以家仆自随。当时的合州，地方的官员以土产馈赠上司的习惯几乎成了风气。
一次，知府下帖，让合州送鱼。于成龙不但不送鱼，反而向上呈文，备陈合州百姓困苦之状。知府自知理亏，不但没怪罪他，反而裁革了10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1678年，于成龙因政绩显著，升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特意嘱咐手下人买了200斤萝卜放在船上。他的一位属下听到后十分奇怪，问道：“大人为何买这么多萝卜？萝卜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于成龙解释说：“我们这一去，路上要走好几天水路，萝卜便宜，可当菜吃，不是水和菜都有了吗？”
属下听后感慨地对别人说：“于大人太节俭了。要是为官的都能像于大人那样，很多事就好办了。”
于成龙船载萝卜上任，是对：“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千里为官只为财的颠覆，成为后世从政为官者的一面镜子”。
于成龙到福建上任后，仍以清苦自励，不改初衷。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官署后院的槐树叶子一天比一天少。开始人们没有在意。后来，人们发现于成龙的仆人每日去摘树叶，便好奇地向他询问。
仆人说：“于大人非常喜欢喝茶，只是苦于当时茶价昂贵，不舍得花太多的钱去买茶叶，就想了这个主意。”
同僚们知道了这事后，有的笑于成龙“太会过”，也有人说他是“小气鬼”。可于成龙听到这些后，却认真地说：“现在百姓生活相当艰苦，我们这些当官的，还真得学着‘会过’，学着‘小气’些！”
在当时，外国商人前来福建做贸易，有的人经常给当地官府送礼。对此，于成龙一概谢绝，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由于于成龙的清廉名扬天下，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奖，1682年，提升他为两江总督。
这个消息传出后，两江总督所管辖的大小官吏们便为迎接新总督忙开了。他们有的借机广收本地名产、特产，想等新官上任先奉上丰厚的见面礼，以此来博得新上司的好感；有的则忙着为新总督挑选豪华的府邸，想以此使自己和新总督的关系更亲近。
就在这些官吏们准备在新总督面前讨好争宠的时候，一天，突然有人报告：新任的总督于成龙已经到了总督府。
原来，在赴任之前，于成龙先请假回家葬母，然后雇了一辆驴车，与幼子同行，各怀钱数十文，沿途住小店不入公馆，悄无声息地到达江宁任所。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随任，这时因年已65岁，而且身体多病，所以，才带小儿子在身边侍奉。
新任总督一路没有前呼后拥的仪仗，也没有随从，只带着儿子，雇了一辆小毛驴车就上任。这一切，使那些整日花天酒地的贪官污吏们大为震惊。
于成龙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把所管辖范围的下属官吏传来，严肃地说：“为官的，一定要带头奉公守法，勤恳办事，绝对不允许铺张浪费，追求奢靡。”他还告诫大家：如有违背上述规定的，一定认真追查，严惩不贷。
于成龙身为两江总督，以身作则，他的内室陈设十分的简陋，除了破旧的案几，一个装朝服的竹箱，两个饭锅之外，其余的都是他的文卷书册。
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粗茶淡饭，所食只青菜一把。他身居高位，却要求自己以粗茶淡饭度日。在封建社会，总督一级的官员，一年到头丝毫不沾美味佳肴，实属难得。加上他府中有一幅《青菜图》，因此，江南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于青菜”。
在于成龙的影响下，江南民俗有很大改变，过去人们喜欢穿着艳丽，后来，上行下效摒弃了绸缎，都以穿布衣为荣。就连士大夫家里都不再攀比奢华，自动减少了车马家奴，府邸不那么辉煌了，婚嫁也不再吹吹打打了。
1684年，年近70岁的于成龙病故在两江总督任上。人们在整理于成龙的遗物时，发现他的私人财产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所有遗物是：床头旧竹箱一个，里面仅有一套粗丝衣服，一双靴子；床头上有盥洗用具一套；另外还有一只旧缸，缸中有少许粗米，少许盐；除此之外便只有书籍了。
人们见于成龙生活如此清苦，忍不住哭出声来。就连平时心惮于成龙的人，也都感动流涕。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江南百姓悲痛万分，商人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
康熙皇帝闻知，十分感慨，提笔称他是“天下第一廉吏”，还追赐他一个“清端”的谥号。
于成龙为官清廉自守，多行善政，其节操至死不变，不仅受到了时人的爱戴和敬仰，也给为官者树立了廉吏的榜样。
刘统勋的文正廉洁
清代乾隆皇帝也是一代有为之君，他发展的“康乾盛世”局面，当然少不了刘统勋这样有古大臣之风的优秀臣工。
刘统勋，为官数十载，自奉节俭，尽职尽责，清乾隆皇帝说他颇“有古大臣风”。“古大臣风”指的是具备德高才能，达能廉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有这种“风”的“古大臣”，是集忠臣、贤臣、能臣、廉臣于一身之臣。乾隆此说，源于刘统勋做人为官之所为。
刘统勋于1724年进士，选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后来累官至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房总师傅，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
刘统勋自任官之日起，都是在朝廷内任职。但他却从不以此炫耀，更不与他人在荣华富贵上去攀比。即使身居要职也自奉极俭。刘统勋为官清廉，不仅表现在自奉俭节，而且还能在任何场合拒绝贿赂，真正做到了“立朝侃然”。
一次，刘统勋的一位老友之子出任湖北巡抚，为寻求刘统勋对其子在日后给予关照，特派仆人登门馈送黄金千两。
面对世交故友送来的黄金，刘统勋心中十分清楚：这是有求于我。按说他可以一口拒绝，但为了给老朋友留个面子，他思索再三，最后唤其仆人来见。
刘统勋对老友的仆人说：“你家主人不忘世谊，前来问候，我很感激。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让他把这份厚礼赠送给故交中贫穷的人吧！”
仆人听后，深为感动，代主人表示谢意，携金而回。
又一次，一位带有厚礼的人深夜来访。门人告知刘统勋后，刘统勋深知其中之奥妙，因而拒不会客。
第二天早，刘统勋来到政事堂，传人让昨夜来访者入见，并以责怪的口气对他说：“昏夜叩门，这不是贤者所为。你有何事禀告，可在众人面前说出来，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让我受益于你的劝诫规谏。”
来者听罢支支吾吾，后只好面带愧色退了出去。
刘统勋自我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人也理直气壮。他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从不宽容。
据史载，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人贪污、受贿案，都是经刘统勋外出审查处理的，而且结论公允，让人不能不服。
刘统勋多年察看黄河、运河的河工，对河工症结非常清楚。与一般官吏多注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认为河工中的财物管理是治河成败的关键因素。对于河工侵吞国库专拨的工程款这一痼疾，刘统勋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对治方法。
1753年，江南邵伯湖的减水闸及高邮的车逻坝决口，乾隆派刘统勋等前往检查决口的原因。
南河工程的总负责人就是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斌，他在雍正一朝就是江南河道总督，同时也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的父亲。此时这位治河能臣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高斌虽然本人清廉不贪，但是其属员却放肆地侵吞治河专款、偷工减料、贻误工期，以至于酿成了决口的重大事故。
刘统勋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真相，将情况如实向乾隆作了汇报。乾隆遂将高斌及其副手张师载以失察罪名革职。这件事对其他河工中饱私囊是个严正警示。
1756年，刘统勋取代被革职的富勒赫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主持完成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已年近花甲。
在徐州，刘统勋事必躬亲，亲临治河工地，风餐露宿，保障了堤坝的质量与按时完工。
有一次刘统勋去杨桥工地视察，发现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仍然久拖未完。他询问误期的原因，有关人员解释说是由于柴火供应不上。
刘统勋听后，知道其中必有弊端，便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忽然，刘统勋听到赶车人群里传来哭泣声，就马上前来询问。
赶车人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地说：“河员必须收取钱财才接受柴火，我们因没钱行贿，柴火即使运到工地也不能卸车。”
刘统勋立即回到工地，对有关河员进行严惩，并积极协调柴火车辆马上进场卸车，然后迅速发放。杨桥堤坝很快就完工了。
刘统勋在朝数十年，一直以清廉著称。乾隆皇帝也深知其人。然而，真正使乾隆皇帝感动，并真正了解刘统勋，却是在刘统勋病逝之后。
1773年11月的一天，刘统勋于黎明时坐轿入朝。行至东华门外，抬轿的人突然感觉轿子一侧偏重，很不对劲，就连忙掀起轿帘查看。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只见刘统勋歪身轿内，已经去世了。
乾隆皇帝闻讯，急派尚书福隆安送药急救，但已不及。朝廷重臣死在上朝的途中，满朝大为震惊。乾隆皇帝十分悲痛，哭着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并决定亲自去刘统勋家里吊唁。
刘统勋的家在礼士胡同。乾隆皇帝来到礼士胡同刘统勋家门外，但刘家门庭矮小，轿子抬不进去，只好将轿子顶盖拆下才抬进院子。待入室之后，又发现室内极其俭素，心中不免为之大恸。
回朝之后，乾隆皇帝对左右近臣说：“刘统勋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他让在朝的官员们向刘统勋学习。并追赠刘统勋为太傅，祀贤良祠，又赐予“文正”谥号。
清代礼制尤重“文”字和“正”字，唯有翰林出身或官至大学士者，方得谥“文”，而“正”字尤为难得。“文正”两字联璧，更非臣下所敢擅拟，非皇上特恩不得用。
清代，芸芸众生，衮衮诸公，得谥“文正”两字者，不过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8人而已。可见“文正”两字旨在彰显名臣风范。
刘统勋一生为官，清正廉洁，秉公无私，在当时的官场之中可谓清风独标，实不枉“文正”二字。正所谓计天下利者，必得万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