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反思和对话是我们这届研讨班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前的社会人类学走向何处？也就是我们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参加这个研讨班，所为何事？在这个班刚开始时，我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经过了实践，我开始觉得逐渐有点明白了。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了几代人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经过，大家都亲自参加了“田野工作”，对我们切身参与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总结了个人的心得，又在这班上互相对话、讨论。到最后一刻，我想总结一下，问一句：我们大家在搞什么？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有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要求文化自觉么，我们这届研讨班上大家的发言和对话不是都环绕这几个问题在动脑筋么？我提出“文化自觉”来作为我们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否恰当和适合，还得请大家思考，体会和讨论。
我提出这四个字“文化自觉”来标明这个研讨班上的目的，确实是我在为这个班作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的形成也有一个经过，不妨在这里对它作一点跟踪追忆。
上面已说过，我想到要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进行反思可以推到1993年在苏州举行的两岸三地社会学人类学座谈会，那时我已83岁，心头在盘算我如果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几年的话，我应当做些什么事？还有哪些未了的心愿？我又自问这一生做了些什么事？立德、立功当然都说不上，可是从14岁开始在《少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起，确实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大多都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也就是说通过文字曾对社会发生过影响。这是不是可以说“立言”？
在写文章和拿出去发表时，我并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会对别人发生一定作用的，所发生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过去一直未曾感觉到是自己的问题。童年时我看到过我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我们说要“敬惜字纸”。我长大了一些，还笑老祖母真是个老迷信。我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时我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我一旦理解了祖母的行为和教训，我心头相当郑重，因为我一生对字纸太不敬惜了，想写就写，还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甚至还编成了书，毫不经意地在国内外社会上流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字报上攻击我到处放毒，罪该万死。事后想来，不无道理。如果我确是发表了一些有害于人民的文章，不能不说是贻害了人。“文革”结束了，别人不再批判我了，我却想到了祖母的遗教，应当自己回头看看我过去的文章和著作。当然不是想像托尔斯泰那样自己把一生的著作付之一炬。已经行世的著作，火是烧不尽的，但这样想至少表白了他个人的心迹。我也明白我写下这么多字纸，并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反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是非祸福自有历史去公断，不必由我去审定，我要审定也无此能力。但是我至少应当回头把这些旧著作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凭老来的眼光，反思一下，再花点字纸，写点反思文章，聊尽作为历史载体的责任。同时我也解决了怎样打点我余生的问题。这是我这几年下笔写反思文章的衷曲。
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如果不停留在个人的“衷曲”上，再前进一层，我所以会发生这些“衷曲”，还是反映了客观的社会现实。我的处境和上节里提到那位出生于新疆移民家庭的我称之为“边际人”的学员，实在是大同小异，我们都是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矛盾中求安身立命的人。我当时曾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来形容这种人的尴尬状态。旧的文化已不能给我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还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我同情鄂伦春族学员的处境，要在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中做出选择。概括地说，我们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
在这种心理状态中，我进行反思，重读马老师给《江村经济》写的序言，我就很敏感地联系上了英国人类学在20世纪上半世纪的变化，看到马老师自己越过了从“书斋到田野”这个关。但在面临“文野之别”的那一道关时，只能叩关而未能夺关了。我又看到在我面前关山重重，我在“微型到宏观”的关上观望，在“传说到历史”的关前犹豫，在“生态到心态”的关口缩手缩脚。环视左右，人类学将何去何从至今还没有人能站出来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0世纪一转眼就将过去了。新时代的呼唤已在耳边。
这个声音最近由于巧合又在新近译成中文的美国畅销书中听到了。从这个声音里我仿佛又听出了“文化自觉”四个字。
在这次研讨班开始前十几天里，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这一本小说。书名是《塞莱斯廷预言》。这几年，小说对我并不具吸引力。但由于这本小说作者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不是就是在北京解放前几天回美国的我熟悉的那位当时和我在小学里的女儿差不多同年的小朋友James Redfield？天下同名同姓多得很。这本小说的作者如果确是我过去的小朋友，那就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就在百忙中抽出两天时间把这本小说读了一遍。
这是一本寓言性的小说，虚构的奇遇。作者假托一个美国青年听说秘鲁的塞莱斯廷地方发现了一本古代传下的关于人类过去和未来的预言文本，有点像我在童年时看到过的刘伯温的《推背图》。由于这本预言对当前当局不利，被列入禁读禁传之列。这位青年却偏偏要去寻觅，于是构成了一本探险记。这故事其实并没有惊险场面，不能和美国流行的这类电影相比。但是经过逐段探索到的预言内容却激动了当前美国的读者。这书一出版，1995年到1996年两年间畅销了600万册。流传之广成了雄踞榜首的奇书。反映了当前美国群众的精神状态。这却不是件小事，一叶知秋深。
在我看来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西方文化的反思录。它假托“预言”，总结了西欧人在公历纪元后第一个“千年”中走过的道路，道出了当今欧美文化的来源去脉，当前遇到的危机，和今后的出路。这是一本可说是用小说体裁编写的一篇人类学论文。
虽则本书的译者有意或无意地没有在本书前后介绍作者的简历，但从这些问题的提出就不能不使我怀疑我早年的小朋友和这同名同姓的作者是一人。我的这位小朋友是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世家子弟。他的外祖父就是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教我到人们生活中去学社会学的那位访问教授，他的妈妈又是在我初访美国时帮我翻译《云南三村》和《中国的士绅》的得力助手。在临近解放时她和她丈夫老两口带了个小儿子全家应邀来华，曾在清华的胜因院和燕京的临湖轩落脚。我就是在这时认识了这位我们都叫他作詹曼的小朋友。转瞬间已过了半个世纪。后来我知道詹曼在芝加哥大学继承了祖业，而且曾当过现在知名的华人学者林毓生的博士导师。这就使我怀疑这本小说的作者有可能就是我早年相识的小名叫詹曼的小朋友。如果我猜中了，也算是一回巧合吧。
撇开小说里的奇遇不说，只就它作为西方文化的反思那一部分来说，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者从第一个千年的西方文化说起，前半个500年里欧洲正处在所谓“中世纪”，人们在“原罪意识”控制下把自己一生命运统统交给了一位全能的上帝去支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半个“千年”。后来经过一场宗教革命，推倒了神的权威，接着又被世俗的追求所控制。人们既不再想在死后进入天堂，眼前只有现世的需求。个人的生活关切把人带进了物质享受的小天地里，只求舒适地生活，不再问为什么活着。一生追求感觉上的刺激，到头来落得个心理上的空虚和焦急。在这500年里人类的科技大为发达，使人利用资源的力量大增，配合上但求享受的人生观，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肆意开发和浪费，导致那一部分有权有势可以控制资源的人无餍地挥霍、掠夺。于是这个世界出现了贫富的两极化。如是过者又500年。到目前快要进入第二个千年之前，也就是当前的时候，众生所依赖的大地，因为经不起这样的糟蹋而亏损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甚至整个地球都已变色。人们出现了“千年忧患”的情结。以上就是我所说的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下个千年还是这样在老路上盲目前进，自毁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么？秘鲁塞莱斯廷地方所隐藏的那本预言，到此结束了反思，进入了“前瞻”。预言说是人类到了第一千年的结束前那一刻，出了个大转变。这个转变出于强烈的危机感，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夺物资，必然会导致匮乏。人类到这时才“迷途知返”，才开始打算走出这个匮乏-争夺-更匮乏的怪圈。怎样走出来呢？作者并没能跳出基督教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爱他人、爱自然”的观念作为救命圈，但是人类这条命怎样救得过来？这本《塞莱斯廷预言》似乎没有给出答案。但对于人类最后达到的境界却做了预言：一是计划生育，人口取得控制，二是用机器人代工人劳动，三是物资充沛后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看来这个作者对我们中国现在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赞同的。
读完这本小说，我觉得作者主张在跨入21世纪之前，西方文化应当清理一下自己的过去，认清自己的真实面貌，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不也正是我这一段时间里所想到的“文化自觉”么？看来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非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
在座的都是有志于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还要在这个班上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7年前我在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这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我想也就是对我今天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1997年春节于北京北太平庄
附记
上文定稿后接到詹曼的姊姊丽莎复我的信，告我《塞莱斯廷预言》的作者不是她的弟弟，这两个人是同名同姓。
复信如下：
Feb.20 1997
Unfortunately, the James Redfield who is author of the Celestine Prophecies is not the James Redfield who is my brother；indeed, we have so far been unable to find any kinship relation.
Regards to you all.
Lisa Peattie.
丽莎（Lisa Peattie）是Robert Redfield之女，Robert Park的外孙女，系MIT退休教授。去年9月曾应邀来吴江参加纪念我江村调查60年的聚叙。该书中译本未介绍作家简历，致有此误，但也可视为一次巧合，所以上文可按原稿发表，未加修改。
(1) 本文为作者在199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高级研讨班上的讲稿，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