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月 改元

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日，《申报》刊载海军部大臣载洵贪腐事迹。中华书局抢先推出《中华国文教科书》。

1月4日 袁世凯下令停止南北和谈。

1月12日 “君主立宪维持会”发布宣言，宗社党成立。

1月14日 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表示一旦清帝退位，自己将辞职并推举袁世凯继任。同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于上海，凶手之一是蒋介石。

1月15日 上海租界爆发剪辫纠纷，向会审公廨提起诉讼。

1月19日 袁世凯在北京东安门外遭到革命党人刺杀。同日，上海、杭州宣布开始拆除城墙与城门。

1月21日 清廷大员端方的头颅从重庆运抵武昌，武昌举行“阅头大典”。

1月26日 段祺瑞等清军将领联名要求清帝退位。同日，彭家珍刺杀良弼。苏州新旧军队传因剪辫引发冲突。

1月27日 《申报》整版报道“奸僧本照之丑史”。

1月31日 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登报辟谣，否认孙中山宣布袁世凯罪状的电报。

来，比一比华盛顿与孙中山的就职典礼

中国第一位需要宣誓的领导人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的时候，中国还从来没有过总统就职典礼这样一回事。那么，怎么安排这场典礼呢？最可效仿的，大概要数已经立国100多年的美利坚合众国。

1789年，华盛顿就任第一任美国总统，典礼安排据说是这样的：

一、入场

二、行礼和回礼

三、入座

四、宣誓就职

五、就职演说

就这些，至于什么晨祷仪式、就职午餐会、庆祝总统就职舞会，都是后人添上的环节。

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同样简短而热闹。《申报》报道：“是时，总统府前遍悬五色电灯，各国领事，亦皆诣府道贺，门外观者不少数万人，欢呼万岁之声震动天地，此诚中国自古未有之盛事也。”

就职典礼的秩序单是这样的：

一、奏军乐

二、代表报告

三、大总统宣誓

四、代表致欢迎辞，上印绶

五、大总统盖印宣言

六、海陆军致欢迎辞

七、大总统答辞

八、三呼万岁

九、奏军乐

在孙中山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需要宣誓——祭天可不算，“受命于天”与“受职于民”完全不同，这关系到国家领袖的合法性由谁赋予。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总统宣誓就职的誓词如下：“我谨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孙中山的誓词大家都比较熟悉，道是：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前半段是表明自己从哪里获得权力，以及为赋予权力者服务的决心。后半段则直指“何时解职”的重要问题。这一誓词，并非由于“临时大总统”这个称号的限制，相反，这个“临时大总统”并没有任期的限制。民军正在准备着北伐，“临时”很可能意味着“战时”，除非南北和谈能够成功。

解除权力的承诺，比获得权力更重要，这是现代政治的观念。据说，当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的时候，人们问他，美国现在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他说：“如何将权力交给第二任美国总统。”

这种观念同样也见于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不管袁胖子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嘴上都不得不说：

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

没有就职演说，却有对外宣言

华盛顿有就职演说，孙中山没有，为什么没有？待会儿说。

有趣的是，我们回顾华盛顿的就职演说，会发现其中的很多语句，如果由孙中山来讲，也会很合适——考虑到后来发生的历史，或许更合适。

请你想象下面的演讲人是孙中山：

在人生沉浮中，没有一件事能比十四日收到你们送达的通知，使我焦虑不安。一方面，国家召唤我出任总统一职，对于她的召唤，我只能肃然从命……另一方面，国家召唤我担负的责任如此天大而艰巨，足以使国内最有才智和经验的人度德量力；而我天资愚钝，又没有民政管理的经验，应该倍觉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必然感到难以担此重任。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唯一敢断言的是，通过正确理解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情况来克尽职责，乃是我忠贞不渝的努力目标。我唯一敢祈望的是，如果我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因沉溺于往事，或因由衷感到公民们对我高度的信赖，因而过分受到了影响，以致在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大事时，忽视了自己的无能和消极，我的错误将会出于动机纯正而减轻，而大家在评判错误的后果时，也会适当宽容产生这些动机的偏见。

……在当前时刻，根据激烈反对共和制的各种意见的性质，或根据引起这些意见的不同程度，在必要时行使宪法第五条授予的权利究竟有多大益处，将依靠你们来加以判断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从过去担任过的职务中找到借鉴，因此我不提具体建议，而是再一次完全信任各位对公众利益的辨别和追求；因为我相信，各位只要谨慎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危及团结和政府利益的修订，或避免做出应该等待未来经验教训的修订，那么，各位对自由人特有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安定的关注，就足以影响大家慎重考虑在何种程度上坚定不移地加强前者，并有利无弊地促进后者。

比起美利坚合众国争论长达四个月的制宪会议，中华民国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总共才经历了82天。一切都是如此匆忙，而且已经成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还没有获得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承认。因此，孙大总统没有就职演讲，却于就职四天后，令外交总长伍廷芳发出了《对外宣言书》。这份宣言书后来被收入《孙中山全集》，代表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宣达，英文初稿却是由澳洲新闻记者端纳撰写的。

在这份宣言书中，孙中山将反对清政府的理由，简要归纳为“满清不开放”：“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僿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中国与基督教文明的接触，自古有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清朝却打断了这种交流，所以是文明的敌人。

不许中国与西方文明接触就算了，你们还不肯开放通商，阻碍实业：“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以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

司法也是清政府的大问题：“严刑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仆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

因此种种，“吾人今欲湔除上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为什么新政府更良好？孙中山代表民国临时政府承诺：

（一）承认此前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以及外债；

（二）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财产；

（三）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孙中山的理想是，中国通过重建国家与改良政治，成为强国俱乐部的一员：“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高最大之任务，实无过于此。”

近代以来，中国何方势力能争得西方列强的支持，大抵就会在政治斗争中获胜，这已是公认的结论。南京临时政府对列强释放的善意与恳求，也是基督徒孙中山的个人理想所寄。

为什么孙中山就职如此仓促？

回头说，为什么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如此匆促？因为孙中山一直在跟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议争吵！

争什么？争的是中华民国到底是用阳历（公历）还是阴历（农历）。

民国后来决定采用阳历，报纸上是这样说的：

兹上海民军以今日适为阳历元旦，而我民国沿用之阴历，于外交上有种种不便，将来改用阳历，故即公请大总统于今日履任，以符天与人归之义。

事实上，采用阳历，是孙中山本人异乎寻常的坚持。或许孙中山认为，如不采用阳历，中华民国就无法作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进入列强之林。而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各地民军的告示、文件，使用的都是章太炎制定的“黄帝历”。

所以争吵异常激烈，据说一直到1911年12月31日，仍未有结论。最后孙中山发怒了：如果不采用阳历，我就不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在这样的威胁下，天平渐渐向孙中山那边倾斜，但也是直到12月31日深夜，才确定了民国使用公历，与会代表马上打电报到上海宝昌路408号孙中山寓所。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提前赶到南京准备就职。他元旦上午才从上海出发，沿途接受各站官员迎送与民众欢呼。21世纪的高铁自沪至宁只需要一小时的路程，孙中山的专车直到下午五点才抵达南京。

而且，“必须在元旦就职临时大总统”，也是孙中山本人的主张，大概是取万事更新之意。即使大家都很疲惫，就职典礼仍然在夜里十点，在由两江总督署改成的总统府举行。

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任鸿隽，因为太疲劳，刚到南京住处就上床会周公去了。这位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时只在日本留过学，还没有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跟胡适当同学，所以他大概还理解不了孙大总统对“元旦”的重视。

第二天醒来，他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历史性时刻，临时大总统居然已经就职了。

花界举办光复纪念会

梦里我是1911年上海一家通讯社的小记者。

新闻界永远都是有等级的。像《申报》《时报》，那是有大资本在后面撑着，像《天铎报》《民立报》《独立周报》，那是政治势力的喉舌。这些都是南方系。还有像《民视报》、日后的《亚细亚报》，是北京的御用报纸，是可以用『臣记者』自称的。

当然，还有一股泥石流，就像创办超过60年的英国路透社、日本外务省援办的《顺天时报》，国际范儿，啥都敢报，啥都敢说，中国媒体有不便出口的话，就转人家的呗。

至于我在的那种小通讯社，用上海话说，小巴辣子一个，谁鸟你啊？新闻热点多得很：南北和谈，唐绍怡、伍廷芳知道你是谁吗？孙中山就在上海，你见得着吗？武昌和汉阳炮声不断，你敢去吗？就连上海都督陈其美开的记者招待会，你能弄着一张请柬不？

请柬也有，隔壁通讯社的老严塞给我一张。『东南光复纪念会？』上面列出的邀请人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哪儿办的？』

『吾哪能晓得？』老严耸耸肩，上海腔跟我一样蹩脚，『一道去吧，听说很热闹，会连演三天呢。』

东南光复纪念会设在著名的张园安垲第，请柬上写明12月30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开始，才正午一点钟，人群已经乌泱乌泱像在赶墟。『超过一千人！』老严很有把握地说，安垲第的集会他来过多次，看人数只是小开司。『老时髦了！』他东张西望地挤来挤去。

确实很时髦，红男绿女，长衫西装，珠环翠绕。我虽然对时尚不敏感，但是我知道张园是整个上海的时尚中心之一，『张园坐马车』几乎是好多清倌人红倌人每日或隔日的节目，看过《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的人都知道。

老严已经去签到处写了我们两家的名字，过来跟我咬耳朵：『侬晓得伐？今朝的纪念会是上海花界公办的！』他激动得脸上的麻子都红了。

难怪啊难怪，上海真是开化之地，连先生倌人都是爱国先锋。

大厅一进门，就是由热心人士捐助的『东南光复战利品』，共有三样：一样是南京战场捡来的开花炮弹，一样是张勋发出的令箭，一样是张勋的黄马褂。

这些东西的主人，现在跑到徐州，成为民军北伐最大的拦路石，还时时想着夺回江南，多么招人恨哪！

所以接着就是一个张勋的『标本』——做纸签的那位，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标本？明明是一个空心泥像，塑得浓眉大眼，黑紫脸膛。那张勋，身穿黄马褂，光着一雙脚，跪在地上，造型是岳王坟前的秦桧。旁边还有人说：『差个女的！给他配个女的！』——张勋的宠妾小毛子落到南京民军总司令徐绍祯手里，有人提议可以关在笼子里卖票，一来羞辱张勋，二来补充军饷。

张勋背上还插着一张纸标，就是前清斩首犯人时插的那种，上面写着一行大字：『如有义勇志士愿助饷千元者，任将张勋打倒。』这张纸很刺激人哪，我看见周边群众有的怒目切齿，大声诟骂，有的人拔拳相向，虚拟打人，但就是没有人掏出一千元来打倒张勋，所以也很有几位唉声叹气的。

会场有引导员，将男女宾客分开入座，后来我看了老严写的报道，说是『入场后，男女宾无杂坐者，女宾坐席咸设楼上，男宾则列坐正厅，一洗平日淆乱之习。自开会至散会，始终无一犯此规则者，俨然共和国民之气象矣』——喝，妓界开的光复纪念会，倒比『平日』更守男女之防，共和国民，果然不同。

这个下午的节目非常丰富。先是厅里有一堆人演奏华洋音乐，二胡与提琴齐奏，长笛共圆号共鸣，厅外又有人放『日光焰火』。然后是一位黄先生登台演说，略谓此会系由沪上妓界发起，以助军饷者，又有一位张先生登台，表示今日开东南光复纪念会，乃将来中华全国光复纪念会之先声，同胞努力啊。

下面是一位程先生，原来他就是刚才嚷嚷『差个女的』的那位，他又把刚才的观点重复了一遍：张勋这个汉奸，跟宋朝的秦桧是一样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张勋旁边少了一个长舌妇——所以我们要给张勋也配一个？这什么逻辑啊大哥？

程先生还有话说，他呼籲大家剪辫，这是当下的政治正确，你走在上海，基本上逃不过剪辫这一关。比较倒霉的，旁边里弄突然冲出一个人，拿把大剪子，咔嚓一下就把你那油光水滑精心保养的辫子给铰了。为这事，本月每日都有几十起扭打纠纷，要会审公廨开庭审理。

所以你还不如直接先到会审公廨……对面的畅园茶馆，那里有位徐志棠先生，宣称只要你来剪掉辫子，他就白送一碗大肉面。反正要被剪，不如换顿早饭。

不过程先生很厉害，一直围绕着主题。他呼籲大家现场剪辫（确实有一多半的人还垂着呢），而且马上将剪下的辫子捐给大会，由大会统一卖掉，得款以充军饷。主席台两旁转出来四位妙龄少女，每人托着一个瓷盘，里面放着一把剪刀，还有两条辫子作为示范。

程先生还有一个主张，就是『剪髮不易服』，意思是我们要恢复汉官礼仪，所以要剪掉辫子，但是我们——不能换穿西装！因为丝绸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穿西装就没法销用丝绸，就无法为中国工商业争得利权，所以辫子一定要剪，西装一定不能换。

下面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来宾演说，听得人直打呵欠。直到有人搬了一部风琴上台，一个女子出来踏琴，另一个女子唱歌，场面才又热闹起来。老严说，踏琴的叫谢莺莺，唱歌的叫秦楼，都是上海花界的红倌人。

第一天的重头戏真的是一部戏，叫《赤血黄金》，今天演五幕，明天再续演。这个戏啊，怎么说呢，我只能说，真不愧是花界举行的纪念会啊。

考虑到男女分座的时代道德水平，我就不在这里剧透这部以武昌首义为背景的大戏了，只是把前五幕的折名列在这里：

第一幕 《任氏家庭》 报警 从军 拯伤 劫妻 归家 邻告 激奋

第二幕 《武汉战况》 起义 互战 遭难 看妇 被驱 惨睹 寻迹 追骗

第三幕 《逃官现形》 弃袍

第四幕 《荒郊野刹》 奸通 婚抱 妒奸 灭火 杀凶 义释 诠真

第五幕 《汉满家庭》 风警 议逃 拒买 逼饷

戏文里对从武昌逃走的湖广总督瑞澂极尽讽骂之能事，骂清廷，骂庸官，骂汉奸，骂愚民，而里面又杂着清廷官吏家庭的奸情、猥亵、杀戮、宅斗……还真是丰富啊。

看了这样的神剧，我觉得已经至矣尽矣，第二日便偷个懒，去澡堂子泡澡。严麻子却兴致盎然地又跑去了。晚间在青莲阁碰见他，他拿一卷报纸拍我的大腿：

『叫侬同阿拉一道去，侬弗去！头条错过哉！』

非要我请一碗茶，他才告诉我：今天的光复纪念会去了一位『校书』（就是妓女）梁静珠。伊是去岁到武昌跑码头，正正好碰到了武昌事变，目睹民军壮烈困苦，清兵残酷暴虐，深受震动，参加纪念会又听到诸君演说，立志报国又无能为力，遂决定『舍身助饷』，即日起发售舍身券两万张，每张大洋五元，『共售洋十万元，悉为充助军饷，售券完满之日，当众开标，得标者无论老迈残废，何种人物，何种地位，誓以身从之』，为著信用，保证人请了民军协济会姚调查长。

据老严说，此言一出，台下楼上，采声雷动，尤其男宾席，更是人人欲狂。梁静珠也算是花界一号人物，不然也不敢远走武昌大张艳帜。现在只要花五块钱！五块钱就可能把这位红倌人娶到手，还能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尽一份力！傻子才不干呢。

哇嘞，这是众筹啊，1911年就玩得这么溜。

旁边有两位客人，也在讨论这件事。一位说：『梁静珠这样做，诚然愧煞须眉，只是如果将来中标者真的是老病残疾，伊真能嫁吗？』

另一位说：『这么多人知道，伊哪能弗嫁？面孔要不啦？』

那位喜欢抬杠：『那要是中标者是个汉奸呢？本来舍身是为民军助饷，难道也嫁给他吗？』

这位脑洞也大：『梁静珠不是说无力报国吗？嫁个汉奸，正好哇，洞房花烛，手起刀落……不就成了中国光复史上人物了吗？』

老严听他们越说越不像话，赶快扯扯我：『哎，还有，你还记得那个张勋的「标本」吗？』

记得啊，咋的？

『我们昨天去时，不是写着助饷千元可以打倒吗？没人出手。今日我去，已经改啦，说是「助洋一元，可打一拳」……』

『那有人出手吗？』

『有哇，我听别人叫他「三凤君」的，付了一元，打了标本一耳光，本来瞧着有人开了头，该有进账，没想到接下来这位，直接喊了一声「汉奸败类，人类之公敌，一钱不值，哪配有那么多洋钱花在他身上？」丢下一枚铜钱，就是一脚……』

『完了！』

『是也！他开了头，后面的哪有不占这便宜的？只听噼哩啪啦，叮当五四，这个标本被拳打脚踢，瞬间粉碎……地上洒了一地的铜钱，啊哈，纪念会这次亏了……』

我倒觉得，光复纪念会无比成功，这两天上海天气突变，朔风怒号，阴云密布，可是听老严说，还有四五百人去踢打张勋，围观名妓献身，还有毁三观的《赤血黄金》……我觉得比过两天的『上海报界招待孙中山先生大会』要精彩多了——孙中山又不会来，他要去南京准备就职，已确定汪精卫代表出席，当然，我和老严还是弄不到请柬。

『怎么样？』老严拿眼乜着我，『明日梁静珠的舍身券就要发售了，你我兄弟要不要也买上几张？捐饷报国，人人有责嘛！』

蒋介石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

事先张扬的谋杀

民国刚刚成立，1912年1月14日凌晨2点，光复军总司令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刺。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之前上海已经谣传多日，说因为同盟会与光复会在种种问题上大起冲突，“陈英士要刺杀陶焕卿”。据光复会领袖章太炎追述，陶成章确实收到过辗转传递的警告：“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陶骏保是光复会会员，镇军军官。中华民国成立前十八天，此陶被陈其美以“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的罪名，未经军法会审，枪杀于都督府大堂。光复会事后提出种种质询，陈其美拒不回答。

因为有此传言，陶成章接连换了几间旅馆，养病也挑了一间很僻静的医院，但还是未能逃脱。陶被刺之后，临时大总统孙文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要求“严速究缉”。

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是，孙文在致陈其美电文里，开头便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日上午二点在法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部、腹部，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殂，不胜骇异”——列位，孙中山也承认陶成章“光复之际实有巨功”，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在上海被刺，陈其美身为上海军政最高领导人，居然不报告南京民国政府，要等着大总统“阅报”方知其事，你说诡异不诡异？

所以章太炎一口咬定刺陶是孙中山、黄兴指使的，恐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谁是刺陶的凶手，“医院看护侍者传述：身穿西式大衣之两少年，惟声音低脆，颇似妇女，且灯火之下，难辨面目”（《申报》1912年1月20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手刺陶的两个人，一个是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一个是陈其美的拜弟蒋志清（又名蒋中正）。据说蒋志清自从上海光复以来，常在私下极口指责陶成章，除了指责陶在孙中山归国后“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他批判陶成章的最大罪状是“伯生之死，为陶所逼”。

又关徐锡麟事？

伯生就是徐锡麟。1907年安庆举义失败，他与秋瑾双双被难。

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述，徐锡麟原本的打算是在绍兴“劫钱庄”，办大通学堂就是为“匿伏藏获”之用。因为技术力量不够（“无通驾驶术者”），他就打算在开学日集绍兴所有清朝官吏而杀之，乘机举义。陶成章劝他，光在绍兴起事，影响不足，“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了陶的话，开始了去安徽的准备。这一盘棋下得大！他们先捐了官，再谋求去日本学陆军，再回来争取统军权。但是徐锡麟近视得厉害，日本没有学校肯收他。于是徐、陶二人发生了争执，陶坚持要获得统军权，或者搞团体暗杀；徐锡麟则认为掌握不了军权，掌握警察权也不错。

徐锡麟到底还是自行其是，找关系到了安徽谋职。这个阶段的徐锡麟，似乎脑子里有多个计划，有些很长远，比如请托在日本的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防止被人造假；有些又非常鲁莽，比如就在分省安徽的6月，他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这种刺杀，完全与举事无关，就是单纯的暗杀，跟光复会安徽起事计划明显冲突。

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安徽新军难于沟通。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

直到徐锡麟再次请求姻亲俞廉三，重托俞的学生、安徽巡抚恩铭，当上了巡警学堂会办，他在安徽的起义事业才有了转机。不过，此时陶成章对徐锡麟的误解也加深了，章太炎书信中曾说：“伯荪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徐锡麟致陶成章的长信，也为自己辩解：“自问生平遇最苦之境地，值最难之际遇，而麟出以无形之运动，期曲折以达目的，其中忍耐坚苦备尝之矣，可为知己道也。麟自早至暮，无一念或忘，无一事不从此着想。”

徐锡麟安庆举义，准备很不充分。对此，外间有很多解释，比如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都督端方拿获，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此消息已通知恩铭；秋瑾即将在绍兴举事，需要徐锡麟配合，等等。陶成章的怀疑，对于“凡所行事，咸操极端主义”的徐锡麟来说，当然也可能是起义的动因之一。

自相残杀为哪般

蒋介石“陶成章逼死徐锡麟”的说法，据其自述，来自大通学堂创办人之一竺绍康，不为无因。但是，要说蒋介石是要为徐锡麟报仇才刺杀陶成章，而不是为了替陈其美与同盟会争权，只怕没人会相信吧？

民国政府成立后，徐锡麟被奉为革命先烈。就在陶成章死后的“头七”即1月21日，徐锡麟的灵柩运经上海，上海各界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仪式。刚被刺杀的陶成章，也同时成为追悼的对象。如果按蒋介石的说法，徐锡麟是被陶成章逼死的，那可真够讽刺的。

1月28日，南京各界在下关商会召开徐锡麟等三烈士追悼大会，1万多人到会，教育总长蔡元培做了长篇发言。这位既是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又是同盟会高层的前清蔡翰林，慷慨激昂地回顾了徐锡麟等烈士的生平，“闻者堕泪”。最后蔡元培沉痛地强调：“北虏未灭，办事诸人宜志在远大，万勿自相轧轹，致负烈士杀身为国之志。”言下之意，不问可知。

头发的故事

自杀被杀，都为剪辫

福建省漳州府角尾田里社有一位岁贡生叫王乘龙，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前，1912年也70多岁了，精神还算健旺，如无意外，应该也就是波澜不惊的一生。谁也没想到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会出现在《申报》上。

《申报》上说，此人“奴隶性质到老勿衰”，所以各省光复，他面有戚色，长吁短叹。乡里人纷纷剪辫，王乘龙不置可否。族里人问他剪不剪辫？他说，不破坏，亦不赞成。到了民国开张，共和将成，王乘龙于1月14日“敬备香案向北谢恩，行三跪九叩礼毕，退归私室，写出五言诗一首，悬梁自尽”。

《申报》编辑促狭，在“谢恩”二字后面添了一个括号“（何恩于汝）”。其实王乘龙是岁贡生，年年也领朝廷的膏火费，虽然不过十几两廿两，几十年下来，也算得一种恩惠。不过，南方各省正在庆贺“第一共和元宵”的兴头上，这老学究未免触了霉头，因此《申报》口口声声称之为“奴”，说他的死也是“以全奴节”。

新闻写到此并没有完。王乘龙的遗诗，也被拎出来示众，诗云：“毫发千钧重，山河一注孤。勤王心未死，结草赴京都。”读到遗诗，王的“友人李君”立即和诗一首：“毫发原无量，江山一旦倾。奴隶心未死，魂梦赴都城。”

从这首和诗可以看出，乡里族里，未必能容许王乘龙自行其是，剪辫与否，实为是否效忠新朝的分水岭，就算政府不像清初那样严令薙发，周边舆论也足以让人无所遁逃。鲁迅《风波》里写七斤是上城被人剪了辫去，回乡被老婆骂，乡里的读书人赵秀才反而可以只盘起辫子。从这则新闻看来，乡里也不平静，也是“毫发千钧重”，连“友人”都容不得你那隐性的不服从，哪怕上吊了，还要写了和诗来追骂。

1月15日，《申报》报道王乘龙自尽消息的当天午后，一、二、三、四、五、六、七，赵元龙等七个上海人未曾剪辫，走到虹口吴淞路，被一、二、三、四、五……十一个广东人抓住，说他们是“满人奴隶”，一个抓一个，多出的人就去附近借剪刀。这种情势下估计周边住户愿不愿意都得借啊。于是咔嚓咔嚓，七条辫子落地。这下上海人不干了，扭住广东人要他们赔辫子。

租界不是乡下，这样的事自有捕房出面扣押众人，次日再送到著名的“会审公廨”，一般人称为“公共公堂”，由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员会同审理。此时的上海租界，虽然从大清到了民国，会审公廨也经历了正副谳员卷款私逃的风波，驻沪领事团又差点儿接管这块宝地，但好在十天前沪军政府顺应民情，继续委任清末享有盛誉的“关老爷”关炯之为中方谳员。

审讯开始，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师先行申诉，他显然是扮演公诉人的角色，“称梁等不应用强硬手段剪人发辫，应请究办，以免效尤而生事故”，我不管你是前清还是民国，闹革命还是做奴隶，租界里若是可以随便剪人辫子，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接着就是“各原告持发辫上堂诉明前情”。新闻中并未提及被告的陈述环节，难道11个人都低头认罪，还是他们被官威吓倒了？总之，在租界认可的规则里，因为热心革命而乱剪别人的辫子，是无法得到同情与容忍的。关炯之与会审的“美海副领事”商量了一通之后，判定梁少伦等11名广东人“虽属热心，未免过激”，判令将梁少伦、王阿春、叶阿林、钟维新（好名字！）等9人各关押6个礼拜，情节稍轻的两人，一个关1个月，一个关7天。

上海租界不能乱剪人辫，内地就不同了。江西湖口，也是在1月15日清晨，全县居民正在燃放爆竹，庆贺新历元宵，街上突然冲出数十名军士，手持快剪，将行人的辫子全部剪去（《申报》记者用了“豚尾”一词，立场非常明显）。其中有一位绅士高某，也被扭住剪了一刀，高某勃然大怒，怒得忘了这已经是在民国，发起前清的威风来，亲自跑到县衙，请冯知县究办匪类。

冯知县也被鞭炮吵昏了头，居然派差役上街拘了四名剪辫者到县衙，各自责了四百板！这一着虽然保全了绅士的面子，驻军杨统领又不干了，亲自跑到县衙来，晓谕冯知县：剪辫一事，新政府已有明文，咱们都要遵行——注意，此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29号公报里的剪辫通令“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按违法论”尚未颁行，所以上海租界才敢判剪辫人监禁而释放被剪辫者，所以杨统领也只能指责冯知县“为些许小事迟行刑责，殊属不知大体”。

冯知县一听此言，“恍然大悟”，觉得剪辫子可能是个政绩工程，不仅连连向杨统领赔礼道歉，而且当堂发出20柄剪刀，让差役“沿街剪发”。悲剧了！刚好乡民游某进城缴粮，被差役扭住要剪辫，他不像绍兴的七斤兄弟那么老实，愤起反抗，扭打之际，“铁剪尖端戳入喉际，立即倒地，血流如注”，死了。就连坚持主张剪辫的《申报》也不得不感慨：“噫，惨矣！”

一自杀，一被杀，都只为一撮头发。这是发型任意、搞怪不拘的今日难以理解的故事。

新军强剪旧军辫

《申报》1912年1月18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记新南京三日之见闻》。南京虽然是新国家新首都，但这两年瘠苦得很，去年夏天遭了洪水，秋冬又因为江浙联军攻打，张勋死守，几至糜烂。秦淮风月，变为难民遍街，托钵盈巷，秦淮河上的画舫虽然勉力开张，几乎没有游客，只好添售茶点，以补生计，作者说这种景象“亦从来未有也”。

那么，新南京有什么新气象呢？据作者三日的观察，一是见大总统容易，每日下午两点钟至四点钟，是孙中山的会客时间，跟他在上海未任总统时一样。想专制时代，哪有这样平易的国家领导人？另一桩，便是“沿途所见，跑贩夫走卒，无一人尚垂豚尾者”。

头发问题，易代之际便是大事，正如鲁迅所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与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这吃的苦，在民国元年更甚。因为这辫子据说被西洋人甚至东洋人笑为“猪尾巴”，就是“豚尾”，专用来侮辱大清子民。虽然据吾友施爱东的考证，这所谓的“侮辱”也带有许多想象性成分，然而在当时激起的悲愤是真实的。于是，辫子的去留便被赋予了“文明/落后”“光荣/耻辱”“共和/帝制”的多重含义。剪辫也便常常变成公共问题，而非个人选择。

1月29日《申报》第八版上发表了两首绝句，作者署名江东。诗题很长，叫《自民军光复南京各省纷纷剪发不亦快哉戏成二绝以博一笑》：

一自降旗出石城，西风吹散剪刀声。从今已入文明国，要与欧西并马行。

专制沉沉毒已深，谁知胡尾久如林。义旗一指群心解，烦恼千丝何处寻。

在这位江东先生笔下，“剪辫”俨然成了中国从野蛮专制国向“文明国”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有意思的是，1904年后中国各省立宪党人鼓吹君主立宪，同样宣称自此中国将进入“文明国”行列，然而立宪党人的愿景中，并不包括“剪辫”这项大关目。自然，辛亥前早有国内士兵、学生（甚至包括京师等地的旗兵）个人或集体剪辫的记录，但那多半是为了操练起居方便起见，不见得要做这么宏大的一篇破题。

至于是不是“义旗一指群心解”，那可真堪考究考究。1月27日《申报》载有大幅新闻《苏州新旧军大冲突》，报道1月26日清晨苏州选锋营与江防营的冲突，前者是新军，后者为张勋旧部。起因是什么？剪辫。

选锋营兵素与江防营意见不洽，前因强剪江防营兵发辫，当被江防营兵拔刀刺伤，此次选锋营兵见江防兵背垂巨辫，即欲向前硬剪，江防营兵不肯，因此大哄，始犹口角，继则江防兵及选锋队愈聚愈多，遂彼此开枪射击，胥门内外一律闭市……

新军要强剪旧军的发辫，旧军不肯，之前已闹过多次，且有人受伤，但新军并不收敛，仍然一见巨辫，就想硬剪。这是怎样的一种执着与自信？虽说不及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也够壮烈的了。

两边往复追逐冲杀，足足闹了一日一夜，次晨当地的商店不敢开门营业，而乱兵肆掠与匪徒乘机抢劫，让苏州胥门外一带商店损失“值价至二千余元之多”，而且导致“市面恐慌，洋市价涨至八钱有奇”（大洋一元含七钱五分银，这是官定的）。本来苏州光复是非常平和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衙门让人捅落了几片瓦，插上白旗，便算这座古城独立反正了。苏州市民如叶圣陶、顾颉刚，根本还在梦中，下午出门才知道苏州已非大清领地。

然而，苏州刚热闹地庆祝完“第一元宵”不过11天，便爆发了如此恐怖的内部小战争，苏州市民对民国的信心恐怕减少得不是一星半点。

1月29日《申报》刊登社论《苏州军队冲突感言》，指出苏州新旧军大冲突，原因众说不一，传得最多的当然是“选锋队强剪江防营发辫，致受误伤，因而积怨”，但也有人说，其实是两军兵士嫖宿低等妓院花烟间时，争风吃醋，“特托其名曰剪辫者”。

是否花烟间吃醋而生变，无从考辨，令人感兴趣的倒是“托其名曰剪辫”。是哪方托名？因为花烟间吃醋是说不出口的理由，但“剪辫”似乎倒有它的合法性。从前述报道来看，挑衅的是选锋营，“托名”的怕也是这帮新军？因为民国了而有辫子，是对方的痛脚，所以随身带着剪刀，一见“巨辫”，就上前硬剪，为此起衅，倒不怕长官追问——那条巨辫，乃是奴性、野蛮、专制、愚昧的象征，我军强而剪之，有何不可？

《申报》在民国肇立后的态度，一贯是主张剪辫的，但于苏州这场冲突，也不得不表示“即强行剪辫，亦属侵人自由”，足见剪辫虽属正义，强剪究系不妥，公众舆论还算明白。

浙江宣布过了年再剪

也是在1月29日，《申报》还报道了一条新闻《宽限剪辫》，说的是自光复后，杭州下令剪辫，极为严厉，“逾限则夺其公权”，这就够可怕的了，岂料限期未到，警察忽然上街强制执行，沿途勒剪，“致游勇地痞从而附和，波及妇女儿童，种种苛扰，指不胜屈”。于是，杭州市郊乡民大起恐慌，相约不再进城买卖。这一来，杭州城内的商家受不了啦，“遭此影响，又届年关，转瞬商市冷落不堪，人人自危”，62家商号联名请求浙江军政府，宽限十天，至少让我们储备些年货再说吧？

此时的浙江都督是蒋尊簋，倒也爽快，大笔一挥，准予宽限至阴历十二月底，让大家先过个安稳年。那公文却写得明白，“民间习惯数百年，强迫亦诚非计”，原来新官儿并非不知道硬来不得噢。

然而，这咸与维新，辫子还是要剪的，只等过了年，“通行各镇乡董庄保，广设剪发会，妥善劝导，以期一律尽除”。

旧历新年怎么过？

打1912年元旦之后，中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用两套历法。北方暂且不表。南方人会习惯吗？

最先改革的是上海市政厅，于1月25日宣布，上海的人力车照，改用新历后，即以阳历每月一号开捐。也就是说，阴历辛亥年十二月十四日，阳历1912年2月1日，开捐。从前是阴历初一开捐，那，14天前，阴历十二月初一，是否已经捐过？新闻里没说。

当时旧历派的一大论据是“孔子曰，用夏之时”，因此当用“夏历”。但是历法一改，连孔子也不能不跟着改。福建法制局通知全省，祭祀孔子的春秋两祭，改为阳历的2月、8月。天上的孔子提前个把月收到香火，不知道高不高兴？

新历颁布确实有些太急。刚过了一个月，就碰到了“年关”。年关在旧时，并不只是鞭炮拜年而已，于民间而言，最关键是收债躲债，所谓“年关犹如鬼门关”。而一旦逃过年关，旧债可以再拖一年。现在改用新历，有些脑筋灵活的人马上就想到：咦，这不是等于说新年已经过去了嘛？哈哈，可以不还债了！民国好哇真是好！

别高兴太早，既然史书上说了，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怎么可能站在杨白劳一边呢？临时政府工商部通告“仍以二月十七日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更是追加命令，“唯恐尚有刁狡之徒借口改历，希图抵抗情事”，“商民人等须知商店交易系营业性质，银钱来往亦系流通办法。凡欠各项帐款者，应仍照习惯以旧历年终一律归结，不得借口抵抗，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当即按律惩治，决不宽贷”。

这种新旧并存的原则，也反映到了南北议和之中。既然同意共和，袁世凯方面也没有在历法问题上多加留难（其实共和与阳历并没有逻辑关系），双方商定：“各官署改用阳历，仍附阴历，以便核对，民间习惯用阴历者，不强改。”阴阳合历就此成为中国历法的主流，除了个别激进时期取消了阴历，一百年大抵如是。正如名记者黄远庸所言，“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系社会之新年”。

1912的新年反正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可是2月18日（就是壬子旧历新年），怎么过？还是很伤脑筋。改历不仅仅是改个日子过年，还包含着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成分在其中。赶着旧历年前，沪军都督府、上海民政总长分别发布告示，称“满清时代，民间于元宵之前，开场聚赌，毫无顾忌，大则倾家荡产，小则争攘斗殴，作风败俗，莫此为甚”。现在民国成立了，哪儿还能这么干？“且阴历业经改去，尤不便借口沿用作此腐败之事”，一句话，禁赌。“如有不法棍徒，借口新年，被拿抗拒，即行按照军律，从重治罪。”

难得的是，他们还说服了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租界一向禁赌，但在此之前，为了照顾中国新年，公共租界会“弛赌禁”三日，法租界是两日。现在中国改换阳历，“界内一概不准摆设赌台”，“并加派探捕驱逐赌摊”——赌徒们，体会到什么叫跟国际接轨了吧？

除了禁赌，主要还是要求商民“毋得闭市”，夜间也不要燃放爆竹。不过，吊诡的是，最主张除旧布新、也是新历法命令最重要发布渠道的报界，今年偏依照旧例，旧历年间停刊五天。《申报》编辑也无可解嘲，只好说“未能尽免旧俗”。

接外国财神

《申报》上有一篇笑话，说的是夫妻二人，听说现在改行西历新年啦，不过旧年啦，那旧年的习俗应该移过来对吧？以前是年初四接财神，现在改到1月4日，这是西历年，所以就是接外国财神喽。

于是夫妻俩“做了几样外国菜，叫什么牛尾汤狗屎布丁之类，供设齐整，行了脱帽鞠躬的礼儿”。不一会，“外边来了一个人，颤巍巍地带着炭篓子似的帽儿，胡须绕满了嘴脸，身上穿着一件女人的披风，手里也拿着一根棒儿，却不是竹节钢鞭，身下骑的也不是黑虎，倒是一只长脚大耳朵的狗儿”——这不是外国财神，这是《哈利·波特》里的谁谁谁，守护神是一条拉布拉多的那位。

外国财神指点了两句话，一下子把我看懵圈了，这是什么鬼？

“呶，矮哀开痕诺脱衰，雨乎活一而箝脱花卿，凹矮诺脱，雨乎梅西卖哀逃搿司炭而，灰寿一脱司炭此曷泼，凹挨来唐！”

夫妻俩找来了隔壁家的翻译。外国财神脾气真好，把这番外星话又说了一遍，翻译先生居然一口译了出来：

“不晓得你们的发财不发财，只要看他狗儿的尾巴，尾巴跷起，是便发财的好兆。”

不行了，我完全不行了，英语都学到了那只长脚大耳朵狗肚子里去。我猜来猜去，只能猜到“矮哀”是“I”，“雨乎”是“IF”，“卖哀”是“MY”，其他还是外星文。

聪明的读者，你能还原这段外文吗？

本照，奸僧还是高僧？

恶僧带兵强占孤儿院

据说，本照这个和尚，在清末的南方佛教界已经颇有些名声。然而，国人普遍知道这位和尚，是因为1912年1月末的一起房产纠纷。

位于张华浜（现在的安远路、江宁路口）的玉佛寺，始建于光绪中叶，也算上海有数的大寺。该寺因一尊几近两米高的玉佛而得名，传说那是由一整块的缅甸美玉雕成。玉佛是首任住持慧根从缅甸请回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座寺在辛亥光复后，就被吴淞军政分府给封了。战事日炽，上海贫儿院眼见交战区死伤太众，倡议创办战地孤儿收养院，因而需要扩展居屋，遂向军分府申请借用玉佛寺。这是善事，自然照准。于是战地孤儿院开办，不到两月就收养了数十名孤儿。

谁知一个多月前，突然来了两个和尚，一个叫本照，一个叫寂安，还带了很多兵士。孤儿院管事的上前问询，本照等人大声呼喝，自称本寺住持，又说是南京钦差，特来收回寺产，改作兵营，并且要举办筹饷认捐事业。不由分说，将孤儿院上下的管事人员全部赶出去，把几十名孤儿集中在几间房中，孤儿院的器物、文件、现银，一概扣留。

以上情节，都是上海商团联合会在呈报江苏都督府的电文里提供的。这条新闻见诸报端后，舆论大哗。一是破坏慈善事业，尤其是战地慈善，是人心厌战思定之大忌。二来，两三月内，南方各军为了筹集北伐军饷，花样百出，各施法宝：有组织筹饷演出，强迫市民购买的；有不顾临时政府禁令，擅自发行彩票的；还有强索商户，捐钱捐物的。早已弄得怨声载道，现在居然冒出了一个和尚认捐员，还带领兵队，强占孤儿院，这还有王法——不，这还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国么？你说他是假的？可是本照确实携有南京陆军部的保护文件，而且，那么多兵士，难道也是假的？

此时的江苏都督是庄蕴宽。他知道此事的舆论后果，当即分电南京陆军部与吴淞军分府，询问内情，以及如何措置。

陆军部回称，僧人本照，系由陆军部委员夏职虞介绍，到部认捐军饷，陆军部认为此系僧人爱国之举，当即给文保护，并委派夏职虞会同寂安办理捐饷。如果上海方面可以确认本照是借词招摇，不守清规，陆军部将取消对本照等人的保护，而由沪军都督府就近处理。

吴淞军分府则表示，他们收到过某兵队提交的借住申请，因为考虑军队保护地方，军分府默认了这个要求。但没有想到，军队会成为本照和尚手里的工具，用来强占房产，驱逐孤儿。现在既知此事，合当出示禁止。如果该僧还敢来院滋扰，“准即捆送本分府，从严惩办，决不宽贷”。

各方都表示了明确的意见。孤儿院收回原房是自然的结果。

《奸僧本照之丑史》

媒体并没有就此放过本照。《申报》于1912年1月27日刊出长篇报道《奸僧本照之丑史》，题目就够惊悚刺激了，让人一看就放不下。

根据这篇报道，本照原是南京的一名无赖，因为犯事太多，逃往普陀山出家。从此普陀的风气江河日下，最后因为某高官之女进香时被诱奸，事情闹大了，本照被迫逃往印度。

本照在普陀时，盛宣怀的家人年年夏天都往避暑。本照趋炎附势，拼命结纳盛大人，而且还跟盛大人众多姬妾中的某位有了私情。

本照口才了得，善于交际，在南洋说服各华商，集齐三千金购买缅甸玉佛一尊，运回国后，拜在慧根门下，师徒合力在张华浜建玉佛寺。他与盛宣怀有旧，自然请求提携。盛宣怀那里，既有美人在枕边吹风，又另有所图，也便答应合作。

玉佛寺初成，盛利用自己的权势，大肆鼓吹，一时上海腾传，人人争往吴淞看玉佛。盛宣怀一手建成的淞沪铁路，本来没什么人乘搭火车，如此一来，铁路收入暴涨数倍。

盛宣怀大为满意。玉佛寺本来只是一间小茅棚，香火一旺，加上盛宣怀电令手下的招商局、电报局，各赞助数千两银子，玉佛寺竟建成了一座占地30余亩的大寺。

本照一朝得意，故态复萌。由于玉佛寺中藏匿妇女，惹怒江湾民众，入寺论理，将寺院屋面全行打毁。地方官因为盛氏势大，只得含糊了事。这都是清末的事。

上海光复，江苏省临时议会表决，封查盛宣怀所有资产，“以为卖国害民者戒”。玉佛寺被算作盛宣怀投资产业，也被都督程德全下令封查。本照逃往外地。没想到过不了多久，他即带兵返回，演出了抢夺孤儿院的一幕闹剧。

《申报》记者很明白公众情绪的引爆点在哪里，在报道中颇有些煽情地写：“百数贫儿以本照之凶恶困苦于玉佛寺之一室者，至今已月余，眼疾头疮，无从医治，欲留则片刻不安，欲去则无房可贷”，他大声地质问：“这都是谁的错呢？”

是啊，是谁的错呢？谁让本照从大清到民国，一路畅行无阻，一忽儿是盛尚书眼前的红人，一忽儿是南京派来的钦差？这篇报道对“奸僧事件”下了一个断语：“今日中华民国政治上军事上一大污点，佛若有知，何不一渡此淫僧？岂中华民国应受此等魔障，而姑留此余孽耶？”

我得承认，这种情绪挺感染我的，对“本照该杀”的判定几无怀疑。不过，专业素养提醒我，这篇报道不曾交代出处，只能算是孤证。

玉佛寺还在，本照还是高僧？

我特地上网搜了一下“本照”，却惊讶地发现，完全没有资讯提及百年前这一桩轰动一时的大案。玉佛寺还在，寺院主页、百度百科，还有一些佛教网站上，都有该寺“第二任主持本照”的简要介绍，而这些介绍又大体源自1928年叶尔恺所撰《玉佛寺记》（此文据说尚刻碑嵌于玉佛寺墙中），几乎是同样的文字：

本照，生卒年不详。玉佛寺第二任住持。据叶氏所撰《玉佛寺记》称，本照法师为慧根上人嗣法弟子，慧根上人圆寂后，即由其继任住持。他继承师志，勉力守成，曾进京请得藏经（即清《龙藏》）一部，藏于寺内。这部藏经至今仍完好无损，供奉在藏经楼。辛亥革命期间，江湾玉佛寺宇被占（一说被毁），佛像被弃置公园内。本照法师曾为此竭力奔走呼号，最后赍志以没。

是1928年叶尔恺为尊者讳，还是1912年《申报》报道不实？各方电文，前后态度变化之大，也耐人寻味。媒体没能采访到庄蕴宽、黄兴（陆军部长）、李燮和（吴淞分府都督），更重要的是，没有给在日本的盛宣怀一个辩白的机会。这件事于是成了悬案。

更别说那再度逃亡的本照，连他是什么时候“赍志以没”的，我们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