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庭：危险的安全网

只能在父母家生活

东沙也加女士（24岁），目前是首都圈某公立小学临时教员。

本来想着大学毕业后要搬出父母家，所以她早早就开始找工作，给100多家公司递了求职信，结果惨败。后来经由HELLO WORK找到一份工作，在一所面向儿童的英语补习机构上班。

原本觉得只要能当正式员工，怎么都好……于是马上入了职，然后就开始了异常忙碌的生活。从早上8点到傍晚全是课，晚上也要忙着处理文书工作，基本上都是赶着最后一班车回家。

补习班共有15名员工，其中6人是跟东女士同期入职的新员工。这可以说是高录用率与高离职率相结合的典型“黑心企业”。由于离职率过高，补习班曾经接受过劳动基准监督署的调查，但是情况丝毫没有改善。

天天坐最后一班车回家，有时会突然无法控制情绪哭起来。后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恐怕不妙，就辞职了。

东女士马上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因为担心又遇到黑心企业，一直提不起兴致。半年后，她找到了公立小学临时教员的工作。对喜欢小孩子的东女士来说，现在这份工作十分快乐，她很有成就感。

但她只是临时教员，每月到手的工资不足8万日元，而且合同只有一年，并不确定第二年能否续约。

如果我不住在父母家，肯定不会选这份工作。而且他们也快退休了。我现在正在找第二份工作，准备晚上兼职去补习班教课。

由于收入低而不得不依赖父母的女性不在少数。可是她们都面临着一个事实，即无法一辈子依赖父母的收入和年金。

山口多惠女士（30岁），大学毕业后为了实现舞者的梦想，开始住在父母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她定期上台表演，顺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几年前受经济下滑的影响，父亲的工作变得不太顺利，家里开始需要山口女士的收入支持，于是她便在超市和饮食店打起了两份零工。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是最大安全网的父母家，瞬间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由于打工时间较长，店里也比较依赖我，后来我的排班时间变长，不过收入同时也增加了，我就加把劲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但是如果再兼顾跳舞，整个人就会累得晕晕乎乎，甚至失眠，最后到医院诊断才知道得了抑郁症。

后来，她不得不放弃跳舞。因为不能让收入减少，现在依旧在打零工。

我是考虑到东京市内的房租和交通状况，才一直留在父母家的。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如果说我太天真，我也无法反驳。一想到将来，我就特别不安。

单身男女中，超过七成的人与父母同住。而且这个比例正在逐年升高，特别是35—44岁这个年龄层。1980年，与父母同居的人数还不到50万，到2012年已经超过了300万（图1-1）。

再从收入档次来看，越是低收入的青年，与父母同居的比例就越高。可以想象，在经济和生活方面完全依赖双亲的“单身寄生族”与享受优雅单身生活的“单身贵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阶层。

注：图中为每年9月的统计数值。

数据来源：总务省统计研修所、西文彦：《与父母同居的未婚者近况》

图1-1　与父母同居的中年未婚者（35—44）人数变化

2014年，大问题（Big Issue）基金会对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单身青年男女（40岁以下，学生除外）的住所展开了调查（有效回答数1767人）。结果显示，大概每4人中就有3人（77%）与父母同住。从劳动形式来看，正式员工占8%，无业者占39%，临时工、兼职零工占38%，合同工、派遣工占9%，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6%。

由此看来，对工作不稳定的青年来说，与父母同居起到了安全网的作用。想必也会有人批判：“因为父母有房子，所以才不努力工作。”“到底要寄生到什么时候。”但是这份调查并不能体现被调查对象与父母等的同住家人的关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