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同属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东方文化(客体维度分类法中按照地域标准进行分类的说法)。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东方文化。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季羡林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河西河东论”。1989年发表的《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书引述了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针对一些人贬低中国文化的情绪,提出东西文化的关系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对东西文化未来走向做了清晰的预判。1990年,他发表《21世纪:东西文化的转折点》,再次对东西文化特征、文化本性的善恶以及东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做了阐释,明确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即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是强弩之末,其弊端贻害全球,并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故此,他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西河东论”,具体内容如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基本法则。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由于东西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西方社会近几十年的衰落,必然导致西方文化高势位的丧失,取代衰落西方的是不断崛起的东方文化: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而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
为了深入阐释“河西河东论”,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四大体系:一是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含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与发展);二是印度文化体系;三是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四是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
中国文化,是指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纽带愈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渐趋完备,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能够看到独特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张2005:7)。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早在商朝时中国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地基则出现了深刻的裂缝: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在传承苏美尔文化遗产的同时,被迫臣服于部落民族而使得文化产生了断裂;克里特岛上空前繁荣的米诺文化,竟然迅速地销声匿迹;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威仪仅仅延续了几个世纪,就在内忧外患中使文明拓展功亏一篑。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王2017:42)。
日本文化,是日本大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吸收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西方文化、二战后的美国文化等外来文化后逐步发展形成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虽然季羡林先生在划分人类文化的四大体系时把日本文化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之中,但仍不能忽视日本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质。比如,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于1955年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等文章中阐明了日本文化在本质上是杂种文化,并指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在文化创造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曾指出,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足见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然而,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还是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之处。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但是这种摄取不是搞“拿来主义”而是经过认真鉴别与选择,排斥一切不符合他们需要或者腐朽落后的东西再融入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去。例如,日本人从不提倡西方的纵欲主义或极端的个人主义。在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它的自我主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个主体渗透着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乃至风俗习惯。日本文化既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同时又有适应性。总之,由于日本文化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所以它才能成为日本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灵药,从而使日本在很短时期内就恢复了经济并迅速实现了腾飞(黄19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