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日文化比较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弘扬中国文化已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怎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才能高效地传递中国声音和弘扬中国文化呢？这就要求我们不光要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还要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充分了解外国文化，增强跨文化意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开展中日文化比较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作之一。具体来说，进行中日文化比较具有如下意义。

（1）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很早就有了交往。早在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日本从绳文文化向弥生文化转变时，就吸收了中国的青铜文化及水稻种植、养蚕等技术。传说公元3世纪时朝鲜的儒学者王仁把《论语》带到日本，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开始。公元7世纪日本朝廷派遣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包括僧人和学者）到中国，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惯全面地向中国学习。著名的大化革新和奈良文化的繁荣便是日本民族吸收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结果。在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贯穿着儒家的天命观和德治主义的思想。日本的统治阶级用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来规范日本的官僚制度和人民群众的行为。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律令大体上采用唐律，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日本佛教以中国为母国，日本历法以唐历为蓝本。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影响非常深远。从14世纪到16世纪，宋明理学和阳明学先后传到日本，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200年间，儒学取得了主导地位，有的思想家还把儒学、佛教与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神道教结合起来，成立了很多新的派别（黄1996：14-15）。近代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就非常推崇儒家的《论语》，他指出，“日本自应神天皇朝以来，就传来了《论语》这一宝贵的准尺。如束之高阁，而去寻求其他的规范，这不外是认识上的误区。我相信《论语》的教导是金科玉律，因而拳拳服膺躬行实践而不懈怠”。涩泽荣一告诫日本的企业家，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杜2017：167）。

（2）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育人价值。

日本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至今仍在中小学课程中系统传授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日本的国语教科书通过汉字以及中国经典诗文叙述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不仅将中国经典诗文当作学生理解日本文化特质的钥匙，更是赋予其“丰富学生对事物的审视方式、感受方式和思考方式及滋养心灵”的价值。日本伦理课则从人格完善的角度，把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作为学生思考人生的思想养分，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由此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日本伦理教科书则把中国传统思想作为促进学生人格完善的源泉之一。中国思想在日本学校教育中被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赋予了很高的育人价值。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及其被赋予的意义和育人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还可以促进和启示我们反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反思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为中日两国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找到交流与合作的共同议题，挖掘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更丰富的育人价值（沈等2019：37/43）。

（3）有助于促进中日间的跨文化交流。

中日之间虽然在近代发生过战争、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贸往来十分密切，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追溯中日文化交流史，可以发现中日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历史与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了解中日相互间文化上的差异，有助于在华日资企业以及我国驻日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员工之间更好地沟通，以减少纠纷，化解冲突，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的和谐程度。有助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更好、更快地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减少中日间对彼此的偏见和误解，消除学习过程中的抵触情绪，从而促进中日间的跨文化交流（李20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