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出名要趁早
书香读心
人生不过如此，恍若初醒的梦。
张爱玲的少女时代就在这样凄惶的逃跑中结束了，这个流着“贵族血液”的女子带着简单的行李，只身穿过熟悉而又繁华的大上海，即将开始她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翻腾的海浪鼓噪着，不时地把冰凉彻骨的水花拼命地推上船舷，任雪白的泡沫飞溅开来，在天崩地裂的撞击中发出“哗哗”的吼声。
1939年的秋天，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包括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首次在上海进行招生考试，学霸张爱玲毫无悬念地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顺利通过考试。只是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种喜悦，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
倾心却又无缘，便似乎成了张爱玲日后的人生写照。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无关个人的时局动荡，浓烟和纷乱很快湮没了张爱玲继续深造的梦想。英国自然是无法去了，而这所曾让她心向往之的英国公立联邦制大学，也便成为无比遥远的梦想。
十八岁的张爱玲再次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正处于无比纠结和困惑之际，她又意外接到了可以持单改入香港大学就读的消息，想着战乱一时半会还无法结束，为不耽误学业，她只好退而求其次来到了香港大学文学院学习中文及英文。
沿着蜿蜒的石阶向上，逐渐就看清了茂盛苍翠下包藏着的楼房，爱德华式的风格建筑清新淡雅，层层叠叠地构成了位于半山上的香港大学。挑高的门厅雍容华贵，圆形的拱角精致平实，富于人情的简约结构、和谐自然的视觉效果，无形中隔绝了浓烈的阳光和炙人的热气。
香港大学成立于1911年，作为香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与圣玛利亚女校相比，这所大学施行英联邦教育体系，在教学上采用了全英文的授课方式，尤其是它的开放与包容，更是吸引着无数的莘莘学子。
如果说所有的陌生，都是从未谋面的故乡，那么在内心最深处，孑然一身的张爱玲感到了自怜自卑。纵然烟花在美丽地绽放，只喜欢简单线条和黑白纯色的她已完全不去在乎去哪里，也不在乎做什么了。唯有的兴趣便是沉浸于浓厚的英语氛围之中，不断提高着她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效率，进一步了解着世界各国的文化与历史。独特而又丰富的中西文化交融环境，悄无声息地奠定了她文学创作的基础。
淳厚的文化气息引发着无尽思绪，精密的布局让人感到倾心，在这洋溢着新鲜韵味的环境中，张爱玲并没有迷恋、动心于一步一景的校园景致，却始终抑郁着内心的情绪。她更希望自己还是个孩子，不必去面对太多的人生坎坷。破碎的心、痛苦的泪，无法抵挡的寂寞和孤单，都代表着她当时最为真实的心境。
那时的香港已逐渐呈现出了繁荣旺盛的景象。灯火璀璨的摩天大楼，奢华疯狂的娱乐消遣，不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去淘金。可这些在张爱玲看来，一如港大单调平凡的生活，根本就无法与大上海相提并论。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用功学习，孤高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那情形就像是一台可怕的学习机器，从不参加任何活动。当同学们展现美丽的衣服时，她在教室里用功；当同学们谈笑着外界的风华时，她仍然在刻苦读书。正像砂川诚所说的一样：所谓用功学习，其实就是获得了让人生不走歪路的知识。只是不知道张爱玲是如何想的，但功夫终不负有心人，她的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她并不满足这些所谓的成绩，大二时又获得了两个文科的奖学金。当种种生活磨砺为波澜不惊的无形时，那种淡入心境的平静，便诠释出一种难得的平和。虽然也有人好奇，这个在中学时代就已在文学之路上崭露头角的张爱玲，为何此时在港大中却不屑动笔创作了？
当然，对每个关心张爱玲的人来说，又是无法还原的难解之谜了。
张爱玲每天都遵循着图书馆、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当她已经渐然习惯的时候，日本突然偷袭美国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凌晨3时，由日军酒井隆中将率领的第二十三军登陆马来半岛，随后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突破了国境线上的铁桥，朝着“醉酒湾防线”奔袭。与此同时，海、空军分别出动舰艇和轰炸机，密集轰炸启德机场、油库等重点目标，整个香港弥漫在滚滚黑烟和冲天大火之中。
从那夜开始，纸醉金迷的繁华不复存在了，替而代之的是划着火光的炮弹。在关系生与死的战争面前，到处都是惊惶失措的叫喊、奔跑，许多人从睡梦中醒来，又在奔跑中倒在了街巷，很快就有人踩了过去，地上满是横七竖八重叠着的尸体。火光时不时地从码头、房屋中蹿出来，狰狞的火舌很快就蔓延开来，甚至连远处的水面上也燃起了火，似乎要把之前的寂静吵醒一样。飞机夜以继日地狂轰滥炸着，机枪突然也在火光遮天中疯狂地扫射开来，残忍地朝着进攻的人群射去，所有的一切都要被粉碎开来，甚至连房屋也开始坍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最初的一刹那间是可怕的，渺小如蝼蚁的张爱玲也追随着人群乱窜，就像没头没脑的鱼始终活得不是很清楚。有时候也想，如果没有这让人心惊胆战的枪声，她的生活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绽放呢？想当初，为了能读书而不惜断绝父女关系逃出重重宅门，现在却又要因为这场战争破灭了继续深造的梦想。这所有的一切都似乎与求学相关，虽然内心有千万个不爽，却没有了任何抱怨的气力。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乱世之中，张爱玲又怎能按自己的想法走下去呢？没过多久，港大被征用成为临时医院，没有书读的张爱玲无奈之下，只能重新谋划人生的出路。
所有人都处于灾难的无法预测中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不得不去学会面对。种种所经历的不堪，也让张爱玲看清了世态炎凉，她在《烬余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面对沉浮不定的命运，学校开始停课，学生们只能四处躲藏，只有热衷于社交的女大学生们最为开心，她们完全把停课当作了成长中难得的乐趣，就像在庆祝久违的节日，每天里都频繁地更换着不同的华丽服饰，出入各种声色犬马的场合。而张爱玲就没有如此惬意了，不仅仅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学校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根本不屑用浮华的外在表现自己。在无法回家的情况下，她只能报名去参加守城以解决临时的吃住，一身格外臃肿的棉袍，在荒乱中随着人流不停地奔走着，让人实在无法想象她此时的模样。这种时刻躲避的“身世之惑”，也让所有不相干的事全部杂陈在一起，虽说不是大起大落，但也没有大悲大喜，从战火纷飞的场景中看清了人生的真实。只是这一时半会儿张爱玲无法懂得，什么是混乱中的欢乐，什么又是琐屑下的悲观。
面对无休止的硝烟战火，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着生死离别，而所有与个人相关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凄凄去亲爱，冷冷入烟雾。世事莫测让清心寡欲的张爱玲心中倍生出诸多冷漠，让她那颗不安的心始终无法平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想，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战争，她也不会从慌乱的逃窜中发现各色不同的面目。比如说，炸弹呼啸着掉进了学生宿舍，正当舍监慌乱地催促大家进防空洞躲避时，却有不少同学将塞满服饰的大皮箱要一并拖走。生死一瞬间，任凭众人好言相劝仍是一意孤行。还有的同学更是天真得不可思议，上解剖课时竟然会幼稚地问老师，这些尸体要不要给穿上衣服？所有这些与衣服相关的话题，都在深深刺激着十分敏感的张爱玲，让她无端地生出许多恨来。这恨，只能徒生对于人生的倦意，让原本热情的生命变得更加虚无。
战争让张爱玲变得越发与众不同起来，那情形一如她在大学生活中的独特个性，并非她愿意以鹤立鸡群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实则是每个人对于人生的感悟大为不同。她真不愿意自己像动物那样无聊地苟活，成天里想着的只是如何消耗岁月。无情的战争也让张爱玲时刻担心着自己会死去，可她顾虑最多的竟然是死在陌生人当中会不会难受。相对于那群无比狂喜的人来说，她的担心是那么实际，谁又能笑出声来呢？
在港大旁边，英军修建了坚固的驻防要塞，只要日军的飞机来这里轰炸，高射机枪就会从掩体里喷出火焰狂射，子弹横飞着，弹片四散着，各种光芒融合在一起，只感觉周围的建筑在摇晃、下沉，似乎很快就会消失。枪炮让熟悉的风也变得阴森起来，残破的建筑仿佛被烧焦了，四面八方都在冒着滚滚烟尘，散发出无比恶臭的气味。长长的街道上再也看不到任何一辆电车，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具具横七竖八的尸体、胡乱丢弃的战车辎重。一面战旗斜斜地插着，从千疮百孔的破碎中已经能够感受到这场战争的惨不忍睹。血不断地在流着，丝毫不理会这乱哄哄的声音，偶尔有炮弹带着光芒从头顶飞过，接着就有许许多多的弹片纷纷落下来，伴随着倒塌声、哀叫声……
密集的枪炮声包围着这群学生，让他们胡乱地挤在黑暗潮湿的防空洞中，紧张得话也不说，只有全身在不停地颤抖、颤抖，连往日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同学，这时也知趣地不再秀漂亮着装，胆怯地低着头。流水般的炸弹从天空中被抛下，就听见波浪汹涌中发出接连不断的高分贝的声音，不时地充斥着狭窄的空间，似乎要把这里的封闭刺破。疯狂的叫声过后，伴随而来的又是无比可怕的沉寂。这时候没有一个敢有丝毫的晃动，哪怕是身体再酸再累，也要高度紧张地保持着原有的姿势。最终还是有同学无法承受这恐怖带来的巨大压力，突然在沉闷的环境中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就像瘟疫一般散布开来，紧紧地揪着这些乱世中的人。
完全有理由理解这群学生的恐惧。其实，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人来说，惊悚都是必须面对的。原以为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就会彻底改变许多人的生活态度，没想到的是可怕的大轰炸刚停止，这边就有人开始大谈吃喝，甚至谋划着如何挥霍人生，还有家长为正在上学的孩子登记了结婚，生怕耽误了享受人生快乐的时光。
一直在同学面前自诩“不称职”的张爱玲，那时担任着防空员，每每要等安顿好大家之后，才将从图书馆里顺手拿来的《醒世姻缘传》迫不及待地打开，自顾自地陶醉在书中，她既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管外面的炸弹如何轰炸。正当大家都恐慌地为着生存四处躲藏之际，看书总是很容易投入的张爱玲却是“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只要拿起书来，她立即就会忽略掉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战争与死亡。
难道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连死也不怕了吗？自然不是。眼下这等闲书，俨然就是落难中的桃花源，让张爱玲心无旁骛地观瞻着这个奇怪的社会，她又怎么能轻易地放过呢？
随着战事不断升级，冯平山图书馆楼顶上也架起了高射机枪，每日里突突突地喷着火焰。毫不在乎成群结队的日军轰炸机扑过来，然后把一枚枚炸弹无情地扔下来。有次炸弹落在防空洞边上，巨大的爆炸声似乎要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吓得张爱玲把手中的书都扔掉了。她只觉着单薄的身体要被炸裂开来，也顾不得许多了，顺手就将旁边的头盔胡乱抓过来遮在脸上。等她从黑暗中渐然睁开眼睛时，竟不敢相信自己还好端端地活着，无比欣喜之余，又拂去身上的泥土捡起书继续如痴如醉地读起来。就有同学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要遮脸，她分外认真地说，死了也不能没有颜面啊。如此回答透着单纯和难得的嬉笑，似乎与纷飞的战火没有丝毫的关系。有同学要拉她到洞外呼吸新鲜空气，她也是天真而又故作严肃地恳求，能不能先读完了这些书再说，搞得那位同学哭笑不得。
反正无事，读书定然是不错的选择，总归不能够辜负了生命。
《醒世姻缘传》读完后，张爱玲似乎清醒了一些，尤其是那闪现着早熟和独到的眼光，让她更加清楚了人性的劣根性。生存的城市正遭受着战争的创伤，眼前的一个个人却都在想办法躲藏，至于现实的千疮百孔始终无人去想。不去想，自然便没有人去理会。“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来日的生活典型。”
无情的轰炸，除了炸毁眼前的一切，也让人们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和无助，谁也不知道这朝不保夕的背后，又该会是怎样的绝望透顶。张爱玲自知无力改变，只能抓紧时间来读书，躲在人群拥挤的小角落中，她又埋头读起了《官场现形记》。无法想象的是，患有高度近视的张爱玲，在光线严重不足的条件下该是多么认真。好多同学都费解她的举动，战乱尚且如此，明日生死都不得知，难道多读书就能抵过炸弹吗？倘若真要被炸死了，这些书不就白读了？但习惯了读书的张爱玲依然我行我素，用冷眼旁观着现世的一切。
冰雪总归要融成水，乌云终将要化为雨。被持续围攻了十八天之后，香港城里的枪炮声总算是平息了下来。伴随着大轰炸的结束，所有的惊恐都在霎时烟消云散。恍若一个世纪的漫长的期待，等来的却是这座城市的沦陷。
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尖沙咀半岛酒店一改战时的萧条和沉寂，迎来了许多前来围观的人，港督杨慕琦无奈地签下投降书，这也预示着英属香港守军向日军宣布投降。从此，香港进入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战争自然是残酷的，在这个阴森可怕的城市里，许多人都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日本兵不但能任意枪杀奸淫，而且还可以疯狂掠夺物资。最为可怕的是，日本人还强迫市民们将手中的外币、黄金、珠宝等有价证券全部兑换成军票，然后又通过废除军票来压榨港人。没有了货币，没有了粮食，很快就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发生，经常可以见到有人饿死在街头。更失尊严的是，港人经过日军的岗哨时，必须要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否则当即就会遭到惨无人性的毒打。无人去质疑这些，也无人去反省，大家都顺从地适应着，虽然也有人会在私下发泄，更多的却是在近乎神经质的狂欢中，将活下来当作自己获得新生的庆贺。
商场里又重新人山人海，娱乐场所也开始充斥纸醉金迷，闪烁的霓虹灯下，兴奋与狂欢变本加厉，也让张爱玲越发不习惯起来。她发现，经过死亡的胁迫后，人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去思考人生，相反比以往还要沉迷于享乐，似乎过了今夜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再回头去看那十八天的残酷，“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
战争过后再放眼四处，所有的虚无和空白只是让人明白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但生命的真正意义却根本无人去思虑，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填补着这些空白，比如张爱玲身边掀起的结婚热潮。
所有的悲欢离合，又被岁月这双大手逐渐抚平，慢慢恢复到之前的从容不迫。既然看不清时局的发展，也就不会无端去“浪费”生命。面对这视若儿戏的婚姻，好多人还是迫于现世屈服了，在生活和人生乐趣中两情相悦着。这些儿女私情，张爱玲不是不懂，只是她内心有着太多种浪漫的方式，该怎么去爱？爱谁？
香港沦陷后，张爱玲彻底无法心安理得地读书了，她和同学又被安排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说是看护，其实也就是平日里跑腿递东西，没事时帮忙照顾伤病员罢了。对张爱玲来说，这份工作没有丝毫的热情，若不是无处可去，才不会一次次地目睹着伤病员在半夜里痛苦死去。说是看护，每天至少要坚持值十个多小时的夜班，好在事情并不是很多，张爱玲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节奏。
医院环境十分压抑，患者的心情也是烦躁不安。从这些患者的身份来看，大多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苦力，或是想发国难财的打劫者。每天都会有各种凄厉的喊叫，每天都能见到各种无助的张望，这让张爱玲蓦然发现身处的现实竟是如此伤痛欲绝，孤独的她无法选择逃避，只能硬着头皮来应对，但坏心情却在无尽的失望里不断蔓延。她无法摆脱这绝望的影子，因为孤立无援时连眼泪都变得丝毫无用，除了与自己对话外，她只能在脏乱的氛围中拼命修筑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人生不止，寂寞不已。孤独让张爱玲始终觉着自己在浪费生命，不过这个所谓的小空间也确实神奇，竟然听不到病人的呻吟，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安心读书了。常说浮生若梦，若真是如此，张爱玲也只有这时才不会无休止地烦乱下去。
有次轮到张爱玲夜间值班，有位患者突然在夜半时分醒过来，抱着身体在病床上打滚叫喊，张爱玲一时也找不到医生，反复安慰后又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点地被痛苦撕裂开来。无助和绝望，让他只能把手不断地伸向站在床前的张爱玲。可偏偏张爱玲又从内心感到了莫名厌恶，干脆转过身走到一边读起书来，直到周围的病人都听不下去时，她才从指责中不舍地放下书走过来。
“护士，我想要喝水。”脊骨已全部腐烂的患者可怜地趴在病床上，舌头不停地舔着干裂的嘴唇，有血丝从旁边渗了出来。他几乎是用祈求的眼光在看着她，张爱玲却轻声地回应道：“没有了。”便又要重新去坐下读书，寂静中只听到患者无助的叹息。或许是疼痛又加剧了，那位患者消停了一会儿又大声喊起来，只是声音明显比之前减弱多了。张爱玲这次也铁了心，不论其他人怎么说，她都不想再听到了，只是低头读着书，仿佛心中根本没有过任何良知与爱心。书恍若一堵厚实的墙壁，立即让她与身外的一切分割开来，一面是书中岁月，另一面是人性沉沦。由心而起的冰冷，完全是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在变冷变淡。
张爱玲把她从这个世界学来的冷漠，现在又重新还给了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她这模样，医院里的护员们几乎也都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态度。可等到大家私下里议论起工作中的习以为常时，却经常有人以此来炫耀，这些似乎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整个香港岛都处在沉寂与亢奋的临界点上，在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下，谁又会去关心国家、民族的沦难，谁又会在乎个体生命的死活呢？
这种可怕的冷漠，也在无形中蔓延到张爱玲的全部人生中，就连曾经深爱她的丈夫对此也是深有感触：“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是没有夸张，亦没有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张爱玲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缺乏同情心，实际上她只是厌恶着世间所有的丑恶，也包括这多难多灾的社会。“生命应当是华美的，是尽情的享受，不该有这样的惨厉。”但偏偏这样无比变态的压抑生活，让张爱玲将自己与周围不断地进行着切割，朝着内心所谓的完美努力。这种全然不愿与人接触的完美，其实是冷漠下的无比自私，少却了正常人应有的同情之心。
那位要水喝的患者最终死了，直到死之前他都没有喝到一滴水，他脸上始终流露着人生不满足的缺憾。“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了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浮华之下，是对生命的怜惜与关爱；时代荒乱，是对人生的磨难与哀伤。在张爱玲看来，不管如何，只要有书读便是好的，至于其他则与己无关了。
许多年后，有位叫清水秋香的网友曾写过《秦时明月》的诗，似乎与那个混乱不安定的时代有关。
白衣拂却身后尘埃千里，
江山倥偬几曾称人意？
触目惊心涂炭生灵。
明日聆听谁的哭泣？
萧萧易水般决绝的别离。
珍重道别后再会无期。
多少英豪埋骨于地，
为有朝一日夜尽天明。
……
一场战争，就这样不经意地改变了人的命运，也让人们丧失了对于生活的热情。等日军完全攻占了香港后，他们又开始着手改变香港这座城市，要把其打造成为“大东亚的中心”。随着《人口流散计划》等系列法令的颁布，没想到香港大学也停止了招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张爱玲只能随着被遣返的人流踏上拥挤不堪的轮渡，无可奈何回到别了近三年的上海。回首香港的种种经历，感觉就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梦，那情形就如同白纸上泼洒的墨汁，在懵懂而又无序中逐渐定格了。
海水的翻滚中船徐徐开动，望着渐然远去的香港，之前的不屑又浮现在张爱玲的脑海之中。此时此刻，真的有种说不清楚的情愫在牵系着她，不知道命运是否喜欢同张爱玲作对，让她屡屡设计好的人生规划，总是在最关键时幻化为泡影，或许这就是人生的宿命吧？回忆中，张爱玲想起这段生命历程时也意味深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理，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定要被打翻的吧？”
世事无常的惆怅中，张爱玲的伤口尚未愈合，又感受到了无尽的失落。
路在何方
两年多的时光一路走来，张爱玲始终找寻不到任何开心的理由，当汽笛缓缓消失在码头，她知道她真的已经和这个曾经无法喜欢的香港分开了。萧瑟流光，往事如烟，张爱玲内心的苍凉又怎是沮丧可以形容？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当十里洋场的繁华和风流又再次出现在眼前时，黑白光影的时尚更像是一幅流淌着香艳的画面。歌舞魅影中的千娇百媚，婀娜多姿中的镂金错彩，风姿绰约中的雍容雅致，所有的华美奢侈，能让张爱玲回忆起的是上海的熟悉与亲切，但无法忘记的却是战乱时期的颠沛流离。或许是经历了那十八天的凄凉孤独，那骨子里天生的绝代风华与万千才情，使她在高贵和幽雅中始终闪烁着一抹无法言说的色彩。
1941年，张爱玲中断了港大的学业后，被迫回到了熟悉的上海，由于和父亲众所周知的矛盾，她只能借住在姑姑家里。张茂渊早年出国修学，回国后居住在静安寺附近的爱丁顿公寓。她贞静平和，娴雅大方，给人感觉属于那种内外兼修的女子，由于学贯中西、才情过人，从她眉宇间常常会显现出冰山美女人的孤傲率性来。
本来还担心着香港混乱的局势，没想到张爱玲突然就出现在眼前，这让处在忧虑中的张茂渊又惊又喜，甚至顾不上嘘寒问暖，只是紧紧抓住她的手生怕她再次离去。张茂渊自小疼爱张爱玲，尤其是哥嫂离婚后，她更是操心着张爱玲的生活、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更胜过她的母亲。张爱玲就读香港大学后，她又想尽办法找到好友，委托在香港安利洋行工作的李开第作为其监护人。头发时刻梳得整齐的李开第尽心尽力照顾着张爱玲，好多时候只要见到了李开第，她就会想起可口的萝卜饼、甜面包、三角饼来，也会想起冰冷高清的姑姑来。“她对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我自动黏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张爱玲始终没有搞清楚，但她渐渐明白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待姑姑收拾好房间后，张爱玲一个人躺在松软的床铺上，望着窗外闪烁着的阳光时，情绪才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地方”，她很快就喜欢上这套装饰精美的公寓，并对这里散溢出的温暖气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满足，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淡然的墙壁上映着清香的花束，雕花的家具透着高贵端庄；华美而不落俗的灯具，静静地在墙角散发出奶黄色的光；舒适而又透着情调的沙发，与近处客厅的壁炉相映成趣。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懒散地躺在沙发上，听着留声机里灌制的西洋风情，用心感受着这紧凑而又不失情调的浪漫。阳光好时，还可以一身睡衣站在阳台上，一览整座城市的格调。“晚烟里，上海的边缘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恋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沧海横流，而家永远都是深藏在内心中的港湾，数说不尽的温馨中，让她也想到了时时在追寻着的幸福。感动有时候来得真是莫名其妙，尤其是经历过香港围城的紧张遭遇后，此时的张爱玲只想让自己躲起来，蜗牛一样遁世在小小的寓所之中。
生活原本就充满着太多变数，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无论是开怀还是忧郁，最终都会飘散在记忆的长河之中。总之，这一切让张爱玲开始变得十分消极，书不愿读，事情不去想，至多开心时趴在窗前静观外界的变化。原本回到上海就是迫不得已，现在想起来也是满腹悲伤，如果说命运早有安排，可这乱世中悲伤的人又何止她一个？对无情的张爱玲来说，其实她又是最有情的人，虽然不在乎一次次的伤害。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家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故，先是母亲和新结识的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他们倾其所有收购了一批鳄鱼皮，从当时的设计方案来看，是想着加工成皮鞋、皮包、手带等装饰品出售，却没料想战争会来得如此之快，枪炮声中的动荡开始让一切都变得飘忽不定起来。黄逸梵一直都想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生活，她也曾透露过想学习裁剪皮革的念头，战乱不仅破灭了她的梦想，而且和张茂渊也无法取得联系，心怀幽怨之下便打算前往英国居住。
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新加坡。混乱的时局越发让人看不清楚，唯一可以依赖的男朋友又惨死在炮火中。虽然说“与外国人恋爱后，再也不想跟中国人恋爱”，但一想到这些，她的泪水还是不尽地往下流着。悲痛需要自己来承受，为好好地活下去，她只有无奈前往印度以求得希望和生机。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树挪活，人挪死，出色的工作能力，让她最终成为尼赫鲁姐姐的英文秘书。这确实是她没有想到的荣幸，没多久之后，她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进而转战到马来西亚的一所侨校教书。命运并不是多么垂青她，“她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主要收入还是靠买卖从中国带来的几箱古董”。
战争如同一场意外的劫难，也让生活阔绰的张茂渊因为投资失败，失去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为此，她先后做过电台新闻记者、戏院的翻译，这样的生活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到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种种因战乱而起的变化，也波及身体一直虚弱、素来与世无争的张子静。他高中没有毕业，托人进入了复旦大学，只是刚开学还不到两个月，学校就开始停课关门。书无法再读下去，只能待在家里百无聊赖。父亲还算可以，在日本住友银行上海分行担任英文秘书，工作体面，收入不菲，可自从“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为躲避汉奸嫌疑，便辞职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钱庄。钱庄的效益还真不错，可习惯于挥霍的张志沂，时常会变着法子从钱庄里透支，一次又一次谎言之后，最终搞得大家不欢而散，各奔东西。
其实，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大家庭沦落得这么快。花园、假山、秋千、童话书全没了，就连大宅子也被廉价地抵押了出去，全家只能搬到小得可怜的楼房里。种种变故，让一贯冷峻孤傲的张爱玲变得更为冷漠。温暖长情的姑姑也有着自己的难处，平日里看似生活安逸，手头拮据时也只能做到管吃管住。张爱玲小住了一段日子后，突然提出了报考圣约翰大学的要求，以期完成港大未竟的学业。时局不稳，这样的要求让姑姑有些一筹莫展。无法联系到母亲，两人商量后才决定去找父亲。
张爱玲从家里逃出后，一直拒绝与父亲有任何联系，彼此也无书信往来。从这层关系上讲，两人之间已无任何情分存在，如同脱离了父女关系一样。
正在无比纠结之际，闲在家里的子静听说姐姐回来了，立即来到姑姑家看望。三两年不见，姐姐出落得不同凡响。高挑性感，秀发披肩，闪现出的是清秀而又成熟的美，那美几乎让他不敢再看下去，似乎多看了就会心猿意马。他不由得想到了母亲海上归来时的装束，也是典雅大气，风采翩然，必须用仰视的眼光才能感受。
两人开心地说东说西，那种久未谋面的亲近，连姑姑都生出了羡慕。谈论到以后的打算时，张爱玲说她准备报考圣约翰大学，巧的是子静此时也想报考这所大学。姐弟俩不谋而合的机缘巧合，顿时让张爱玲的心情好转起来。其间，姑姑也谈到了或缺学费的实际困难，结果子静想都没想就答应找父亲商量解决。听到弟弟愿助一臂之力，暖暖的情感流遍了全身，张爱玲又何尝不知道呢？弟弟这些年混得并不景气，但为了厘清父亲与姐姐之间的矛盾、纠葛，他愿意出头做这样的连线人。
张爱玲的性格是死也不愿意去求父亲，她怕自己说不出口，又怕父亲驳回了没有颜面。子静太熟悉姐姐倔强的个性，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就匆匆辞别离去，他要把姐姐回国的消息告诉父亲，希望能带给他难得的快乐。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姐姐强势地命令弟弟，所以子静对学费的事极为上心。他趁后母外出不在家的机会，私下里找到了明显已经苍老的父亲，说了姐姐回国遇到的困难和今后的打算，也表明了自己想支持姐姐上学的坚决态度。纵然是无情无义，毕竟也是亲生骨肉，听完这一席话，张志沂眼前又闪现出幕幕往事。
只记得那时黄逸梵不管不顾地去了国外，只留下姐弟俩同他相依为命。虽说有时会带他们去看戏、买点心，有时也会谈小说、聊电影，但那些仅存的温暖却似一瞬间的花开花落，随着旧时光的逝去，转眼间已积攒了许多不愿回首的往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父亲也知道时局动荡，一个女孩子能执着于求学实属不易。虽说她至今也不愿意开口，毕竟是幼小的心灵曾经有过伤、有过痛，如果往事飘零随风落，又何必去计较和为难她呢？于是，张志沂心软地对子静说：“你叫她过来吧！”
伤痛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时间又会于千万人之间把你找寻出来。张志沂的言语和表情给人感觉坚决、严厉，可在心底却已冰释了所有不快。此时，能知道她尚安好，应该是件快意的事。
为了上学，张爱玲在子静的安排下回到位于福理履的新家。祖上留下的大别墅没有了，眼前这高低错落的小楼房虽说精巧别致，却全然没有了以往的熟悉。什么都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父亲身上衰败的气象。在走向这个陌生的家时，敏感讷言的张爱玲突然心疼起这位曾深爱她的父亲来，儿时陪读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候的天好蓝，云好白，两个人躺在树荫下的凉椅上，为书中各种奇妙的情节和人物激烈地争论着。只是时间过得太快，快得让人根本来不及应对所有变化，连往日的情怀也找不回来。可执拗的张爱玲却又不愿意表现出对父亲的关爱，哪怕是一句能够打动他的话，可是没有，她甚至还要故意做出无比冷漠敌视的态度，苛刻得连丁点儿笑意也不露出来。
见到女儿的那一刻，心怀欣喜的张志沂就开始无比后悔，当年若没有粗暴的拳打脚踢，今天也不会有这样尴尬的逢面。他其实很想借着眼前这机会冰释前嫌，可面对着那一脸堆砌着冷漠的面容时，却不知道如何去拉近这恍若隔了千万里的遥远。最后，张志沂还是相当宽容地答应了女儿的全部请求，并嘱咐张爱玲先行办理转学事宜，学费即刻让子静送去。
这样的见面或许让人感觉有些突然，要不然就是彼此的心情都没有调整好，彼此相处还不到十分钟就各自离去。之前的离家出走之事，谁也没有去提及，大概是机会还不算成熟吧？总之，张爱玲高挑苗条的身影从他眼前兀地消失了，身后只有张志沂凝滞的目光。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能忘掉的叫过去，忘不掉的叫记忆。那么，在子静的记忆里，这是姐姐张爱玲的最后一次走出家门。可以想象做父亲的内心该是多么难受。
这一别，真的是永生没有相见。
大概是数十年后，穷困潦倒的张志沂再也没有任何资本供其挥霍了，瘦弱的身形完全没有了人样，独自病逝于在阳台搭建的小窝棚中，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全部家产。从官宦世家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让人看后真有种无法言说的悲哀，最可怜的是这对天各一方的父女始终没有化解开矛盾，真不知道是谁负了谁，谁又伤了谁。
等到秋季开学时，张爱玲和张子静都如愿以偿迈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大学生活轻松而又惬意，最开心的莫过于姐弟间又平添了许多接触的机会。有时，哪怕只是一道匆匆而过的眼神，彼此也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悦。对子静来说这种幸福无疑是难得的，这些年他最缺少的就是亲情。个性独特的张爱玲却不这样想，她很快就改变了圣玛丽亚女校时的拘禁穿戴，以另类的奇装异服成为一道供人观瞻的风景。特色的衣服之下，不能包裹的是那孤独而又唯美的文字，完全就像不入世俗的精灵，除了斯里兰卡同学炎樱等几个特亲近的人之外，没有谁能够接近她。
炎樱，又名獏梦，是个喜欢文字、性格开朗的女孩，她和张爱玲偶然结识在一艘从上海开往香港的船上。这种擦肩而过的缘分，却让她们阴差阳错地逢面大学校园，成为知己后，干脆多次出现在张爱玲如花的妙笔下。
快乐还没持续多久，生活费又成了摆在眼前的最为棘手的事。生计面前，张爱玲倔强地不愿求助任何人，谁也没有想到她选择了辍学。这个敢想敢做的人，甚至没太多考虑就端直走出了校门。从此，校园里再也见不到这位独来独往的精灵，似乎之前的欢声笑语就像一场很快就清醒了的梦，在眼前就那么一晃，便幻化为众说纷纭的话题。
直到从炎樱那里听到姐姐辍学的消息之后，子静都没有轻易相信，他径直找到姑姑家要问个究竟。姐姐正趴在桌子上写稿，对他的到来连头也没抬一下。也是，张爱玲当年从家里逃出时，就已经在黑屋子里冷漠得什么也不在乎。一个人既然连什么都不在乎，还有什么能够伤害呢？对于子静一连串近乎发疯的发问，她只是淡淡地说道：“这所大学里就没有好教授，让人根本无法用心读书，更不要说学到有用的知识了。”
人生在世，注定要承受太多委屈。张爱玲的真实最终让子静明白了姐姐最致命的困窘所在。“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想到这些心里便酸涩起来，但嘴上依然劝说姐姐重新谋份工作，哪怕是做国文、英文的老师也行。姐弟之情真诚可鉴，却被张爱玲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了，她根本就不在乎旁人的感受：“这种事情我做不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姐姐的才华永远都是子静骄傲的资本，虽然遭到了拒绝，可天真的他忽而还是觉着姐姐更适合当编辑。他这样说也并非是信口开河，而是缘于姐姐九岁时的第一封投稿信：“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信写得很有意思，充满童心童趣，但这样的信投出后，多是石牛沉海，没想到在家里引起不小的反响。此时子静说到编辑职业，无疑有着以情动人的意思在其中。张爱玲听后并不感兴趣，只是此时她觉出了弟弟浓重的关爱之心，为不愿意让他伤心就敷衍道：“我替报馆写稿好了。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生命往往因美才有存在的价值。说起当编辑，想必张爱玲更喜欢投稿的感觉，当厚厚的稿件装入信封之中时，那种无法言说的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她哪里有心思去报社做名编辑呢？这些年里，她一直坚持着创作，大学期间对文学有些疏远，但还是悄悄地用英文给《泰晤士报》撰写一系列的影评文章，只是这些并不为子静知道罢了。
事实上，父亲时常也会通过各种报刊来关注女儿的创作，让落魄的内心不时地充满欣慰，可以说，女儿让他活在希望中。在某种程度上，他最早发现女儿的创作天赋并不断地加以培养，他爱张爱玲可能还要胜过爱子静。虽然后来读到的多是丑化他的系列文字，如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丑陋、粗暴武力痛斥孩子的不堪，还有清王朝倾覆后名门世家的种种心酸经历，但他都宽慰地理解了。遗憾的是张爱玲并不知晓这些，她只是在自己的孤傲中勤奋地书写着人间的沧桑，用冷眼观瞻着没落世家的凄凉衰落。
光阴逆旅，浮生若梦，张爱玲始终与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她祈愿的不过是才华的显现，就如同她总喜欢以奇装异服来示人一样。好多时候，她这道风景总会带给人无比的新鲜气息，不够惊艳夺目，却始终芳香四溢，美得足以让人心醉了。
只有时光，在人们不及思索、不曾悟透时，已经在催促着真正芳华的来临。
风华初绽
更多时候，一说到沦陷，整个上海都似乎处于无比的悲痛之中，尤其是文坛，更是有着为环境逼迫的恐怖和寂寞。
纵然这样，恐怖之下的张爱玲却以不善言辞和超凡敏感，不失时机地接替了巴金、老舍等名家逐渐隐退时的空隙，如一匹狂风暴雨中杀出的黑马，以突飞猛进之势开始了通过文学成名之路。本是为了赚些生活费用，结果这些却为大家所关注。于是，她只能趁着这股创作热情，将更多精力投入海量的阅读与研究中，然后又不停地转成文字向外投稿。这可能是她最开心的事情了，除了《泰晤士报》外，她还给当时上海极有影响的《二十世纪》英文月刊投稿。
《二十世纪》的主编克劳斯·梅奈特从业阅历特别丰富，先后做过记者、大学教授，之所以要创办这样的期刊，无非是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同时，还保持着对文字的深爱。所以当他收到张爱玲洋洋洒洒近万字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一文时，很快就被独到、有趣的个人观点触动，出于惺惺相惜的关爱，他竟然不吝版面，给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特地安排了八个版面，不但是全文照登，还热心撰文赞誉其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后来，这篇长文改名为《更衣记》，文中详尽记述中国千百年来服饰的变革延续历程。在她自如生花的笔触下，不但写出了各式服饰所蕴含的风俗人情，而且从精神层面也引导着外国人进一步对中国服饰文化进行了解，即便单纯地从学术角度而言，这篇文字也不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编的意外垂青，倍增了张爱玲创作的信心，从评《梅娘曲》《桃李劫》《万世流芳》到《秋之歌》《浮云遮月》《两代女性》《母亲》等，她几乎一发不可收，因为这些用心写就的文字，只要刊载就会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柯灵先生事后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创作为张爱玲赚取了丰厚稿酬，也为杂志带来更多的读者。漫长而又煎熬的爬格子生活，更像一场梦，将她多年来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全部毫无保留地抖落了出来。实际上，她在很早之前自诩：“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被称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这样以梦为马的目标似乎有些自大，让她除了不停地写作之外还是写作。
张爱玲将所有的寂寞与快乐都融于笔端，对这位经常喜欢自称“我出来就是写小说的人”来说，她的执着、不懈、悟性、坚持，以及对这个变态社会的种种了解，早已注定了她以文字为信仰的使命。
随着投稿次数的增多，张爱玲与梅奈特主编很快就熟悉起来，他除了让这个笔下有乾坤的时尚女子写影评，还不断地约稿大篇幅、有深度的文章。既然答应了，张爱玲就不得不废寝忘食地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如刊于1943年6月号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12月号的《中国人的宗教》等文章，都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论述，以其老到的文字表现出对于洒脱的认知。这些长文投送出去之后，那种“拥有如沙，心不知处”的禅悟让人眼前一亮。“她不同于她的中国同胞，她从不对中国的事情安之若素；她对她的同胞怀有的深邃好奇心，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张爱玲全身心地神游于文字的世界当中，不断地向外推介着中国文化和常人的生活状态，也怪不得梅奈特主编要极力称赞。尽管此时才不过二十出头，可她笔下却始终有着无比的灵动，那种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就连写出的悲欢离合都带着不尽的嘲讽。这样的文字常常让人误以为作者有过太多的人生经历，至少是走遍了万水千山。更为称奇的是，张爱玲可以将生活中本不起眼的琐碎，机巧而又不动声色地运用成文章的素材。细细品味她的文字，才会发现这样的文字还有着太多对于外部世界的体验与感觉。而这些最终都归根于童年生活的不幸、父女关系的僵持，以及家庭中兴后的逐渐没落。
无法回避现实，只能是在复杂而又带着诸多疑问的矛盾中不断地积累着，心理上的失落让她看上去像变了一个人，仿佛其在以寡言少语完成着刻骨铭心的回忆。生活中真正可以说清楚的事，其实又多是那些毫不相干的琐碎，于是，本来很期待的事情在瞬间便成了无比的心酸。
对于梅奈特主编来说，他关心的只是一篇篇内容新颖的稿件。张爱玲又何尝不明白出名要趁早的道理呢？作为生存的最好方式，她根本不愿去质疑一切，只是想着如何用文字拂去心理上的失落。
这便让人惊诧起她的细微之处了。
那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虽然风中还带着料峭凉意，但张爱玲并没有过多关注这些变化，只是潜心伏案书写着人生，执着而又自信地将十里洋场上的风花雪月、情场旧事和那些沉浸在历史角落中的故事全部搬进书中。这些精美文字下的细腻情感，使她准确地把握住读者的需求与定位，也让这些故事悄无声息地融入读者心中。回首过去的一年，张爱玲真是感觉失去许多，但同时收获的却是丰厚的稿费、满满的自信，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赞誉。她极像一位故事的编排者，灵活自若地将流逝的岁月串成人生的风景，以“自己良心上的非常痛快”来反思诸种人物的细处。
其实从少年时开始，张爱玲便在父亲的教育下接触中外电影和戏剧。旧式文人的张志沂虽然颓废，可传统文化功底扎实，这样的教育也无形中为她未知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本是尽善尽美的事情，只是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变故，这美好的过程全然为仇恨所湮没，以致让人根本见不到一丝一毫的好了。或许正是这样的受挫心理，才让张爱玲在后来以笔为枪的绝世孤高中，更是不屑一顾地将父母生活中的种种囧状揭露，无比真实地展现给了读者。这样的自私和残忍似乎无法想象，但张爱玲要的只是笔下源源不断的文字感觉。
如果将张爱玲比作一朵冷艳无比的花，那么她也只是盛放在不为人知的背风处，在文字的滚滚红尘中，她让人品尝到的是俗世间的真实烟火，却始终无法窥清内心的全部世界。
纵是这样，但如果没有热心人的精心呵护，张爱玲至少不会那么快出名，其中除了父亲、师者，还有最疼爱她的姑姑了。为解决张爱玲投稿无门的困窘，黄茂渊把她介绍给了远房亲戚黄岳渊。
奉化奇人黄岳渊在上海是有名的园林艺术家，他一生都沉浸在侍弄奇花异草的幸福中。“不识黄园菊，枉为上海人。”如果要说黄家园子是上海滩最精致的，那是一点都不带夸张，否则就不会有好多社会名流以能到黄家园子赏花为幸事了。即使是在今天的奉化，这“中国艺术之乡”“中国水蜜桃之乡”的美誉，其功劳也全在于黄岳渊。黄老不重名望，仅他一生只务花养草的精神便足以感动许多人。战争时节，能有一片这样的世外桃源不受打扰，在花开花谢中陶冶心灵，在人来人往中静享人生，这也算是桃花源中人了。
张爱玲偶尔会去黄家园子闲逛，进去后喜欢东瞅瞅西看看，多半是借赏花来看望老人，而黄老也常常对张爱玲从容自如的文笔大加赞赏。
能在乱世中做到宠辱不惊，就可知这黄岳渊绝非等闲之辈。黄老的座上客中有个叫周瘦鹃的人，是个以写缠绵爱情作品出名的爱国作家，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就已经享誉中国文坛。有一天也是无意路过黄家园子，便径直进去找黄岳渊吃茶赏花，谈兴正浓时说起了最近在忙《紫罗兰》杂志复刊的事。黄岳渊并不关心这些事，只是精心修剪着花草上的杂叶。见对方没任何反应，周瘦鹃只好将就着说起与园艺有关的话题来。
这个鸳鸯派的当红作家自幼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长大。周瘦鹃从中学时代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笔下虽多伤感缠绵，但胸中却不乏磅礴大志。当日军铁蹄肆意践踏中国大地时，他内心中时刻都充满着仇恨，只想着如何用笔去表现内心，来宣泄对于外寇入侵的不满。分别之际，周瘦鹃又心事重重地说到杂志复刊的事，其意不言自明，就是每天来这园子里的人多，想让他帮忙给留个神。黄岳渊这才明白缘由，听后粲然一笑，顺口便将张爱玲这株新花介绍给他。
说到这本1925年正式创刊的《紫罗兰》杂志，本来就有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据说是周瘦鹃有次去女子中学看演出，无意中与结识的女学生周吟萍一见钟情，俩人书信来往后私订终身，遗憾的是门不当户不对，周瘦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要嫁为人妇。既然是上天注定的姻缘，只能是人随天意。反正是好不容易等到周吟萍出嫁的那天，周瘦鹃也意外地接到了邀请。喜宴上，望着泪痕未干的心仪女人，她那满眼的幽怨、憔悴和嘶哑的嗓音，更是深深地刺激着这个男人，同样有种“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遗憾。
成婚后，周吟萍很快就为自己在南京谋得了工作，为的就是躲避与丈夫同房，她心里始终惦记着那个憨厚朴实，但是家境却一般的周瘦鹃。虽说是覆水难收，但两人却一直坚持着通信，在肝肠寸断中互诉相思之情。周吟萍的英文名叫Violet，翻译过来就是“紫罗兰”的意思，周瘦鹃于是用紫罗兰色的墨水来覆盖撕心裂肺的痛，用案头养的紫罗兰来回忆那段暖春盛夏的快乐，用一本本的《紫罗兰集》《紫罗兰文外集》《紫罗兰庵小品》来表达内心的矢志不移。性情中人的周瘦鹃并没有刻意去掩藏和伪装，他干脆连自己主编的杂志也叫作《紫罗兰》。杂志以“游戏”“娱乐”“消费”等都市时尚通俗文学来定位，周瘦鹃将内心伤感的情绪都融入浓烈的文字当中，这样拼命的写作，最终目的还是要向周吟萍父亲证明他当初嫁女瞎了眼。尤其是1964年周瘦鹃在写给自己女儿的信中更是坦言：“你总该知道，我从十八岁起，就爱上了紫罗兰，经过漫长的五十二年，直到今年七十岁，仍然死心塌地爱着它。正如诗人秦伯未先生赠我的诗中所谓‘一生低首紫罗兰’……我为什么这样念念不忘紫罗兰呢？你当然知道这象征着我所刻骨倾心的一个人的。花与人，人与花，早已混为一体，而跟我结成毕生以之的不解缘了。”
周瘦鹃用情之深可见一斑，正如他那本在读者中一直很受欢迎的杂志。只是不知何种原因，杂志却于1930年6月突然在大家的意外中莫名停刊。
离别是一种美丽，就像是吹进眼里的沙，虽然模糊了情感的双眼，但人依旧，爱依然。不经意时光匆匆逝去了十年，周瘦鹃这只孤独漂泊的船，又在惆怅中想起了那段蕴含着幸福的真爱。如果爱不曾来过，如果梦不曾碎过，如果心不曾疼过，他决然不会又要重操旧业，来着手张罗《紫罗兰》杂志的重新复刊了。
由于彼此都不熟悉，周瘦鹃也没能记住张爱玲的名字。当他四处为寻找作者费心时，张爱玲不失时机地出现了。一眼看过去，她相貌确实平平，再细看时却感觉眼神中满含忧郁，似乎又是个有想法的人。张爱玲此时虽凭借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等文字，步入了所谓的上海文坛圈子，但明显可以看出的是，《二十世纪》这个平台只是满足她眼前的小虚荣，真正要能够立足，就必须要创作出叫得响的小说。
当时的上海文坛，正处于新旧两派文学交替时期，可以说，新文学派从不认可鸳鸯蝴蝶派作家，而鸳鸯蝴蝶派作家也瞧不上新文学派。张爱玲起初也曾模仿过新文学派的笔调风格，之后又选择了传统文学创作。她认为，上海这座城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有上海人的内在、和谐与世故。如果不理解这种个性，那绝对懂不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正如以她的眼光来看当下的文坛发展，传统文学才是得以传世的精髓所在。张爱玲自小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早已习惯了上海人的种种聪明与老练，所以她的文字中也愿意表现小市民的普通与不凡，在淋漓尽致中反映出关于社会的种种细节。
有了黄岳渊先生的推荐，张爱玲自信地带着她的新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前去拜访周瘦鹃先生，时值1943年初春。
二十三岁的张爱玲见到周老那一刻，张爱玲所有的紧张都突然间消失了。在袅袅盘旋的烟雾中，两人天南海北相谈甚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周瘦鹃在与晚辈的交流中并非板着脸的严厉，一种熟悉感顿时从张爱玲心底遽然升起。当他得知张爱玲辗转的经历后，更是对眼前这位女子有了兴趣。要说与眼前这位早已仰慕的文坛大佬结识，最早应该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记得如此清晰，那个时候的她每日里享受着和煦的阳光，心中忐忑不安地读着一本本《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爱情小说，内心不仅仅是时有感触，而且带着少女春心的萌动，想好好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也不知张爱玲算不算是早熟，但那种无法说出口的感觉，却一次又一次在心底漾起温度来。无比孤寂的时光中，这些书陪伴着她度过了并不完美的童年，就连泪水和哀叹也是那么心甘情愿。所有与文字有染的岁月，注定着都是一场忧伤。至少在那段时间，周瘦鹃超凡的才华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作为都市通俗读物，自然就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后来她不经意中发现，妈妈和姑姑竟也是他的热心读者，对这些书痴迷程度令人费解。有一次，她无意中见到母亲手捧《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悄然落泪，这个聪明女人的举动，满溢出不露痕迹的感受，从此，那些书就让张爱玲的梦得以继续延续着。说到这里时，张爱玲话锋一转，又说曾经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不公抱怨过，最后还书写长信一封，希望作者能改掉其无比哀婉的结局，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彼此还会在这里长谈。周瘦鹃最早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爱之花》而走红文坛，他为张爱玲的风趣说笑感动，虽然他始终没有想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来，但他无形中接纳了这个会说话的孩子。
有着“文坛哀情巨子”之称的周瘦鹃接过了青年作家张爱玲的作品来看。借着周老翻阅作品的当口，张爱玲环顾四处，只见古色古香的大书架如一面墙壁，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各类书籍整齐有序地陈列其上，在古朴、典雅中彰显着主人的学识和教养。不远处还有一张狭长的檀香木供桌上置于空旷处，上面摆放一个中规中矩的宣德炉，在光照下泛着青铜的色泽，一炷紫罗兰香燃烧得有滋有味，长长的香灰渐渐地弯曲下来，形成一种非常好看的曲线。她偷偷长吸了一口醇厚的香气，只觉着这味道清淡如素，淡雅之极，不由得对这里的环境有了兴趣。她再透过轻盈缥缈的袅袅香雾，发现周老正戴着花镜十分投入地阅读着，文人不凡的气度中，依稀还闪烁出属于他特有的儒雅。
应该是经过长久的沉寂之后，周老才缓然起身走了两步，又转身过来把眼镜摘下放在桌上，慢悠悠地揉了揉太阳穴后才开始说话，他希望张爱玲能够将书稿留下，待读完后再行交换稿件的修改意见。其实，之前略读过的那些文字已经有些感染了情绪，让他觉着眼前这位女子落笔不俗，字里行间的遣词造句、不急不缓的文笔风采、故事架构的精彩动人，都让他佩服，于是更为佩服起黄岳渊的独到眼光来。最不可思议的是，眼前这位给外国杂志写文章，却又甘愿坚守传统文学的女人，内心世界竟是如此的丰富和多彩，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张爱玲那种不喜不悲的神情在人眼前悄然开出一片花来。
一周之后，张爱玲又是急迫地来到了周瘦鹃家。周老这次表现出十分地热情，不但亲自下楼迎接，而且还留她吃茶聊天，偌大的书房里也就没有更多客套，很快就谈起了堆在案头的书稿来。茶，最多是应酬的工具，文稿上才真刀真枪地见证水平。千万别小看了眼前这位旧时代的文人，他在当时的文学圈中属于为数不多研究中西方文学的学者。毫不夸张地说，他能够从《沉香屑》的写作笔法中读出毛姆的影子，也能感受到《红楼梦》影响的痕迹。时间过得很快，彼此甚深的谈兴却已经像流动的空气，不但给了对方自然的笑容，也为自己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直至天色黯然时，周老才心怀惜才之心把张爱玲送下楼来，两人又沿着花园的小径说笑着，在淡淡的花香弥漫中分手告别。
临走前，周瘦鹃很客气地问张爱玲：“是否愿意将作品全部发在《紫罗兰》杂志上？”
生性木讷的张爱玲心怀喜悦满口答应，并大胆而又热情地邀约周老方便时来家里喝茶。想必这本不多得的待遇，也是表示她自己内心欣喜的一种方法吧！
成名传奇
地处今天上海常德路、南京西路、愚园东路交会处的爱丁顿公寓，属于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可别小看了这幢不起眼的楼，从外面虽说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里面却包藏着外人所不熟知的惊艳。随着张爱玲的一系列小说在这里陆续完成，爱丁顿公寓也算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她的写作梦想。建筑无语，人有情怀，仅从张爱玲从这里数次搬进搬出的纠结来看，更多都因为难舍和留恋。
也就是在这座周围布满绿色植物的公寓里，张爱玲精心接待了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去那公寓。乘了电梯直上六层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厅，见到了她的姑母。这一个茶会中，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个，茶是牛酪红茶，点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
周瘦鹃的一身装束飘逸如仙，他的出现给人感觉就恍若穿越了时空。等彼此都落座后，他才递上了新近复刊的《紫罗兰》杂志，油墨的馨香中，何止是心旷神怡的诱惑，更多的是让人忍不住想要读下去的强烈欲望。张爱玲欣喜地捧着杂志就翻开来，时而凝神，时而浅笑，在一目十行中享受着独特而又微妙的感觉。
为准备这次会面，张爱玲最终选择了用西式的茶点款待周老，落落大方的她，特意换上了合体的淡雅旗袍，在袅娜成红颜沉香的曼妙风景中，连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恰到好处。淡黄色边框的眼镜下，透着淡淡思绪的神情，有典雅的温柔、有梦幻的美丽、有贤淑的雅致、有迷蒙的风韵。美人骨头轻不过三两，美貌的面容终会在时光中凋零，但这样的情景，谁又会去想那么遥远的事情呢？
茶会气氛出奇地好，三个人从文学谈到生活，从生活又谈到社会，一下午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快得让人觉不出丝毫的无聊。以致都过去了好多年，周瘦鹃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次有趣的茶会，张爱玲始终保持着特有的礼节，她苍色不乏自然的笑容是如此纯净、通透，不时地还会泛出淡淡的甜意。这次接触，让他更加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张爱玲，还为她世俗却又出尘的想象感到惊诧。这些特别的记忆，后来都变成了周瘦鹃笔下流光溢彩的文字，但这样的文字只是写出了虚伪的假象，却无法看清掩映在云山雾水中的烦忧。尤其是随着张爱玲一篇篇作品的陆续发表，那种深沉与尖刻在激烈地震撼着她，那心中沉睡的激情也似乎被唤醒了，被点燃了，在自己独特的感受和奔涌中，不断充实着梦想与希望，暂时让人无法看清沉湎于心的凄凉与悲哀。张爱玲很快就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她更是不吝笔墨，在笔下缩影着大上海的繁华世故。
在张爱玲的意象世界中，风花雪月的文字无疑是对那个时代的摹写与翻拍，在罗曼蒂克中展现着处处传奇，在回味无穷中透露着遍地秘密，在红男绿女纸醉金迷的世相大舞台上，贵夫人的偷情、丝帕少妇的媚态、汽车上的临时约会、自甘堕落的舞女、钩心斗角的情侣，都全然以爱情故事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时间，张爱玲如清流一缕，顿时就让处于混乱、空虚中的上海文学界开始变得躁动起来。确实，纵观当时精致与破落、繁华与阳暗交织的上海，大致就有那么几类文学面孔，一是太正气的抗日文学，从头到尾都是缺少情怀的豪言壮语；一是漠不关心政局的闲适小品，在浮华缥缈中看不出任何意义。虽说“海派文学”“左翼文学”都表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认知和见识，但张爱玲眼光独到的《沉香屑》系列作品一经上市，立即受到读者的大加欢迎，并且在上海滩疯狂地火了大半年时间。周瘦鹃也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小说：“请读者来共同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那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正如人们常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一样，张爱玲在前人已经把上海滩写得尽善尽美之际，却从心灵的深处写出了不同于众的感受、相思、忧伤与寂寞。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是那么痛快。《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先生读了这些作品后，也不由得想要结识文坛新秀张爱玲。他之所以会眼前一亮，完全是因为张爱玲的文字中有爱、有期待，也有着脆弱、清醒。可以说，她的作品不仅仅是用所谓的苍白来表现悲欢，更多时候是在岁月毫无波澜的境况下，把自己的经历都巧妙地变成了别人的故事。
柯灵费尽了周折，才知道要联系张爱玲的唯一办法，只能找周瘦鹃。
彼此都是圈子里混的同行，周瘦鹃生性又不傻，怎会心甘情愿让人来挖自己的墙脚呢？所以，这个念头刚从柯灵的脑际闪过，连他自己都好笑这个奇怪的想法，只好带着思贤若渴的遗憾自我安慰一番。
或许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当柯灵刚刚放弃了所有想法时，张爱玲便意外地出现在了他面前。如果说生命这团欲望是无法满足时的痛苦，那真正满足时却又有些无措了。总之，张爱玲的突然登门拜访，反让喜出望外的柯灵一时间慌乱了分寸。
又是一身恬淡的旗袍出现在编辑部，张爱玲宛若翩翩起舞的仙子从时光深处走来，在含蓄而忧郁中展露出优雅。她身材高挑，但那种流畅线条下包裹的心驰神往，尤其是从小布包中往外掏手稿时的动作，更是细微得让人浮想联翩。她是喜欢旗袍的，内敛中有着太多的婉约，就像湖边摇曳的弱柳，在顾盼自怜中复原着内心的梦幻。张爱玲轻轻打开一层层包裹的纸，轻柔得生怕不小心就会有所损坏。这哪里是在取东西，分明是在表现着女人最可爱的一面。人既然都如此细腻，想必文字的遐想中也会有着千万种意义所在。柯灵接过《心经》手稿，也只是读了开篇，就满心欢喜起书中最生死相依的句子。
他真诚而又迫不及待地向张爱玲发出了约稿的请求。
张爱玲爽快地应允下来。此后，《心经》《琉璃瓦》《连环套》等作品开始在柯灵的精心策划下陆续推出，又一次次以内心的无比唯美“燃放”了上海滩。创作一发不可收的张爱玲，在文艺圈里的影响逐渐变得广为人知起来。在无比高涨的创作热情下，她出人意料地保持着自己的创作速度与节奏，让整个上海文学圈也是有着太多无法想象。
接踵而至的光环与热捧，无疑让强烈的世俗进取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上海的杂志开始以刊发张爱玲的作品为时尚，大有洛阳纸贵的感觉，就连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也格外高调地谈论《金锁记》等作品。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偏见，而且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所以此书从出版之日起，便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现代文学的热门书、教科书。最为重要的是夏教授还独具眼光地发掘出了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在创作方面的不俗成就。尤其是对于张爱玲，更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赞誉，直言不讳称其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文豪蔓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夏教授还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的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以清贞、决绝所创造出的神话已完全无法用文学的范畴来解释了，在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度被大众公认为有“汉奸”背景的刊物《杂志》，也不失时机地推出小说《茉莉香片》。后来也有研究者说是张爱玲毛遂自荐，也有说是杂志社慕名主动联系，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刊发这些文章，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着强大社会背景的《杂志》在此时助推了张爱玲的创作。柯灵在回忆起异常火爆的抢购场面时也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位总编的话质朴实在，虽然《万象》杂志一度在上海的发行量占据市场份额最大，但没料想到张爱玲发力竟会如此之猛，声势之大，以致让所有人都不得不关注她。
“你的荣光里充满着夸张的崇拜，你的陨落里只有自己的悲哀。”这大概就是一夜成名的感觉吧？
其实，哪里又有那么多的一夜成名，更多都是百炼成钢的结果。张爱玲迅速走红之后，并不在意《杂志》的复杂背景。对于一个从不接触政治的人来说，有无背景似乎与她无任何关系。现在，她只需要在自我的世界里不断地架构文章，继续怀揣着出名的梦想。说起来也奇怪，《杂志》对于张爱玲特别照顾，从开始刊登她的作品起，每次都会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似乎推不出名气来就会失职。这种情形之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留情》等一篇篇高水平作品相继问世，且都在当时创造了发行奇迹。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就像投入上海滩的石子，很快就激起了圈圈涟漪。1944年5月，蛰居上海的著名评论家傅雷针对张爱玲异军突起的现象，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其中指出：“在一个低气压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故事，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种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
这种突兀，无疑是对于作者写作技巧的最大肯定。“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而张爱玲正是填补了小说创作的空白。”谁也解释不清张爱玲创造出的文字奇迹，虽然有各种甚嚣尘上的评论，但只知道她很快就与《紫罗兰》《万象》杂志的合作结束了。这时，傅雷又突然笔锋一转，提出了人物的典型性、深刻性来，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这样的说法似乎也对，但张爱玲甚为不悦，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原本就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以她对这样的评论依然是我行我素。也是，自古以来都是这种道理：谁掌握着话语权，谁就可以“拣尽寒枝不肯栖”了。
种种合作关系的仓促结束，似乎总带有着利用后的不近人情。对于《紫罗兰》杂志，张爱玲看重的是其不俗的发行量；而《万象》杂志则是稿费等原因。张爱玲还是不由分说地转过身去，又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创作中。《杂志》没有亏待这位文学新秀，尽其所能地给她带来着无限风光、名声和人际交往：邀请众多名家到场，为其举办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在欢迎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仪式上，隆重地推出她和她的作品；邀约参加“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的纳凉晚会，还被奉为主宾。很多不明就里的活动，让张爱玲如同明星般应接不暇。
夜深人静，张爱玲也考虑过自己以后的发展，当然更多的是对于文学的无比深爱：“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创作中的快乐来得那么快，让张爱玲始终笃信着出名要趁早！她只怕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会不那么痛快，就如当初，她能在校刊上刊登文章，是真心要发了疯地高兴，常常会在无人处一遍又一遍地默读，而且每次的感觉都像是头一回见到。现在出名了，发稿也简单了，却突然变得不容易兴奋起来。
一片淡然纯净的蓝绿色中，写满着太多的传奇与体验，也是张爱玲从小就憧憬、最喜欢的颜色。1944年8月，当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其选作了封面主色。这本书中收录了她近两年创作水平最高的十部中短篇小说，娓娓动人的笔触无情揭示了畸形社会中上阶层和抗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就仿佛在讲述那遥远而又动人的传奇故事，以致书才出版五天就告售罄，读者对《传奇》的疯狂购买表现出了太多的不可思议，这情形也让这个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显现出一片灰蒙蒙的雾色来。柯灵对张爱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正确判断，他曾私下好心劝说张爱玲要学会面对力捧，在时局混乱不清的当下，尽量减少与《杂志》的相互来往。“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净的报社杂志。”骨子里始终孤傲的张爱玲此时只看重了出名，对于好言相劝也多是疏于辨析，她从来都不懂政治，也不与政治有着任何瓜葛，但偏偏《杂志》可以让她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名，而成名可以拥有年轻的完美与快乐了。所以，面对想象中的完美世界，她根本就没时间去考虑别的。
为趁早出名，张爱玲每日里都要辛苦地伏案爬格子。在上海滩，上到权贵下至平民，仿佛谁都熟识当红作家张爱玲。她的小说好多时候被当作了饭后谈资，书中醒目的语句段落常常被挂在嘴边，尤其那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更是对张爱玲迷恋到了极致，不但收集她的作品、照片，还琢磨她的写作风格、日常生活，成天里惟妙惟肖地疯狂模仿着，那情形和今天的粉丝团有过之而无不及，痴热的程度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透过这些，表现出更多的却是那个时代的失落与迷茫。
所有人都为张爱玲的文字肆意疯狂着。
因为这些文字，结果还闹出了各种笑话。有天晚上张爱玲回家，行到途中突然发现有位外国人在尾随自己，想办法又不能摆脱，心中便分外害怕起来，只好加快步伐朝着家中赶去，后边那人也跟着加速前进。正当她无力摆脱之际，恰好遇见了一队巡逻警察远远地走了过来，于是赶紧上前说明情况，待真相大白后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原来尾随者是个讨要签名的“粉丝”。也不知道素来喜欢安静的张爱玲会不会烦，反正与她形影相随已久的闺密炎樱则是感触良多。“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最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如此来看，名人自是不好做的，张爱玲成名后也多有着数之不尽的烦恼。
烦恼面前，已习惯寂寞的张爱玲渴望更多的是鲜花和光环的笼罩，这也与她晚年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想想，生活竟然是这般的千奇百怪，张爱玲晚年独居海外的一幕幕情景，难道是对于年少轻狂姿态的回味与自省吗？且不论如何去理解这不同的人生，至少在此刻的绚丽中，“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这梦想来得太容易，让张爱玲不顾一切变化着，而最有代表的还要数她别具一格的奇装异服了。这应该是她成名后随心所欲的彰显，用服饰的不同来肆意放纵着情绪。真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要么穿出大清朝遗留下的“古董”来，要么是中西结合下的另类，反正在穿衣上是怎么随心怎么来。曾有报刊登载过一幅《铅笔与口红》的漫画，张爱玲一身不伦不类的古装短袄，旁边还有手书一行：奇装炫人的张爱玲。细看过去，那情形像村姑或像上了年纪的老妪，始终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即便这样遭人指指点点，她的服装也好像永远都是某种潮流的代言与风向标。这种随心所欲的状态，曾多次引起姑姑对她的不满，但成名而至的种种自信，竟然让她在衣着打扮方面比其文笔还要自如自在。
无疑，这是一个属于她的风华时代。张爱玲从小就钟情于用服饰来表现自我，而且更多时候完全是以衣物的炫丽来填充着生活的梦想。中学时代，她的梦想就是“要穿着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可那个年龄的痛苦记忆，时时都长满着锐利无比的刺骨，“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长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种种无法实现的梦想，最终都得以通过文学上的功成名就复原了，而此时的旧服饰，自然就成了她用来洗刷内心卑微的符号，并让她努力在陶醉中忘记着那个时代。
也只有理解了张爱玲的这段往事，才会明白她为什么一夜红遍后的敢做敢穿。虽然不断有人笑语和评价，甚至有时身后还会追满了看热闹的孩子，可是没事，她现在已学会了在胆量与名气中秉性而为。不就是供人消遣的服饰吗？文字都可以震惊一座城市，那衣着的风头之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此前的上海文学圈中，还真没有因为作家的衣着奇特而成为一道风景的，而张爱玲以耸人听闻的特立独行，时时在创造着新景象。在和朋友谈论着装时，她永远都是那副漫不经心的随意，根本就无法让旁人看透她的内心世界，可是仍然有朋友记下了这段对话。
“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
“干吗？”
“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
“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
“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是这么一个奇炫至极的人，用文字的孤高和别致的着装，一下子就镇住了周围的人。
这样的奇闻逸事还有很多。如果说文笔的细腻能表现出她的内心世界，那衣着的华丽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凸显着她的外在。若说要有不同，只是这两种表现的形式的区别罢了。总之，在1943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张爱玲全然在享受着“张爱玲年”里的所有不期而至的荣誉。
确实如是，现在整个上海滩都在有滋有味地品读着张爱玲，在乐此不疲中传递着张爱玲，在怀揣好奇地想象着张爱玲。
张爱玲就像是一部腾空出世的神话，在传奇中书写着人生里最为出彩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