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南北朝的孝道

孝道历来为各个封建王朝所重视与提倡，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家族势力的膨胀和门阀政治的实施，族人之间的关系是上下分明、利害相关、休戚与共的，这就需要用孝道来维护族内的长幼尊卑秩序，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这个时期的人们把家庭和家族的利益看得比国家的利益更高，最终使得原来家族伦理意义上的“孝”一跃而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

封建帝王第一个以“孝”字作为年号的是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孝建”（454—456年），而历史上以“孝”字立年号的基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正史上首先给孝子立传也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有两大突出之处：一个是特别重视对以《孝经》为核心的孝道的研究和传播，主要表现在皇家重视学习、研究和传播孝道，学者对《孝经》等做了大量注解；另一个是在士族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沿袭了汉代的“孝治天下”。于是，人们在崇尚清谈的同时也崇尚孝道，孝道出了名，人也就出了名。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大量的孝道故事就出现了，而统治者的过度提倡，使孝子们达到了愚孝的地步。

“愚孝之所以为愚，是其只重动机，不重效果；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从根本上说，不是真正的孝道。”“埋儿奉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觉得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面写：“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从此，郭巨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而且孝顺的美名传遍天下。

试想：如果郭巨未挖得黄金，那儿子就真的被活埋了。这样的孝顺也真是可怕！

还有因为“极孝”而被加官进爵的，王祥就是一个例子。晋朝的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并不想养他，常在其父面前说王祥的是非。父亲信以为真，就不再疼爱他，总是让他打扫牛棚。一年冬天，继母朱氏生病想吃鲤鱼，但因天寒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忽然间冰化开，从裂缝处跃出两条鲤鱼，王祥高兴极了，就把鱼拿回来给继母吃。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王祥是人间少有的孝子。有诗颂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留得卧冰模。”后来，王祥因孝名和功绩被加官晋爵，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其孝名为历代所传唱。

谁孝顺谁就当官，这实际上过了头了，孝顺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了愚孝。魏晋时期崇尚这种愚孝，说明那时的文化对人性的压迫已经到了残忍的地步，甚至有点接近病态。这就好像幼儿园老师奖励那些拾金不昧的孩子，一些学生为了得到奖励，甚至去偷钱一样，这样的班级文化最终就演变成病态的了。

为什么魏晋时期会出现“孝治天下”呢？因为那时期的人们太渴望做正人君子，但是又做不到，结果有一天突然发现孝顺爹娘就是正人君子的典范，于是大家就开始纷纷效仿了。只要孝敬好父母，就可以成为君子，就可以成为名人，就可以加官晋爵，这等好事为啥不做呢？大家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了一条进修的康庄大道，那肯定是人声鼎沸、川流不息！

魏晋时期出现愚孝，现代社会也有伪孝行为的发生。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除去对老人有愧疚的儿女哭得最悲伤外，那些在老人生前从没给过好脸色的儿媳妇也哭得很响。难道她们是良心发现了吗？不是的，她们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是为了讨好别人才这样做的。等到老人的丧事一过，吵架的、分家产的，各种不和睦的事情都出来了。这种心理管理，会造成好多人偏离了中庸之道。因为她们本身不需要这么悲伤的，却表现得这么悲伤了；不需要这么压抑的，却表现得这么压抑。这时心理就无法实现平衡，无法达到“和”的状态。

现在的婆媳矛盾也是一大反映，婆媳之间不和，丈夫在中间很难受，如果丈夫只听妈妈的话，妈妈说妻子不好，就去找妻子算账，这样是不好的。所以在对父母尽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理智，要坚持原则地去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