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加强贸易救济理论的研究[1]

2005年，全球媒体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和复兴。2005年12月25日在多哈回合香港部长级会议开幕前夕，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文章评价：“自各成员部长完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谈判以来的12年间，全球商贸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可以说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中国已经从一个政治大国和经济小国发展成世界贸易大国和新兴工业发展国，进一步将自身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但中国在WTO相关的法律方面却遇到了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本《贸易救济理论前沿与实务探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体现了中国在世贸法这个全新领域中的积极进取精神。

什么是世界自由贸易规则?为什么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却要靠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规则来维系?中国经过马拉松式的入世谈判为的是能获得国际自由贸易的平等权利，为什么得到的却是适用自由贸易规则的例外?这种反逻辑的现象在中国入世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引起国人的苦苦思索，这本《贸易救济理论前沿与实务探究》，正是国人上下而求索的理论结晶。

自由贸易曾经是西方欧美国家推崇的游戏，凭着其在经济实力上的强势和制定游戏规则上的优势，保证了能长期在国际分工中独享其成，成为单方面的赢家。然而，曾几何时，由于中国接受并加入了世界自由贸易的潮流，使昔日的自由贸易倡导者感到了自由贸易的威胁并产生了恐惧。为此，西方国家早在中国入世前就已经设置出了与自由贸易完全逆向的一套应对措施。正因如此，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专家和学者，不仅要解读过去我们不熟悉的WTO的传统规则，还要解读WTO规则适用的例外，尤其是对中国适用的例外。因为，不能正确解读WTO规则适用的例外，就不能公允地、全面地解释世贸规则。毫无疑问，若想依赖原规则制定者来说明为什么WTO基本规则对中国不适用，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只能靠中国学者自己来完成，这正是本书对世贸规则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贸易救济理论前沿与实务探究》出版正值中国入世跨入第五个年头之际，这是中国入世以来在世贸理论方面探索和发展的重要成果。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作者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其中有教授，也有在校研究生；有在国内的硕士和博士，也有海外学子；有中央政府商务部的官员，也有地方经贸干部；有律师，也有法官。反映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为我国深入研究世贸理论发现并网罗了人才。本书作为一个缩影，揭示出中国在世贸理论的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虽然目前还只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完全可以相信，用不了很久，中国必将成为全球研究世贸理论的中心，成为研究世贸理论的专家和学者最为集中之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承受了全球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部分，世贸规则项下的各种贸易救济措施在中国对外贸易实践中都有反映，虽然目前这对中国几乎是一个不堪忍受的重负，却能借此丰富中国对世贸理论的研究，并造就最优秀的专家和学者。当然，本书的一个缺憾是，在作者中没有行业协会的代表和企业的代表，而正是企业和行业协会才是各种贸易救济措施的直接当事方。

其二，在研究课题方面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在广度方面，研究课题涉及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纺织品特保措施、技术贸易壁垒等世贸规则项下的各种主要贸易救济措施；在深度方面，例如针对反倾销规则，本书深入探讨了各种课题，其中，朱小苏的“治标更当治本”一文，批评了WTO反倾销规则中日落复审条款的不合理；郭东平的“反倾销法中排除关联方于国内产业外的研究”一文，对界定申诉方范围的不确定性作了探讨；张亮的“反倾销法从低征税规则研究”一文，对适用低税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看法；苟大凯的文章结合大中华经济区的设想讨论了“代表第三国进行反倾销的制度”；肖韦关于“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一文探讨了如何运用法律平衡国内工业上下游的利益；杨宁关于“反倾销措施对加工贸易的排除适用”揭示了目前中国对外反倾销中存在的问题；廖鸣关于“公司合并后的反倾销税率适用”一文对利用公司购并规避反倾销措施的现象作了理论分析。毫无疑问，如果与中国入世前的反倾销研究相比，本书已不再是纯理论的探讨，这些课题都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并打破了过去以研究美欧反倾销制度为主的传统。

其三，中国人有畏法的传统心理，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又增加了对WTO法的惶恐心理。例如，在国际贸易法贸易保护措施方面，中国企业所受到的冤假错案堪称全球之最，遗憾的是，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每年都要受理几十起争端案件，尽管中国入世至今已跨入第五个年头，中国却只向WTO告过一例针对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还是随世界之大流。除此之外，中国没有主动运用过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然而，从本书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中国学者已从入世初期的惶恐畏法、后来的刻意守法，转向寻求如何运用游戏规则，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这方面的优秀论文如韩立余的“国家利益是履行世贸组织义务的根本指导原则”，主张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履行世贸组织的义务，而不是简单地从法律道义上来考虑权利和义务。又如盛建明的“多哈规则谈判中美国的谈判建议”，反映了中国专家和学者对WTO规则制定的积极关注和参与。再如苟大凯的“论WTO代表第三国反倾销制度”，尝试着通过运用世贸规则去促进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实现。另外，陈儒丹等合著的“纺织品国际贸易与出口限制安排”，提出了应如何避免第三方关于利益均沾的要求。总之，如何运用世贸游戏规则，正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反映了中国在世贸理论研究上的重大进步。

其四，在探讨如何与WTO多边规则接轨的同时，进一步触及了深化国内法制改革的需要。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曾推动了“文革”以后国内法制的最初建立。中国入世以及与世贸多边规则接轨，势必要求对国内法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本书中，不少作者都以此命题，从与国际接轨需要，提出了加深国内法制改革的积极建议，这方面的代表作如李佩耀的“补贴与国有企业发展”，黄文俊的“WTO竞争政策对中国相关经济法制的影响”，连瑞南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安徽出口影响”等，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胡锦涛同志曾代表中国政府主张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并承诺中国要为此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然而，纵观贸易全球化的整个进程，却有太多的不和谐之处。可以说，本书的每一篇论文，都是为了发现这种不和谐之处，并尝试着提出解决办法，这是中国学者为世贸理论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诚然，本书也稍存有不足之处。例如，个别优秀论文的年轻作者，其英文水平似胜过中文，在其题目和行文之间，都有明显的外文逻辑思维的痕迹，中文读起来反而感到别扭。又如，个别论文在某些重要概念上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此外，有些论文在写作技巧上存在弱点，如段落不清，缺乏广征博引，或者没有必要的注释等，有待改进。

记得在中国入世前后，国内迅即掀起WTO研究的高潮。四五年后的今天，信手翻阅当年的一些文章、著作和研究成果，其中不足甚至谬误之处已是俯拾可见。“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信若干年后，智者达人甚至论文作者自身，对于本书所收集的优秀论文也能挑拣出诸多不足。但无论如何，本书体现了当前中国贸易救济理论研究的优秀水平。

[1]本文原为《贸易救济理论前沿与实务探究》一书的序言，该书由王琴华主编，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2] Asian nations stick to sidelines by Raphael Minder in Brussels and Richard McGregorin，FINANCIAL TIMES，on December 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