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绿色发展”这一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生态经济”和7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则正式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1]，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表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应实施绿色发展[2]，“绿色发展”由此进入中国学界的理论探索范畴和各地区的发展实践中。目前与绿色发展类似的概念还有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绿色新政等[3]。最早将生态经济以学术性成果形式展现的是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的《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4]和同年由英国科学家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理论，此后出现了一系列如《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等20世纪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论著和报告[5]。国内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讨论，对于“绿色发展”这一概念，胡鞍钢是对其理论和应用探讨较多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绿色发展”是区别于传统“黑色发展”的新发展观，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绿色发展[6]。王毅[7]认为需要厘清“绿色发展”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概念的区别，绿色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方面的3个层次的含义，包括资源节约与环境建设、发展新型绿色产业、经济系统绿色改造。周宏春[8]没有直接给绿色发展下定义，但认为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包含于绿色发展概念之中，并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潘家华[9]则直接探讨了绿色发展指标的问题，认为节能减排目标应与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要求相适应。北京师范大学自2010年以来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发布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2010～2018）[10]全面评估全国及各省（区、市）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水平，是目前国内学界、政界中较有影响力的成果。“绿色发展”被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后，国内学界对其理论及应用的研究更为深入。鲍健强[11]解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绿色低碳发展之间的关系。庄贵阳等[12]探讨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后的理论意蕴。杨志江和文超祥[13]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评价了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和省际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沈晓艳等[14]构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并对全国各省（区、市）进行了试算研究。周宏春[15]认为绿色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黄茂兴和叶琪[16]指出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汪光焘、张国俊、许宪春等[17]分别阐述了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大数据应用等与绿色发展相应的关系，而高赢、张腾飞和杨俊、刘杨等[18]则分别从经济区、省域、城市群等不同尺度考察了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说，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其他概念确实在定义和实践中存在重复的区域，不是一个完全排他的学术概念，将其与其他类似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并非完全必要且不具可操作性，事实上应当更注重将这一概念与社会经济建设相结合，使其更灵活地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19]。

本书主要涉及区域绿色发展仿真预测技术、绿色技术推广和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等内容，本章对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和评述。其中，由于绿色发展仿真预测技术属于学界讨论的热点，本书将对系统动力学应用于我国绿色发展政策仿真的相关研究进行详细综述；而技术推广、政策与体制机制建设相关内容由于偏重于具体实践应用，理论研究偏少，后文主要对其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进行归纳分析，不再对其学术研究的进展展开评述。

（1）绿色发展仿真预测方法的研究述评。国内学界已有成果中，绿色发展的模型技术从评价方法兴起，而后为深入指导实践，各类仿真预测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其发展趋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预测方法技术使用日趋多样化和综合性。经济学方法，如增长模型[20]、CGE模型[21]；运筹学方法，如多目标规划[22]；系统科学方法，如人工神经网络[23]、灰色预测[24]等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多种分析方法的复合应用，特别是评价与预测方法的联用也得到了学者的青睐[25]。二是各类仿真预测成果指向的层次和领域逐步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以及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领域。研究既包括对国家和省级等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问题的探讨[26]，又包括对城市[27]、产业部门[28]等中观层面，直至对企业、供应链等[29]微观层次的实证分析。三是仿真预测技术的应用大大强化了学术成果对现实决策的指导功能。相较于以往研究更侧重于理论概念分析、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历史现状评价，近年来学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基于情景分析手段和系统仿真技术的政策仿真优化研究，使用评价体系对不同的政策集的趋势预测数据进行评估，进而得到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如佟贺丰等[30]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从7个行业角度分析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甘宇、朱发根和单葆国、邵继东、唐建荣和邓林[31]均采用情景分析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能源供需平衡、环保投资、控制碳足迹等问题的政策路径选择进行了讨论。

（2）绿色发展技术推广研究的应用探索。绿色技术推广作为绿色发展研究的子领域，专业技术和实操性强。目前学界对绿色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为：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如袁润松等[32]采用方向距离函数和SBM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技术差距对我国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张江雪等[33]讨论了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的主要制度障碍和支持政策体系；李香菊、卢飞等[34]分别以技术进步为切入点，分析了环境税制、贸易开放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而针对绿色技术推广的研究，则更多地从具体技术类型推广入手，如绿色农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的技术推广[35]，但在推广模式、体制机制方面的系统化、深入性研究尚不多见。

（3）绿色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的研究热点。作为一个从理论界进入我国发展实践的概念，目前对区域绿色发展的规划和政策研究正处于从初步摸索转向深度探讨的阶段。学界对绿色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基本从顶层规划、组织领导、法律标准、金融财税、科技创新、人才建设、考评监督等方面展开[36]，而相对特色较强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深入考察：一是结合特殊区域条件，对特定地区政策支持体系的深入思考。如黄海燕和杨春平[37]对“两型社会”建设中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制度革新的讨论；熊映梧[38]通过比较分析海南与台湾的产业政策，提出了岛域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设计；孙凌宇[39]讨论了推进高原盆地柴达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贾若祥、李雪梅等[40]分别对流域、滨海湿地绿色发展进行了发育（发展）程度分类、聚类和评价，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二是结合特殊发展对象，对特定方向政策支持体系的深入思考。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41]从提高政府的“绿色领导力”出发，重点讨论了绿色行政与其他机制的结合问题；彭文兵、姜子昂等[42]分别论述了我国新能源产业和天然气产业绿色发展的支持政策和建设策略。

（4）国内学界对绿色湖南建设的相关讨论。建设“绿色湖南”的目标尽管刚刚整合提出，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对“绿色湖南”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和对策研究进行初步探索，如廖小平[43]从建设“绿色湖南”的必要性和现实基础出发，讨论了“绿色湖南”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匡跃辉和曾献超[44]从决策、管理、自然三个层面阐述了建设“绿色湖南”的优势条件；秦文展[45]提出了通过营造绿色文化，促进“绿色湖南”建设的指导性建议；彭芬兰和邓集文[46]认为为推进“绿色湖南”建设，政府应形成生态优先的价值取向和相应的行政责任理念、行政权力观、行政思维方式和行政系统观；刘茂松[47]指出在我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湖南要实现后发赶超必须建立两型生产方式和践行绿色发展战略。可以预见，随着“绿色湖南”建设的落实和深化，学界对建设“绿色湖南”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也将日趋深入和完善。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在绿色发展理论与仿真预测方法的研究上已经相对成熟。湖南作为全国两型社会试验区所在地（长株潭城市群为试验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批相对领先的核心技术和较有成效的支撑机制，未来如何将绿色技术推广、重点领域机制建设作为促进全省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倒逼技术创新、优化扶持机制、更新商业模式、深入促进改革，是实现“生态强省”奋斗目标，为全国提供技术推广经验、树立机制改革标杆的可行途径。

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在把握湖南绿色发展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辨析湖南绿色发展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响应关系，并采用系统动力学的复杂反馈方法整合其他单结构模型，直接定量研究社会—经济—环境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规律，形成能够用于情景分析、效应预测的仿真分析系统。本书有助于将湖南绿色发展研究从概念性、框架性和现状评价分析深入至规律性、预判性和制度安排层面，丰富相关研究板块。本书的应用价值在于，情景分析事实上对应了未来湖南绿色发展的不同主攻方向和可能的瓶颈环节，从绿色发展多情景分析结论入手，寻找未来制约和支撑湖南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绿色技术和重点建设领域，通过深入调研和比较研究，提出各关键绿色技术推广的优选模式、机制，并遴选、讨论绿色发展重点领域的改革思路和机制创新，将为协调相关具体工作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具有较明显的政策含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