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转型：近代景德镇制瓷业与市镇状况再考察
胡宸
内容提要：景德镇市镇变迁与瓷业发展息息相关。清末景德镇瓷业产值虽一度因战乱降至鼎盛时期的约四分之一，但之后逐渐上升，至民国时年产值甚至达到近三千万元。制瓷业者针对欧美市场变化做出策略性调整，虽然降低了瓷器质量，但保证了景德镇瓷器在国内市场的优势。近代景德镇瓷业组织一方面表现出浓厚的道义经济特征，另一方面在面对近代市场冲击时又能演化出良好的社会协调模式，足以应对新环境带来的挑战。面对新的社会经济环境，景德镇制瓷业在延续过去辉煌的同时也积极尝试转型。重新认识近代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重新认识近代景德镇市镇变迁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制瓷业 传统手工业 景德镇
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商业市镇。这些市镇之崛起，除得交通之便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传统手工业的发展。[1]传统手工业指区别于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带有家庭作坊性质的手工业类型。制瓷业便是代表之一，而景德镇无疑是最重要的制瓷中心。之前学者往往认为，与大多数传统手工业一样，景德镇制瓷业在近代无可避免地衰败了，这也导致了景德镇的衰落。[2]这种衰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瓷器产量下降。如梁淼泰认为，雍乾年间的景德镇瓷器年产值较清末最高值高出1/3～1/2。[3]二是瓷器质量下降。这一点从“时人论说”[4]与传世实物中皆可获悉，毋庸赘言。三是生产方式落后。虽然景德镇制瓷业早在明清时期便出现了专业分工现象，但学者们多认为这种分工更多体现出的是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倾向，而非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这种专业化倾向“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系小，妨碍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5]
然而，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景德镇直到民国十几年还维持着井然有序的大规模跨区域贸易。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近代景德镇制瓷业？它的生产与销售情况究竟如何？什么因素影响着它的运作机制？景德镇这座市镇是否伴随着制瓷业的衰败而走向衰落？这些问题将引领我们正文的论述。
一 明清景德镇制瓷业发展与市镇变迁
景德镇位于江西东北部，属饶州府浮梁县，它的城镇变迁与制瓷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学者们注意到明中期海外市场的繁荣，加速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6]如熊寰指出，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数据，仅1604～1657年他们运往欧洲市场的中国（高级）瓷器便超过300万件。这一势头至少持续到19世纪初，仅在明清鼎革之时暂时中断。[7]在海外市场的驱动下，景德镇的地方秩序与市镇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群的权力更替。在明初“里甲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下，地方百姓在承担差役的同时，也参与瓷器贸易，而瓷器贸易则被地方乡绅垄断。罗玘笔下的浮梁黄氏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黄德恒，讳秉彞，浮梁处士也，家县之景德镇。镇之人以万室陶，天下自景德之陶盛而诸陶废，天下民用日仰于景德……以故互市日繁，货泉流潴，而四方讴歈，戏弄百具，染及甿隶，为楚越交巨镇。然其利之擅皆土，其乡之豪也，黄氏世不酣据之。处士……迹每出镇人以为祥，门之左故有桥，上度马或坠，宣德中割地以为衢，而桥亦广之称是，乡人至今德之，名之曰步云桥，志黄氏之兴也。[8]
“里甲制”虽制约了商品流通的规模，但依然为商业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正统年间连下禁令，限制景德镇所造官样瓷器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边关地区流通，[9]这从侧面反映了此时景德镇瓷器在全国有着广泛的市场。然而，明中期以后，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流入景德镇，“里甲制”逐渐崩坏，“保甲”取代“里甲”成为维护地方秩序的新形式，这可以从景德镇治安情况变化中反映出来。景德镇巡捕缉盗事宜原由浮梁县西北部的桃树镇巡检兼管，随着景德镇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日常事务增多，桃树镇巡检被移至景德镇。嘉靖四十二年（1563），景德镇设立了“保甲制”以加强地方治安。到万历十年（1582），又将本府督捕通判改驻景德镇。[10]
在“保甲体制”内，外来人群的去留不再受到明显的约束，这极大地压缩了本地居民的生存空间。为争夺利益，双方不断爆发激烈冲突。如嘉靖十九年（1540）佣工景德镇的乐平县民与当地浮梁百姓“各集党千余互相仇杀”；[11] 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景德镇的饶州七县民众与佣工的都昌县民爆发冲突，“亡赖者乘以抢夺”；等等。[12]这些冲突的背后是对地方权力的争夺，在经历了明末的一系列冲突后，外来人群逐渐占据上风，到清初，景德镇已经形成都帮（都昌人）、徽帮（徽州人）、杂帮（本地人及其他外地人）三帮鼎立的局面，之前由乡豪垄断瓷业利润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新社会秩序的形成，使景德镇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工商业市镇。在这个市镇中，充斥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群，维系社会秩序与完成赋役任务的不再是里甲编户，而是行帮、会馆；将大家聚在一起的不再是国家制度规定所带来的人身束缚，而是瓷器所带来的商业利益。
第二个变化是景德镇市镇的拓展。瓷业发展所带来的商业利润，以及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使景德镇市镇规模在明中期至清初这段时期内得以不断扩大。其表现之一是市镇面积的扩大。从考古材料看，清代景德镇的前街在明代临河，前街以西基本是清代的窑业与生活遗存。[13]这说明现在景德镇前街以西临河的这部分街道，是明清之际逐渐拓展出来的。相关文献也支持这种观点。景德镇临河洲地在清初并未进行多少开发，但随着市镇经济的日益繁荣、市镇人口的持续增加，这些洲地成为利益争夺的新焦点。乾隆《浮梁县志》就记载了乾隆年间苏湖会馆与当地百姓争夺王家洲土地的案件。[14]随着开发的深入，在这些洲地上逐渐形成了新的街道。这一点可以从地名中看出端倪，今天的景德镇，前街以西的地名，是前街以东地名的延伸，如前街以东是彭家弄，以西就是彭家下弄。徽州会馆的契约文书令我们得以窥见这些洲地不断得到开发的过程。徽州会馆购置地产的契约文书中有许多购买浮屋、浮店的契约，如康熙五十一年购入哲四巷浮楼店一间半、乾隆五十九年购入石狮埠下河巷浮店六间、嘉庆元年购入江家巷下河打船厂浮店屋一间等。[15]这里的“下河巷”即“下弄”；浮店、浮屋当指沿河搭建的简易房屋。下弄的街道正是由这些简易的浮屋、浮店组成、拓展而来。
景德镇不断向外拓展规模的同时，也经历了内部肌理细密化的过程，即随着建筑与公共设施的增加，市镇空间内部的空隙不断被填充，城镇内的社交网络日益细密，城镇功能也日趋完善与成熟的过程。据方志记载，明正德至清乾隆年间，景德镇市区增加了大量公共设施，如桥梁、庙宇与渡口等（见表1），同时商人还陆续建立起大量会馆，[16]为满足大量涌入的人口的需要，旅馆、饭店、成衣店等服务行业也日益增多，形成新的商业街区。市镇空间外延的拓展与内涵的丰富，共同促进着城市化的发展。
表1 正德至乾隆年间景德镇桥梁、庙宇、渡口情况
景德镇的市镇变迁与瓷业发展息息相关，而海外市场的兴衰与景德镇瓷业又有莫大的联系。17～18世纪欧洲对瓷器巨大的需求无疑促成了景德镇市镇经济在明末清初的飞速发展，也使景德镇瓷业达到高峰。18世纪后，英国逐渐主导中欧海上贸易，1791年英国政府下令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次年春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结束与中国的瓷器贸易。[17]是年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这也正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走向衰落的时间节点。之后太平天国的动乱更使景德镇瓷业雪上加霜，景德镇这座城镇也随之一蹶不振。然而，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景德镇瓷业。
二 被误读的数据：近代景德镇瓷业产值重估
太平天国的战火给景德镇带来了巨大打击，也被认为是加速景德镇走向衰落的“最后一根稻草”。若想了解近代景德镇的瓷业，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同治九年（1870）六月，江西巡抚刘坤一上疏言及太平天国战后景德镇窑业状况：
查景德镇地方迭遭兵燹，官、民窑厂停歇十有余年。同治四年（1865），始经前署监督蔡锦青开厂烧造，老匠、良工散亡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18]
苏中战乱对景德镇的影响可谓灾难性的。金武祥的日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后的景德镇。金武祥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即重开御窑厂的同一年，经过景德镇，他记录道：
景镇离浮梁县城二十里，城内自经兵焚，止居民百余家，衙署无存，守土官均住景镇。镇产瓷器计八十余窑，每窑须五百余人。街道绵亘十余里，为天下四大镇之一……（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阴，出街玩瓷器，遇江济生，同行。景镇街道纷歧以一百零八条巷，虽生长是镇者，路多未熟。[19]
乾隆时全镇民窑有“二三百区”[20]，此时仅八十余，由此看来战乱确实破坏了景德镇瓷业生产，但破坏程度并没有数字显示的那样严重。由于此时瓷窑的容量约为乾隆时的两倍多，[21]换算一下，可知此时的民窑产量大概比乾隆时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从金武祥的描述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景德镇城镇本身受战争影响也远较浮梁县城为小，依然保有本地人“路多未熟”的纷歧街道，以至于“守土官均住景镇”。同时，日记中多处出现购瓷及瓷行之记载，[22]可见此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已趋于活跃。
刘坤一之上疏实欲减轻地方负担，难免有夸大困难之嫌。相较而言，金武祥的亲眼所见当更值得信赖。景德镇在战争中虽受重创，但其恢复能力似乎比学者们普遍估计的要高不少。了解此时景德镇陶瓷产值究竟有多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梁淼泰曾对清代景德镇民窑瓷器产值有过估计，指出：“不论晚清还是民国年间景瓷最盛之年，其产值都未达到银500万两。”[23]我们注意到有一些材料与他的说法并不相符：
景德镇瓷器年产约二十万公担，往昔盛时，瓷品输出远及欧美，每年总值常在千万两以上，清同光以后，历年由九江关输出最高额为民国十八年（1929），亦达一二七〇〇〇公担，约值五百六十万元……兹据瓷业中人估计，每年瓷器出省，约在七五〇〇〇〇〇元左右。[24]
景德镇之营业，繁盛之时，年达千余万元。[25]
景德镇之瓷，名闻世界，欧战以后，（1918年）出口最高额至二千七八百万元。[26]
如果以上三则材料数据可信的话，则晚清民国景德镇瓷业产值要远高于梁先生的估计。若想解释这种抵牾，还需重新考察各项数据的来源。上引《江西省贸易概况》中提到了“总值”与“九江关输出额”这两种数据，其中“九江关输出额”正与梁先生所引文献数据相合。事实上，正是由于将九江关输出额误为景德镇瓷器总产值，才造成了数据的差异与混乱。
1935年出版的《江西之瓷业》所载《七十年来江西瓷器输出数量及指数表》是梁先生引用的重要材料之一，他注意到其中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同治三年景德镇瓷器出口一度达到66178担，而此后除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二十五年（1899）曾达到5万担外，其余年份均两三万担，光绪五年更是低至5046担。他将这一现象同柯逢时、黄炎培之说法相互印证，得出“光绪二十年以前，景镇瓷业似仍处恢复阶段”的结论。[27]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同治三年战火尚未完全平息之时瓷器出口数量反而远高于战乱平息之后，而出口最低值又出现在光绪五年呢？其实，这些数据反映的并非景德镇瓷业产值之变化，而是九江海关管理状况之变化。《九江港史》利用招商局档案，对九江关的瓷器出口进行了考察：
19世纪70年代，九江海关税务司对瓷器出口稽查很严，手续苛繁，征税无度……故经营瓷器的商人视为畏途，改从陆路外运，致使“九江关出口瓷器日形短少”。1878年、1879年下降至5～6千担。后来，九江关道洪绪禀报南洋通商大臣，请求对瓷器出口“不必拆开细验”，不论粗细瓷器，统一征税，被批准。1880年九江港遂取消对瓷器拆开细验的规定，瓷器出口量趋于回升。[28]
九江关税务司严苛稽查的年份恰可与表中这一看似令人费解之现象相印证，充分说明景德镇瓷业并非在这一时期衰落，而是九江关数据难以反映真实的景德镇瓷业销售状况。时人十分清楚瓷器贸易中存在大量不经过九江关而“取道内地”的货物，[29]即使经过九江关的瓷器，也并非全部为海关所统计，因为“瓷器由帆船运输出省者，为数不少”，[30]而海关仅统计轮船而不统计帆船。由此我们可以确知，绝不能将九江关之数据等同于晚清民国景德镇瓷业之产值，后者要远高于前者。那么，景德镇瓷业之产值“年达千余万元”的相关数据又是否可靠呢？我们可以以《江西省贸易概况》的数据来源为例。此书于1938年由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印，其统计采取了“向各同业公会中人或熟习各业情形者分别商讨，大概估计一个输出或输入之数字，并就近四年来九江关每年输出输入之平均数相核对”[31]的办法，所列数据既有总产值，亦有九江海关输出值，还有对出省产值之估计，可谓十分全面。因此，其数据虽未必为一确数，但应当相对可靠。材料中所说年产千、万两以上的具体时间点虽无法确定，但综合来看，清末民初景德镇瓷器的平均年产值在800万两左右。
总之，咸同年间景德镇瓷业生产因战争有所下降，但远非衰落，战事结束，瓷业生产便重新活跃起来。遇到特别的机遇，比如欧战爆发，年产甚至能够达到将近3000万元。若单纯以产值论，近代景德镇瓷业实难言衰落。
三 市场选择：近代景德镇瓷器质量下降原因的再解释
如果说近代景德镇的瓷业产值在以往研究中由于对数据的误读确实被低估了，那么近代景德镇出产瓷器的质量下降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是否依然足以证明景德镇的落后呢？我们以为，景德镇瓷器质量的下降，是生产者针对市场变化而主动做出的策略性调整，并不能由此判断近代景德镇瓷业已趋衰落。
毫无疑问，欧美市场的丧失对景德镇瓷业是一个沉痛的打击，但将市场丧失完全归结于景德镇瓷业的自闭守旧、技术落后则是超历史的。面对市场的波动，景德镇制瓷业者远非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调整生产策略以适应这一变化。欧洲市场的丧失令景德镇制瓷业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市场的拓展，而国内市场对中高端瓷器的需求十分有限，比起艺术性与工艺性，消费者更追求实用与廉价。这使得景德镇制瓷业不断扩大瓷窑容量以提高产量，因而导致了瓷器质量的下降。若我们深入考察近代国内的陶瓷市场，研究景德镇瓷器在国内市场的表现，以及与进口瓷器的竞争，便可以看到这一生产策略所起到的效果。
（一）景德镇瓷器与其他国产瓷器的比较
景德镇瓷器相比国内其他地区瓷器，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且其优势明显。其他主要产瓷地区如福建与广东的产品，往往可以在本地及周边地区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真正能覆盖全国市场的，只有景德镇瓷器。下面以天津、上海、广州三地为例进行说明。
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陶瓷器集散中心，整个北方的陶瓷器，除少量自产自销外，最主要的皆来自天津。而这些瓷器，除部分产自直隶省大名府磁州等地外，一半以上来自景德镇。[32]1896～1916年津海关瓷器贸易情况如表2所示，这20年间津海关进口国产瓷器价值除部分年份受战争影响有所下降外，基本呈平稳上升态势，最后稳定在90万～100万两，可见北方陶瓷市场需求量之大。另外，据日本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1907年对天津瓷器行的访问，景德镇瓷器1906年输入额为80万元左右（约合海关两52万两），[33]占当年津海关瓷器贸易的六成左右。即使考虑钞关输入额，[34]景德镇瓷器亦当占天津输入国产瓷器总额的一半以上，由此亦可见景德镇瓷器在中国北方市场上的地位。
表2 1896～1916年天津海关国产瓷器进口额
上海在近代中国商业地位之重要毋庸赘言，也是陶瓷器的重要集散地之一。据北村弥一郎的调查，景德镇瓷器在上海市场上亦占有最大份额，年销售额约123万元（海关两80余万两），[35]这一数字要明显大于1902～1907年上海海关每年进口的国产瓷器金额，与1908年相当（见表3）。而海关进口额应包含部分景德镇之外的国产瓷器，可见其所统计的景德镇瓷器进口额比北村氏调查的销售额要低。这一数据差异可能是由于有大量瓷器并未经由海关进入上海市场，或海关的进口额更接近成本价而北村氏调查的销售额更接近市场价。可见有大量瓷器并不经由海关进入上海市场。即使以海关统计数额最大之1910年与北村氏之调查数据相比，景德镇瓷器也占上海海关输入额的一半以上。
表3 1902～1911年上海海关国产瓷器进口额
续表
最后是广州，在景德镇有许多以地缘为纽带从事瓷器贸易的商帮，其中“以广东帮之销路为最大”。[36]虽然广东有汕头、佛山等本地制瓷中心，但景德镇瓷器在广州的年销售额亦约有百万元。据北村氏观察，佛山瓷器店中所陈列的八九成是景德镇瓷器。[37]总之，通过对近代国内三个重要陶瓷市场状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明确，在与国内其他陶瓷器产地的竞争中，景德镇始终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
（二）景德镇瓷器与洋瓷的比较
若将景德镇瓷器与国外进口瓷器进行比较，其优势依然明显，为时人所担忧、后世学者所诟病的洋瓷倾销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表4是1900～1916年中国进口瓷器输入情况，洋瓷的进口额确实在上升，但这并不能说明国产瓷器市场的衰落。
表4 1900～1916年洋瓷进口额
首先，进口瓷器的总量不大，很多年份甚至不如天津或上海一港的国产陶瓷器输入量。具体到个别港口，这一差距则更为明显。上海是输入洋瓷最多的口岸之一，若以1902～1911年上海输入外国陶瓷器数额（见表5）与表3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洋瓷占比浮动非常大，1905～1907年洋瓷进口数额一度可与国货数额分庭抗礼，但在此段时间之外，则只能占到5%～7%。我们已经知道1907年前后上海海关统计的国产陶瓷器数额要远低于实际数额。再结合表4数据，我们估计洋瓷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为5%～7%。
表5 1902～1916年上海海关洋瓷进口额
其次，洋瓷的消费人群有限。据日人调查，这些输入上海的洋瓷，80%在上海被消费，剩下20%主要输出到江苏、浙江及长江沿岸和内地。但这些地方还未开风气，对于以咖啡杯、红茶杯、西式餐具等为主，对面向特定人群的外国瓷器的需求量不大，因此进口瓷器事实上并未成功进入广阔的中国腹地，主要面向的是极个别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38]
最后，这些洋瓷在质量上相较景德镇瓷器亦未见有过人之处。日本瓷器在进口洋瓷中所占比例最高，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日本商务部进行了许多细致的市场调查。在这些市场调查中，被调查者往往坦陈日本瓷器相较中国瓷器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售价高。调查皆指出，中国市场上需求最大的是质量好又便宜的餐具，而质量较好的日本瓷器往往被商人视为奇货可居的洋货价格被抬高，使大多数消费者望而却步。[39]二是质量差。质量较好的日本瓷器在价格竞争上不占优势，而较为廉价的日本瓷器则往往存在质量问题。1907年针对在广东省销售的日本陶瓷器的调查指出，日本瓷器往往品质脆弱，容易损坏；虽然外表华丽，却容易漏水。[40]三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综上，在面对洋瓷竞争时，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本土瓷器也并没有丧失其优势。
四 近代景德镇瓷业组织的运作逻辑与协调机制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不能简单由产值和产品质量推导出近代景德镇的衰落，便再来重新审视景德镇瓷业生产与销售的组织形式，探讨它为前人所诟病的高度垄断性与社会分工。
景德镇瓷业的组织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相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大部分农民挣扎在生存线边缘。斯科特指出，这种生存状态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农民，拥有一套不同于市场经济下“理性人”的逻辑与观念：比起追求更高的利润，他们往往趋向于选择更低的风险。在他们看来，行动的准则是：“在村民们所控制的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将保证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码的生存条件。”[41]这种选择使农民在陷入经济危机时十分依赖邻里亲族的帮助，而互帮互助的生活方式也形塑了他们的公平、权利与互惠观念。会馆、行帮，正是在这种需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景德镇的窑户、工人与商户，多来自周边人多田少的地区，如瓷业工人多来自都昌县东乡，这里“平均每人分不到一分地”，并且“常遭鄱阳湖水浸”。[42]在这种条件下艰难求生的人们在组成行帮、会馆后，便会愈发注重维护这一套传统观念。
一方面，社会救济是所有行帮、会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如新安书院的同仁局、都昌会馆的福缘社，都是专门施助棺木，负责义冢、义醮的慈善组织。[43]另一方面，行帮内部的互惠纽带十分强大，使其具有了某种垄断性。在景德镇，这种垄断性最为极端的表现就是“宾主制”，即将交易关系世袭化、固定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将这种较强的垄断性的出现视为清中后期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44]这一看法十分准确，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种“宾主制”实际上是农民公平、互惠观念在市场因素冲击之下的一种变体。波兰尼指出：“现代人看来是短视做法的排除竞争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保障市场运作的手段。”[45]瓷业生产本身风险极大，烧制失败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小窑主往往成本低微，抗风险能力差，故瓷窑易主的情况十分普遍。窑主尚且如此，普通工人的处境则更为艰难。在当时情况下，“宾主制”本质上是对瓷业共同体的一种特殊保护形式。欧洲市场的丧失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也使整个瓷业组织自觉发生变化，以尽可能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条件，而不是在竞争中不断扩大不平等。
当然，在这种乡村平等主义下总会有人致富，但这些富人受社会观念的制约，也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民国时期景德镇出现了“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等对镇中富户的排位，这种排位来自政府摊派捐款的层级，[46]展现了财富数量与社会责任的对应关系。景德镇人的选择基于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对其“落后”进行批判，不如更多关注其中传统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并考察其在面对新环境时的变化。正如希克斯所说：“一个完善的非市场体制，正像一个完善的市场一样，是不现实的。”[47]我们不能用纯市场化的标准去评价景德镇的瓷业组织，但它也绝非与市场体制格格不入。景德镇瓷业组织在大规模跨区域贸易中运转良好，对商品质量的及时调整也显示出它们在面对市场变化时并非不知变通。当行帮间出现纠纷与冲突时，也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机制。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景德镇行帮之间遇到纠纷时怎样进行协调。
道光十九年（1839），湖北马口帮瓷商吴千和等人与茭草行（负责瓷器运输的包装）冯善发等人就瓷器包装费用重新订立了合同并刻碑为证。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想破坏双方早已结成的“宾主”关系，强揽马口帮的瓷器包装业务。针对此种现象，碑文指出：“非客帮被害，即草头（即茭草行首领）受害情弊深为可恸。”[48]可见“宾主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实能够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故任何一方皆不愿现有的“宾主”关系被破坏。此碑于同治四年（1865）重刻，双方在此时进一步确认了合同的有效性。这种互利的关系中并非没有冲突。宣统元年（1909），湖北瓷商组织同庆社便与茭草行围绕包装费用的上涨发生了诸多争执，从刊刻在湖北书院的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纠纷调解展开的程序。首先是当事双方进行协商，协商无果则呈请商会裁定，最后由浮梁县令发布命令，刻石为证。从碑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县令对双方的平衡，首先，茭草行涨价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可谓赢家。但碑文中充满了县令警告性的话语，先是指责茭草行“不明大义，惟知利己，欲翻旧章加价”，在同意加价之后又反复申说，“嗣后尔等工资，务须遵照此次商会议定章程办理，不得稍有违背争竞。倘敢故违……定即拘按严惩”[49]，并明确对茭草行在日常经营中可能存在的作弊行为进行严禁。县令的这些言论无疑保护了瓷商，将其损失尽可能减少，并对类似事件的发生做了预防，也体现出传统社会的公平观念。
我国虽然早有针对市场的法律规范，但涉及具体的商业事务纠纷，则往往需要借助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管理章程，即“旧章”。这使得“旧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格外为人们所重视。当合同被刻于碑成为“旧章”时，往往伴随着“永远恪遵”之类的话语，这使得一些学者产生传统市场运作十分刻板，行帮组织垄断、守旧的误解。事实上，通过同庆社与茭草行的纠纷与调解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旧章”可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新章”诞生时会遭到旧章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新章诞生后，出于维护市场与社会秩序的考虑，地方官员可能也会强调变乱旧章不可取，下不为例。但这些行为并不会阻止新章的出现，而是不断将“新章”变成“旧章”，赋予它们“旧章”所拥有的合法性地位。
总之，近代景德镇瓷业组织的运作逻辑并未脱离传统乡村社会的影响，表现出浓厚的道义经济的特征，学者们所总结的垄断性与分工性，正是传统的公平、权利与互惠观念的产物。但这种植根于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在面对近代市场冲击时并非毫无还手之力。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的瓷业组织拥有良好的社会协调模式，可以积极应对新市场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事实上，一直持续到民国十几年的大规模跨区域瓷器贸易，正说明了这种瓷业组织形式所具有的弹性。
五 余论
如果一位旅行者在民国初年到达景德镇，他会看到当时在全中国都十分罕见的奇异景观：镇中遍布高耸的烟囱，烟囱中冲出的黑烟遮蔽天空。[50]镇里每一个角落都有大大小小的制瓷作坊，从外面就可以看见工人们在其中忙碌的身影。狭窄的街道上，担着各种原料、柴薪、成品、半成品的挑夫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河岸边，上千只帆船停靠在那里，一眼望不到头。[51]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镇，它的活力源自瓷业的持久与繁荣；反过来，城镇的成熟发展，也为制瓷业的活力提供了保障，使之具有强大的变革与转型能力，在海外市场丧失后也并未陷入衰落。直到其后国内长期政治形势的动乱严重影响到贸易的维持，才令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对于传统手工业与代表近代化的机器工业间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肯定二者间的连续性，指出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而来，二者具有互补性；[52]二是认为前者是后者前进路上的障碍，二者难以和谐共存。[53]出于对两种观点的调和，彭南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的概念。这一概念将商品数量有限、流通范围小、生产水平低的传统手工业与“半工业化”手工业进行了分离，从而有效地构建出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演进的发展脉络，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历史显然还要更为复杂、多样。如本文所论述的景德镇制瓷业，直至1949年依然延续传统手工业生产模式，但在清末至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瓷业贸易一直保持良好势头。这提醒我们，自上而下地推行工业化并不一定能达到理想效果，而“不工业化”也并非必然陷入衰败。一方面，我们不应否认工业化确实对一些传统手工业产生了较大冲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谨慎注意不同数据、材料来源与发言者的动机。[54]
对景德镇制瓷业的研究，一方面提醒我们传统手工业种类众多，区域差异巨大，需要通过更多的个案研究去深化、扩充我们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去考察传统市镇的近代变迁，从而更好地发掘传统中国城市近代转型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作者：胡宸，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龚宁）
[1]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第9～13页；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许檀：《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187～204页。
[2] 相关观点，参见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景德镇陶瓷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第128～135页；张弛：《论景德镇瓷业的衰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57～61页；罗苏文：《景德镇：中国瓷业的近代印迹——商品瓷与职业化经营的变迁》，《史林》2007年第1期，第53～77页；罗苏文：《近代景德镇瓷业经营环境与瓷都演变》，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1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279～322页；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第177～189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肯定了景德镇在太平天国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但对具体情况则涉及甚少。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85，第951页。
[3]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226页。
[4] 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东京农商务省商工局，1909，第123～127页；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第165～167页。
[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第585页。
[6] 刘昌兵：《海外瓷器贸易影响下的景德镇瓷业》，《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第66～74页；Robert Finlay，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7] 熊寰：《中日古瓷国际竞市研究——以景德镇和肥前瓷器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08～123页。
[8] 罗玘：《浮梁黄处士墓表》，《圭峰集》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56页。
[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日知录之余》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756页。
[10] 万历《江西省大志》卷7，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第830～831页。
[11] 《明世宗实录》卷250，中国书店，1983，第5017～5018页。
[12] 康熙《浮梁县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第413～414页。
[13] 白光华：《景德镇老城区古瓷窑业地下埋藏情况》，《景德镇陶瓷》2014年第5期，第9页。
[14] 乾隆《浮梁县志》卷12，江西省图书馆1960年油印本，第10～11页。
[15] 郑乃章编《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236～237、35、120页。
[16] 具体会馆名称与位置，参见汪维培《景德镇的会馆》，景德镇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景德镇文史资料》第4辑，1987，第190页。
[17] 彭明翰：《明清景德镇外销瓷与制瓷技术外传》，文物出版社，2017，第95页。
[18] 《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之六，中华书局，1959，第220页。
[19] 金武祥：《金溎生日记》，《晚清四部丛刊第六编》（59），台北，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1，第105～106、110页。
[20] 唐英：《陶冶图编次》，道光《浮梁县志》卷8，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二年（1832）复印本，第43页。
[21] 熊寥：《中国古代制瓷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第632、683页。
[22] 如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财神巷悦东号瓷行；同治五年正月十七日阴至东司岭、江家巷、黄家洲等处买瓷器；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阴微雨至塘塝堧熊和泰瓷行；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阴至老巷口买瓷。参见金武祥《金溎生日记》，《晚清四部丛刊第六编》（59），第107、111页。
[23]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第157～158页。梁先生取北村弥一郎所记光绪末年银钱比例，即1两约折合1.5日元，进行换算。为便于比较，本文其他数据亦皆取此比例进行换算。
[24] 江西省政府建设厅编《江西省贸易概况》，江西省政府建设厅，1938，第16页。
[25] 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南京正中书局，1937，第6页。
[26] 《战时的江西经济》，《江西统计月刊》第1卷第12期，1938年，第73～74页。
[27]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第157页。
[28] 孙述诚主编《九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第97～98页。
[29] 如柯逢时奏章中曾言及此事：“至于征榷，则税重而厘轻。江西瓷厘不及原价十分之一而洋关纳税则权其轻重，别其精粗，辨其花色，几逾十倍。故商人办运皆取道内地，绕越海关，独与他货异辙。”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11302页。
[30] 《江西省贸易概况》，第16页。
[31] 《江西省贸易概况》，第15页。
[32] 其中中高档瓷更是基本为景德镇瓷所垄断。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第49卷141号、第142卷5号，东京，不二出版社，1996，第257、364～365页；外务省通商局：《通商公报》第36卷299号、第57卷481号，东京，不二出版社，1997，第694、1102页。
[33] 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第122页。
[34] 1916年报告还记载了天津钞关的陶瓷器输入金额为259795两，两者相加总计1226270两。
[35] 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第117页。
[36] 《景德镇瓷业调查报告》，江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第55页。
[37] 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第113页。
[38] 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第183卷4号，第313～314页。
[39] 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第89卷20号，第203页。
[40] 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第114卷52号，第479页。
[41] 〔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陈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51页。
[42]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第377页。
[43] 新安书院同仁局，参见王振忠《商帮、产业分布与城市空间——17世纪以来景德镇徽州会馆之管理与运作》，《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75～221页。都昌会馆福缘社，参见《古南福缘社重建碑》，江西省历史学会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组编印《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资料选辑》，1963，第20～21页。
[4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584页。
[45]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121页。
[46] 谭克镛口述，程霍然整理《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的由来》，景德镇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景德镇文史资料》第4辑，第100～103页。
[47]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1页。
[48] 《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8页。
[49]《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9页。
[50] 光绪十七年（1891），景德镇已有柴窑30多座、槎窑80多座；到了民国十几年，柴窑最盛，有112座，槎窑有7座。柴窑在容量与烧造质量上皆高于槎窑。《景德镇制瓷业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37页。
[51] 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第11卷，东京，南天书局，1988，第84页。
[52]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8～116页；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53～160页；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54～60页；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3] 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8～100页；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56～62页；〔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
[54] 艾约博便指出，民国时很多对传统手工业的贬低是精英专家试图将技术由普通手工业者集中到自己手上的宣传手段。参见〔德〕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