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光未然、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的文化政治

1939年3月，由光未然（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这部伟大的交响乐是战时中国音乐艺术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当时即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至今仍然传唱不衰。这部融诗歌与音乐于一体的艺术经典作品产生于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之前，是延安知识分子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场域中表达自身对于抗日战争与民族精神的理解和领悟，然而同时也打上了抗战初期延安政治生态的深刻印记。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强调的，“审美就是意识形态”。^[1]依据文化政治的理论，《黄河大合唱》的生成机制和意义结构当然也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末延安抗日根据地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知识、话语和权力，抗战时期延安的红色政治在这部交响乐生产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对其审美符码和艺术规范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政治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它在文艺领域里要追问的是：作品中的话语体系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运作的？是如何重新阐释和确立文化意义和资源的？是如何彰显文艺的领导权的？揆之于《黄河大合唱》的文化政治，需要讨论的是战时延安的政治方向、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潮对这部音乐经典的催生和形塑，也就是红色延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黄河大合唱》构建话语体系的诸环节中发挥作用并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詹明信说：“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2]文化政治的揭示首先依赖于对文艺作品之审美形式的把握，因此，本文试图从《黄河大合唱》的审美艺术形式入手，通过对构成这部音乐经典作品的“革命性的”叙事、抒情、象征性行为以及文化资源的择取，从而探讨和寻绎红色延安的意识形态在其中所发生的话语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