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士人的抗战行动

历代以来，中国士人对于君主社稷的安危、家国天下的兴亡始终萦怀于心，他们或在朝辅政，经世济民，或身在书斋，忧患黎元，在民困邦危之际又往往临危受命，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奋不顾身、安邦御侮。这种积极用世、忧国奉公的士人精神，从屈原、范仲淹到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史不绝书。正如孟子所谓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欺凌，中国士人以救亡图存为职志，或著书立说痛陈时弊，或开启民智鼓吹新政，或直接投身于维新活动，涌现出如谭嗣同这样视死如归的慷慨之士。为了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无数士人更是前赴后继、英勇壮烈。著名革命家秋瑾曾赋诗明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20]在黄花岗烈士中，林觉民和罗仲霍就是典型的士人。林觉民1908年进入日本庆应大学修读哲学，罗仲霍曾任荷属印尼中华学校校长，他们怀抱革命理想，舍生取义，彰显了近代士人忧以天下、宁死不屈的责任与担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以救亡为主要目标的启蒙主义思潮，中国士人一方面汲取西方个性主义与科学理性思想，希冀借此反思传统弊害、重建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承继“士志于道”的价值理想，从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到一二九运动，高举救亡旗帜，投身革命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或投笔从戎，直接置身于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或应召受命，为军政部门及其他抗日组织贡献知识才干；或学以致用，努力开展抗战宣传；或奔走呼号，为抗战事业募捐筹款。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华侨知识分子响应祖国的召唤，积极报名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或在当地开展各种抗战文化教育宣传活动。许多身处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则宁守清贫、威武不屈，拒不与敌伪同流合污，体现了士人的气节与操守。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一著名诗句所包含的勇猛精进、不怕牺牲的精神无疑激励着战时的中国士人。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御寇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对于知识分子的毅然弃文从军，当时就有人分析过这种激烈人生抉择的内在思想逻辑。

知识分子有远见，有觉悟，有能力，有救亡热忱，但假若他们孤立的活动，从事一般宣传与启蒙的工作，这固然不是没有意义，然而为效还是有限。而且在这紧急的关头，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头上，平常意义的文化活动实属缓不救急。因此，目前的知识分子必须融化到其他的群众或力量中去，然后才能发生巨大的作用……只有脱下长衫，拿起枪来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这才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21]

1939年离开文化战线奔赴战场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兹略列若干。

（1）巫恒通，1903年生，江苏句容县人，毕业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战前历任小学教师、句容县督学及泰兴县教育局局长，1939年初他得知其师范同学管文蔚组织的抗日武装已改编成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遂投奔该部队并受到陈毅的接见。在陈毅的鼓励下，巫恒通组建了句容县东北区民众抗敌自卫团，开展抗日锄奸作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其领导的自卫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团，他被任命为团长。这支队伍驰骋于苏南战场，破坏敌人交通线，争取进步人士，粉碎日军的扫荡，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1941年他不幸被捕，壮烈殉国。

（2）孟繁柏，江苏省灌南县人，入伍前是石湖乡村师范学生，1939年家乡被日寇占领后，他在姐夫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并投笔从戎，加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当时年仅16岁。孟繁柏随部队开赴山东抗日前线，身经百战，九死一生。

（3）柳乃夫，1910年生，四川省荣昌县人，南京国立中央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投身抗战宣传活动，1939年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指派奔赴中条山抗日前线，任赵寿山部队政治教官。是年6月日寇第六次分九路进犯中条山，柳乃夫和敌人周旋对抗，后被日寇刺死。

（4）周涤钦，1894年生，江苏盐城人，自幼喜欢绘画，毕业于清江第六师范，曾任安庆大学国画教师、小学校长等职。战前结识徐悲鸿，得其帮助卖画支持抗日。他1939年弃教从军，任国民党军队三十六师师部秘书，随军参加苏北反扫荡作战，后因不满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被韩德勤秘密杀害。

这一年，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以身殉国。马耀南，1902年生，山东长山县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曾笃信教育救国，任小学校长，抗战爆发后领导著名的黑铁山起义，担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参谋长，1939年在桓台县突围作战时中弹牺牲。杨裕民，1889年生，河北迁安县人，曾就读于天津工艺学堂，后赴美国攻读造纸专业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教授，他参与组织了冀东武装抗日大暴动，率兵配合八路军作战屡立战功，后被朱德总司令召回八路军总部担负军工后勤，1939年因积劳成疾牺牲于部队转移途中。

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一方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长期熏浸于士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拥有现代科学与人文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并在近代启蒙与救亡运动中形成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说，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运用普遍性范畴和抽象性参考的象征符号”，^[22]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能是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因此，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必然主要体现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文化地位来为抗战提供思想战线上的支持。战争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应召受命，他们出入于军政部门及其他抗日组织，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服务抗战，同时也有一批知识分子奔赴四方，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开展抗战宣传。这些并不包括随着国民政府从南京内迁到武汉、南岳和西南的公务员，他们尽管许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属于行政体制里的职员，通常处于被动的受控状态，缺乏抉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本书讨论的主要对象是行政体制之外的文化教育机构、民间组织及其他团体的知识分子。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以及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利用自身的文化特长，听革命的将令，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参加抗战。1939年，历史学家翦伯赞按照中共的指示，到湘西溆浦县民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编辑《中苏》半月刊，宣传中苏友好，掀起湘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同时对当地国民党的反共浪潮给予坚决的还击。开封沦陷后，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的范文澜创办抗日训练班，后加入新四军第五战区，在桐柏山一带开展统战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离开广西大学教职，赴重庆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他以其《社会学大纲》为教材，向冯玉祥宣讲抗战形势和唯物主义原理，同时和中共地下党员赖亚力等人一道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为争取其与共产党合作、走上坚定的抗战道路做出了贡献。这一年，作家刘白羽辗转奔波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到太行山体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撰写了《朱德将军传》。作家沙汀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后不久，即随贺龙赴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写出著名的《随军散记》（即《记贺龙》）等作品。聂绀弩受中共指派，到浙江金华参与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机关刊物《东南战线》编辑工作，后任抗战刊物《文化战士》主编。是年5月，周立波离开湖南沅陵的地下工作，受周恩来指派到桂林任《救亡日报》编辑。诗人田间奉命到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参加贺龙领导的陈庄歼灭战。这一年，画家石鲁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泾阳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到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工作，任戏剧宣传股长。

1939年中共领导的文化抗战活动为数众多，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指导下的抗战演剧宣传活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访问团”和上海“孤岛”文艺运动。第三厅是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产物，1938年4月成立于武汉，它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实际上接受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任厅长，胡愈之、田汉、阳翰笙等人担任主要职务。1939年第三厅领导下的抗敌演剧活动热火朝天，10个抗敌演剧队配合各个战区在江西修水抗日前线及山东、河南、安徽、浙江等地巡回演出了《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木兰从军》等剧目，引起民众强烈的反响，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1939年6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了“作家访问团”，赴晋察冀绥及陕西、河南等地采访战地、慰问将士。这支被称为“笔部队”的访问团从重庆出发，一路克服重重困难，风餐露宿，深入了解前线将士的战斗生活和战地军民关系，并在太行山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访问团团长王礼锡早年毕业于南昌心远大学，参加过江西农民运动，北伐时期曾受广州国民政府委托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汉创办农民讲习所，自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后致力于进步思想传播，翻译苏俄文学，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20世纪30年代初流亡欧洲，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创作反战诗歌，被高尔基誉为“东方的雪莱”。王礼锡回国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负责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他率领“作家访问团”到达山西后，时值酷暑，加上工作繁忙、旅途劳顿，不幸罹患疾病，于1939年8月在洛阳逝世，为抗战宣传工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外，是年6月老舍跟随北路劳军慰问团远走西北，行经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行程两万多里，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上海“孤岛”文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形势在租界领导开展的旨在揭露日本侵略，唤醒民众抗日意识的一系列文艺活动。蛰居于上海租界的知识分子，充分利用租界的写作环境，巧妙地同敌伪进行周旋和斗争，唤起“孤岛”民众的抗战救国意识，增强人们的抗战决心和信念。1939年1月，《横眉集》的七位作者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集资合股创办了以登载杂文为主的杂志《鲁迅风》，该杂志由中共上海文委领导，它继承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杂文为武器打击敌伪，匡正时弊，形成了“鲁迅风”杂文流派。上海“孤岛”文艺运动最著名的是“孤岛”戏剧运动。在中共江苏文委的领导下，“孤岛”进步戏剧家以上海剧艺社为阵地，进行合法斗争，创作和排演抗战戏剧，对租界民众进行抗战教育。中共地下党员于伶是“孤岛”剧运的杰出代表，他忍受穷困和孤独，创作了许多剧作，其中以1939年的戏剧《夜上海》影响最大。这部戏剧1939年8月在璇宫剧院演出，引起轰动，它揭露日本侵略造成的社会苦难，唤醒“孤岛”市民抗战的觉悟，表现了中国人强烈的家国情怀，成为“孤岛”复杂政治环境中的战斗利器。

身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也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特长和优势，各擅胜场，以专业的知识技能和独特的文化身份为抗战军政服务。1939年2月，己卯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大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新儒学家梁漱溟以国防参议员的身份到华北、华东敌后游击区考察。此次考察历时八个月，行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他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与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接触，了解前线将士战斗生活和沦陷区民众状况，沿途宣讲抗战形势。其间屡遭敌军围攻，几陷绝境。四十年后，梁漱溟对此行仍记忆犹新：

当日寇深入之时，我既不得不随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又不甘心安处大后方而偕友东返华北、华东，潜踪于敌后游击区域，谋所以扰敌者。计巡历皖北、苏北、鲁西、鲁南、豫北、冀南、晋东南，经太行山，渡黄河而返抵洛阳，写有《一九三九年春夏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记存其事。在行程中，鼓励抗敌，而自己无战斗力，则不得不避免遭遇敌军。其间盖多承两大党军队之友助。当时各城市及铁路沿线为敌人所据有，我旅程所及恒在村野山区，生活艰苦，有时或不易觅食。时人不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言乎。我此行盖践之矣。^[23]

是年，已投笔从戎加入广州第四战区政治部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奉命调赴江西信半县，为西南地区军需人员训练班讲解《抗战建国纲领》。古文字学家徐复应邀担任军训部西北巡回教育班秘书，辗转巴蜀西北。曹聚仁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记者身份回故乡浙江兰溪梅江镇蒋畈作抗战演讲，一时轰动，后赴赣南协助蒋经国开展宣传工作。这年4月，姚雪垠暂时放下小说创作，与臧克家、孙陵一起到随枣战役前线采访，他们奔走于前沿阵地，距敌最近时仅有两百多米。而此时来到延安的卞之琳随八路军去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并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短期任教。

这一年，有许多艺术家义演义卖，为抗战赈难捐款。王莹以“中国救亡剧团”副团长的名义远赴南洋，在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开展长达两年的巡回演出，为抗战赈筹一千多万法币；徐悲鸿到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以义卖所得支援抗日；刘海粟发起上海美专师生救济难童书画展览会，义售书画四百多幅，后又受邀赴印度尼西亚主持筹赈画展；张乐平在浙江金华举办个人战地素描展，展览收入悉数捐献给抗日；女画家丘堤利用闲暇时间亲自设计和制作百余个布娃娃义卖捐赠。在捐款方面顺便提一下著名教育家马相伯。1939年是马相伯百岁诞辰，全国各地为他举行遥祝百龄典礼，他遂将收受的寿仪悉数捐作劳慰前线士兵之用。

抗战期间，中国佛教僧侣也积极参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历史上看，大乘佛教同体大悲的菩萨道精神是佛教东传后吸收融合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抱负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与儒家在心性论、实践论诸方面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宋朝契嵩大师在《寂子解》中所言的“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 实为至论，^[24]中国僧侣阶层在民困邦危之际“出佛入儒”的现象屡见不鲜。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中国佛教以菩萨大无畏气概重振宗风，僧侣亦佛亦儒，以家国苍生为念，积极参与和推动救亡运动，敬安和尚（八指头陀）“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的诗句可作注解。抗战爆发后，广大僧众以独特的方式勇赴国难、守土安民。对于佛教徒抗日行为的动因，当时释雨岩曾在竺摩法师主编的抗战佛教刊物《华南觉音》上撰文给予解析。

我们不但要图报要挽救苦恼已迫在眉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我国家我民族的恩者，同时将濒于水火之中，或间接直接与我们有恩者的他国家他民族，我们也要图报挽救之，那末我们亦不得不自起而抗敌，抵抗我们的敌人，抵抗侵害我恩者的敌人！^[25]

这种报恩观念与儒家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精神是一致的。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佛教徒就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抨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谬论和野蛮行径。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或组建僧人自卫队直接参战，或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支援前线，或举行息灾法会祈愿和平。1939年中国佛教界的抗日活动值得大书特书。这一年5月，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大师赴青海各地寺庙视察，号召僧俗民众团结抗日，并写了抗日文章《白法螺的声音》以激励藏区抗战。驻锡广东南华寺的僧人在虚云法师的领导下，为支持抗战每天举行礼忏，减省晚食，节约余粮以献助国家赈款。在闽南的弘一法师通过讲演、书法广结法缘，以“念佛不忘救国”激励当地信众。赵朴初也在上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宪政运动。是年4月，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学后不久，以巨赞、演文为代表的南岳僧人组织了“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周恩来看了救亡团的宣言书后当即挥毫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赠巨赞法师。是年秋，圆瑛法师在上海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法师在无数的审讯和恫吓面前仍镇静自若、临危不惧，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1939年佛教界最重要的抗日活动是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的东南亚及南亚之行。太虚作为20世纪伟大的佛教改革家，长期倡导“人生佛教”，主张“儒释融合”。为了促进东南亚及南亚各界对中国抗战的理解、支持和援助以及保护滇缅公路的政治外交安全，太虚大师接受国民政府的派遣，临危受命，于1939年11月14日乘汽车从昆明出发，正式开启了东南亚、南亚之旅。访问团先后参访了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历时近五个月，行程一万多公里。这是战时一次极为成功的民间外交活动，争取了东南亚及南亚各界对反法西斯事业的支持，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的宗教文化交流，增强了东南亚及南亚的华侨华人社会对祖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在抗日战争中，世界各地华侨与国内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或组织救亡，捐款捐物，或奔赴战场，为国尽责，或投身于侨居地的抗日斗争行列，为祖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其中华侨华人知识分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侨华人约为8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侨居东南亚，因此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知识分子对抗战贡献最大。1939年，东南亚华侨知识分子积极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开通后，急需大量汽车司机和技工，1939年2月，爱国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应国民政府请求，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东南亚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为国效力。东南亚尤其是英属马来亚华校师生踊跃报名。尽管南侨机工中的知识分子比例难以明确^[26]，但从其平均年龄仅为20多岁的情况看，大多数人刚毕业于华校不久，有些还是华校教师。南侨机工中的知识分子白雪娇的英雄事迹堪称典型。白雪娇，福建泉州人，马来亚槟榔屿侨生，早年在华校接受中华语言文化教育，后被华社推荐到厦门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到槟榔屿协和学校担任国语教师。是年5月，白雪娇以协和学校华文教师的身份瞒着家庭，女扮男装，毅然随机工队回国抗日。她临行前给父母亲留下一封告别信，信中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东南亚华侨知识分子抗日的感人事迹千千万：捐款献物、认购国债、抵制日货……历史将会记住这一切。还有李林烈士，她是东南亚华侨知识分子的骄傲。她三岁时随养母到荷属印尼爪哇岛投奔养父，华校毕业后回国进入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书，后投笔从戎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李林已是雁北抗日游击队八支队政治部主任，此时正率部驰骋于绥南、雁北一带，屡建战功，令敌人闻风丧胆，第二年她为了掩护群众转移，在山西朔州壮烈牺牲。是年1月，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晨星”“繁星”副刊，发表许多抗战杂文，同年11月他的长兄郁曼陀在上海遭到日伪特务暗杀。与此同时，南洋英、荷两国殖民地的广东惠州华侨组成了以教师为主体的“东乡华侨回乡服务团”，在粤南一带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秋以暨南大学毕业生、越南华侨符克为团长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也在海南文昌成功登陆，与岛上抗日游击队并肩战斗。欧美地区的华侨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抗日，如1939年4月，“全欧抗联”成立了以爱国师生为主体的“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向正遭受法西斯蹂躏的欧洲人民宣传中国抗战；这一年，美国旧金山设立华侨金星公司电台，加州高校的华侨师生志愿者以英语对外报道中国抗日的情况，每日广播9小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此时在巴黎完成了抗日题材英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创作，回到纽约后即投入繁忙的抗战宣传活动中，通过讲演和写作讲述“中国故事”，支援祖国的抗日事业。

身处沦陷区的绝大多数中国士人面对日伪在政治上的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有的以沉默与不合作的姿态来表达对敌人的憎恨和不满，有的与日伪进行坚决斗争，有的则在著述和创作中曲折地运用隐微修辞来寄托幽愤和抗日意绪，展现了中国士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北平沦陷后，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语重心长地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1939年初，蛰居北平的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以国仇大于私谊，拒见日本画家荒田十亩，并拒绝参加是年10月日伪举办的“兴亚美术展”。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郭绍虞得知自己的名字被擅自列入日伪“华北作家协会”委员名单时，不顾生命安危愤然去函质问。1939年5月14日，画家李苦禅在北平和学生魏隐儒一起被日本宪兵以“勾结八路军”的罪名逮捕入狱，遭刑讯28天，出狱后仍拒绝伪职，继续参加地下抗日活动。这一年9月，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吴承仕在平津沦陷区被敌伪通缉逼迫，于北平悲愤去世。关于沦陷区中国作家不顾身居危域，以文学创作隐曲地表现抗战意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兹不赘述。本书着重分析寄身青岛沦陷区的作家王度庐个案，以期揭示沦陷区作家的抗战心迹。1939年，王度庐在敌伪的政治压力下，利用武侠小说这一中国文学传统寄寓了匡扶正义的中华游侠精神，隐曲地表达了对日军的邪恶行径和汉奸助纣为虐的反抗心态，并借助一些怀旧叙事来言说黍离之悲，曲折地寄托幽愤和怀抱。

九一八事变以来，千千万万的中国士人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义无反顾，勇毅笃行，不怕牺牲，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以上所论及的中国士人的抗战行动，仅仅是1939年中国知识分子抗战事迹的极小部分。对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之为国赴难的史实而言，更仅仅是一种短时段的微观展示，实在是挂一漏万。无论如何，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勇赴国难的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