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士人社会与战时政治文化语境
1939年，烽火连天，波谲云诡。20世纪30年代后，英、法等国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企图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并尽可能把战火引向苏联，长期推行绥靖政策，使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恶性发展。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结束，共和国政府被颠覆，佛朗哥建立法西斯专政，同月意大利法西斯占领阿尔巴尼亚。同年3月，德国完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动150万人的军队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相继占领了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占领武汉、广州之后又于1939年2～6月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3月攻占南昌，11月占领南宁，日军同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扫荡。虽然武汉会战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妄想彻底破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但随着欧战的爆发，日军在攻占南宁后向南洋扩张，对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乃至西南大后方构成重大威胁。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仍然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妥协的政策，继续与之通商贸易，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组成亲日内阁并鼓吹旨在觊觎大片中国领土的“大泰主义”。1939年5月汪精卫通电投敌，并在上海非法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年12月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支日新关系调整纲要》，中国的抗战形势日趋艰难复杂。
在侵华日军步步进逼、大片国土沦丧的环境下，流徙颠沛成为中国士人社会的基本生活现实。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的文化教育机构肇启了向西北、西南内迁的漫漫长途。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各党政机关开始向重庆、汉口、长沙迁移，并迁都重庆。上海、南京等城市数以千计的新闻、出版尤其是教育机构也纷纷随之西迁。知识分子极度集中的高等院校内迁是抗战时期重大的文化事件，它不但改变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存在生态，也对中国文化的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战时高校内迁的一般史实，学界已有许多成果，兹不详述。[6]高等院校西迁保存了学术实力，赓续了文化命脉，培养了战时急需人才，厥功甚伟。包括新闻、出版、中等学校在内的其他文化教育机构内迁同样波澜壮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空间置换，形成了向西部集聚的格局。资料显示，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9/1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1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10以上西迁。[7]中国士人在空间置换的过程中，经历了漂泊流离的人生体验。1939年中国高校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西迁，大多学校已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得以安顿，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然而由于战争形势不断发展，日军加紧对大后方的进逼和轰炸，许多已迁往西部的高校再次迁移，从而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动荡不安的情势。兹以浙江大学为例。淞沪会战失利后，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开始西迁，初迁浙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1938年10月再迁广西宜山，1939年底又开始迁往贵州遵义、湄潭。其他高校如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也有类似的遭遇，其中同济大学竟六易校址。关于高校知识分子在西南大后方辗转流徙的事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历史学家刘节的经历具有典型性。对于1939年漂泊不定的行踪，刘节在是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总结道：
一年以来经行之地计四省二外国附属地。本年一月一日至四日在香港，六日至九日在安南境。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云南昆明，二月一日至七月十六日在重庆，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五日在成都，又返至重庆，在重庆住十余日，于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离重庆，计在四川省凡七阅月，为本年中居留最久之处。九月十二日上午抵广西宜山，十二月十二日早离宜山，整整三阅月，两次经贵阳，计共住六日，自十二月十四日抵贵州都匀县……[8]
对于许多高校体制外的战时知识分子，颠沛转徙也是一种生活常态：巴金几年间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艾青在武汉、衡山、桂林、重庆等地奔波，回到湖北黄梅故乡的废名也为了躲避战火而四处流浪……战时迁徙的中国知识分子尽管饱经漂泊流离之苦，但他们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理想，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或为军政部门出谋献策，或奔走于各地开展抗战宣传，更多的则抱持“学术抗战”的信念，为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培养人才、发展学术和文艺事业。
193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空间布局因战争形势的差异而分成不同的地理区域。除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外，还存在着抗日根据地、上海“孤岛”、沦陷区及海外等四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各自在民族抗战大潮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战前延安知识分子的主体是20世纪30年代追求进步的左翼青年和本土成长起来的知识阶层，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树立了共产党人和陕甘宁边区的良好形象，制定吸引、尊重和保护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许多国统区、上海“孤岛”、沦陷区及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初，《申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延安行脚》的文章，对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情景有生动的描述：
上万的人已经到中国西北角的“新圣地”去了。其中有两三结伴的，二三十人的，以至于数百人的团体，一对知己，或则因目的地相同而偶然遇合的。从不同的省份，或远或近，有男有女，有中年男子，有中年妇女，有剧人，画家，学者，兵士，哲学者，新闻记者，传教师，教徒，医生，工程师。他们有的乘车，有的徒步，坐牛车，或则骑驴，搭大汽车、卡车、小汽车，乘飞机。这是现代的最奇特的“参圣”旅行。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行政首邑。[9]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全年经该处介绍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多达一万余人。[10]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提供政策支持。延安知识分子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根据地的各项事业，或参加抗日军政，或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或在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从事教研及人才培养工作，涌现出艾思奇、光未然、冼星海、周扬、何其芳、李初梨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第二，上海“孤岛”知识分子。1939年是上海沦为“孤岛”的第三年，面对上海“孤岛”日伪渗透进逼、民众意志消沉的特殊环境，知识分子在中共江苏文委的领导下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在报纸、出版、群众业余补校以及演剧等战线开展合法斗争，出现了于伶、王任叔、唐弢、孔另境等先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蛰居“孤岛”的傅雷、周瘦鹃、陈汝惠、朱生豪、徐訏等进步知识分子也以各自方式开展文化战线上的对敌斗争。
第三，沦陷区知识分子。因诸种原因身处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与日伪不合作的态度，有的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有的则在著述中运用隐微修辞来寄托幽愤和抗日意绪，展现了中国士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这些知识分子包括陈垣、俞平伯、黄宾虹、李苦禅、吴承仕、王度庐等。当然也出现了像周作人、张资平、陈寥士等变节附逆的汉奸文人（1939年1月，周作人接受汪伪政府之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正式投靠敌人；是年5月，从广西梧州回到上海的张资平化名“张声”接受日本军方资助，主办《新科学》等刊物，正式附逆），这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士人的败类。
第四，海外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战时中国士人群体，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不仅毁家纾难，捐款献物声援和支持祖国抗战，而且数以万计的华侨知识分子回国参战，或直接奔赴前线，或参加南侨机工，或到大后方开展抗战宣传，涌现出像曾生、李林、白雪娇等华侨知识分子抗日英雄。侨居海外的文人，如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丘菽园，在印度尼西亚的黑婴，在欧美的林语堂，也利用各自的文化阵地，以笔为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此时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季羡林也以振兴民族学术为励，心系祖国，沉潜学术，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1939年，中国士人社会面临的政治文化环境十分复杂和严峻。在政治上，汪精卫集团叛变投敌，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建立特务组织，对人民的抗日言行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国民政府政策重心发生转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文化上，日寇在沦陷区宣扬“兴亚灭共”，推行奴化教育、欺骗宣传和思想统治；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同时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和“复兴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影响下，大多数知识分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投身抗战文化活动，批判那些与民族解放事业背道而驰的思想逆流，为战时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展现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坚定决心和斗争策略。这也是我们考察1939年中国士人知与行的政治基点。中共站在民族抗战的高度坚持团结的政策方针无疑促进了知识分子的大联合，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中共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和顽固派的反共方针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祝贺会议的召开，希望会议能够帮助国民党“增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增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增进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合作的关系，继续领导抗战，一直到最后争取胜利和建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11]1939年3月国民党发起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国民必须树立三个共同目标：一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民政府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场运动能调动国人的抗战精神，给予充分的回应和支持，并号召全党“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并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12]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借助这场运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的企图给予揭露和回击。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发表讲话强调教育应当在“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求教育界以三民主义为教育的最高基准，并提出“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主张。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对于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希望》，该文对此次会议给予积极评价，着重指出战时教育必须在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下进行，并提出诸项教育改革建议，社论还援引蒋介石《革命的教育》一文，论证教育制度改变的重要性。[13]是年，蒋介石发起“复兴文化运动”，在云南大理成立“民族文化书院”，实乃战前“新生活运动”之延续，其借复兴儒家“四维八德”来强化极权统治的目的昭然若揭，但此时中共并没有对之进行显明的政治文化批判。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民族抗战大局，坚持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一致的原则，明确“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14]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采取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文化策略和措施。正如论者所言：“为维系国共合作的局面，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强调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15]
无论是在抗战大后方还是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和文化优势，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参加抗战。知识分子作为个体在抗战中的作用本书将有较详细的阐述，这里着重讨论他们在战时文化思潮中扮演的角色。战争一方面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态的剧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文化思潮的多元激荡。1939年的中国文化思潮可谓波涛澎湃，相继出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中国化”“民族本位”“民族形式”等关键话语，这些思潮相互交织、互为影响，共同指向了重建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并塑造着此时期中国文化的基本风貌。中国士人既是这些文化思潮的发起者、议程设置者和推动者，也深受这些文化思潮的影响和规约，从而呈现出与20世纪20年代迥然有异的文化精神特质。
1939年1月17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北平沦陷区逝世，这虽然不能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至少也表明了五四那种激烈反传统的思想主张已经告一段落。钱玄同当年以激进主义的姿态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废除汉字，可谓振聋发聩：“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标举激烈反传统的五四启蒙思潮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战前，如1933年陈序经发起的“全盘西化”论战和1936年由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发动的“新启蒙运动”都打上了鲜明的五四文化启蒙烙印。然而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但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重新树立中国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激发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和热忱，才能为抵御外侮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战时中国文化走向了回归民族本位的思想路径。1939年的中国文化思潮突出而集中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主要方向和特征，具有典型的微观思想史意义。1939年以重建民族精神为旨归的文化思潮略述如下。
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年2月，顾颉刚在昆明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中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由此掀起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这篇文章主要不是为了学术探讨，而是对泰国总理銮披汶“大泰主义”的回应和驳斥。1939年5月，銮披汶政权通过决议，宣布国号由“暹罗”改为“泰国”，并宣称中国的西南是泰人的祖先故地，企图利用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觊觎中国领土。顾颉刚针对銮披汶政权“大泰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批驳：他以历史和现实经验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境内的人民没有民族之分，所谓“汉人的文化”其实是和非汉人共同使用的，不存在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他反对使用“五族共和”“民族”等概念，认为这会被敌人利用来分化中华民族、蚕食中国领土。[17]该文引起很大的反响，被广泛转载，许多学者加入论辩，赞同者有傅斯年、白寿彝、张维华，反对者有费孝通、翦伯赞。傅斯年从地缘政治和中国领土的利害关系来肯定该文的现实意义，白寿彝则以西南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为立足点加以积极响应，而费孝通显然是从人类学的多维视角来表达异见，翦伯赞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对该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其要害在于混淆了“民族”与“民族意识”的概念，认为应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的发展权利和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尽管论辩双方在学理上均有不够周延之处，但他们对于涉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学术问题的讨论，有力地批驳了銮披汶的“大泰主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既显示了战时史学的入世精神，在客观上也增强了学人们对于民族抗战的整体性认识。经过这场论争之后，“中华民族”的话语被广泛使用，对推动中华民族认同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学术中国化”。“学术中国化”是1939年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发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肇端于重庆，影响延及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其意义超越文化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创设阶段。1939年2月，《战时文化》月刊第2期登载了张申府的《论中国化》。是年4月，《读书月报》开辟“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发表专题文章，同月以“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为办刊宗旨的《理论与现实》季刊创办，创刊号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潘梓年和侯外庐的两篇主题文章，由此揭开了“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序幕。关于这场文化思潮的动机，正如侯外庐所言：“伟大的抗战建国时代，正是中国学术开足马力的时代。学术研究缓慢地落后于抗战军事，这是一个大遗憾。”[18]然而究其根本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术上的一次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193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论新阶段》，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参加这场思想文化运动讨论的学者既有来自左翼阵营的知识分子艾思奇、侯外庐、杨松、潘梓年、柳湜，也有民主知识分子张申府、潘菽，另外还有国民党御用文人任卓宣（叶青）。除了个别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外，参与论争的大多数学者都积极评价这场运动的思想文化意义，认为它对重新确立战时中华民族的学术主体性大有裨益。“学术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辩的成果不但为战时中国学术的发展确立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意义深远。
第三，“民族本位”。“民族本位”思潮萌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史学界，到1939年钱穆《国史大纲》而趋于高峰，并一直延续至抗战结束。这个思潮在抗战时期的产生和发展固然与国民党为了适应民族战争的变化而推行的各种文化复兴活动有关，但其根本则是战时中国士人之民族觉醒和文化自觉在学术上的体现。“民族本位”思潮从史学延伸到哲学领域，是一种明显回归文化传统的思潮。1939 年 2 月，宋云彬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本国史教学问题》一文中写道：“要养成民族自尊心，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非学习（中国）历史不可。只有学习历史，从历史中探求得来的真理，才能引起信仰，才能认识当前局势及其发展的前途，而坚决地执行自己在这时代所担负的使命与任务。” [19]是年6月，钱穆的《国史大纲》完成定稿，这部著作摆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疑古”思潮，它怀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以唤醒国魂为鹄的，着重开掘蕴含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民族之生命精神，借此民族“生力”来激发文化自信，以迎取西方文化挑战，争取抗战的光明前途。《国史大纲》出版后立即风行全国，其“民族本位”思想同时也在哲学领域得到积极回应和共鸣。同时，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等新儒家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希冀以“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语）来重建民族精神，推进中国现代化。1939 年5月冯友兰的《新理学》由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乃《贞元六书》之开篇，这部书从“理”“太极”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入手，极力提取中华传统智慧的内在价值，力图在国家处于黑暗与光明交替的贞元之际确立文化新命脉和民族新精神。“民族本位”思潮对于战时凝聚和激励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贡献了宏富而深邃的思想成果。
第四，“民族形式”。学者称之为“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文艺思潮也发动于1939年。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提出文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9年春，延安及各个根据地文艺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艾思奇、何其芳、冼星海等围绕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问题相继发表文章，论争迅速扩展到国统区和香港。到1940年底，开展“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刊物多达40余种，参加讨论的文艺家近百人。这场论争的主要内容包括“旧形式的利用”、“对‘五四’新文艺的评价”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关于文艺的继承与创新的核心问题。向林冰认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而更多的论者则主张要利用和改造旧形式来创造崭新的民族形式。这场发端于1939年的文艺论争，对战时乃至而后的中国文艺在民族化道路探索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文艺民族主体品格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深刻地阐发了这场论争的思想成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特征，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39年这四个文化思潮交相激荡、互为影响，其根本精神在于恢复民族尊严、重建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自信。“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以屈子精神为励，为民族独立与文化复兴，或临危赴难，或创述不倦，展示了刚健笃实的士人精神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