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研究对象
“处于市场上的商品的数量和多样性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和多样性，而且还部分地取决于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因而必须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出售的那个产品部分有多大。而这又取决于把产品只作为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也取决于这一生产方式支配一切生产领域的程度。”[5]马克思生活于机器大工业在西方普遍盛行的时代，到处都是工业品与商品，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接触到的不再是田园诗意般的文化符号，而是一种由机器联结的冰冷的社会关系，冰冷的社会关系与整个世界快速流变相呼应。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马克思对它的“前世今生”做了剖析，把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暂时物”。
1.历史方法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当部落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时，部落社会便无法与生产率高得多的文明社会相对抗。诸文明社会之所以会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它们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6]当某一社会专制、集权时，它的生产效率反而高。古代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并且以某种专制形式独占了人类史前社会时期的中心。当这种专制形式不再能够更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时，便产生了另一种社会形态。
随着西欧从中世纪的“黑暗”[7]中走出，社会加速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古中国，“天朝上国”相比之下则显得衰败。造成这一态势的原因表面上是生产速度的提升，实际上是交往/制度的革新。17世纪后，世界形成了新的生产体系，即大工业生产体系，生产效率与交往创新使得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16—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嬗变’的基础，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8]
对于经历了19世纪大部分时光的马克思来说，能够抓住古代社会的尾巴并体验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巅峰，尤其马克思长年生活在英国这样一个产业革命从开始到完结的国度里，对产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社会发展后果的体验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浸礼”。
产业革命是人类技术史、生产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技术发展一直是历史的一部分，之所以称其伟大，在于它与以前的社会发展路径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与意义。在产业革命之前，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依附于并从属于政治，缺乏独立性，缺乏系统性，最为根本的缺点是技术与社会相脱离，技术不是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更不是核心力量之一。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为“双轨”分离，无法达到有效结合。在产业革命中，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了有机结合，二者并轨了，生产扩大的需要使得技术发明成为一种必要，而每一种技术的发明又导致了对新技术的需求，技术发明形成了技术群，技术群的出现又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技术与社会共同前进。同时，技术获得了它的历史独立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技术与经济这个时候成为历史运动的“异形同体”的轮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之后，这个轮子的速度更是越来越快了。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无数电气发明改变了20世纪，也成为当代的生活基础，马克思在晚年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马克思曾在脚注中援引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蒙塔纳里《货币论》中的论述，这一脚注这样写道：“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9]在马克思的时代，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交往逐渐形成。限于狭隘地域的交往与世界意义的交往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地域交往往往以非商品交往为核心，如暴力。世界意义的交往在马克思时代及之前的三百年尽管暴力在开路，但商品贸易、商品生产逐渐成为核心。世界意义的交往也改变了技术发明[10]的进程，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技术发明反过来又成为交往扩大的前提。同时，世界意义上的交往不仅改变了技术的进程，也在人类意识形态、制度变革、生产方式[11]、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交往使世界越来越趋同。
在产业革命之前的社会中，人类的生产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以简单劳动和简单工具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排除产品交换或产品很少交换；师徒相传的家庭作坊与简单手工工场生产，以满足农业生产为核心，“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12]；奢侈品的生产；以自然为基础的游牧生产；等等。这些生产方式是自发生成的，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没有多大变化。产业革命通过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使得西欧的生产方式摆脱了自然分工，进入社会分工与精细分工阶段，使得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个体占有进入生产资料少数人占有大部分阶段，使得温情的分工变成了金钱的分工。机器大生产的分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形成。之前，世界中心从来没有出现在欧洲。“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13]核心就是被后来描绘成“东亚病夫”的中国，以及稍逊于中国的印度次大陆在制造业方面拥有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14]
在技术、交往、分工的变革之下，世界似乎越来越失去传统秩序。原有的各地域的宁静变成了生产暴力，各个地域都卷入一种以商品为名义的生产过程中，世界进入无序化状态。尤其在欧洲，简单商品生产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资产阶级把这种无政府状态推向极端。工业社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和空前激烈性。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竭力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不断改进机器，加强企业中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组织性，其结果是不断加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工业社会巨大的扩张性遇到了资产阶级占有形式所造成的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社会化生产所必需的客观比例遇到了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冲突便不可避免。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持续地爆发，就是这种冲突的突出表现。这种状况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一种新的人类的生活状态也在生成与探索，世界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尽管这个统一体是异化的、异己的，毕竟全世界“知道”了彼此，被一条看不见的历史方法绳索扯在了一起。
马克思勾勒了横向世界历史的经线，我们将勾勒的织针化为历史方法理论去剖析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并全力推测出纵向的世界历史纬线。
2.一般历史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对历史的分析，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出现了许多伟大理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是不可推翻的观点。洛克的“依理性行事”[15]，“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的独立个体，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16]。孟德斯鸠的因民族而异的“一般精神”。卢梭通过契约的平等思想来对抗因“使我们一切天然倾向改变并败坏到这种程度乃是社会的精神和由社会而产生的不平等”。[17]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的社会环境决定论，“人完全依赖于教育”“环境支配意见”。[18]苏格兰学派的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弗格森、约翰·穆勒“强调理性本身与文明的演化互相成长”[19]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社会历史思想。但是，当启蒙学者以人类导师的身份向世人宣传理性真理时[20]，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21]
马克思在对这些理论的吸收与批判的过程中，立足于历史运动的现实，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基点，进行了历史运动的叙事。“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22]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量地论及国家与阶级的问题，并对国家与阶级的性质做了回应。国家、阶级利益、阶级个性“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23]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只是暂时的，国家不是历史的全部，国家的出现与消灭仅是历史的狭窄部分。
在对历史的分析中，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世界整体历史的观念，这就是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概念最初出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的出现是由于相互分裂的民族与地域在普遍交往中成为相互依存的统一的历史，即世界整体化的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4]马克思摒弃了以往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对社会历史的错觉，把世界历史建立在一种人的实践的、对象性的活动基础之上。“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5]生产在这里很明显代替了唯心史观的精神、意识在社会历史生成中的作用。
“世界历史”已经出现，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地方的事件能够直接影响另一个地方的事件，“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26]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历史的横向化过程。
之后，“世界历史”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系统的“世界历史观”[27]，并成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特征的理论概括。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在历史理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世界历史”彻底瓦解了封建残余。其次，“世界历史”阐明了历史辩证法。再次，“世界历史”的发展能够使人的创造能力和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28]“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以后的文本中有新的补充和发展。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9]
社会形式变革的历史问题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核心领域，在这一领域中，马克思认真地探讨了社会存在的各种形态，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划分。从依赖关系角度，形成了人与人的初级依赖阶段、人与物的依赖阶段、复归于人与人依赖的高级阶段的思想；从人与人的压迫关系角度，形成了剥削社会与自由社会的二分法；从国家的角度，形成了无国家社会、阶级国家社会、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最受后来者关注与争论的则是从分工的角度，形成了小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几种史前社会形式与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阶段论。在这些划分中，马克思研究得最多的当然是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所表现的各种次生形态及社会结构演化。
人类社会自出现之后，就存在“异化”。在原生的无阶级社会中主要是自然对人的异化。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后，异化形式不断转变并深化。直到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异化让马克思无法容忍。关于异化，马克思尽管在晚年没有再使用这一概念，却从没有放下过这一概念。[30]那时，异化是一种普遍状态，不仅是商品对人的异化，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意识形态等都对人产生了异化。
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代价，并不能因为这种必然性，而不加控制。对必然性的认知的目的是控制这种必然性发生的后果与影响。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对异化的一种回应。更为准确的说法应是，马克思研究历史运动，不是研究“社会”这种臆想的东西，历史问题实为改变社会关系的问题，社会关系问题实为人的关系问题。从而，真实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种人的发展理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1]
3.作为一般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32]在马克思的年代，一般社会的形式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与以往的社会形式具有“断崖式”区别。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前的各类形式属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3]
在资产阶级社会正式以一般社会形式存在之前，西方社会的农村公社在朝着私有制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完全解体了。新的分工要求新的生产与交往形式及手段。“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34]也就是说，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依赖于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关系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资本主义不断突破地域束缚的人身关系与经济关系，劳动成果属性由使用价值向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结合过渡，分工呈现社会化与世界化。
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发达城市（主要是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在织布、采矿、冶铁等行业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35]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36]资本与资产阶级[37]在马克思时代达到了盛兴，它们向全世界证明区别于以往所有的历史形态已经不是由自然条件与人口来决定社会发展与社会生产水平，而是由工具来决定。“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而且相对增加的事实，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38]基于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褒扬的口吻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9]
“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而‘商业和工业社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40]
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新的历史形式不仅改变着社会本身，同时具有巨大的吸引作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大工业与机器不需要一种强制力，许多国家、民族就会主动接纳它们，“奥地利，这个欧洲的中国，这个内部制度没有被法国革命所动摇、连拿破仑对它毫无办法的唯一国家，对蒸汽力却顶不住了；机器把那里的一切都突然改变了”。[41]这种生产方式将全世界纳入，同时时间也标准化了。
资产阶级社会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不是一个由内部生成的社会形式，而是取决于它的外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42]资本主义的兴起绝不是以它自身的地域与空间作为主要因素，而是通过暴力的交往方式获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自然和人。世界历史凸显的标志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43]如果没有打通海外市场，西欧在“这种情况下，它与中国和日本的差异将会小得多”[44]，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也就不会有世界历史的出现，历史还将局限于民族情势中。世界市场的形成必然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交往越来越统一在一个体系中，遥远的地域市场不再是独立体，经济关系真正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是1848年后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45]
资产阶级在无法通过正常的商业贸易获得利润与金钱的时候，“唯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生产，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46]这种生产方式的模式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利润与金钱减少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采取了他们所能够使用的一切方法去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全球社会境遇中的资本主义也不过如此。
同时，欧洲的生产方式变革，“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47]以私有制为共同体资本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社会与以往私有制社会的根本不同。[48]对于这种不同，我们将其归为有着人身自由却无生产资料的个人出现在生产领域，彻底改变了自然分工和家庭分工，个人按照工具而生产。
生产方式变革与分工的发展将资产阶级社会分为两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又统一的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49]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固定为财产上的对立关系。这是社会历史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更为严格地束缚了社会发展。[50]“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51]
马克思当然没有忘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从已经成熟的那个社会条件出发，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功能。资产阶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2]，并在生产发展的鼎盛时期引导了整个世界生产的方向。“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53]资产阶级在马克思那里首先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而是一个肯定的对象，马克思肯定了资产阶级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同时，资产阶级还是推动世界联合的重要力量，“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54]资产阶级首先使政治集中，再通过政治使经济以集中的方式在全球拓展。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造成的世界统一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从马克思的文本中，还可以看出“世界历史”的出现及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同一个过程。[55]而且，“世界历史”与社会历史的马克思文本表现得相当一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二者存在内在的同一性。
历史理论认为，社会历史基本矛盾的解决方式是进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拉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火车头”。事实确实如此，在资产阶级社会最兴盛且一统天下时，出现了巴黎公社，“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56]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57]“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5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描述1848年已经被资本主义改造的世界，而是预言了世界的逻辑上如何注定被资本主义改造”。[59]资产阶级社会“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