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互助与互助养老研究的述评
中国特色互助养老源自和立足的是中国传统的非正式互助网络、组织与保障，这是中西方互助养老概念、定位等不同的根源所在。总结中西方互助社会（西方后来称之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与西方互助所代表的社会分立制衡于国家、市场不同，中国传统的以宗族为代表的非正式互助组织恰是国家进行基层治理的组织形式和主要支撑。[114]而正是以集体主义为价值指导，国家推动下的农村互助组织，以及传统农村非正式互助保障的历史沿革，使互助养老与家庭养老一道构建基础性而非辅助性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网络成为可能，这是农村社会养老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一 中西方的社会互助与互助组织发展的时间逻辑
然而，根据前文的分析，中西方的互助实践存在较大差别。西方国家的社会互助和互助组织发展的时间顺序是社会互助和互助组织广泛兴起和发展—国家保障逐步完善—社会互助和互助组织成为补充—政府福利压力之下重新受到重视。这一过程经历了200～300年，与工业革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随着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加剧，国家福利制度尚未建立，他们就通过自助-互助的形式，组织资金支付与疾病、残疾和老年等社会风险有关的费用，农民、渔民等其他专业群体也以类似的方式集中储蓄，风险共担，防范财产风险（如火灾、事故、恶劣天气等），同时组织活动，自我服务。前文所述的友谊会、兄弟会、行会等互助组织（也包括相互保险公司）正是基于此而广泛兴起并且蓬勃发展的。在19世纪，大多数西方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来规范互助组织的建立和运作。直到20世纪初，国家全面卷入社会保障事业，互助组织才逐步弱化，或成为国家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或成为志愿部门和社会企业部门的补充，建立社区互助网络。但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国家危机，西方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退步，政府重新开始积极倡导“责任、互助和义务”，希望利用“大社会”、个人与社会责任来分担政府和市场的经济压力。
而在西方国家社会互助和互助组织广泛发展的时期，我国以宗族互助为主。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我国一直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族在社会保障中发挥重要作用。随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所占比例非常小，在历次战争炮火之下，以职业划分、工人为主的社会互助和互助组织并没有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自上而下建立了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型互助组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由政府主导的覆盖城乡居民的行政治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但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作重心的影响，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会价值（信任）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福利经济）体系是没有被大力推动建立的。故相较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以举国体制优势大力发展市场部门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部门和社会经济的重视不足。
据此，国家行政治理体系和国家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发展，就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相结合，重新定位、认识和发展社会价值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以及互助经济/经济互助、互助服务/服务互助和互助文化/文化互助。
二 中西方、中国城乡互助养老的比较与定位
（一）中西方比较
中西方社会互助和互助组织发展的时间逻辑不同，与中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虽然面对前述国情，社会互助、互助组织和互助养老需要在中国发展起来，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探索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互助道路。其发展方式和定位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互助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的基础部分，应明确党的领导地位，尤其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养老服务市场，国有企业、社区、村委会及行政领导下的社会组织都应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互助的重要实践形式，互助型社会养老也需要寻找和探索中国道路。通过前述文献梳理，目前国内对互助养老的定位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它是一种养老新模式或过渡模式；二是认为它是社会养老的补充实现形式。笔者认为，这两种定位都不十分恰当和明晰。
首先，简单地将互助养老看作一种养老模式并不恰当。作为两种重要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划分依据是养老资源的提供者，这些养老资源包括经济的或物质的资源、照护资源和精神资源。[115]而互助养老意味着经济资源、照护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提供者是其他（准）老年人，这是社会养老的实现形式之一，而非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列的养老模式。[116]从现有实践来看，农村互助幸福院的推动效果不佳。
其次，国内不少研究虽然认为互助养老是社会养老的实现形式，但对其在中国社会养老发展中的定位不甚合理。大部分研究还是认为这种社会养老形式是辅助性的或者补充性的。这主要是延续了发达国家的思维方式。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专业、规范、完善，互助养老虽然发展较早、形式多样，但只是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补充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促进社区建设、社区融合以及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实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国情不同。发达国家是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我国属于未富先老，制度安排、人力、财力都限制了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大多数老年人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购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互助型社会养老在中国起步晚、发展相对缓慢，但这种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节约成本的社会养老方式在中国现实国情下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政府和学界应清晰地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互助养老并非养老新模式或过渡模式，也非辅助性、补充性的社会养老形式，而是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养老发展的现实选择和主要形式，与互助型社会组织一样，是基础性的。这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也是亟须得到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的。[117]
（二）城乡比较
从城乡比较来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资本容易进入，市场上可选择的专业社会养老服务相对更多，但人口流动性强，业缘、利益至上，人情不足。而农村传统家庭照料弱化以及激增的老年人无人照料难题急需社会养老进行补充。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匮乏，但血缘、地缘、自治传统优势又为互助服务开展提供了便利。自古以来，农村就存在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互助圈子，这个圈子扎根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包括族-堂亲、姻亲圈子、朋友圈子。国外研究和实践也证实，与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相比，互助服务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货币匮乏区域，比如小城镇和农村社区更有发展空间，而中心地区或城市居民的货币观念浓厚，对互助服务兴趣不强。[118]因此，互助型社会养老率先在农村发展起来更具优势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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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宗族是有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非正式互助组织，因其血缘基础和动力，故其比西方的正式互助组织更牢固普遍地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之中。
[115]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16]笔者对互助型社会养老研究深入的过程实际也是对互助型社会养老概念不断修正的过程。笔者于2017年1月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的《欠发达地区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一文中，仅探讨了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的概念，认为其只包括照护资源和精神资源的互助。而伴随笔者对互助研究的深入，发现互助型社会养老的概念可以更加广泛，也包括经济的或物质的资源的互助。故这里特此说明。
[117]城市发展互助型社会养老同样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城市的发展形式可能与农村不同，会更多地与市场、专业化、标准化等相结合，这也是需要我们未来继续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的。
[118]North，P.，“Time Banks-learning the Lessons from LETS？”，Local Economy18.3（2003）：267-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