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邻避效应
——来自南京市的田野调查研究[1]
张成 李兴华 张廷斌 朱雨瑶 许峥嵘[2]
一 研究背景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代际更替现象的发生，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量的半数以上。他们未经历过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大多未曾拥有长期依靠农业耕作谋生的经历，没有第一代农民工那么深刻的乡土记忆，他们怀着改善生活品质、感受城市现代气息、寻找自由和发展机会的梦想进入城市，对长期落户城市、成为都市人抱有强烈渴望。[3]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并为之挥洒汗水。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重点亦逐步聚焦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新生群体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问题上。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实现城镇化、市民化，一方面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和帮扶，另一方面也需要市民的积极接纳与包容。居住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空间载体中与城市市民发生接触、交往和融合面临的首要问题。居住模式的倾向和选择、混合居住的意愿和体验、差异群体间邻里关系的选择和影响因素，是测量主观社会距离的重要维度。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可以发现出色成果层出不穷，但其主要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状况或立场，[4]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接纳意愿与程度问题，[5]而原住民的排斥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软障碍”，市民的异质化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差异都会对两种群体间的社会距离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在2016年和2017年的研究中，借鉴环境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的核心思想，将其引入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接纳”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社区邻避效应”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并初步探讨了相关影响因素。
在那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化，本文对“社区邻避效应”的度量维度进行了深化，从之前的广度维度延伸至广度和深度这两个维度；同时，本文基于七维评价体系构建了相关变量去解释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社区邻避效应的原因；此外，还尝试从社会人口学、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这三个角度，去研究他们对社区邻避效应的影响程度。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社会融合和社会距离的相关理论，为地方政府增进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融合、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更平衡发展提供新的借鉴与对策建议。
二 研究设计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中部地区，江苏省西南部，是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华东），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重要门户城市，也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节点城市。南京市是周边省份外来务工人员优先选择的城市之一。南京下辖11个区，课题组根据整群随机抽样，确定江宁区、秦淮区、玄武区、鼓楼区和浦口区作为调查辖区，然后对各个辖区内的社区进行整群抽样，各抽取5个小区，共计25个小区作为调查社区，最后采用按比例分层的抽样方法，[6]对每个社区的采集人数进行了分配，进而对南京市民发放了1000份调查问卷。
（二）变量的操作化
1.社区邻避效应指标的操作化
本文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来度量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邻避效应，其中社区邻避效应广度通过“您愿意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您家所在的小区吗”进行度量，以此来测度有多大比例的南京市民存在社会邻避效应；社会邻避效应深度（住户比率邻避效应）则是通过“假设小区中有15户住户，您占其中1户，此外您能接受几户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进行度量，以此来测度那些表示不存在社区邻避效应的南京市民，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住户比例。
2.社区邻避效应深层次原因的操作化
为了识别出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具备社区邻避效应的深层次原因，课题组借鉴已有文献，[7]并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主要从个人品质评价、公序良俗评价、文明素质评价、相容关系评价、身份认同评价、社会贡献评价和非群体评价7个维度设计了19个指标进行采集。问卷要求具备社会邻避效应的南京市民被访者在细化的多个选项中，选择他认为是最主要的一至三个成因，按照从主到次的顺序进行排序，进而能够更为直观地追踪出不同类型的居住邻避效应究竟是由何种原因引致的。
同时，调查团队有针对性地选择存在社区邻避效应的南京市民被访者开展半结构式访谈，用于深度了解被访者存在社区邻避效应的内在原因。
3.社区邻避效应影响因素的操作化
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南京市民被访者的性别[8]、年龄[9]、婚姻状况[10]、生育状况[11]、籍贯所在地[12]、在南京居住的时间长度这六个指标。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南京市民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13]、家庭年总收入[14]、过去三个月月均收入状况[15]和工作单位性质[16]这四个指标。
社会关系网络：调查南京市民被访者的亲戚[17]、朋友[18]、同事[19]当中有没有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密切程度和与社区外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密切程度[20]。
（三）调查问卷的处理
调查队员们从2018年7月5日开始，在南京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实地调研，调研形式有问卷式采访和深入访谈两种。最终，收回了问卷919份。为了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可信性，课题组通过数据完备性原则、答案非规律性原则和逻辑一致性原则对数据进行了删选处理，剩余有效问卷686份。这些有效问卷均通过了相关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三 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邻避效应的测度
（一）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邻避效应广度
在686份有效问卷中，有556名南京市民被访者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小区持肯定态度，比例为81.05%；有130名南京市民被访者持否定态度，比例为18.95%，从而说明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邻避效应是存在的，从调查结果来看，社区邻避效应广度大约为18.95%。
（二）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户比例邻避效应
即使南京市民愿意接纳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的小区，但接受的具体程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南京市民只愿意接纳少数几户的新生代农民工，而有的南京市民则可能愿意接纳较多户数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明确每名南京市民被访者内在的具体接受程度，课题组通过考察南京市民在15户住户中愿意接纳的新生代农民工住户数量来分析住户比例邻避效应（见表1、图1）。
表1 南京市民对长期居住在自己小区中新生代农民工住户数量的态度
图1 南京市民对长期居住在自己小区中新生代农民工住户数量的态度累积
可以看出，在愿意接纳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小区的556名南京市民中，他们全部愿意接受小区里长期居住1户新生代农民工（即住户比例为6.67%）。随着小区中新生代农民工户数的不断上升，愿意接受的比例不断降低，由1户时100.00%的接受率，降低至7户时（即住户比例为46.67%）的45.14%，若户数上升至14户（即住户比例为93.33%），则接受率进一步降低至16.55%。与此对应的是，总体不愿意接受率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轨迹，由1户时的0.00%，增长至7户时的54.86%，并进一步攀升至14户时的83.45%。其中，不愿意接受且想搬走的比率呈现单调上升的趋势，由1户时的0.00%不断上升至14户时的63.13%。
由此可见，在556名表示不存在社区邻避效应的南京市民被访者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户比例完全不介意的只有16.55%，其他南京市民或多或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户比例有所要求，一旦突破内心的比例底线，则多数表示出拒绝意愿。
四 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邻避效应存在的原因
在评价体系上，有学者重点从勤劳、节俭、互惠、人情、友好、求稳、忍耐、善良等几个维度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21]也有学者从传统农业文明特质和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维度进行了研究。[22]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南京市民是否会一想到这个群体，就会自发地联想到一些群体特征或者刻板印象，从而对他们给予相应的评价，以及这些评价是否能成为产生居住邻避效应的主要原因，成为课题组想要调查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问题。
如果被访者表示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区邻避效应，则要求被访者在19个选项中，选择他认为最主要的1～3个成因，按照从主到次的顺序进行排序，进而就能够更为直观地追踪出社区邻避效应究竟是何种原因引致的。根据三级李克量表，本文将被选为第一位成因的指标赋值10分，被选为第二位成因的指标赋值7分，被选为第三位成因的指标赋值4分，未被选择的赋值0分。以此将南京市民被访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区邻避效应的主要成因得分进行计算。
研究结果发现，从分指标来看，“担心影响孩子成长”成为南京市民被访者拒绝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小区里的最主要成因，得分占比高达18.16%。至于其他指标中，得分占比高于10%的指标则分别为“新生代农民工让人缺乏安全感”“新生代农民工不够安静”“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好相处”（见表2）。
表2 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区邻避效应的主要原因得分
表2 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区邻避效应的主要原因得分-续表
从七维度评价的角度来看，非群体评价总得分占比30.23%，居于首要原因，深入考察这三个具体原因，得分从高至低分别是“担心影响孩子成长”“新生代农民工会和很多人合住”“新生代农民工会携带老家父母共同居住”。其次是公序良俗和相容关系，再次是身份认同，至于个人品质和文明素质的得分占比则相对较小。
来自南京玄武区紫藤苑社区的一位女性A在访谈中指出：
我们当父母就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我们选择了这个小区，就是看中这里的学区……我们做点小生意也忙，孩子只能留在家里，如果小区里居住太多80后的农民工，担心孩子会被他们带坏，染上些不好的习气。
女性A的观点不仅让人联想到古代孟母三迁的典故。“昔孟母，择邻处”，春秋时期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被传为千古佳话，也为“邻居”这个词赋予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义。如今中国父母为了给予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煞费苦心，希望社区里能够居住一些高层次人才，从而起到榜样的作用，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话语中谈及孩子跟农民工子弟玩就会染上不良习气，传递出来内心深处对农民工子弟的歧视和偏见。
来自南京秦淮区瑞金北村社区的女性B和女性C则分别补充道：
南京的房租也很贵，像我们这个小区租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得4000多，对于正常上班的，是项不小的开支，所以租房子的一般都选择合租。但合租也有个度，他们往往好多人合租在一个房子里，导致上下班坐个电梯都要等半天……人多口杂，他们喜欢在屋子里聚会吵闹，耽误人休息。（女性B）
楼上就住着一户年轻农民工和他的父母，他们父母喜欢从窗户上往外面倒垃圾，有几次把我刚洗好的衣服都搞脏了……去找他们理论，他们还不承认……我一个同事还说他们小区有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母亲还在家里养了几十只猫，通过卖猫的胚胎挣钱，经常有猫叫吵得睡不着，而且还臭烘烘的。（女性C）
女性B的观点说明，受限于经济压力，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选择多人合租，无形中就会产生公共空间的负外部性问题，导致电梯等社区公共资源使用的压力增大，从而给南京市民带来了不舒适的居住体验，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相容关系上的得分。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外来户在社区里相对孤单，简单的家庭聚会成为他们排解压力和增进感情的手段之一，但他们的这种聚会习惯和大声说话的言谈习惯，也往往会让南京市民觉得他们在公序良俗上表现不佳。女性C的言论则进一步从多个角度综合了多个指标，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小区里，往往就需要接纳他们的农村父母居住在小区（新生代农民工会携带老家父母共同居住），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导致他们的农村父母认识不到：在家里养太多的猫，以及养鸡鸭等家禽和从窗户倒垃圾是不符合城市生活的公序良俗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够守秩序、新生代农民工不够讲卫生），且观念的不同导致进一步的协商沟通变得有一定难度（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好相处）。虽然出问题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老家父母，但南京市民往往会把这种负面情绪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南京鼓楼区聚福园二期社区的男性D指出：
我是希望邻居都是层次比较高的南京本地人，最好有些名人雅士，也好显得小区更有档次，不论是卖房子还是租房子，也能价格高点。不论什么农民工毕竟不是正儿八经城市市民，层次还是低了一点。
男性D的言论说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社会形象在他感知到的市民大众眼里还有待提高，新城市市民的身份未得到足够的认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小区里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负外部性问题，进而影响了小区的声誉。
南京浦口区盘龙山庄社区的女性H和女性I则分别指出：
小区里发生过几次不大不小的盗窃案，放在楼下的水桶、花盆之类的经常会不见，后来才知道是住在小区里的一个打工的小伙子偷的。丢水桶、花盆还不是什么大事，如果发生一些安全问题，他们拍拍屁股走了，上哪去找他们。（女性H）
大人经常抱孩子（两岁半）出去透透气。小区里的邻居会过来摸摸孩子、抱抱孩子……现在小区里人员也杂，我特别担心会碰到媒体上提到的外地人来城市小区里拐走孩子的事情。（女性I）
女性H的观点表明，由于当前的房屋租赁市场对租赁制度的执行不是特别到位，一方面无法保证租客不会对小区的居民带来不安全的影响，另一方面，假如发生了不良事件，租客身份信息的不透明、不真实，导致维权行为难以实现，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太安全的印象。女性I作为年轻妈妈，也从担心孩子被偷、被抢的角度，表达了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租户安全性的担忧。
南京江宁区翰香苑社区物业公司的员工J谈道：
近几年来，小区里年轻农民工越来越多……这些农民工租户相对难管理一点，各种事情也比较多，像在乱丢垃圾、吵闹扰民、公共草地上种菜甚至泼粪等事情，也往往是这个群体的麻烦事比较多，年纪越轻越不服管……南京当地居民对越来越多的外来租客也很有意见，希望我们不要把房子租给外来人口。但是，我们也没有权力不让人家租房子，只能一方面加强租客安全性管理，尽量排查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点提醒，尽量减少各类摩擦和矛盾。
员工J从小区管理方的角度，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因为生活习惯、观念等原因，和南京市民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用城市的眼光来看，就产生了许多摩擦和问题。
五 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邻避效应的影响因素
（一）南京市民社会人口学变量对社区邻避效应的影响
将田野调查取得的数据引入Logit模型，通过观察各变量的边际贡献率，本文发现男性更倾向于接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南京，接受概率会提高6.3%，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有更多的安全诉求。有婚姻经历的南京市民被访者会比没有婚姻经历的更容易拒绝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南京，拒绝概率会提高3.9%；与未生育的被访者相比，已经生育的被访者更倾向于拒绝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南京，特别是孩子尚未成年时（含怀孕），拒绝概率会高至5.1%，而孩子已成年的拒绝概率仅会提高1.7%。南京市民的籍贯来源会影响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接受程度，与南京籍贯的南京市民被访者相比，籍贯为东部其他地区的被访者的接受概率能显著提升2.4%，略低于籍贯为中西部地区2.8%的概率提升水平。年龄越大的南京市民被访者，越倾向于拒绝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南京，年龄每提高10岁，拒绝概率会提高0.66%；类似的，在南京居住时间越长，时间每增加10年，拒绝概率提高0.68%。上述结果均至少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南京市民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社区邻避效应的影响
经过测算，本文发现南京市民被访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接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小区的概率会提升0.21%，有意思的是，和本科受教育程度相比，受教育程度越低或者越高，拒绝概率均呈现了提升的趋势，如受教育程度为职高、中专、技校的南京市民被访者，其拒绝概率提高了4.2%，而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的拒绝概率则提高了1.9%。从而说明，南京市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且这种降低呈现U形趋势，即过低或者过高的受教育程度，都会引致相对较强的社区邻避效应，只有受教育程度处于一个中间水平，才能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
家庭年总收入每提高1万元，能显著提高接受概率0.25%。具体来看，家庭年总收入为30万～50万元的南京市民更倾向于接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小区，收入低于或高于这一区间，都会提高拒绝概率。该结果说明，南京市民家庭年总收入的提高，会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且这种降低呈现U形趋势，即过低或者过高的家庭年总收入，都会引致相对较强的社区邻避效应，只有家庭年总收入处于一个中间水平，才能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
南京市民过去三个月月均收入状况的提高，总体上能提高接受概率。
工作单位的稳定程度，会对社区邻避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与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相对稳定的工作单位相比，在私有企业等欠稳定工作单位就业的南京市民被访者拥有更高的拒绝概率，提升约2.3%。
上述结果均至少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综合以上社会经济地位各变量的拟合结果，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南京市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这两个变量，会让社区邻避效应的降低态势呈现U形趋势，即过低或者过高的变量水平，都会引致相对较强的社区邻避效应，只有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一个中间水平，才能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
（三）南京市民社会关系网络变量对社区邻避效应的影响
经过测算，本文发现亲戚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南京市民被访者相对更倾向于接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的小区，总体而言，会比亲戚中无新生代农民工的南京市民被访者显著提高23.2%的接受概率。这说明南京市民的亲戚中有新生代农民工，会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
朋友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南京市民被访者会拥有更高的接受概率，能够显著提高18.3%。如果朋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个数超过了10个，则其影响程度能够超越亲戚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影响程度。
同事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南京市民被访者也相对更倾向于接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的小区，会提高接受概率约9.8%。
南京市民与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程度越密切，越会显著地提高接受概率，总体来看密切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接受概率提高11.7%。和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偶尔打交道的南京市民被访者会比从没打交道的提高接受概率约19.5%，有时打交道的则会提高26.4%，经常打交道的则能够将接受概率提高37.2%。
类似的，南京市民与社区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程度越密切，越能够显著地提高接受概率，不过其总体接受概率低于前一个变量引致的接受概率提升程度1～2个百分点。
上述结果均至少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发现亲戚、朋友和同事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南京市民被访者，会更倾向于接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自己所在的小区，且这种影响程度总体呈现了递减趋势。此外，南京市民被访者与社区内和社区外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中的打交道程度都能够显著提高接受概率，降低社区邻避效应。因此，总体来看，南京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密切，越会引致相对较低的社区邻避效应。
六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问题，借鉴“邻避效应”概念，以南京市为例：首先，测度了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邻避效应的广度和深度；其次，基于七维评价体系，识别了社区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最后，从社会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社会关系网络变量这三个层面，研究了社区邻避效应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以下几点。（1）大约18.95%的南京市民被访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区邻避效应；在那些表示不会介意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与自己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南京市民中，往往会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住户比例的提高而改变自己的认同观念，一旦小区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户比例达到13.33%，则会有5.04%的南京市民表示“不愿意接受，但不想搬走”，0.54%的南京市民表示“不愿意接受，且想搬走”。随着小区中新生代农民工住户比例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南京市民不再坚守之前的认同，即不愿意接受这么高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住户。仅有16.55%的南京市民表示完全不介意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户比例。（2）南京市民之所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区邻避效应，最主要的三个原因依次是“担心影响孩子成长”“新生代农民工让人缺乏安全感”“新生代农民工不够安静”。（3）在社会人口学变量上，具备婚姻经历、有生育经历（特别是孩子尚未成年）、南京籍贯和在南京居住时间更长特征的南京市民更倾向于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社区邻避效应，而男性和年龄相对年轻者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更为宽容。（4）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上，随着南京市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总体上会显著降低社区邻避效应的发生概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总收入会让社区邻避效应呈现U形降低趋势，本科受教育程度、30万～50万元家庭年总收入的南京市民具备相对最低的社区邻避效应发生概率。（5）在社会关系网络变量上，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提高，总体上会显著降低社区邻避效应的发生概率。亲戚、朋友和同事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南京市民均更倾向于降低社区邻避效应发生概率，其中，亲戚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效果最大，而同事中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效果最小。此外还发现，与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密切程度对降低社区邻避效应发生概率的影响效果，要优于与社区外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密切程度。
虽然伴随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政府取消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户籍的二元化区别，但在确保居住证制度的推广、完善和落实方面仍有不少工作需要推进。政府要统筹设计和推进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计划，并注意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特点和群体特性。结合本次田野调查的主要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期为地方政府促成城市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身份的转化提供思路和启示。
1.弥补市民接纳短板，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
城市建设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足够的善意和热情接纳他们。除了就业领域的“三低”和“三多”等现象反映的制度排斥之外，生活领域中本地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情感上的邻避和排斥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从各个角度拼成了一副立体式排斥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常常会遭受来自原住民“有意或无意的抵制和排斥”。在学校，本地学生和外地农民工子女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泾渭分明的小团体和“圈子”；在社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也相对较少。[23]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感觉难以融入城市，甚至也产生了交互式邻避意愿、行为“内卷化”的倾向。正如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所表述的，在衣食住行、就业工作领域吃点苦往往还能忍得住，可最不能忍受的往往是本地人的眼光和态度。
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往往是建立在对他们的群体偏见以及基于偏见和城市群体利益基础上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污名化建构，[24]对此主流媒体要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加强正面宣传，摒除和新生代农民工有关的污名化言论，针对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关的积极正向的事件加强宣传与报道，传播健康正能量，让城市市民能够更为客观、包容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消除群体偏见，[25]促进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接纳。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创造多元、包容、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
2.扩大社会交往，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良性互动与融合
扩大社会交往，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及在城市的融入能力，也有助于增加市民与农民工的相互理解、正确认知，去除一些固有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负面印象，从而提高相互认同程度，缩短心理距离。
建议为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增进与市民群体的交往搭建平台、减少隔阂，发挥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作用，引导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完善社会工作服务和介入机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程度。鼓励服务于农民工的各类社会组织建设，主要包括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法律援助和农民工维权机构、适应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和特点的文化娱乐组织、心理咨询机构、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为服务主体的志愿者组织以及农民工集聚行业的专门行业协会等。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空间载体和组织载体，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去内卷化”，有必要从城市社区管理的角度率先破冰。首先，社区管理服务机构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理念指导和制定工作标准，构建多种有利于联结城市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功能，建立健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服务诉求的制度化回应机制。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切身感受到来自社区的认同和关怀，强化其作为社区主体成员的感知度和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较多的社区，可以开展多样化的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活动，有意识地为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及与市民的互动交流提供更多选择。引入公益服务组织入驻社区，发挥它们在专业帮扶、社区干预方面的专业特长，社会组织和基层干部还要加大对新生代“交际困难户”的定向帮扶，助其打破社会隔离的“玻璃门”。在企业层面，也要加强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文关怀，多维度开展包括城市本土员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业余活动，为实现两个群体的交流互动搭建平台，通过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有效配合营造积极良好的互动氛围。
3.强化素质教育培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识和能力
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种大相径庭的生存场域，在各自相对独立的空间和时间内，演化出了差异巨大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而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形屏障。[26]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新生代农民工被访者对自身道德品质、公序良俗、现代文明、身份认同、相容程度和社会贡献评价维度上的评价得分均值，全部高于南京市民被访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得分均值。除了要对市民的认知和包容接纳程度加强引导外，也要引导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确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主客观问题，通过持续学习提升自身的文明素养、现代性和城市适应能力。
政府在赋予新生代农民工新市民身份的同时，要重视加大教育投入，在城市行为准则和公序良俗等方面开展必要的培训，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系统全面地了解什么样的观念和行为才能和城市氛围更为吻合，重构其价值认知和行为方式，以便于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技能储备和人力资本。注重心理干预，抚慰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解构、转变、碰撞和交融过程中滋生的震撼与孤独、迷茫和痛苦。
4.探索多元化居住模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空间诉求
提高农民工的居住品质，对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工身心健康有着重要意义。相关研究也表明，农民工和市民混合居住，有利于农民工拓展社会资本，增进与城市居民的交流互动，加强和提高对于城市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感受、理解和接纳程度。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条件来看，其往往也有较大的差距性和变化性。借鉴特纳的移民安置两阶段论，[27]政府可以灵活运用政府直接投资建房、开发商建房补贴、住房消费者补贴等多种手段，提供适宜新生代农民工的多层次住房保障模式，一方面要给初入城市的经济紧张型外来人员提供专属的外来人口“家园”，另一方面也要给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外来人员提供能和城市居民混合居住的相对高层次住房供给。[28]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来看，既有季节性、阶段性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长期甚至永久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29]需要区分对待。对于季节性、阶段性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还是以挣钱为主，往往将自身定位成城市的过客，如何以较少的居住投入成本，实现资产的快速增值才是他们更为关心的事情，对于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政府要根据他们的作息规律、单位分布等特征，在改善他们在城务工期间的居住条件时，也要尽可能地降低其间的居住成本。对于长期甚至永久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政府应逐步消除各种政策性障碍，对符合规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适当发放住房公积金或补贴，使其拥有居住城市廉租房和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宅建设规划和住房保障体系，助推永久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向新市民的身份转变。
[1] 本文为在调研团队成员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南京市田野调查数据，最终形成的田野调查报告。
[2] 作者简介：张成，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兴华，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服务业处；张廷斌，固镇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朱雨瑶、许峥嵘，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3] 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4] 成德宁：《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4期。潘泽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
[5] 刘昱君：《社会参与视角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6] 风笑天：《家安何处：当代城市青年的居住理想与居住现实》，《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7] 邢朝国、陆亮：《交往的力量——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社会距离》，《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4期。
[8] 设置了“男”“女”两个选项。
[9] 让被访者填写出生年份。
[10] 设置了“未婚”“已婚”“离婚未再婚”“离婚后再婚”“丧偶未再婚”“丧偶后再婚”六个选项。
[11] 设置了“未生育”“已生育但孩子未成年（含怀孕）”“已生育且孩子已成年”三个选项。
[12] 让被访者填写籍贯省份。
[13] 设置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7个选项。
[14] 设置了“没有收入”“少于1万元”“1万～2万元”“2万～5万元”“5万～10万元”“10万～15万元”“15万～20万元”“20万～30万元”“30万～50万元”“50万～80万元”“80万元以上”这11个选项。
[15] 填写具体数值。
[16] 设置了“国有企事业”“集体企事业”“党政机关”“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事业”“三资企业”“不清楚”“其他”八个选项。
[17] 设置了“有”“没有”两个选项。
[18] 设置了“30个以上”“20～30个”“十几个”“有几个”“没有”五个选项。
[19] 设置了“有”“没有”两个选项。
[20] 设置了“从不打交道”“偶尔打交道”“有时打交道”“经常打交道”四个选项。
[21]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2] 邢朝国、陆亮：《交往的力量——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社会距离》，《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4期。
[23] 刘昌海：《“融合”需要政策也需要社会接纳》，《长江日报》2016年1月7日。
[24] 熊辉：《群体偏见，污名化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民族论坛》2008年第3期。
[25] 李兴华、蔡万焕、陈明：《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邻避效应：基于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察视角》，《当代财经》2017年第5期。
[26] 黄佳豪：《社会排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
[27] Turner J C.，“Housing Priorities，Settlement Patterns，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izing Countries，”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1968 （6）：354-363.
[28] 李兴华、蔡万焕、陈明：《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邻避效应：基于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察视角》，《当代财经》2017年第5期。
[29] 成德宁：《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