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回顾

就本书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而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可做如下简要评述。

1.关于贫困视角的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看，贫困研究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视角，它们在对贫困的界定和分析等方面存在范式性差异（刘敏，2009）。

一是经济视角，主要从经济层面定义贫困，其核心是认为贫困是经济剥夺或物质匮乏，表现为收入、消费或福利水平低于一定的水准（马丁·瑞沃林，2005）。

二是能力视角，认为贫困是基本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的缺乏（阿马蒂亚·森，2001；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2006）。能力视角不停留于构建收入、消费和福利等经济指标，而是试图分析贫困背后的深层次能力不足问题，并认为这些才是导致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乌德亚·瓦尔格，2003）。

三是社会视角，引入社会排斥的概念，把贫困研究从经济领域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社会领域，认为贫困不仅指收入不足、能力不足，还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政治参与、社会关系等方面遭受社会排斥，无法享有正当的权利和机会（Gordon，D.et al.，2000）。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变化，标志着贫困研究从静态到动态、从单维到多维、从注重分配到注重社会权利关系的转变（Saraceno，C.，1997：145）。

2.关于扶贫模式的研究

从贫困治理的方式看，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物质资本救助式扶贫到人力资本开发式扶贫进而到社会资本参与式扶贫的范式发展过程（刘敏，2013）。

在早期，贫困问题被看作一种经济匮乏，因而扶贫的关键是对贫困者进行物质救助。这种扶贫方式属于救助式扶贫体制，由政府主导，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或补贴，强调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7）。

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发式扶贫逐渐兴起。这种扶贫方式强调开发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技术、就业等综合配套政策，使其形成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杨团、孙炳耀，2005；王国良，200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参与式扶贫方式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为NPO，一般译为“非营利组织”）、社区和贫困者共同参与扶贫，提升贫困者的自主性和社会资本（Blanca Moreno-Dodson，2006）。9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开始重视参与式扶贫战略，在一些地区实施由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扶贫开发项目（李小云，2005；周大鸣、秦红增，2005；陈思堂，201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4）。

3.关于社会资本量度的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及测量方法向来是见仁见智。尽管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但大多数学者承认，社会资本存在两个不同的基本分析层次。

一是个体社会资本，它是个人可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属于个人物品（private goods）。二是集体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组织、群体、社区甚至整个社会所拥有的集体资源，包括信任、网络和互惠等，属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基本分析层次，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在概念界定、测量方法等方面大相径庭。本书采取后一种分析层次，借鉴普特南等人的范式，将社会资本视为社区或群体层次的特征，将其界定为特定社区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信任、互助和网络等要素，其能够为群体成员提供社会支持。

4.关于社会资本缓贫效应的研究

国外许多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缓解具有重要意义。武考克发现，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那么它更容易克服贫困问题（Michael Woolcock，1998，2001）。纳拉扬和格鲁特尔特等人发现，社会资本能显著提升贫困家庭的整体福利（Narayan，D.and Pritchett，L.，1997；Deepa Narayan，1999；Christian Grootaert，2001）。莫里斯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扶贫的关键变量，社会资本越丰富，扶贫的效果就越好（Matthew Morris，1998）。艾沙姆等人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增进农民的集体合作，提升农民资产总值（艾沙姆、卡科内，2004）。

国内也有研究验证了社会资本的扶贫作用。有研究者指出，社会资本是影响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能够为贫困人口拓展社会支持网（郑志龙，2007；王朝明等，2009）。一些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改善贫困者的经济状况，不仅能缓解经济贫困，亦能缓解社会排斥，提升贫困者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梁柠欣，2009，2012；刘敏，2013；王朝明，2013）。

5.关于社会资本扶贫应用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投资社会资本，推动官商民共同扶贫，成为全球扶贫的重要政策（世界银行，2001；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2006）。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力倡导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建设，将发展社会资本作为缓解贫困的重要策略（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2）。亚洲开发银行认为，帮助穷人营造社会资本对于他们摆脱贫困、融入社会具有关键作用（亚洲开发银行，2003a）。

在上述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资本扶贫开发政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经济体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例如，巴西政府在全国推行“团结社区”（Comunidade Solidária）计划，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起推行“社区经济发展计划”（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国内地试点“社区主导型发展”（Community Drived Development），中国香港地区通过“社区投资共享基金”（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资助社区本位的社会资本建设计划。

6.已有研究的盲点问题

社会资本的缓贫效应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对于社会资本为何能缓解贫困、如何投资社会资本等问题，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盲点问题有待改进。

一是理论依据不足。虽然学术界普遍认可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但对于社会资本导向型扶贫模式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应用，尚缺乏专门而系统的研究。

二是因果机制不明。虽然国内外很多研究证明了社会资本的缓贫效应，但是很少有研究充分解释社会资本的生成原因以及社会资本缓贫的因果机制。

三是政策工具不足。与物质资本扶贫、人力资本扶贫的范式相比，社会资本扶贫范式的一个突出缺陷是政策可操作性不强，抽象的理论和概念难以落地为操作性和可行性强的政策“工具箱”。不同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具有比较统一的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缺乏准确、统一的定义并且在不同层次广泛应用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这种局面增加了把社会资本理论操作化为具体政策工具的难度。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认可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但对于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投资社会资本、如何通过投资社会资本进行扶贫开发的问题却见仁见智，很少有人就此提出明确有效、操作性强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