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我国城市化特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得到了飞速发展。城市数量由1949年的132个增加到2009年的654个，城市化率亦由1949年的10.65%上升到2009年的46.59%，已经形成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19]基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合法化”危机，学术界对我国城市化的特征做了深入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总体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是高资源消耗型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正在以群体性增长的方式与自然发生作用，城市的群体性规模越大，即城市规模越大，对自然的整合性需求也就越高和越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表征。城市化的过程既改变着整体社会结构，也表现为社会整体目标价值的变化。三是中国的城市化正在丧失“地方性”特征，是需要进行“本土化重构”的城市化。[20] 从本书的研究视角出发，站在整体的、历史的角度审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大体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我国城市化一直以政府为主导因素，通过行政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城市化”：不依靠市场自身发展，而由政府官员的推动形成。[21]很多地方都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性城市化”“一些地方政府把农村人口集中起来，形成小城镇；一些地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也有一些地方甚至强制性要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放弃农村户口，强行推进所谓的城乡统筹”[22]。

二是我国城市化的重点是土地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城市化率的增长是通过城市土地的扩张来实现的，即“主要是通过新城市的建立，而不是通过人口密度的增加来实现的”[23]。土地城市化亦是政治城市化的结果之一，政府通过控制土地资源，不断扩大城市边界，征用周边土地，建立新城区。

三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被城市化”现象。由于城市边界的扩张，城市周边的土地被征占，城市近郊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无论是从生产、生活方式还是对自身的身份认知来看，失地农民的城市化呈现明显的“被城市化”特征，曾经的乡土记忆与长期养成的农村生活习惯使他们在仓促进城后无法认知自己的“市民身份”，无法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更重要的是，谋生技能的匮乏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导致失地农民在“被进城”后呈现一种社会隔离的局面。[24]

四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隐性城市化”。“隐性城市化”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由于大量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学校兼并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迁到城市居住，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乃至出现“空心化”现象。这就导致农村人口减少，村庄萎缩直至消失，城市化水平因此上升。第二种形式是由于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及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的投入逐渐增多，村容面貌得以显著改观，街道路面得到硬化，照明设施得以建立，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得以普及或改善，农村与城市在硬件设施上的差距逐步缩小。这种形式在统计意义上或许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