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绅分野:近代都柳江下游长安镇地方精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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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书主要讨论清代及民国时期广西东北部融江中游的长安镇,由于外省商人的大量进驻,社会关系结构开始呈现复杂化的趋向,地方精英的构成也相应地显示出多元性的过程。通过对地方精英形成、分类及其关系网络的分析,笔者试图呈现一幅近代长安地方社会的图景,并从中抽离出隐藏于内、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

清代前期,随着清王朝对黔东南地区的开发和“盐归商办”政策的推行,融江流域开始涌入大量的木商与盐商。广西长安镇扼融江之要,且河面江流平缓,遂以地理形势之利吸引商旅驻足,由村落逐渐发展为市镇。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员、资金、物资及文化的流动与融合,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了结构性改变。长安地方社会也逐渐突破了“熟人社会”的互动模式,以江河、道路为通道,将周边的村落连接起来,形成了以长安镇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地方精英互动的场域。清末及民国时期,长安地方精英的来源与构成已经展现多元化的趋势:外省商人、乡土商民、在乡绅士、在镇绅士、基层文化精英,甚至在特定时期地方上还有武装领袖的势力存在。一定程度上,各类精英在社会各领域互有渗透,但分别掌控着话语权。商业领域由外省商人特别是广东商人主导,乡土商民及绅士依附于外省商人。乡土商民的优势则存在于熟人社会当中,他们多半因家族的支持而迅速崛起,最后演变为商绅。绅士的生计,部分也依靠自身与外省商人的关系来维持,而乡绅和镇绅分化的根源是生计方式的差异。即便存在矛盾,但基于阶层性和地方性的特质,乡绅和镇绅在争取和维护地方利益时一致对外。在地方公益和社会秩序的场域中,绅士变成了掌握着主动权的群体;而在民间信仰和仪式方面,基层文化精英则是领导者。绅士与文化精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却不完全重合。

通过考察地方精英在各领域的关系网络建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份边界相对明晰的精英集团。虽然各类精英在社会领域上相互渗透,但各自始终掌握和维护着其既有主动权;同时,商人与绅士的身份也较少重合。这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商业市镇的精英关系网络及地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而区域结构化过程的不同是导致这种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差异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