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业、人口与经济区变迁
在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中，农地的开垦和农作物的种植活动，最主要的生产力是劳动者农民。有学者认为：农业生产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劳动力的多少是生产力大小的直接标志。特别是在传统农业阶段，对农业生产发展几乎起决定作用。人口数额是劳动力多少的直接反映。人口数额增减反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稳定状况及发展规模。[21]又认为“在以农为本的国家经济中，经济重心必然也是农业重心，人口重心”[22]。
一般而言，可以将人口数量的多少，以及人口移动迁徙的动向，还有不同区域人口在国土范围内比例的变动状况，作为判断农业是否发展、农业发展的程度、农业区域的变动等状况的重要依据。而因为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小农家庭经济就已确立，成为古代中国从事农业的基本力量。农业的发展标志着小农经济的发展；了解了农业区域的变化和发展程度，也就是了解了小农经济对国土开发的贡献。
黄河流域的农业最初主要分布在沿河两岸的冲击沃土上。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加以疏松易耕的黄土冲击层，自然条件适宜农业。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社会开始，该地域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但此时人口稀少，生产工具极简陋，被开垦的土地只是聚落周围的狭小地块，由此形成的农田景观只是散布在莽原中的小片点状区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农业开发，农耕区扩大，主要分布在汾河、伊河、洛河、沁河下游一带，中国古人将黄河支流汇入干流的三角地带称为“汭”。这些三角地带既有肥沃的冲击土壤、便利的交通，又有可依凭的地势，有助于人居安全保障，因此自然成为早期农业的首选之地。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的三河地带，就是大河干支流汇成的诸“汭”。这里既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农区，也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区域。[23]
但是三河范围并不大，也没有完全为农耕民族所占有。由于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农田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城邑附近，远离城邑的地方还是草莽荒原，或为游牧民族活动区域，或仍保持原始面貌，农耕区呈岛状分布。[24]所谓岛状分布，是形容最早的农耕区局限于适宜简陋工具的冲击土壤上，有如大海中的岛屿，零星分散在四处。[25]
随着人口繁衍、农业逐渐发展，岛状农耕区沿河谷延伸，连成一片，渐成带状。[26]北方岛状农耕区的消失发生在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小农家庭经济的形成和由此推动的农业发展。这与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各国为富国强兵大力推行重农政策，并强制实行核心式小家庭以建立农民家庭所有制的生产组织，有直接关系。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典型。随着人口的增殖和农业发展，岛状农耕区逐渐消失，许多未被人类活动干预的地区及游牧民族活动区域相继被僻为农田。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发达地区不再限于三河一带。[27]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汉承秦祚，继续开辟疆土，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本轮廓。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区域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富庶、人口最为稠密、农业生产水平最高的经济中心。这是小农家庭经济发展的直接后果。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秦汉时期的中国划分为四个经济区，据后人整理，见表5-1。
表5-1 秦汉时期中国的四个经济区
表5-1中的“山西”即太行山以西地区，即秦地；“山东”为太行山以东地区，即黄淮大平原；“北方”系指《史记》中提到的碣石、龙门北地区；“江南”指长江流域以南区域。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由于商鞅推行变法，小农经济最早在秦国得到普遍推行，这是使秦成为经济实力最强者并最终称霸的主因。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地域内，秦地即关中地区是小农经济最先发展、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最先得到推广普及、农业生产水平相对最高的地区。如司马迁所言：“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8]推测“山西”地区的人口在秦汉时期增长了227%。[29]
秦统一后不久，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这显然给东方各国的农民解除了“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的大患，加之铁器牛耕的普及，造成了农民对黄淮大平原的开发高潮。这时的东方农民先是临时性地对离黄河25里远的滩地开垦，长久便形成农民村落，[30]而且还排干原来蓄水的湖泽，使成农田。这样，在黄淮平原上土地得到越来越多的开垦。[31]有学人推测，“山东地区”在西汉的200多年中，净增了600多万户，在我国有史以来，西汉是黄淮大平原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人口增殖期。[32]
长城内外的“北方区”的开发亦是当时一大事业。此地区西起临洮，东到辽东，本是一个宜于畜牧业的广阔高原地区，人口较稀。当西周到春秋时期气候发生干凉转变之时，这是中原不断输入人口的地方。而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中原农民学会了精耕细作技术时，就不仅仅具有返回这里进行旱作农业政策的条件，而且还带来了水利灌溉技术，在“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黄）河及川谷以溉田”。其中朔方郡的灌溉工程规模很大，曾动用数万人修筑了二三年。秦汉时期，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不下于山东区，反映在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上，秦时在此设置了陇西、北地、上、九原、云中、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12郡。至汉时，又增置金城、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朔方、西河、五原、定襄、玄莬、乐浪12郡，变成24郡。占到当时全国104个郡的近1/4。
有学者认为，经过秦汉200多年的发展，“山西”“山东”“北方”相加，为11084108户，占全国总户数的89.7%，口数51296969口，占全国总口数的88.9%。如按现在已知的当时全国耕地面积总数8270536顷计算，以户均耕地面积66.9汉亩乘以当时黄河流域上述三区的户数11084108户，估算耕地总数达741万余汉顷，折合341894平方公里，黄河流域的垦殖指数为11.37%，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过秦汉200年的发展，几乎整个黄河流域都已人烟密集。[33]
另有学者认为，人稠地富是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显著特征，据《汉书·地理志》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5700万，实际人口可能还多。据当时的人口分布，以秦岭、淮河为南北交界，北方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4/5。公元2年全国垦田800多万顷，若人口数与垦田数成正比，则此时北方垦田数达640万顷，是全国生产水平最高，分布最集中的农耕区。[34]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战乱中心在黄河流域一带。在四百年的战乱中，昔日的全国经济中心区域受到毁灭性打击。直至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紧接着，唐继隋起，方出现了又一个空前强盛的王朝。
唐朝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也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当时农业的总产和单产都是我国有史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时期；大转变，集中表现在中唐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从此开始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汉唐两代虽然都定都长安，以关中为全国政治中心，但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已不同于西汉。东汉末年以降，在长期战乱中的数次大规模移民，已逐渐使江南一带摆脱了明显的原始遗迹，成为又一处重要的经济区。这时关中所仰仗的已不仅是关东的漕粟，而是远及东南地域。表明这时已打下了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35]
唐宋时期，以小农家庭生产为细胞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这是通过以农民为主体的北方人口向南方的大规模移民实现的。开发长江流域，解决劳动力不足是一个关键问题。自西汉末随着北方的动乱，人口始大量南迁，这对南方劳动力的补充及农业开发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元4世纪初的西晋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据有关研究，到刘宋为止，即公元420年前后，南渡人口共约90万，占当时全境总人口500多万的1/6。中原人民南下大大加快了南方的开发步伐，以致沈约在《宋书》论道，江南地区“自晋氏迁流，追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于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太湖平原一带良田数十万顷，其中“膏腴之地，亩值一金”，地价超过当年最富裕的关中之地。[36]
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人口总变化来看，自东汉末年后，黄河流域人口额及在全国所占比例呈递减趋势，长江流域则是增加。封建社会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劳动力多少是生产力大小的直接标志，人口增长直接促进了农业发展。“安史之乱”后，大量人口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再次导致北方大量人口南迁，使江南经济重心的地位日益巩固。[37]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先有其下游的开发，然后再有中游和上游的开发，反映在整个南方的经济文化上就有一个自东北向西南逐步扩展的过程。[38]
江南地域开发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对丘陵山区的开发。
明清时期，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平原地区大部开发完毕，少地和失地农民只能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山区。对山区开发有较大影响的移民有如下数支。
①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逃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者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迁徙。②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岖进发，在这里形成以棚户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开发。③“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主要移民方向，来自江西、湖南的农民一部分进入湘西山区，另一部分经由江汉平原转入川、陕。④闽粤流民大多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形成棚户。在各路移民的作用下，这一时期大部分山区得到开发。[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