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小农经济的变化与古代中国兴衰
一 小农经济与中国国土的开发
中华民族源起于土地和农业，形成并发展于耕地的开发和农业的拓展。开发土地和发展农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史。
人口数量与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是严格遵循一定比例的。古文明初期地旷人稀，只要采取撂荒式原始农业，辅之采集、狩猎等活动，大致可以满足当时人类的生存需要。但是，在古代中国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随着人口的增多和人类活动能力的加大，凭借自然界原生动物、植物供给人类生存物质的余地越来越小。就整体而言，中国原始生态环境中不似西欧那种海洋生态、森林生态，也不似欧亚大陆的草原生态。最能以有限土地面积供养最多人口的是农业种植业。而发展农业的基本前提是将荒地僻为农田。只要不发生疾病、饥荒或人口过剩，粮食的耕作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扩张和繁衍，而疾病、饥荒或人口过剩又会使人们迁移和拓植新的土地。[1]为了使增加的人口得以存活，这种垦荒活动在不断地、极顽强地进行着。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华民族的不断扩张并将其法律和文化规范推广到了幅员之内的所有地方，同时也用汉人关于土地及其最高效使用方式的观念取代了土著族群原有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3500年前的商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曾经的牧民身上。[2]当原有的最宜于开垦的平原和山前坡地被渐次开发完毕，进一步发展只能向次等宜农地开发，历经千年，最终形成了由北而南、由平原而丘陵山区、由陆地向水面和湖区的农业发展史。韩茂莉认为，土地空间的拓展是中国历史上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3]，空间扩展是中国古代农业开发中的主旋律[4]。中国农民对土地的选择也经历着从优至劣的过程[5]，“中国历史上农耕区的扩展基本以黄河流域为核心，逐渐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扩展；自中心区向周边扩展；从平原向山区扩展”[6]。当然，在指出空间拓展的重要之外，学者们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在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融空间与技术为一体是中国农业地理格局形成的基本途径”[7]。本书在“精耕细作”一节中略有涉及，不赘。
（一）农地垦辟
有学者针对这种农业发展的空间运动，形象地概括之为“农民的造田运动”[8]：“我国传统的农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种植业在广义的农业中占了极大的比重，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初期已很明显。在古代从事种植的人远远比从事养畜的人更有必要考虑对土地进行改造。把处于天然状态的土地改造成为农田，这就是所谓‘造田’。在我国历史上，为了增加农产品的收获，除了充分使用现有的耕地，更致力于扩大耕地面积。可以说，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成为土地利用发展的主流，或者说，在我们的历史上经常存在着一种造田运动。”[9]“从远古时期开始，我们祖先的农业生产活动就走上了以种植，特别是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道路。为了多生产粮食，就得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可是我们的土地天然宜于耕种的却相对地不多，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土地利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努力改造自然，多方设法增辟耕地。”[10]
“本着‘避难就易’的总体思路，中国古代农民的国土开垦大致是：首先在居住区附近开垦，然后推向平坦的草原和平原地带；当平坦原野开发殆尽后，再转向山区和湖泊、江河可能利用的地带发展。从开垦范围和走向看，在全国未统一前，是在各国所辖领土内开发，在秦统一全国后的千百年中，则在开发黄河中下游地区后，首先向北开发西北、东北方地区；在黄河流域以北区域大力开发后，转向淮河流域和长江以南区域。”[11]
（二）草原、平原的开垦
早期的农民开辟农田主要还是在天然草原上打主意。到后来种植业在平原地方得到了更顺利的发展，专事养畜的人逐渐集中到山区和高原上。因此，广大平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基本上就是开辟耕地，天然放牧场在那里逐渐消失了，出现了几乎单纯的耕地景观。这种情景至迟到了战国时期就已经固定下来了。[12]
扩展耕地在最初主要就是开垦比较平坦的荒地，主要是平原地区。
以上讲的扩大耕地，主要指的是平原地区。所谓平原自然也不是绝对平坦的，也不应设想早期的农民所利用的只限于那些最平坦的土地。尽管是地广人稀，人们还是先不去开辟远离聚居点的平坦土地而宁愿利用附近的坡陀地和低洼地。但最宜于耕种的较平坦土地总是有限的，随着对农产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必须开垦平地之外田土，于是出现“就山泽”即上山下水。[13]
从开发空间看，中国历史时期农耕区的开发大体是以黄河流域为先导，沿着由北到南，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的进程。[14]从自然地貌上看，则是一个由平原到丘陵、从丘陵到山区的进程。
应该指出，除上述农业区域的开发总方向外，还应重视秦统一前和清中期后农耕区域向北方的扩展。主要是草原被辟为农地，正如王毓瑚教授指出：我国的农业生产自古以来以种植业为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首先对粮食的需要不断加大，因此需要开辟新的农田。从地理形势来说，传统的农业区的东、南两面为海洋所限制，西面是青藏高原，发展种植业的条件比较差，所以北面很自然地成为发展的方向。
这里所说的北面，也包括西北方和东北方。现在的内蒙古地区东北的一部分，以及新疆特别是北疆一带，本是辽阔的欧亚大陆干草原的一部分，自古就是许多游牧部族先后活动的场所。黄河流域原先也是间杂着一片片森林的草原，那里的原始居民有农民也有牧民。直到春秋时期，还是华、戎杂处的局面。所谓“华”就是种地人，“戎”就是养畜者。只是到了后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大体上开垦了出来。有的牧民，可能是其中的大部分，逐渐接受了农耕文明，定居下来，另一部分显然是一步步向北转移，终于进了塞北大草原。这是秦统一六国前的大致情况。[15]
（三）山区开垦
韩茂莉认为，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暖温带为主的疏松冲击沃土，降低了农业开发的艰辛，使这一地区成为早期农业开发的热土。继承了这一基础，时至西汉铁器已大量进入农业生产之中，相对于长江流域亚热带环境中的森林植被，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草原为主的原生态植被仍然有助于农业开发。[16]
而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口规模相对于全国已开垦的土地基本平衡，因此人们的开发利用重点多限于平原范围内。战乱爆发后，突发性的灾难降临，打破了常规，导致人口大量流移。与此同时人口迁入区在短时期内承受明显的土地压力，加之各种社会因素，人口与土地之间出现失调现象，无地可种的农民在平原地区失去立足之地后，其出路只能投向尚未开发的山区。[17]
以人口迁移为标志，古代中国的山区开发可以分为东晋南朝时期、隋唐两宋时期、明清时期。在东晋南朝时期，大量南迁人口中有部分人口主要是贫民，在获取平原土地的过程中失败，只好前往丘陵和山地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种植业。在唐至两宋时代，东南地区人口激增，人们虽然采取了精耕细作和围湖造田等农业生产方式，但仍然无法缓解平原地区的人口压力，只能走向丘陵山地开拓新土地。[18]
王毓瑚认为：
江淮和江南地区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发展这些地区的农业无疑就是要开发丘陵山区：“我国有广大的丘陵地带和山区，而我们的农业自古就是以大田种植业为主。因此，向山坡扩展耕地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显然是先有的一般山田，然后才造出来梯田。特别是可以想象得到，梯田的修造大约是针对了水土流失的祸害，而当初简单地顺坡垦田乃是贫苦的农民迫不得已、只顾眼前生活的权宜之计，只是后来认识到了它的后遗症才又创造出梯田这种田法来的。
汉帝国崩溃以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南方的广大丘陵地带的居民也多了起来，可以想见，很多农民是会上山坡开辟耕地的。
古代称长江以南的土著为“越人”，所谓山越，就是中原人大量南迁，土著的越人被逼进了山区，他们要种田，自然只有在山坡上开垦，可以想象，那个时期一定是开出了不少的山田。
那几个世纪里可以说是一个广泛开辟山田的时期。耕种山田应该说是在当时南方农业生产中也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的。唐代诗人所歌咏的正是这种生产活动的继续。唐朝元结的《次山文集》里有“问进士”一条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这虽然是夸大的说法，确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势。从土地利用的角度来说，总应该说是与汉帝国时代大不相同了。[19]
（四）向水面要地
山区而外，水面和低洼地的开发亦是小农开发国土的重要方面。
耕地向低处扩展——从开发沮洳沼泽地到与水争地。
最宜于耕种的是比较平坦的土地，但这样的土地总是有限的，随着对农产品的需要的不断增加，自然要向平地以外去开辟新的农田。《管子·八观》篇说，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上，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下，则去山泽可矣。这可以说是简单的土地利用规划思想。“可食之地”可以理解为较早开垦出来的平地，“就山泽”的意思就是上山下水。大致说来，临近山区的就向高坡推进，水流和沼泽较多的地方就在低洼地上找出路。原来种植业最为发展的中原地区，地势平坦，耕地自然主要是向低洼地扩展。古籍中记载着那里散布着许多沼泽，有的显然还是很不小的，可是到了汉朝时候，大部分不再提及了，不用说，那是改变成了农田。从黄河中下游比较平坦的地区继续扩展农田，向北面就是往今天所谓复种区的北界那条线推进，向南面就得进入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水以南的森林沼泽区。本来古代的中原人是不愿去“卑湿”的江南的，可是北方广大的天然草原那时是由强大的游牧部族控制着，开辟新的种植区是很费力的，因此开拓者的活动还是在南方比较顺利。只是因为那里居民稀少，所以耕地扩展的进度是很有限的。汉帝国崩溃以后，北方人大量南迁，这才引起了一定变化。
南方自来就是以水田为主，种植业在那里显然是从那些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农民首先注意到的是水和低洼地。那时天然沼泽比较多，水田的水源问题不是迫切的，由于人口增加得快，增辟水田倒是当务之急。因为种的是水田，所以很自然地首先往低洼地上着想。低洼地是积水的所在，这就是要向水索田，那里的湖泊多，滨湖的土地多是比较肥沃的，这对造田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因此围湖造田应该很早就已经被人想到了。《汉书》里面记载着翟方进的故事，那还是在北方，不过直到汉末以前这样的事情还是个别的。北方人大量南迁之后，随着对农田的需求急剧增加，围湖的活动也逐渐多了起来。
湖泊之外，南方更多有沼泽沮洳地带，农民在这种地方也想出来一种类似的造田方法，这就是“围田”。根据地势把一大片低洼地筑堤圈起来，把水挡在外面，里面开垦成田，在围堤的适当地点开口设闸，要灌溉时，放水进来，多余的水，另由别的水口排走，这样就能做到水旱无忧。这种围堤一般都很高大。
圩田显然就是从围湖造田衍变出来的。
湖田和圩田之外，南方水田区的农民还有其他的向水夺田的方式。江河傍岸以及水流里往往有沉积起来的沙滩和沙州，一般是不固定的，常常是依水流的趋势而改变面积的大小，而且有的还出没无常，“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复涨于东”。缺少耕地的农民就是对这种土地也不肯弃而不顾。这种沙滩和沙州都是冲积的泥沙，土质是很肥沃的，周边芦苇丛生，在一定程度上有保护边岸的作用。在上面挖通沟渠，也能引水排水，做到水旱无忧。这样的田，长江下游的人叫它“沙”。
还有靠海岸地方以及近岸的岛屿边缘，泥沙借潮汐的冲荡，堆积起来，成了陆地，沿海的农民把这种土地也利用起来，先种水稗，等到土里的盐碱含量减降之后，再种植各样的农作物。在水边上筑起短堤，或者栽上一排排水桩，抵制着海水的冲击。同时又在田里开沟，排去多余的雨水，又可收到洗碱的效果。《王祯农书》中把这种田名之曰“涂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