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

有这样一种古代史书，在曾经战火纷飞、天灾频仍的文明国度里，它不仅没有化为历史的尘埃，相反从诞生之日起，其编纂修订工作一直前后相续，代代不辍，绵延2500多年，终于富集而成如今这座巨大的文明矿脉。

有这样一种古代史书，它纵述历史，横陈现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其内容的广泛性和记载的多样性，是任何一种史书都难望其项背的。

有这样一种古代史书，它的作者上自皇帝宰相、豪门大吏，下至穷儒布衣、乡贤郡望，他们广征博引，皓首穷经，并因此被历史铭记。

有这样一种古代史书，它承载着历史的衰与荣，千年而下旁汇博收，终于汇聚成浩浩荡荡的长河走向今天。这浩然一脉的传统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被重新续起，十余万人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工程中来，新的辉煌篇章正在谱写中。

它就是方志，中国独有的方志。

顾名思义，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方志占有很大比重。从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在这段漫长历史过程中，方志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

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树上的一朵绚烂奇葩，方志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巨大母体的催生和滋养。

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其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都表现出一种内在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又为方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我国长达2500年的方志发展史中，方志数量之多，可以用卷帙浩繁，蔚为大观来形容。

方志的发展离不开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从客体角度讲，尽管方志的起源有“地理说”“历史说”“史地合一说”等多种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方志发端于封建秩序建立以后，本质上维护的是一种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和以血亲家族为纽带的稳固体系，这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观念暗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文化的经世致用功能和学者的入世精神，强调“和”与“大一统”，这些都在方志理论和实践中有所渗透和体现。我国方志由最初的记地发展到记人，到西汉人地并存，宋代人地合一，这一变化脉络与我国传统道德、伦理纲常的运行轨迹完全耦合。另外，如章学诚所言：“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方志由编修家谱发展到编修全国通志，反映对象由家庭到村落到国家，这种递迁也恰好体现出以家族为圆心的封建纲常和礼教观念的辐射与深入。

从主体角度讲，方志学者们大多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视方志为达到“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一种途径与媒介。史志界一直有“得志修志”和“不得志修志”两种说法。这看似矛盾，其实正好反映出修志者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寄托于修志之中，把修志作为穷途末路时修身养性，飞黄腾达后彪炳千秋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受儒家文化熏染的方志学者们，本身也很难跳出儒家传统的循环历史观的思维拘囿：“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存古而信今”，等等，史志的资政功能为历来方志学者所重视。主体对理想人格的自觉追求和对史志现实功用的认同，成为促进方志发展的又一动力。

二

方志是最具时代特色的一种著作，“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按一般的说法，方志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和四个高潮。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地记的兴盛，第二个阶段是隋唐图经的繁荣，第三个阶段是宋以后方志体例趋于完备，方志理论与实践进入成熟发展期；四个高潮：前两个阶段掀起了两次高潮，后两个高潮则发生在明、清两个朝代。

先从第一个阶段说起。地记的兴起与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士族势力的日渐滋蔓密切相关。据《中国古方志考》粗略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有176种，占同期各类志书总和的一半以上。现知秦汉的地记不超过10种，隋唐以后的地记也不多。为什么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地记最发达？因为在这个阶段，封建门阀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空前膨胀，为地记的高度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当时的士族为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与特权，维护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自然要寻找为其制造舆论的工具。他们为了夸耀本家本族人才的出众，标榜自己门第的高上和郡望的优越，便命人编纂以彰扬本地贤杰和宣传当地地理条件优越为鹄的的地记，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因而，融地方性传记著作和地方性地理著作于一体的地记，从本质上讲，是当时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此外，地记盛极一时，与当时民族大迁徙，以及侨置州郡、整顿版籍的推动不无关系。当时战乱频仍，交战双方出于战事的考虑，大肆搜罗方志，客观上也促进了地记的发展。

隋唐图经的兴起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有了明显的加强，士族势力和门阀观念逐步削弱。当时的统治者为消除东晋以来侨置州郡所造成的版图混乱、户籍不实的状况，大力整饬地方行政区划，加强户口的控制。为适应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便于统治者了解全国郡邑分布、山川形势、整顿疆域版图，强化户籍管理，地记这种割地而记的方志形式便被图经取而代之。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对此也有论述，他认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元和郡县图志》序）。

方志发展到宋代进入第三个阶段。宋代以前，方志之书多是图经尧地记，记地、记人、记物之作各为专书。到了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宋代正是方志从广义走向狭义的承前启后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志书体例基本定型。由于上层统治者和方志学者对史志的实用价值和资政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加之文官执朝，学术气氛较以往空前活跃，所以宋代方志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南宋学者朱熹出任南康军，刚一到任便查看图经，他要从图经中了解当地政绩、民俗、先哲、古迹等。当他发现图经不理想时，还亲自动手为之编纂。宋代讲学风气盛行，各地书院林立，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讨论，而学派又都很重视研究学术渊源的师承关系，于是写传记、做年谱，成为当时学者非常重视的课题。

经过宋元两代，作为地方性综合著作的方志，从内容到体例均已大体定型，到明代则有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形成方志史上第三次高潮。明代方志编修产生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流传至今的不太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粗略统计，今存历代方志有942种，其中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等志。经过元末农民起义的冲击，明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统治者出于宣扬大一统之盛，教育其子孙牢记祖宗创业艰辛的考虑，自上而下、三令五申推动修志工作，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颁诏修纂《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寰宇通衢书》，到明成祖下谕修一部“贻谋子孙，嘉惠天下后世”的全国总志，因“龙驭上宾”，书未编成，到明英宗诏修《大明一统志》，全国性的编修《大明一统志》的活动，对修志事业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明代因纂修全国总志、通志的需要，两次编订《纂修志书凡例》命儒臣分赴各布政司催促纂修通志，进呈备采摭，各地还设局修志。朝廷对地方修志，不仅一般号召，而且派专人到各地督促，甚至直接帮助纂修。加之明朝经济发展比较显著，手工业和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商品经济活跃，许多经济发达的地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于是，各种乡镇志、专业志也应运而生，这也是明代方志得以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国封建社会的方志编修，到清代进入全盛时期，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体例、内容，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同时，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以及如何编纂，许多学者还从理论上进行了论争和阐述，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使方志的编纂和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方志学。清朝统一局面出现以后，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这为方志的大量编修创造了条件，加之清朝统治者对方志的编修特别重视，为了编修一统志的需要，曾五次三番下令各地按时纂修各类方志进呈。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编修方志在当时蔚然成风。特别是乾嘉时期，甚至形成举国上下编修方志的高潮。清朝方志编修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清朝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下，学者们既不能私家修史，又不能描绘现实，于是许多人就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于编修方志方面。学者修志，使志书在体例上、书法上更具法度，在记载内容上也更注意其实用价值。总之，由于清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学者的大力推动，方志的理论和实践在清朝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所瞩目。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现存清代方志有4889种，其中康熙乾隆年间就分别有1354种和1079种。

三

在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同时，方志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亦产生积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方志的功用上。方志的实用性，是方志历代不衰的最主要的原因。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说：“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方志除了在体例、形式上不断自我革新外，更重要的是，它以固有的特性和自身的价值取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占据应有的地位，并走出一条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道路。可以说，统治者和方志编纂者对方志功能的逐渐重视和方志内容上实用性的逐渐强化，贯穿于整个方志的发展之中。方志的功用，亦即它的地位和价值，是其他任何文化典籍所不可替代的。

古人将方志的功能归纳为十点：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周知利害，以立一代纲纪；详审山川，以决功守之略；备载方物，以筹国计民生；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考核典章，以知政治兴衰；著录政绩，以察官史贤佞；彰善瘅恶，以裨社会风教；广征诗文，以见文化升降（史继忠《方志浅谈》）。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谈到自己写书的目的，引用苟悦在《汉纪序》里提出的“立典有五志”主张，曰：“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还有人将方志的功用概括为“资治、存史、教化、补国史”四点。以笔者愚见，方志的功用可以从政治功能、科学价值和弘扬爱国主义三方面加以阐释。

政治功能方面。在我国川流不息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像方志这样由国家诏令天下编修，而且又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编修，朝代相袭，延绵不断，实属罕见。由于封建王朝及各级官吏的直接介入，地方志始终沿着突出政治，特别是注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轨迹向前行进。志书的政治功用，古今学者多有论述。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于乃仁在《方志学略述》中谈道：“（志书）备行政官吏之省览，俾发政施令得其宜也。——夫行政必娴民情，古今之所同然。方志为一方总览，又时时增修，其征信之程度，自较他书为高，抑且无他书可以代替。昔韩退之（指韩愈——笔者注）过岭，先借韶州图经；朱子（指朱熹——笔者注）知南康军，下车即以郡志为问；輶轩（指皇帝的使臣——笔者注）所至郡县循环事，亦以地志进；职是故也。”这说的是志书的资政之用。章学诚在《答甄秀才第一书》中曰：“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犯卒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这里讲的是志书的教化之功。总而言之，“表忠孝，显节义，扬先贤，倡后哲”，褒奖并劝导人们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强化人们的大一统观念，以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并为执政者决策提供信息和依据，是千百年来志书负载的最主要的功能。

科学价值方面。方志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存史”和“补国史”两方面。瞿兑之将其详列为六点：“备地社会、制度、种族分合之隐微蜕变不见于正史及他书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亦每见于方志，二也。遗文佚事，散见杂书或集部中者，赖方志方能以地为纲而有所统摄，三也。地方经济状况，如工商业物产等，方志多有纪述，四也。建置废兴，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古迹金石可以补正史及文学之遗憾，六也。”方志多采用原始材料，内容翔实，包罗万象，不仅可补正史之不足，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顾炎武参阅了1000多部方志著作，最终写成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自谓所取资料，正史而外，端资方志”。美国农林科学家施永格从20世纪20年代起，参考闽、粤方志研究福橘的生长规律，取得了显著成绩。

弘扬爱国主义方面。方志在客观上，反映了祖国山河之秀美，文化之博大，使人睹之顿生思家乡爱社稷之豪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卷帙浩繁的古方志，将是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理想、最广阔的园地。恩格斯说：“爱家乡是爱祖国的基础。”梁启超在《方志学》中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尔之从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尤其到了清光绪后期，大批乡土志涌现，仅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6年时间，全国就修成乡土志450余种，平均每年75种以上。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以乡土志做小学堂教材，既便利教学，又能对学生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王永汇在《辽阳乡土志序》中论述其重大意义：“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夫先人堂构虽艰，窖藏虽富，而后人不知之，则举而弃之者必不甚爱惜，人之于乡犹是。……虽生斯长斯之乡，出门跬步，任举一名一物，有茫然莫辨者。故一旦受外人激刺之危，觉此乡于吾直若邈不相美，而放弃于不顾，则以爱乡心早销灭于隐微之中而不觉也。乡且不爱，何有于国？”鲁迅先生也曾辑录他的家乡会稽（今绍兴）的数种地方志书，取名《会稽郡故书杂集》。他在序言中指出，辑录家乡旧志的目的是“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也就是说，通过志书对故里壮丽山河的记述，对古代志士贤人及文学家、科学家事迹的表彰，激起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敬仰先哲的感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一部文体兼美的方志著作，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可资参考的史料和文献，而且还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心灵的共鸣。方志对推动整个民族的凝聚和文化的整合，对弘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今人将方志的功用概括为五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史情、国力、地力信息，为选择最优方案做参考；为体现经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提供借鉴和规诫；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道德传统，提供乡土教材；为一代一方自然、社会、人文及百科之业的历史、现实，建立资料总库；为一世一地的文化、科技、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科技实践、百科之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方言、民俗等，立断代里程碑。

四

就微观而论，方志的发展受史学的影响也很大，其内容与体例的不断完善与史学的促进密切相关。现今学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方志既不是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它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总体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旁支。因而，史与志有着基本相同的编写方法和治学原则。《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显然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发展来的。宋以后已趋于成熟的方志，其内容与体例也都吸取了史书的特点。比如在方志中很盛行的纪、传、志、表等体裁，就是从纪传体史书继承来的；传、纪、志、实录、道典、通典、考等名目，也是效法史书体裁的。

从源头论起，尽管各方对方志的起源说法不一，但普遍的看法是，形成于两汉之间，兴盛于魏晋之际的地记，是方志的最早形态。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由以天道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转向以人事解释历史变动的史观，而且受司马迁《史记》的直接影响推动，方志脱离正史，专写人物传记，以及“褒贬人物，议论人事”之风渐炽。于是分类传记（如《列女传》《高士传》《高僧传》）和分地域传记（如《襄阳耆旧记》《会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陆续出现，这些地方性人物传记与专记一方风土的地理著作相汇合，便产生了最早的方志——地记。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按行政区划分别记载全国各地的地理、贡赋及物产等，则为全国性总志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进入隋唐，尽管史学理论方面还未出现质的进展，但修史制度的变化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方志由地记向图经的嬗替。隋唐之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撰史之风盛行，允许私人修史的制度使褒贬人物的治史之风得以加强和发展，从而为地记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到了隋唐，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考虑，不仅国史的纂修大权被垄断在统治者手里，连私人评论人物的著作也一律禁止。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下）。人物传是地记的重要内容，这么一来，地记的发展便受到阻碍。方志发展变迁过程中，“史”的因素被加以遏制，地理性因素得以强化，于是，图经应运而生。

到了宋代，宋朝统治者不仅设置专门史官负责编修史书，而且也不禁止私人修史。史学的空前繁荣，使编写各类人物传的风气再度波及方志编修领域，人物传记再度恢复到应有的地位，这就促使方志的记人述地再度合二为一，并逐步完善，日趋定型。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内容和体例较前大有进步，主要是因为增加了人物和艺文，这正是向史书学习的结果。

在清代，由于当时史学理论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完备，一批精通史学的学者文人，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全祖望、齐召南、戴震、钱大昕、洪亮吉、段玉裁、龚自珍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方志的研究和编纂，引进了许多史学上的成熟观点和理论，从而推动了方志的研究与实践，使方志在清代真正成为一门系统完善的科学。清代史学研究中考据盛行，其严谨的学风也影响到志书的修纂。在内容上存真记实，不囿成说，勇于考索，使许多清代志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章学诚创立的方志的体例——三书体（志、掌故、文征），其中主体部分“志”就是取法史裁的，正如其所言：“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方志立三书议》）。章氏的修志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挥和提纯。至于志对史的影响，则包括“存史”“补正史”等等，不再赘述。

方志滥觞于春秋，发端于秦汉，隋唐出现雏形，宋代逐步定型，元明稳定发展，清代达到全盛，民国再度续修，当代发扬光大。在这几千年的方志发展史中，志与中国传统文化、志与社会历史环境、志与史这三对关系，从宏观到微观规定了方志的特殊性，决定了方志独特的发展轨迹。因此可以说，方志的起源、发展与完善，正是它与这三者间互相作用的结果。

地方志的源流渊薮表明，它有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唯有溯其源，浚其流，方可晓其本末，做到古为今用。地方史志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从2500年前出现雏形，到1000年前开始定型，再到60多年前进入新编史志阶段，直至党的十八大以来达到全面发展创新，漫长的发展历程使其日臻完善。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的编史修志工作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历史时期。到2020年，我国将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全部出版，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综观世界各国、历朝历代，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能实现省省有志鉴、市市有志鉴、县县有志鉴这样一项伟大的世界文化创举。全体史志工作者应乘势而为，全面总结第一轮、第二轮编史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第三轮修志的组织管理、运作模式、续修方式，为启动第三轮修志做好资料征集、队伍培训及理论准备工作。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但愿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广大史志学者进行史志的研究和编纂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