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果园成 塞北江南旧有名
银川市西夏区地处贺兰山东麓的广袤洪积平原，这里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平畴千里，草木茂盛，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这片广袤的洪积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用各种美好的词语来描绘它，赞美它，但最为人们所喜爱的莫过于“塞北江南”，这个美丽的词语自从诞生以来，就成为银川平原的代名词。那么“塞北江南”有什么样的历史典故呢？
“塞北江南”这个概念的提出，最早出自北宋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编纂的《太平寰宇记》，该书在卷三十六中专文记载了灵州的历史地理情况，其文如下：“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应该为宣政元年，即578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入居灵州地区，此时的灵州（亦称薄骨律镇），范围很广，几乎将贺兰山东麓的宁夏平原包含在内，包括西夏区在内都属于灵州管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社会动荡冲突最剧烈的历史时期。铁与血的交融和碰撞，撕裂了中国历史原有的进程和轨迹，文明被蛮荒替代，农田变成了牧场。秦汉以来素有繁荣富庶“新秦中”之称的宁夏平原，也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据点，宁夏平原似乎退回到了所谓的“戎狄”蛮荒阶段。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大兴宁夏水利，重修艾山渠，灌溉着贺兰山东麓的大片沃野，使宁夏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北魏末年，中国北方再度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病死，其子宇文觉废西魏而自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在北周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宁夏政局稳定，经济勃兴，为“塞北江南”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镇北堡拦洪库春景
北周初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完全控制了北方，想统一全国，就派兵向南朝陈进攻。陈高宗派大将吴明彻领兵出征，与北周名将王轨在淮口激战。吴明彻，字通昭，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士族大家。被陈朝委任为征北大将军，晋爵南平郡公，成为南朝北伐中原、防御北朝进攻的重要大臣。与吴明彻交战的王轨很会用兵，他占领淮口后，在水中竖起木桩，用铁链穿住车轮沉在江底，用来阻挡吴明彻的水军。并在河口两岸筑城防守，最终大败吴明彻，吴部3万余人及辎重全部被王轨俘获。吴明彻本人亦未能幸免。北周俘获吴明彻后，对他非常尊重，以礼相待，封他为怀德郡公，位至大将军。但吴明彻认为自己丧师辱国，没有完成使命，非常忧愤，加上背疾发作，不久就病逝于长安，时年67岁。
吴明彻死了，他统率的军队如何安置呢？北周武帝宇文邕觉得这批士兵都来自江浙一带，熟悉农业操作方法，如果能安置到一处有水渠灌溉，又离江淮前线较远的地方，化兵为民，屯田耕种，一定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于是北周朝廷便把这批士兵及家属安置到贺兰山东麓的银川平原，这里人口稀少，耕地较多，河渠灌溉方便，适宜屯垦戍边。因为陈国的都城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其国土疆域在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和闽赣东部地区。吴明彻本人也是南方人，所以吴明彻统领的军队，当然是以长江下游的江浙籍人为主。这批士兵及家属来到贺兰山东麓的宁夏平原后，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因为这里湖泊密布，河渠众多，土地肥沃，和他们的家乡简直一模一样。这些士兵们从此安心在银川平原扎根，把这里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由于江浙一带文化十分发达，比本地少数民族文化水平高出很多。他们把南方的风俗习惯、农业耕作方法、先进的生产工具、高产的作物种子都带到了这里，宁夏原来的戎狄野蛮之俗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琅琅的读书声。人们开始崇尚礼义，喜好读书，农业生产水平也突飞猛进。从江南来的人们到这里，如果不提是到了宁夏，一定会以为是到了江南水乡呢。这就是“塞北江南”典故的由来。
贺兰山东麓葡萄园
早在北周打败陈将吴明彻后，将其军队安置于灵州前，北周还于建德三年（574年）在灵州管辖的黄河西岸恢复了北魏时设立的怀远县，也从内地迁来两万多户安置在河西灌区进行农业开发。后因人口急剧增加，经济迅速发展，又在怀远县之上增设了怀远郡，以便加强对河西地区的管理。怀远县就是现今银川市的前身。南方人的大量入居，不仅使塞上银川的风俗、文化等为之一新，农业发展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精耕细作的农田和大片果园，使银川处处山清水秀，瓜果飘香，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观。这样“塞北江南”才从风俗、文化概念渐渐演变为包含有地理和经济文化内容的双重含义的词语。黄河两岸地区这种变化在民间也早有了反映，而从文人的著作中也能查阅到一些原始文献。如宋朝曾公亮编纂的军事地理书《武经总要》中就有记载。该书前集卷十八下之《灵州·怀远镇》中记载：“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有水田、果园。本赫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和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对“塞北江南”的解释方面有所不同。乐史对“塞北江南”的解释只限于风俗、文化的人文范围内，而曾公亮对“塞北江南”的解释则扩大到了引黄灌区的自然景观。乐史所指的“塞北江南”，局限于灵州及黄河东岸地方，而曾公亮则把“塞北江南”的地域范围从河东灌区扩大到了黄河西岸的河西灌区的怀远县（今银川市），甚至更广泛的地方，当然也就包括西夏区在内。
贺兰山东麓生产的葡萄
贺兰山蘑菇
根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由于南人迁居于灵州，给灵州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仅仅发生在灵州的衙署所在地——灵州城一带。当时灵州是地方的第一级政权，州下还管辖着许多的郡、县、镇和军城。灵州所管辖的范围，既包括黄河东岸的郡县，也包括黄河西岸的郡县，如河西的怀远郡、怀远县、宏静镇和汉城、胡城、吕城等均是灵州的辖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太平寰宇记》中所记的灵州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当然也适用于灵州全境，也就是包括现今属于河西地区的银川市西夏区。这样看来，南北朝间，人们用“塞北江南”来形容和夸赞宁夏，理应既包含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包含着自然风光、地理和经济方面的内涵。其所指地望，当然既要包括河东灌区，也应包括河西灌区，即泛指整个宁夏平原。后来因为使用更加广泛，渐渐又在约定俗成的强大影响下，“塞北江南”最终成为全宁夏的代称。
到了隋唐时期，古代封建经济和文化达到了鼎盛，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峰。在这种局面下，大量赞美宁夏平原优美风光的诗作诞生，成为千古名句，其中称赞宁夏为“塞北江南”最有名的当数韦蟾所作《送卢藩尚书之灵武》，被收录于《全唐诗》中，诗曰：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
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
却使六蕃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这首诗的作者韦蟾，是晚唐诗人，生卒年代不详，字隐珪，陕西下杜（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唐大中七年进士及第，咸通年间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刑部侍郎。《送卢藩尚书之灵武》是韦蟾送别友人卢藩尚书去灵州赴任所写的。全诗写出了唐代银川平原的景象：贺兰山下的果园中之所以硕果累累，是因为这里早就是闻名于世的塞北江南了。在这片如江南水乡般优美的银川平原上，千家万户掩映在林木繁荫之中。在交通大道上，行进着整齐的骑兵队伍。诗人在这里笔锋一转，接着写地处边塞的宁夏英雄男儿：落落大度有为将之才，胆气堂堂有退敌之策；虽说都是“六蕃子弟”，但一上战场，个个英勇善战。韦蟾的这首诗，应该作于唐大中年间，此时唐军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诗中的“六蕃诸子弟”都是指朔方军中“六胡州”各少数民族的后裔。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唐朝时期银川平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宁夏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塞北江南”的美名。
唐代以后，到了明清时期，也有很多诗人写了赞美宁夏为“塞北江南”的诗句，如明代宁夏河东道孟逵曾作《宁夏》律诗一首，诗文最后两句是：“圣君贤相调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甚至迟至清朝，人们仍习用“塞北江南”的提法。清初宁夏官员刘芳猷在《朔方》诗中有“塞北江南名旧得”句；清中期，地方文人王三杰《连湖渔歌》诗中也有“那知塞北江南地，总是芦花明月天”句。可见“塞北江南”的称谓早已深入人心。
银川平原不仅是“塞北江南”，更是瓜果之乡，从唐韦蟾名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贺兰山下的银川市西夏区一带就是瓜果飘香的人间乐园。古代的劳动人民在这里种植了很多优良的瓜果品种。从流传至今的明清旧方志中，我们也能看到银川平原自古就是瓜果之乡的明确记载。如明中期编纂的《弘治宁夏新志》就记载，宁夏镇城（今银川市）境内有很多果树，其中果类有“杏、桃、李、梨、花红、白沙、桑葚子、菱、林檎、藕、核桃、葡萄、枣、柰、楸子、慈姑、地梨、芋、山药、樱桃、木瓜、沙枣”。可见银川境内的果树种类繁多。清代乾隆年间从江南来到银川，任知府赵本植家庭私塾的浙江人汪绎辰编纂了一本《银川小志》，其中也对银川的水果大加赞赏。《银川小志》中记载的银川地区的水果有：杏、桃、梨、菱、林檎、藕、柰、葡萄、樱桃、楸子、胡桃、花红、白沙、沙枣、桑葚、酸枣、慈姑、枣。其中“杏、桃，有极大者，味极美”; “梨，皮薄多汁，香甜色佳，南方所无有。所谓长柄梨，状如木瓜，味更鲜爽”；葡萄有“绿色、紫色两种，大如白枣，皮薄多汁，肉如橘瓤，少核，可撕去皮食，味极甜爽鲜美，南方所无有者。毬旁或生细蔓，上结小葡萄如豆大，味美更佳绝”；花红，“又名沙果，大如橘，淡红色，味极松甜，多浆”；枣“极大，朱红色，味极松甜”。可见银川一带的瓜果品种繁多，品质十分优良。
贺兰山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