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区史话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秦汉移民新秦中 西夏区境首设县

汉代移民开发

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包括今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几乎成为绝大多数政权的主要边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方民族有不同的称呼。据正史所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先后出现过土方、鬼方、猃狁、戎(西戎、犬戎)、羌、胡、匈奴等名字。这些游牧民族绝大多数都曾在西夏区境内的贺兰山东麓一带居牧。大约到了战国时期,北方许多游牧部落经过内部互相兼并、融合,重新组合后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匈奴汗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北方各游牧民族统称为“胡”。为了消除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曾派大将军蒙恬率军30万,把匈奴人从黄河两岸、贺兰山麓的塞上赶到了大漠以北的荒凉地区。但是秦朝由于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仅存在了14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秦朝被农民军的怒潮所淹没,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当秦汉之交中原地区大乱时,匈奴人乘机返回故地,重新活跃在包括西夏区在内的黄河两岸地区,再次构成对新建大汉王朝的巨大威胁。这时,匈奴已完成“东击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和“侵燕代”的兼并战争,在汉朝的北方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控弦三十万”的强大游牧帝国。汗国居中设单于庭,又把全境划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单于庭直辖,左、右两部各委左、右贤王管理。以王庭为中心,左贤王管东方,右贤王管西方,汗国的总首领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意为伟大的天子),简称“单于”。今银川市西夏区境统归匈奴右贤王管辖。

蒙恬

汉朝初期,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国家对边疆事务鞭长莫及,没有力量反击匈奴人的入侵。公元前200年,“平城之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军围困于今山西省大同境内,险些全军覆没)发生以后,汉朝不得不采纳大臣娄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的外交政策,将一个又一个宗室女封为假“公主”,送到“兄弟之邦”的单于庭,并加强与匈奴的贸易往来,将中原的丝绸、粮食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匈奴贵族,企图换取汉匈间的和平和北方军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匈奴贵族对汉朝的富庶十分垂涎,他们表面上同意与汉室和亲,结为兄弟,实际上既要中原的美女,又要中原的财富和人口,所以并没有停止侵扰的步伐,仍然不断南下。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率部入犯河套以南和北地郡,宁夏屯田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亲率14万骑兵从河套大举入寇,毁长城,破萧关,北地都尉孙卬战死,皇帝的行宫回中宫也被烧毁,宁夏境内的大量人口和牲畜被掳掠一空,连京城都开始戒严,情况一度相当危急。

汉武帝

汉朝为了抵御匈奴的侵袭,一直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汉武帝继承皇位(前140年)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当西汉王朝完成了中央集权建设,出现民富国强的繁荣局面后,反击匈奴的军事物质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于是汉武帝下决心让中原的“带甲之士”与塞外的“控弦之士”展开一场大较量,以彻底解决国家的北方边患。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汉匈双方打了二三十年的持久战。其中主要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大战: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军入侵上谷(时治沮阳,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汉将卫青、李息等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和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分头出击。卫青领兵出云中,西巡榆溪塞,度梓岭,于灵洲境内的黄河上架设桥梁,过河翻越西夏区境内的贺兰山直抵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市西北),把在河套以南的匈奴楼烦、白羊王逐出塞外,俘获数千人、牛羊百余万只,恢复黄河以南的富庶土地,重新修复秦始皇在黄河沿岸修筑的城塞,凭黄河天险以为固。为加强对匈奴的防务,汉廷在北方河套地区增设朔方郡(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南)、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并移民10万人到朔方郡屯垦。为了统一北边要地的军政管理,后又在郡级之上增设朔方刺史部。今银川市西夏区属北地郡,也划归朔方刺史部管辖。

蒙恬开疆

第二次大战:因匈奴连年南下,北部从代郡(今河北省蔚县西南)到朔方不得安宁。汉将卫青于元朔五年至六年(前124—前123年),两次出塞迎击并重创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将军霍去病和公孙敖同时从北地出军击匈奴。作战中,公孙敖军迷失道路,失去攻击目标,未能按原计划与霍去病军会合。霍去病独军挺进,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直达祁连山,大败匈奴,斩3万余人,俘匈奴大小首领2000余人,匈奴浑邪王率众4万余人降汉。匈奴经过这次重创之后,再也无力南下,北地、陇西、河西等地免除了匈奴的威胁和骚扰。

汉代耧车

第三次战争: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再度联合作战,分别从定襄(治成乐县,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代郡出发,展开规模空前的歼灭战。“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又有“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北地郡都尉卫山,全力配合,保障后方安全,物质支援也非常有力,战后被封为义阳侯。卫青所率军队与匈奴单于会战于大漠以北,单于不支而向西北遁走。汉兵“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北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霍去病所率军“出代二千余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经过这次大决战后,匈奴远徙到大漠以北。此次战役,匈军损失八九万人,被俘数千人,汉军还收获牲畜万余头,匈奴大伤元气而远遁,“幕南无王庭”,北边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

宁夏与河套地区的移民开垦,由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大约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开始的。当时河套一带被称为“河南地”,今银川市西夏区也包括在河南地的范围内。秦始皇的本意并不在于开发“河南地”,而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北伐匈奴,是要维护嬴氏家族世世代代的统治权,所以才于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大将蒙恬指挥30万大军北上攻击匈奴。秦军大败匈奴,占领塞上黄河南岸土地以后,“因河为塞”,筑城驻守。为了解决数十万大军的后勤保障问题,蒙恬在黄河一线积极开办军屯,克服由于长途运输造成补给不及时的困难。朝廷也开始从内地移民,到北边实行民屯,军民共同屯戍保卫边疆。但是随着短命秦王朝的倒台,这次移民未能巩固,开发成果也是有限的,但首创之功和深远意义却是应载入史册的。

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大汉王朝,开国之初,国家经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困难局面,人口锐减,百业凋敝,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窘困到了极点。当时的困难情形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拉皇帝出行的马车都配不齐一种毛色的四匹马,朝廷的高官只能乘牛车上下班),而“民无藏盖”, “人相食,死者过半”,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但是,朝廷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外,采取与敌方(匈奴)“和亲”“通互市”“结为兄弟”等委曲求全的妥协政策;对内,实行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农业,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朝廷发布诏令,劝民力农、贱商贵农、约法省禁和入粟拜爵等。尤其是汉朝确立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具体表现为:奖励农业,减免田税劳役,放宽对土地的限制,就连皇帝都要“躬耕籍田”(每年春耕开始,皇帝象征性在京郊或皇城内选一块土地亲手推第一犁,以示劝农)。经过年复一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力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到“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70年期间,经济繁荣,社会富强。当国力强盛之后,汉朝再也不能容忍匈奴的入侵,从元朔二年(前127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展开主动进攻,因作战对象与秦时蒙恬一样,同为北方匈奴族,所以朔方又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汉廷一方面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人指挥北征,也像蒙恬时那样“取河南地”“筑朔方”“因河为塞”,加强军事设施,固守塞上疆土;另一方面,又按照大臣晁错所上“徙民实边”的办法,在河南地大办屯田。不过汉代的移民规模远比秦朝大,一次就从内地移民70余万充实到朔方河南地一带,而且移民政策也有大的改变,办法更加完善,主要以招募方式为主,用赦免罪人和赐给爵位的方法,鼓励平民和犯罪的人自愿到边地安家屯垦。并由官府供给移民粮食、衣服、耕牛、籽种,让移民安居乐业。由于移民规模大,配套措施完善,所以成效也大,既加强了边防,又解决了由内地运粮的被动局面,有力地支持了对匈奴用兵的军事行动。移民屯田,既减轻了国家和内地人民的负担,又确保了前方的军需,为军事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河套灌区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的第二个温暖期。气候比较温暖潮湿,北方农业界限开始北移,加上有黄河水利之便,河套新垦区很快便成为“饶谷多畜”的新兴经济区,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新的财赋之源。由于汉朝把匈奴赶至漠北,“河南地”数世无战乱,处处“冠盖相望”, “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畜牧为天下饶”, “新秦中”便成为当时国家又一个首富之区。因为京畿地区的“关中”(“秦中”)是全国的首富地区,故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现在又在塞上再造了一个“关中”(“秦中”),所以称之为“新秦中”。

汉代牛耕画像砖

汉承秦制,以郡、县两级政权治理天下,当时今宁夏全境分别归北地郡(治马岭,今甘肃省庆阳市境内)和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市)管辖。北地郡在今宁夏境内辖有:富平、昫衍、灵武、灵洲、廉等县;安定郡下辖高平、朝那、乌氏、泾阳、参组唁组、眴卷、三水等县。银川市西夏区在汉代属北地郡管辖,西夏区境内最早出现的地方行政建置,是兴建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后的廉县。廉县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属西汉北地郡十九县之一。汉代廉县辖境包括今银川市大部、贺兰县全部以及平罗县西南部,是两汉时期银川地区管理屯田殖谷、移民实边的经济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曾将廉县改名“西河亭”,东汉时恢复原名,为北地郡六县之一。东汉末年,鲜卑强盛,尽占原匈奴故地,其首领檀石槐死后,其子和连立,和连性贪暴,好征伐,在出攻北地郡时,被“廉人善弩射者”射死。不久,羌族起义爆发,东汉政府无力镇压,只得将包括廉县在内的北地郡沿边郡县内迁,廉县全境成为羌、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地。后来由于黄河主河道的东迁,廉县城南的引黄渠口引水困难,廉县治所也随之废弃。

汉墓出土的钱币等物品

汉代引黄灌区渠道示意图

汉代砖室墓

20世纪70年代,宁夏考古工作者在临近银川西夏区的贺兰县西北境,发现了一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的汉城遗址,其夯筑城墙的遗迹清晰可见。城内建筑虽湮没无存,但从出土的砖瓦和货币判断,此城建筑年代为东汉、新莽时期。往西在贺兰县暖泉农场的台地上,发现了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古汉墓群,墓冢数量有100多座,并清理出一批汉代铜器、铁犁壁、铜战刀、陶器等物。据有关专家考证,此汉城很有可能是始建于西汉的廉县城遗址。

据宁夏著名地理学家汪一鸣先生考证,西汉廉县故址应该就是今银川市贺兰县暖泉汉城遗址所在,理由有三:一、根据《水经注》对黄河宁夏段的描述,参照《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对宁夏平原一些城市方位的记载,首先可以肯定,在今银川境域内有一座廉县故城。二、按《水经注》记述,廉县故城在黄河之西,南为吕城、汉城,北隔河为历城(浑怀障)。再按《元和郡县图志》,汉城即保静县(今永宁县境),废灵武城(历城)在黄河之东、原陶乐县城以南。对照今天行政区划,廉县故城当大致在贺兰县境。三、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力证据。在贺兰县暖泉农场北部的确有一座汉代城址,而且是银川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唯一汉城遗址。该城址正位于贺兰山主峰东南山麓之下,又与《汉书·地理志八》所举“卑移山在西北”刚好相符。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在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出现之前,暖泉一带就是汉代廉县城的所在地。

廉县的设置,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它存在了300多年,是银川市西夏区首置和时间最长的县级建置。兴建廉县之初,正值西汉政府向河套地区大规模移民实边。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 “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廉县即建于此次大规模移民之时。银川平原是此次移民的重点地区,农业人口在短时期内急剧增加,引黄灌渠开始修建。银川市贺兰县暧泉汉墓中曾出土一件汉制铁铸犁壁,呈长方叶状,长50厘米,宽22厘米,一角为弧圆,背面有两个鼻钮。犁壁若与犁尖连用,可翻晒耕地,以疏松土壤和提高肥料效用。此外还发现了用以深翻土地的铁叉。这说明早在汉代,银川平原的农业技术和中原地区一样先进。由于移民措施得力,经济发展迅速,银川平原迅速成为河渠纵横、沃野千里的繁庶地区。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就曾上奏朝廷说,包括廉县在内的北地诸郡“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后汉书·西羌传》)。可见当时西夏区境内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廉县作为西夏区最早的县级建置,是两汉时期银川境域管理屯田殖谷、移民实边的县级政治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作为管理西夏区移民屯田的廉县,为西夏区早期的农业开发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西夏区境内的平吉堡等地还发现不少汉代墓葬,进一步说明早在秦汉时期,西夏区境就得到了初步的开发和建设。银川平吉堡汉墓共清理了8座,形制分土坑墓和木椁墓两类,木椁墓无墓道,一棺一椁,单人葬,随葬品以黄釉盒、壶、钫、仓、奁、博山炉为大宗,铜器有连弧纹昭明镜、五铢钱、车马具等,无论从随葬品种类还是墓葬形制看,都与中原地区西汉中晚期墓葬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