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议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盛行时期，宁夏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很大破坏，特别是在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方面。当时，不仅把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当作“四旧”予以破除，甚至将公然违背民族意愿、破坏民族政策的事当作“新生事物”宣传推广，在宗教团体、宗教机构被取消的情况下，把广大群众正当宗教活动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予以禁止，严重伤害了广大回族群众的感情。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情况下，固原地区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方面“左”的情况尤为突出。1958年以来，固原地区先后发生“以马震武为首组织的预谋叛乱案”,1962年西吉县“马连江阴谋叛乱案”、隆德县“赵宝、朱自治预谋叛乱案”,1967年西吉县“以马耀清、马荣瑞、米宝德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案”,1967年固原地区“以杨汝德、马生祥、许荣兴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案”等案件，这些案件的审理，大多数混淆了宗教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界限，平叛严重扩大化，伤害了民族感情。

1965年，固原县城面貌

鉴于“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严重破坏，周恩来总理指派公安部、农林部的领导会同200多名宁夏领导干部组成调查组，于1971年11月深入固原地区5个县的15个大队调查研究，并指示于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和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及所属县负责人参加的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严肃批评了宁夏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平叛扩大化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错误，研究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座谈会上大家认为，197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自治区党代会准备工作汇报时就曾指出，宁夏对党的政策落实得不好，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特别是固原地区的平叛扩大化必须迅速纠正。但是，半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严重影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自治区党委是有责任的。座谈会分析了固原地区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一是违反党的民族政策。一些干部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不重视培养回族干部，更不重视培养回族妇女干部，不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严重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脱离了群众，造成民族关系很不正常。二是处理叛乱案件扩大化。在处理1952年以及1958年至1969年的多起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界限不清，造成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扰乱了阶级阵线，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民族团结。三是农业生产落后。长期以来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很少，滥开荒山，水土流失严重，广种薄收，单产很低，部分贫下中农的生活还比较困难。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和干扰；二是工作中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肃反政策，教训是深刻的。

会议认真研究了解决固原地区问题的意见，提出要继续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帮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要认真纠正平叛扩大化的错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由于逼、供、信造成的假案，要坚决纠正，凡被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群众要一律平反，对已经处理的策划和组织叛乱的分子，也要根据政策，按其罪恶大小、认罪态度区别对待。在纠正平叛扩大化的错误时，要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固原地区战略地位很重要，一定要发展农业生产，把各项经济工作做好，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会议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地、县党委要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抓好典型、推动全局。会后，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呈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1970年，固原群众参加生产劳动

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结束后，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经过认真学习讨论，一致认为，中央指出的固原地区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固原地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全区的问题，自治区党委应负主要责任；座谈会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于固原地区和自治区的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迅速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会后，自治区党委部署了贯彻落实工作。2月下旬，固原地委召开了1800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后抽调了762名干部组成宣传队，进驻133个大队宣传座谈会精神，解决存在的问题。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有力地抵制了“左”倾思潮，纠正了明显的“左”的错误，对自治区特别是固原地区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经济文化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就在自治区刚刚开始贯彻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时，1972年2月29日，隆德县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发生了叛乱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领导人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指示公安部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于3月2日与自治区有关部门的人员一起赴中岔大队调查处理。3月2—3日，固原地委在隆德县召开常委会会议。会前，施义之、杨立功副部长传达了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从发生的事件看，证明有敌人，但敌人只是一小撮，大多数群众是好的。这个看法要坚定”, “不能因为发生这点事情动摇了座谈会精神，影响座谈会精神的贯彻”,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 “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靠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靠政治思想工作，靠群众”等处理事件的重要指示，研究部署了处理“2 · 29”叛乱事件的工作。经过调查组和当地党政组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3月10日事件基本平息，聚众群众全部回家，中岔大队事件涉及的7个公社都恢复了生产，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为了吸取教训，固原地委于3月13日至17日召开地委常委回扩大会议，固原、西吉、泾源等县也分别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康健民、张怀礼、兰天民等自治区党委领导代表自治区党委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做好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固原地区的落后面貌。为了进一步贯彻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自治区党委于1972年6月15日至21日召开了落实民族政策、纠正处理叛乱案件扩大化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纠正处理叛乱案件扩大化的工作。7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的通知》（中发〔1972〕22号）。7月30日，自治区党委又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2〕22号文件的通知》至公社一级党委，要求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结合“批林整风”批判极左思潮，增强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立即着手围绕《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议的报告》提出的问题，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在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固原地委、行署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一些突出问题。自治区党委组织调查组，于四五月间对1950年甘肃平凉地区“五·八”叛乱案，1952年“四·二”叛乱案，1958年固原地区“以马震武为首组织的预谋叛乱案”,1962年西吉县“马连江阴谋叛乱案”、隆德县“赵宝、朱自治预谋叛乱案”,1967年西吉县“以马耀清、马荣瑞、米宝德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案”,1967年固原地区“以杨汝德、马生祥、许荣兴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案”等案件进行了复查，对混淆宗教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界限、平叛严重扩大化等问题作了纠正，对在历次处理“叛乱”案件中被错杀、错管、错划、错戴的上万名群众复查后予以平反。1973年3月，自治区党委还批转了有关部门的报告，同意拨款近50万元，解决纠正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和阿拉善左旗“清队”扩大化中的有关经济问题，收到了较好效果。在固原地区落实民族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工作的同时，同心、贺兰、平罗、吴忠、银川等8个市、县也进行了落实和纠正工作。

1973年12月22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报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1972〕22号文件情况的报告》中认为，较彻底地纠正了宁夏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宁夏历次叛乱案件中，共涉及20521人，平反18816人，占91.7%，其中，固原地区涉及19227人，占宁夏总涉案人员的93.7%，平反17730人，占92.2%。宁夏历次叛乱案件中，共打击处理6571人，平反4673人，占71.1%，经复查认定原处理正确的有765人。政策落实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同时，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培养选拔了一批回族干部，纠正了不尊重回族生活习惯等的现象。全区新发展少数民族党员2240名，其中，固原地区新发展回族党员1256名（包括妇女党员439名），比1971年增加19.3%；新培养回族干部215名，比1971年增加16.1%；固原地区5个县的县委常委中回族由1971年的7名增加到18名，占常委总数51名的35.3%，并新提拔4名回族女常委和4名当地回族干部担任了县委副书记。

受中共中央、国务院派遣，由卫生部组建的北京医疗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疗队，先后于1972年2月上旬到固原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共为群众诊治各种疾病32.5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680多例，进行各种手术3500多例，为固原地区培训各种医生、卫生员和接生员1000多人。同时，自治区革委会和宁夏军区也派出4个医疗队到盐池、同心、阿拉善左旗等地巡回医疗，受到了回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1973年，宁夏固原地区受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国家将调入宁夏粮食指标加大到1.4亿千克，保证了救灾急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