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携手 移民把每一个福建亲人铭刻心间
闽宁协作宛若一条爱意绵绵的河流,汇聚了福建和宁夏无数人的情感。河流淙淙,日夜不息,润泽着西海固和西海固人,也告诉人们,东部和西部都有着共同的梦,我们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省际对口帮扶,说到底就是两地情感交融下的并肩携手,如果情感缺席,任何手段的帮扶都会大打折扣。闽宁镇还是一片穷荒绝漠时,林月婵来了,林占熺来了,卓金贤来了,陈德启来了,菌草技术员来了,女教师带着11岁的儿子来了……他们先富帮后富,带来福建资金、福建经验、福建企业、福建理念。这些可敬的福建人,与闽宁镇移民同甘共苦,付出了真心和真情。至今,他们仍是闽宁镇移民常常提及的“林大姐”“林教授”“卓县长”。闽宁镇上,留下了他们痴痴以歌、不懈奋斗的青春。
福建来了个女干部,西海固人都叫她林大姐
福建和宁夏的距离并不遥远,因为它们都在林月婵的心里。
50来岁的林月婵戴着近视镜,脖子上系着纱巾,握着一位头戴纱巾的年轻妇女的手,站在一处黄土高台上交谈着。天气还很冷,早春破冰的山泉水在崖下缓缓流淌,渠道两旁的黄土裸露着肌肤,再远处是成片的窑洞式民居。这张拍摄于宁夏西吉县大山深处的照片,流传甚广。这是她1997年率调研组,第一次进西海固考察时的情景。闽宁帮扶协作的温度与热情,就是在西海固初春料峭的寒风中沸腾起来的。
林月婵家阳台上的花草湿漉漉地挂着露珠,那些露珠就像是她的心,晶莹剔透,让人们能够看得见。坐下来,我们所谈的仍然是宁夏。林月婵1997年3月带领调研组奔赴宁夏,成为最早进入西海固的福建干部。那时,两省区不通火车,也不通航班。他们从福州出发,先到西安,转机银川,第二天又乘汽车,向南折返,赶了一整天的路到达固原。这条路,把她带进了西部深度贫困地区,让她目睹了前所未见的困难——冷飕飕的寒风里,没有教室,老师用树枝在大地上写字教学;孩子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甚至能看见皮肉;山路崎岖,驮水的毛驴和人小心翼翼地晃动着……深度贫困震撼着林月婵,震撼着调研组所有人的心,很多福建干部掉了泪。以后她40多次进出西海固,摸底调研,协调解决闽宁协作中遇到的各类事务。经她呈报给福建省委、省政府的调研报告,成为闽宁两省区吊庄建设、希望小学创设、接纳西海固青年赴闽务工、母亲水窖工程、菌草产业等上百个项目的决策依据。
第一次来西海固,林月婵在西吉县调研走访时发现,很多年轻人守在家,无事可做。在西吉县政府的组织鼓动下,她很快带走第一批(93名)西吉女孩去福建打工。鼓动和组织西海固青年赴闽务工,是闽宁协作最早开展的一项工作。第一批走出西海固的女孩,被集中安置在福建莆田的一家电子厂。这些女孩,去福建务工之前,在当地打工,每月只能挣到上百块。但到莆田就不一样了,好的时候,每人每月都挣八九百。这样的收入,超过西海固地区公务员收入。林月婵事无巨细,凡事考虑周全详尽,把女工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很好,只为她们能在莆田安心。每隔一段时间,她会从福州去莆田看望女工。
西海固女工的表现非常出色,很快给莆田留下很好的印象。1997年3月25日,她们刚到莆田没几天,上班的那家电子厂宿舍楼发生坍塌。这起重大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当时震惊全国。事故发生后,西海固女工没有人袖手旁观,她们纯朴又勇敢,扯着床单和被子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她们在危急时刻的表现,不得不让莆田当地人另眼相看。这家工厂恢复生产时,西海固女工及时填补用工荒,迅速解决了这家企业的用工难。以后但凡西海固务工人员来到莆田,莆田很多工厂听到就很高兴,非常喜悦地予以接纳,以至于有个西海固工人生病住院了,莆田县委书记闻讯亲自赶到医院去慰问。
林月婵记得很多西海固女工的姓名,以及她们的务工故事。谢红,40岁,瓜子脸,清瘦又好看,谈吐间洋溢着都市女性的素养,她已经在莆田市生活了20多年,是远嫁莆田的西海固女儿。她原籍在宁夏西吉县将台乡火家集村2组,1997年春天,看到有位县领导的女儿报名去福建打工,她也毫不犹豫地跟着去了。离家那天,女工分乘十几辆卧铺客车,县公安局派遣两辆警车护送。她们赶了四天四夜的路,平安抵达福建莆田。谢红高中毕业,学习领会能力很强,很快成了业务骨干,受到企业的重用。初到莆田,她每月工资能拿到900多块,有时还能挣到上千块。她感觉自己的眼界打开了,思路灵活了,眼前明亮了。以后几年,她依靠在福建莆田的打工收入,供养三个弟弟妹妹读完了大学。基于优秀表现,谢红曾经荣获“全国百佳进城务工青年”称号。
谢红管林月婵叫林妈妈,始终避讳直呼其名。20多年前,谢红来莆田打工时,与她的丈夫相遇相识。现在,他俩在莆田市从事个体经营。白天在城里忙碌,晚上回到郊外黄石镇的家。许多年过去了,谢红心里充满着感激。为鼓动更多的西海固青年走出大山,赴闽务工,林月婵煞费苦心。1999年2月,林月婵带领谢红和另外几名女工乘坐飞机回到了宁夏。林月婵要让女工们现身说法,巡回介绍在福建的打工生活。那时,谢红已经两年没有见到家人了,父母忽然在《宁夏新闻联播》里看见了她。那天,在西吉县城结束巡回介绍,林月婵对谢红说:“孩子,你现在完成了任务,回家去看你妈妈吧!”谢红在县城打了一辆出租车,飞快地奔向了日夜思念的火家集村……第二天就要回福建,乡亲们都来送谢红,乡亲们说,在火家集村,村党支部书记是第一个坐飞机的人,第二个人就是谢红。不久之后,仅仅一个火家集村,就有上百号年轻人陆续来到福建务工。当年和谢红一起来到福建的西海固同乡,开阔了眼界,改善了生活,甚至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至少有400多人落户莆田。
林月婵第一次来银川时,街上的出租车司机告诉她,曾给在银川的闽商开过专车。她听了很提精神,就对司机说:“若能联系上的话,就说家乡来人了。”一个小时后,40多位福建籍商人陆续来到林月婵所住的酒店。她一一询问了诸位闽商的姓名、籍贯、经营项目和状况。在林月婵的帮助下,宁夏福建商会很快成立了。
1997年4月17日,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访问宁夏。其间,有11名闽商代表受到福建省委领导的接见。柯允君,今年65岁,宁夏日盛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当年受到福建省委领导接见的闽商之一。柯允君回忆当年时,心情仍然很激动,他说:“习近平同志嘱托我们在宁夏的闽商,要在宁夏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干。鼓励我们把先进理念和优质项目带到宁夏,带动更多的闽商来宁夏投资发展。我一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宁夏度过的,宁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经营的企业,是发泡剂和水合肼生产企业。”在福建省委领导鼓励下,柯允君很快把事业的重心转移到宁夏。他在公司院子里建起一座不锈钢雕塑,那尊雕塑寓意着闽宁协作闪烁出耀眼的火花。几年前,柯允君的儿子柯超从澳门科技大学毕业后立即来到宁夏接棒,成为闽商年轻一代在宁夏的坚守者。闽宁帮扶协作20多年来,闽商逐渐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如今,在宁夏的闽商发展到5600家,涉及现代农业、建筑、建材、食品加工等20多个领域。
林月婵说,闽宁示范村(闽宁镇)的创设,与福建省内的脱贫思路不无联系。福建省当时在脱贫领域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譬如,实施“连家船民上岸工程”,让长年漂泊在大海之上的渔民登岸,让不适宜生存的地方的村民进行搬迁到交通和教育便利的环境中寻找发展之路。这些渔民不仅脱了贫,还让子女的命运得到改变,阻止了贫困的代际传播,起到很好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福建省把菌草蘑菇产业引进闽宁村,以此拓宽困难群众的增收渠道。20世纪90年代,福建省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术成熟。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批示援宁干部:“菌草为我省之优势……要做我们拿手的。”于是,菌草蘑菇成为闽宁镇的第一项产业。
福建菌草十年援宁项目,是由福建科学家林占熺及其团队完成的。林月婵告诉这位科学家,不仅要教移民栽培技术,还得负责解决市场销路问题。林占熺诉苦:“销售不是我们的强项,为什么要我们承包销售呢?”林月婵板着脸,吓唬说:“林教授啊!你看这个项目上还是不上呢?你是教授,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卖,菇农怎么卖呢?如果大家都不敢接手,移民群众怎么敢种呢?”林占熺教授不再反驳,他和另一位福建援宁干部在承包书上签了字。这就意味着,连续三年之内,福建省不仅向移民提供技术,还要包销。时间不长,林教授带着团队东奔西走,上海、西安、兰州、洛阳、郑州到处跑,为移民的蘑菇寻找出路。那段时间,林月婵一到闽宁镇,就钻进移民的菇棚,帮菇农洒水干活,询问有无技术困难,说暖心的话,留意着销路问题。
林月婵虽然在2007年已经退休,可她的名字至今仍被闽宁镇人常常提起。因为在闽宁协作开始的几年里,无论是菌草种植还是创设学校以及上百个帮扶宁夏的项目里,无不倾注着她的心血。2016年夏天,林月婵故地重游,回到了闽宁镇。那天下午,她参观完镇史馆,又专门来到福宁村移民苏玉莲家做客。故人相见,分外激动,苏玉莲一口一个林妈妈叫着。眼前的林妈妈,的确苍老了许多,步履蹒跚,费了好大劲儿才弯腰坐到沙发上。看着苏玉莲家宽敞的客厅,精美的摆设,绿荫遮蔽的庭院,主人饱满的精神,林月婵禁不住感慨万千。看着林妈妈起身需要搀扶,苏玉莲倏然落泪。林月婵强作欢颜,笑着对她说:“这没什么啊!人上了年龄,什么毛病都有了。”得知苏玉莲现在是闽宁镇的致富能手,她由衷地开心,俩人又聊起了闽宁镇人的种菇岁月。
那是1999年冬天,苏玉莲种植的菇棚因为管理不当而失败。有天中午,林月婵带着技术员忽然来到苏玉莲没有院墙的家。看着废弃的菇棚,惋惜地询问:“小苏,你决定不种菇了吗?”苏玉莲无言以对,面露愧色,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林月婵似乎看出了苏玉莲的尴尬,转身走进厨房。苏玉莲烙的千层饼刚出锅,香味儿弥漫在厨房里,林月婵夸赞饼子做得好。尽管已经误了饭点,可她始终没有尝苏玉莲家的饼子。林月婵知道,1999年的闽宁村,新来的移民很多连温饱都没法解决。
闽宁帮扶协作20多年的日日月月里,绵延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绵延着一幅幅动人的风景。林月婵,就是从这风景中走来的一位。她40多次奔波宁夏,把自己和西海固紧紧地绑在一起;她不畏艰难困苦,致力于让闽宁协作给贫困地区注入希望。她的名字,注定要被闽宁协作的历史所铭记——这是闽宁镇人说给林月婵的知心话。2015年,林月婵被评为“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受邀回到银川参加颁奖晚会,闽宁镇移民在电视里看到了林大姐、林妈妈。年逾七旬的林月婵,吃力地站在颁奖晚会的舞台上,她内心波澜起伏,又像往常那样一字一顿地说:“看到今天宁夏的变化脱胎换骨,我最想说的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
菌草之父林占熺,闽宁镇第一项产业的领路人
福建菌草蘑菇,长在了宁夏万年的荒滩上。菌草蘑菇,是闽宁镇的第一项产业,对于移民区的产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林占熺,现年70多岁,中等身材,朴素敦厚,脸上生出了些许老年斑。他是福建省的一名科学家,被人誉为“菌草之父”。闽宁协作一开始,他带着菌草蘑菇技术工作队奔赴宁夏,执行为期10年的产业援宁任务。
我在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等他时,在四楼隔窗远远瞥见了他。他正穿过被巨菌草遮蔽的林荫小径,蹒跚走来。林占熺是这个机构的首席科学家,1986年的一个深夜,在这片办公区的某个角落,他用芒萁为培养基的菌瓶里生长出一朵雪白的香菇。他手捧那朵香菇,仰望星空,泪流满面,宣布野草栽培食用菌新技术诞生。
1997年4月,在银川召开的闽宁第二次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决定把福建菌草技术列进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福建省援宁干部说,要用林教授的菌草新技术,好好灭灭西海固贫困恶魔的威风!菌草是林占熺毕生的理想,一株株菌草承载着他所有的激情和荣光。改革先锋、已故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嘱托——“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始终激励着林占熺。我们见面时,这位老科学家,仿佛刚从大棚里出来,身上还带着菌菇的气味。不等落座,他的思想之堤就已决口,滔滔说起菌草技术援宁10年的时光。
宁夏地区适合菌草蘑菇生长吗?
林占熺的心里打起鼓。在生态极为脆弱的西海固,能否推广菌草技术,他的心里没有十足把握。当时,已在宁夏彭阳县挂职的福建干部许跃国得知菌草技术列进援宁项目,立即找到林占熺,希望他到彭阳县试种。许跃国用力握住他的手,诚恳地说:“林教授,我和彭阳县委的同志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你来。”几天之后,林占熺的身影出现在西海固。1997年5月,他在宁夏彭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找到许多废弃的土窑洞。在这里,他利用窑洞搭起简易菇棚。又费了好大劲儿,鼓动27户农民试栽培。白天忙完,他每晚打着手电筒,沿着崎岖的山路访问菇棚,一遍遍查看异常。三个月后,这里的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有个名叫马继宝的农民,纯收入18000元。彭阳县试种植成功,提振了大家的信心,菌草蘑菇转战闽宁村。
1998年夏天,在闽宁两省区扶贫办的支持下,菌草栽培技术被引进闽宁村。天上的云朵落在了闽宁镇,那是嫩白的菌草蘑菇,铺在移民的庭院里,长在黄泥的小屋里,像云朵亲吻着大地。福建农林大学与闽宁村签订了《关于闽宁村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协议书》,林占熺团队无偿提供菌草技术,在移民区建立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培训技术骨干和菇农。起初,闽宁村移民大多抱有怀疑的态度。林占熺考虑到闽宁村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先动员两百户移民,在庭院里搭建起1米来深的半地下式菇棚,建设标准是15米×6米。依据南北方气候差异,推广双孢菇栽培。每年5月到10月,南方很多省份不出蘑菇,双孢菇在宁夏却能自然生长。
雪白雪白的蘑菇长出来了,菇农们急切地找到林占熺。
“林教授啊,鸡蛋大的蘑菇长出来了,可是卖不掉!”
“牛不吃,羊不啃,你看咋办呢?”
林占熺宽慰大家,让大家把蘑菇交到菌草工作队。那时,工作队已经建好收购站。为保障移民种出的蘑菇有销路,林占熺签下了军令状,他不仅要指导菇农栽培双孢菇,还得帮助菇农销售三年。林占熺辗转全国各地,蹲守各大蔬菜批发市场推介闽宁村蘑菇。移民的菌草蘑菇生长出来时,他已联系到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地的批发商。他暗暗告诫自己,菌草蘑菇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工作队没脸回福建。
菌草蘑菇大棚,因陋就简,投资少,见效快,逐渐被移民接受。1998年,首批200多个种植户获得丰收。有个叫戴文忠的移民,从下午开始采菇,共采1500多斤鲜菇,他连夜开着拖拉机把鲜菇送到工作队。值班员办理完收购手续,支付现金2200元。天亮前,工作人员又把这批蘑菇包装好,送往银川河东机场。有段时间,闽宁村连续出菇60吨,全部空运上海,创下产值40万元。银川河东机场到上海的飞机货仓里装满移民的蘑菇。机场工作人员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忍不住激动地说:“我们宁夏能为大都市提供新鲜的香菇,这是宁夏的骄傲。”闽宁村有个老移民说:“我大半辈子没坐过飞机,我的蘑菇天天坐飞机。”这年菇农平均获利3000元,有人最高获利12000元。
闽宁村移民搬迁来时,思想和情感都在庄稼地里,他们要种出茁壮的小麦和玉米。福建菌草蘑菇的到来,很快把移民引向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菌草蘑菇具有周期短、经济效益高、技术易掌握,男女老少都可操作的优势。我在闽宁镇档案资料里,读到一份《闽宁村菌草项目推广情况汇报》。这份报告说,闽宁村在2000年时,菇农已发展到1000户之多,菇农户均增收2850元。福建菌草蘑菇产业的兴起,带动了一大批移民脱贫,有效解决了妇女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土地产值与移民需求的矛盾。这份报告中举例说明,一栋菇棚占地不到2分,但其产出能解决5口人的温饱问题。
林占熺每次来到闽宁镇,都需要请“翻译”。他说着福州话,很多移民听不懂;移民讲着西海固话,他需要琢磨半天。在闽宁镇,他有一个很好的助手叫李玉明,李玉明是闽宁镇菌草协会的会长。李玉明告诉我,搭好一栋蘑菇棚,福建技术员两个手心都是血泡。备料需要使用牛粪、生石灰、碳酸钙、玉米秆、麸子。建堆时,需要给麦草喷水,上牛粪,一层草覆盖一层牛粪,接着放进生石灰,用来调节酸碱度。再搅拌原料,使它们成为菌草蘑菇生长的肥料。夏天时,人进菇棚,明显感到气温高,男人就光着上身。双孢菇长势很好,一部分菇农确实赚到了钱。大棚出渣,废弃的渣料送到田地里施肥,土地竟然变得特别肥沃。唯一不好的是,菌菇大棚里的女人,弄得身上臭烘烘的。闽宁镇的菇价最高卖到了每斤5.2元,那时所有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了。
菌草蘑菇产业,在闽宁镇活跃了10年之久。这项产业,是移民的第一项产业,在移民区成立的初期,发挥过帮助移民增收的重要作用。2006年,闽宁镇年产鲜菇接近1600吨,总产值达到780万元,双孢菇栽培进入极盛时期,闽宁镇蘑菇大棚达到1984栋之多。移民记得,那时来闽宁镇收购蘑菇的冷藏车,在各村的村街上排成了一条长龙。很多移民通过菌草蘑菇改善了家庭生活。此后不久,菌草蘑菇在闽宁镇完成使命,移民的目光转而投向酿酒葡萄产业。
朵朵白菇盛开着,铺成了白云的模样,无边无垠地伸向远方。那年,西北各地2000多名干部群众到闽宁镇学习。福建菌草蘑菇,也从闽宁镇走向了遥远的非洲。林占熺激动地对我说:“闽宁村菌草技术扶贫示范基地,帮助一部分移民实现增收,甚至摆脱贫困,但不能否认,也有些移民吃了苦,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理想的收益。从闽宁村开始,菌草技术在宁夏推广开来。自2000年起,西海固各县选择一个村,作为菌草产业扶贫示范生产基地。接着又采用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的产业发展策略,累计发展菇农1.75万个家庭,种植菌草60多万亩。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先后派遣12批195名技术人员到宁夏各地传授菌草技术。从闽宁镇出发,福建菌草技术在全国遍地开花,先后被国家列进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莱索托、卢旺达、斐济等国的项目。”
福建菌草蘑菇栽培技术,开蒙了第一代闽宁镇移民。开蒙的意义和价值,自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福宁村移民王富荣,在闽宁村升格建镇那年,情动词发,创作出长篇快板《赞闽宁镇》。他在快板中,热情讴歌菌草蘑菇对移民的帮助。
昔日沙漠披绿衫,禾苗茁壮瓜果甜。移民观念已改变,蘑菇种植有经验。远销区外走福建,进了北京上国宴。闽宁镇的土特产,畅销国内受称赞。
林占熺的荣光与菌菇紧紧相连。2000年7月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林占熺一等功,这是福建省首次对科技人员做出的贡献记一等功。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联辉教授说:“林占熺的发明,有效解决了人类的菌林矛盾、菌粮矛盾的难题,为解决全球面临的粮食、生态、环境、能源、健康诸方面的挑战,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离开宁夏已经很多年了,林占熺的思考一刻也不曾离开。他对学生讲:“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幻想和梦想,经过时光的砥砺,有些幻想和梦想变成现实,又开始编织新的幻想和梦想。我们的幻想和梦想,如果能与祖国伟大的事业紧紧结合,就可以形成汹涌的波涛……我今后最大的梦想就是用菌草来治理江河湖泊,来治理我们的黄河。如果同学们有兴趣,我们可以一道去,为江河变清、荒漠变绿而做出贡献。”
我们见面那天,林占熺站在办公室的投影仪前,给我播放着巨菌草改造黄河两岸生态的视频画面。播放到关键处,他会按下暂停键,热情地解释着专业知识。2017年4月,林占熺派出一支团队到宁夏中宁县石空镇,租用13亩黄河滩地试种植巨菌草。10月间,那片巨菌草已经生长到三四米之高,郁郁葱葱,稠密得像一片小森林,成为黄河边上的风景。老科学家一手指着画面,扭头看着我,提高了嗓门:“闽宁协作20多年来,菌草产业仍有发展的空间,许多新技术仍然可以推行。譬如,我们可以利用黄河边上的滩地来种巨菌草,让巨菌草来带动梭梭草的自然生长。巨菌草一方面能够为宁夏滩羊提供优质饲料,一方面可以防风治沙,让黄河水变得更加清澈。”
谈兴正浓时,秘书进来报告说,贵州省毕节市某县的县长带人来访,联系搬请菌草技术力量,客人已经进了电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林占熺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时刻关心着世界各地的菌草产业,遥控着国内外上百处菌草技术小组。他疲惫的身体背负着自己最大的幻想和梦想。他想在流经九省区的黄河两岸边上,用巨菌草建立起绿色生态屏障,让菌草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他又说,这个幻想和梦想今生或许难以实现,但是后人们一定可以。
移民舞狮子,欢送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
遍地芬芳的白菇,是有感情的,那是一支红军般的队伍指导移民栽培的。技术帮扶和产业帮扶,说到底都是感情的帮扶。离开感情,任何手段的帮扶都会大打折扣。闽宁协作一开始,决策者带着感情谋划,扶贫工作者带着感情推动。
林占熺尝过贫困的滋味,那是烙在心头最深的印记。他出生在闽西苏区连城县,祖父去世时,家里凑不够买棺材的钱,祖母只好把最小的女儿卖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幼小的他才发现整个家庭有了欢笑声,当上村干部的父亲嘴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三年困难时期,青年林占熺再次体会到饥饿。因而,他大学毕业之后,放弃仕途,转而选择钻研菌草技术,梦想让林间的野草变成山珍美味。林占熺团队进驻闽宁村的第一天,他就要求队员们必须做到人盯人、手把手地上门进行技术指导,要让移民一看就会、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他说:“闽宁村移民需要农技人员,我们不搞任何花架子,要把学术论文写进移民的钱袋子。”
我去福建农林大学那天,正巧遇见了袁红旗。袁红旗,50来岁,清癯消瘦,当年的福建援宁菌草技术员之一。时隔多年,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的模样也发生了变化,不变的是他对闽宁镇的热情。菌草援宁任务结束后,他先回福州,又回老家,目前经营农业产业。说起在闽宁镇上的种菇岁月,他脸上立即露出了微笑。那甜甜的微笑里,有他难忘的记忆。他动情地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十八洞村提出的精准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98年,在习近平同志的批示下,福建技术员在闽宁镇上开始精准帮扶。每个技术员,联系几十户菇农,指导建棚,指导栽培,指导采摘,指导销售。”
我们走在校内一排巨榕树下,聊着闽宁镇的种菇时光,脚下那条长长的林荫道,不知不觉就变短了……1998年,双孢菇在闽宁村的试验棚里长出来后,福建技术员走进了移民的庭院。在闽宁镇,技术员每天都很忙。帮完这家,又去帮那家,整天泡在各家庭院的温棚里。刚去那几年,技术员缺少交通工具,主要靠两条腿跑。袁红旗说,工作队有条铁的纪律:“进移民的菇棚指导工作,喝口水可以,决不能吃饭。技术员要像革命红军一样,不拿移民一针一线,上门进行技术帮扶时,不得接受移民群众请吃。”
为什么是这样呢?
袁红旗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他说:“闽宁村升格建镇之前,很多移民的生活仍然困难。陆续搬来的移民,把钱花在了建房子上,成本很高,花费很大。我们技术员注意到,很多移民搬到闽宁镇,差不多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甚至有的人吃饭都成问题。一天上午,我在闽宁村的街道上买了一把青菜,准备回驻地做饭。我正在路上走着,忽然从旁边跑来一个女人。那女人站在前面,拦住我的去路,哭哭啼啼地说:‘大哥,我家孩子爸病得很厉害,只想吃一嘴青菜,你手里的这把青菜能送给我吗?’我听完,愣住了,接着赶紧把青菜递过去。那个女人拿上青菜,扭头就跑掉了。”
妇女当街讨菜的这件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袁红旗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他看到闽宁村虽然离城很近,可与银川俨然两个世界。闽宁村处于贺兰山东麓的下风口位置,风刮起来异常凶猛,常常是风沙漫漫,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就连人也站不稳。他仍然记得,有一年闽宁镇被沙尘暴袭击了十几次,每次都是掀房揭瓦,破坏性极强。他说自己一想起那个讨菜的妇女,就想着让菇农的蘑菇长得好一些。秋冬时节,他们每天忙完就到下午6点了,走出菇农的大棚时,天已黑透,寒气渗人,他们就在冰冷砭骨的寒风中返回驻地。整个工作队里最累的不是人,而是仅有的一辆摩托车。工作队买了辆摩托车,你骑完他骑,仿佛从白天到黑夜从来没有休息过。驻扎在镇上的工作队,每年要在当地工作10个月。刚去那几年,连台电视机都没有,队员工资也不高,很多人每月只有1000元。
不吃菇农的饭,不拿一针一线,是菌草工作队的纪律。可是,获得丰收的移民总是不忘菌草工作队。有一年,闽宁镇干部王剑翔的妻子种了蘑菇,在包户队员的帮助下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一天早晨,王剑翔和妻子在家宰了两只鸭子煮熟,装在塑料袋里送到工作队驻地。王剑翔热切地说:“我是国家干部职工,家里日子尚可,我是以同志之间的友谊送来两只鸭子,请你们中午改善一下。”几个队员一听完,坚决拒绝,王剑翔吃了闭门羹,只好拎着两只煮熟的鸭子回了家。
袁红旗的心里很清楚,菌草蘑菇在闽宁镇的起步特别艰辛。不论福建技术团队,还是闽宁镇移民,都承受着各种不测的产销风险。他坦率地说:“闽宁镇菌草种植面积扩大后,蘑菇市场价格波动很大。双孢菇有时每斤能卖到五块多钱,但很快又会跌到几毛钱。每年夏季是出菇高峰期,我们福建菌草工作队压力很大。有一次,蘑菇价格跌到了五毛钱,个别冲动的菇农扬言,要把蘑菇拉来倒在政府的大门口。林占熺和黄国勇非常着急,不忍坐视不管,思来想去,拿出个人积蓄,凑钱在镇上修建了两座冰库。抢修两座冰库时,菇农天天跑来看进度。修成后,工作队以合理价格收购并储存,有多少收购多少。几天后,蘑菇价格上扬到三块多钱,菇农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闽宁镇移民来自西海固,习惯了粗放式的山地种植。可是,菌草蘑菇大棚需要精细化的管理。那时,园艺村有个菇农,短短3天时间卖了1000多块钱的蘑菇。这个菇农心里特别兴奋,回到自家菇棚,一激动就把给蘑菇打水要轻、要细的规则抛在脑后,抄起一根水管猛浇,把菇床给破坏了。这个菇农担心技术员批评他,于是运来新土覆盖上去。袁红旗去检查大棚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四处找这个菇农,总也找不见。后来才知道,这个菇农竟然躲进门口的玉米地里去了。尽管袁红旗紧急补救,最后这个菇农还是损失了好几千块。菇农能够体会到,经营菇棚要比种地强许多。逐渐地,袁红旗他们也意识到,技术扶贫和观念扶贫是分不开的。比如,种菇的移民,政府会拨给3000元贷款。可是很多菇农没有把贷款用在种菇上,根本不留生产资金。
相比种植小麦、玉米,栽培菌菇是移民便捷的增收途径,可是栽培过程中稍有闪失就会绝收。因此,上门进行技术指导成为最有保障的办法。整整十年,来自福建省的教授、技术员驻扎在闽宁镇上,他们包村、包点、包棚,为移民提供手把手的服务。很多技术员在闽宁镇生活了六七年,近在咫尺的沙湖和西夏王陵都没去游玩过。2007年秋天,福建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撤离闽宁镇,他们交出了帮扶答卷。他们历时10年的辛勤付出,只被人们在单薄的一页总结报告中略略提及:
十年来,宁夏发生了巨变,我们工作队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十年的宁夏工作经历,使我们自认为是半个宁夏人了。这十年,我们每年2月来宁夏,直到12月时才能回福州。工作条件比家乡艰苦很多,常常住在村里和菇棚旁边。有时想喝一口热水还有用电的困难。初冬时节,有些地方没有取暖设施。为完成任务,我们克服了饮食、语言、气候方面的困难,做好了本职工作……有个队员的母亲去世,他无法及时回乡奔丧;有个队员的妻子忍受不了病痛折磨而自杀,他却不在身边……袁红旗的父亲跌断肋骨、杜鸿鹄的儿子受重伤、两个队员的妻子生孩子,他们都不能及时请假探望。家庭不幸使我们感到痛苦,菇农增收让我们感到欣慰……我们响应福建省委、省政府号召,是为执行闽宁对口协作的号召而来,到了宁夏,我们代表着福建形象。这是我们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宁夏十年,体现出人生价值,留下了很有意义的人生一页。
福建菌草援宁任务在2007年秋天结束,队员撤离时,闽宁镇移民自发组织了一场隆重的欢送仪式。那天上午,500多移民来到镇政府门前。黑压压的人群围上来,把一条街堵了个水泄不通。移民组织了社火队,敲锣打鼓,给技术员舞狮子、戴红花,热烈欢送。喜庆的氛围里,技术员一瞬间忘掉了整年的孤独和辛苦。整整10年,每当技术员冬季回福建,菇农都以这种方式表达感激之情。
然而,这次离别不比往常,福建技术员真的就要离开了。移民刘好荣,拨开人群,急切寻找着技术员黄国楚。黄国楚在闽宁镇工作7年,每当天气有了变化,或者菇价跌落起伏时,他都会亲自上门提醒自己负责的上百户菇农。赶来相送的刘好荣,当街与黄国楚抱头痛哭。在黄国楚的指导下,刘好荣靠着菇棚脱了贫。在菇棚,一个移民和一个教授,就这么逐渐建立起了感情。黄国楚每次走进移民的菇棚,伸手抓起一把牛粪放到鼻子跟前嗅,他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菇棚的温度。他们流泪话别的地方改变了模样——如今街道两旁冒出了许多商店,人流熙攘,市面繁华。延绵高峻的贺兰山下,昔日荒原绿意渐浓,亘古寂寥的大地上,这座新城镇像菇群般快速生长。
谁也想不到,此别竟是永诀。黄国楚回到福建,刘好荣念念不忘,以朋友的情分寄赠枸杞和苁蓉,黄国楚也回寄茶叶和干果。有时,刘好荣在菇棚遇到困难,就会打电话远程求助。半年之后,黄国楚的电话忽然打不通了。后来,人们得到确切消息:黄国楚回到福州不久就查出得了白血病,很快离开了人间。
朵朵白菇盛开在闽宁镇,也盛开在移民的心坎里。直到现在,移民仍然在种菇,只是把菇床从庭院搬进了产业园,木板菇床换成了铝合金的。移民种菇,种的是殷实,种的也是思念。那段甘苦与共的时光和白菇永远芬芳在人们心里。
亲历开端,挂职干部梦里常回宁夏川
闽宁村1997年成立时,福建挂职干部也来到了荒漠新村。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在烟雨朦胧中见到了卓金贤。雨很大,莆田市政府门前的便道上,积水成河,波光粼粼,翠蔓绿树变成了黛青色。我站在一株巨榕树下避雨,卓金贤手捏一把没有撑开的伞,在雨幕中匆匆奔来。我俩挤在雨伞下,他欢喜地把我迎进办公室。虽说雨水淋湿了我的衣衫,而我却感受到他对宁夏的一往情深。
卓金贤,50岁出头,现任莆田市教育局局长。闽宁协作开始时,他参加了福建省首批援宁干部工作队。没有落座,我先看到他办公室墙壁上的一幅挂毯。那幅挂毯上绣着一株傲雪红梅。挂毯是他1999年5月挂职结束时,西吉县馈赠的纪念品。20年过去了,这条挂毯明显有些陈旧了,而画面上的红梅和西海固的祝福,依然真挚热烈。从1997年3月到1999年5月,卓金贤在宁夏西吉县挂职,分管西吉县在银川远郊的移民区——闽宁村。离开宁夏整整20年了,那段挂职的经历在他心中依然清晰如昨。
1997年3月25日,福建省首批援宁干部工作队集结福州。这支工作队是由8名处级干部组成的,他们分别来自厦门、莆田、福清、长乐、晋江、石狮、同安、龙海。当天上午,大家在福建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集体观看介绍宁夏西海固的纪录片。时年34岁的卓金贤,在画面上体会到了什么是“触目惊心”。短片里一闪而过的西海固,彻底刷新了他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第二天黎明,福建省首批援宁工作队从福州出发,经西安转机抵达宁夏银川。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下,8名福建挂职干部奔赴西海固,前往对口帮扶县。卓金贤来自福建莆田县(当时尚未撤县建市),福建莆田结对帮扶宁夏西吉县,卓金贤就去了400公里以外的西吉县参加工作。3个多月后,闽宁村举行奠基仪式,上级决定,卓金贤以县委常委、副县长身份分管闽宁村工作。
卓金贤抵达西吉县城时,是3月末的一个傍晚。虽然已是春天,西吉县城依然寒冷。当天晚上,县委、县政府组织了简朴的欢迎会。见过面,他住进了县政府办公楼,他的宿舍紧挨着办公室。次日天亮,他才看清县城的样子,依山而建的县城,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绿意。山风呼呼地刮着,漫天浑黄的景致。那天,他得知县城居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人们基本上一天只吃两顿饭。他还了解到,整栋办公楼,除他外还住着另一个人,那人就是负责看守办公楼大门的老汉。卓金贤住三楼,老汉住一楼。卓金贤的宿舍,不通暖气,屋子里冰凉冰凉的。要洗澡,只能每周去一次街道澡堂。
来西吉工作没几天,卓金贤去了田坪乡帮老乡打水窖,执行闽宁协作的有关项目。西海固黄土很厚,打到岩层下很深处也不一定能出水。那时,他体会到了西海固水比油贵。卓金贤在西吉县挂职开始后,另一项工作也迅速展开。这项工作,就是不断召开群众大会,鼓动西海固年轻人到福建去打工,发展劳务经济,为家庭创富增收。
说到这里,卓金贤站起身,在墙壁的地图上比划着。他手指划过的地方,是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的公路交通线,歪歪扭扭的,从宁夏西吉到福建莆田。他兴奋地告诉我,从西吉到莆田开通着一条长途班车专线,这条专线就是在闽宁协作开始时开通的,20多年了,这趟长途班车就是西海固人赴闽打工的专线车。
卓金贤到西吉县的第三天,他站在西吉县礼堂作报告,鼓励当地青年赴闽打工。那次报告会上,他的眼前挤满了上千名老百姓,没人喧哗,没人咳嗽,没人走动,到福建去打工显然很吸引人。卓金贤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谈莆田企业用工需求、薪酬状况、当地生活。他说话带有福建味儿,有些老百姓听不大懂,他尽量把语速放缓慢。“没过几天,西吉县组织320名农民去莆田。当时,我对莆田的用工单位提出了四点要求:西吉工人进厂不交押金;公司提供被褥;工人自办食堂;如遇工人生病,厂方必须安排医疗费。320名务工青年,分乘十几辆卧铺汽车出发,县公安局派警车护送。他们一到,就被联系好的莆田的工厂接收。这是闽宁协作开始以来,我们送到福建的第二批务工人员。这批工人,素质很高,很多是县机关干部子女,也有许多高考落榜生。企业反馈信息说,他们很快进入角色,还有人被选为班组长。几个月后,县邮政局局长来我办公室开心地说,从莆田回来的汇款超过了100万。西吉县为了发展劳务产业,立即开通了到莆田的长途班车。”
高水平建设一个移民示范区,帮助更多西海固人走出大山,摆脱贫困,是闽宁协作初期确定的任务之一。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在银川远郊的荒漠中举行了奠基仪式,西吉县委、县政府委派卓金贤分管闽宁村。此后,他每月大部分时间在西吉县工作,剩余时间在距西吉县城400公里之外的闽宁村度过。在闽宁村,他和区长王烈松住在简陋的平房里。初创的闽宁村,是个光秃秃的大沙滩,条件异常艰苦。没有一间公厕,干部职工只能去简易的土坯旱厕,他们把旱厕叫“干打垒”,把如厕叫“干打雷”。
卓金贤回忆说,当时的闽宁村,虽然名称是村,可实际是按照乡镇来规划的,闽宁村之下已经出现了很多小村庄。在闽宁镇,卓金贤执行闽宁协作的既定任务,和其他负责干部修建了闽宁中学、闽宁卫生院、闽宁邮电所和变电所,开建水利工程,还建立起了闽宁村的集市。同时,铺设简易的水泥路,解决闽宁村移民的生活用水问题。一个镇的标志性机构是邮电所,闽宁村很快建立了邮电所,保障移民的包裹能够寄回西海固。
他感叹着,闽宁镇那时的风沙可真大啊。我忽然想到,有个老移民说他稀疏的头发在沙滩的风中乱飞。
他们那时发动干部群众大量栽种白杨和柳树。我见过那些树,路边、渠旁、屋后、田畔栽种的树,长得非常粗壮。树木在荒漠中经历了灾厄,经受住了考验,最终变成一株株大树。这些强健有活力的大树,都与天地风云融为了一体。这里的每一株大树,都让人心生敬意。然而,卓金贤却有些遗憾地告诉我:“当时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兴修的水利和铺设的道路都存有瑕疵,主要原因是对荒漠的土壤土质没有把握。干部职工的热情很高,还在闽宁村大门牌下修建了一条非常宽阔的水泥路。我们当时就想,要把这条路与永宁县城的公路接通。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闽宁村交归属地管理是必然的。”
离开家乡的人,才是最爱家乡的人。刚到宁夏时,卓金贤特别想家,就叫妻子给他寄来《湄洲日报》。夜里闲暇,他捧读着《湄洲日报》,常常连中缝里的广告也不放过。他通过读报慰藉思乡之情,又从报纸上寻找着一家家用工企业的讯息。那时,一见福建省脱贫办主任林月婵,他就提议两地卫视频道应尽快落地。林月婵点点头笑着说,这个建议很好。时间不长,福建东南卫视落地宁夏。在宁夏挂职两年,卓金贤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1999年5月3日,卓金贤完成挂职任务。当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在银川欢送福建省首批挂职干部,同时迎接第二批挂职干部到任。
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现任莆田市教育局局长卓金贤,仍然与宁夏在莆田的务工人员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对西海固务工人员在莆田的现状和流变相当熟悉。他兴奋地对我说:“目前,大约有4000名西海固人在莆田市务工,有超过400人落户莆田市,落户莆田市的大部分都是西吉县的男孩子。很多男孩子在莆田打工,与莆田当地的女孩子相恋结合,做了莆田人的上门女婿。还有另一种现象,有些女孩选择留在莆田,嫁给莆田的男孩子。据我所知,至少有4名从西吉县出来的男孩在莆田开办了自己的制鞋厂和服装厂,并且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从西海固走出来的青年,在莆田娶妻生子,继续着自己的生活。闽宁帮扶协作20多年来,互学互助的精神延续到了下一代。”
莆田人与闽宁镇的渊源很深。卓金贤亲历了闽宁镇艰难的开端,可他并不知道,先他一个甲子,著名的莆田女儿林鹏侠就已经踩踏过贺兰山东麓的沙砾。林鹏侠是莆田的名门闺秀,我国早期的女飞行员,1932年冬天至1933年夏天,她以记者身份,孤身西行,调研考察,访问陕、甘、宁、青等省。所著《西北行》,呼吁人们开发西北,建设西北,读来仍有眼前被点亮的感觉。她从银川去内蒙古阿拉善,往返两过贺兰山东麓时,看到了“黄沙蔓草,杳无人烟”——这是闽宁镇的旧时模样。
林鹏侠,卓金贤,两个莆田人,时隔一甲子,相似的梦想,奔向贺兰山。以后,很多福建人来了,他们来去的脚步仿佛在说,这里就是我们共同的西部、共同的家。
你知福建情有多长,她藏着一段暖心的秘密
有一条隐匿着的心路,让人的情感汹涌成河。沿着这条温暖的河流,我们随手就能采撷到晶莹的浪花,触摸到真挚的情怀。闽宁协作20多年来,福建省的社会力量不动声色地参与了进来,使无数普通人的情感拧揉交织。然而,这些高贵的情感,一直藏在人们的心底,从来秘而不宣,从来很少倾诉。
给我们打开这条心路的人,是闽宁镇原隆村移民女青年王馨。王馨,30岁出头,中等个儿,黝黑的皮肤掩不住脸庞的清秀。一个深秋的傍晚,她把电动三轮车停在院子里,没有来得及摘掉腿上的护膝,径直掀开客厅的门帘,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我们的突然来访,打搅到她收工后的休息。她沉默了好一阵,接着说起了自己的故事。许多年前,福建省针对宁夏西海固贫困地区实施过“闽宁万名失学儿童救助工程”。
王馨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都是在一位福建叔叔的帮助下读完的。目前,她两个儿子就读的小学也有福建来的支教老师,她上班的地方又是闽商的企业。她在少女时代,对那位福建叔叔的感情,是崇拜?是亲情?连她自己也无法说清。
闽宁协作开始的那年,生活在西海固的王馨,忽然与福建发生了联系。9岁的她得到了福建省惠安县一位叔叔的资助,背起书包走进学校,上了小学一年级。那时,她生活在六盘山深处的隆德县,家里的土坯房就建在半山腰上。父亲患有严重的腿脚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她和姐姐陪着父母相依为命,不敢奢想读书的事情。
我们谈话刚开始,王馨忽然想起了什么,她从卧室翻出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如香烟盒大,老旧发黄,我看到了她的贫困信息,也看到了福建叔叔的信息。闽宁协作走过了20多年,这张联系卡被她珍藏了20多年。卡片里,有她苦涩时光的美好记忆。
王馨埋着头,捏响了手指关节。她说:“我父母都是残疾人,我7岁时就学会了和面、擀面,父亲说我做的面条比母亲做的好吃,我还学会了种地、割草和放羊。9岁时,有个乡干部帮我联系到一位福建叔叔,在福建叔叔的帮助下,我上了小学一年级。读到三年级时,我得翻过一道山梁去邻村上学。那时我11岁了,家里刚刚用上电灯。晚上写作业,父亲认为浪费电,总要我早早熄灯,我常常没法完成作业。父亲不需要我读多少书,他需要一个种地的帮手。在读书这件事上,我和父亲针尖对麦芒,吵了无数次。父亲反对我读书,他对我说话越来越刻薄,总希望我回家帮他种地,好让全家人的温饱不成问题。在学校,有些男同学歧视我父母是残疾人,嘲笑我,我就和男同学打仗。我11岁时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没觉得生命有多么贵重。”
就在11岁那年,王馨试着给福建叔叔写了信,把遭遇和感激告诉了他。半个月后,她收到福建叔叔的回信。叔叔在回信中说,他也有过很多苦涩,生长在单亲家庭,是母亲独自把他抚养成人。那时,王馨不知道单亲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还专门请教了老师。叔叔给她寄来球鞋,她每天穿着球鞋翻山越岭去上学。后来,那双球鞋穿烂了,徒步走到教室时,脚底总是湿漉漉的,可她怎么也舍不得扔掉。从三年级开始,她每月都要和叔叔通信,把愉快和烦心的事儿通通告诉他,叔叔总会及时回信。她写信写在作业本上,叔叔回信用电脑敲出来,打印在A4纸上寄来。频繁的书信往来中,王馨的文字表达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她内向自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整个人也自信坚强了起来。她写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朗诵给全班同学听。
小学毕业那年,14岁的王馨面临着选择。尽管成绩很好,可她无法继续去读书。那年暑假,福建叔叔来信劝告她去读中学。王馨回信,读初中得去乡上的中学,那里离家8公里,父母无力承受。
有一天中午,她正在厨房帮母亲做饭,一张汇款单从厨房的窗口飘了进来。乡村邮递员拿着汇款单隔窗喊:“王馨!你能上中学了!”她用两只沾满面粉的手接过汇款单,又把汇款单紧贴在胸口上。这一次,叔叔寄来的这笔钱,不仅够她的学费,还足够她第一学期的生活费。按照叔叔的意思,她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拥有自行车时,她还没有骑过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带给她极大的喜悦。以后几年,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福建叔叔准时寄来。虽然她如愿上了中学,可父亲并不开心。她只好在学习之余拼命帮父亲干活,以换取父亲的理解。她每天黎明骑着自行车去学校,同学们都很羡慕。有个没有自行车的同学干脆说:“唉,我父母咋就不是残疾人呢!”
王馨的求学之路异常艰辛,最终止于初中毕业。她对我说:“父母没有劳动能力,他们需要的是生活上的帮手,对于我上初中越来越反对。我每天干完家务就到凌晨了,早晨根本睡不醒。不怕你笑话,那时家里穷到连块手表也没有。父亲每天起床很早,可他反对我上学,宁可看着我睡过点,也不会叫我起床。那时,我赶到学校时第一节课都上到了一半。福建叔叔知道我的情况后,又给我寄来了小闹钟……他不仅负担了我的学费,还负担了我的生活费。中考前夕,我特别想考陕西宝鸡的一家技校。可是转念想了又想,即便我考上了又能怎么样呢?除了拖累福建叔叔,我又能怎样。尽管叔叔告诉我,只要我能够考上高中和技校,他就会想办法供我读书。福建叔叔是个普通工人,我拖累了他整整9年,以至于他很晚时才结婚。中考的前一天,我果断放弃考试,从学校回到了我在大山深处的家。福建叔叔得知后,给我写来了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失望。他说:‘今后的路要你自己去走,你要准备着随时当一个好人。’我写信给叔叔,叔叔不再回复,而我那时在心理上对他特别依赖,这种依赖就像孩子对父母的感情。”
初中毕业后,18岁的王馨和同村的女孩结伴去打工,进了北京的一家服装厂。在北京打工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叔叔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了陌生的声音。叔叔的语速飞快,浓浓的福建话她也听不大懂。挂掉电话,她精神上恍恍惚惚,内心世界忽然崩溃了。陌生的北京,落差的情绪,使她内心一刻也不能安宁。她什么工作也做不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福建叔叔的名字——李永斌、李永斌……
远在深山的父亲接到她的讯息,大感意外。父亲凭着同村女孩提供的一个地址,怀里揣着一张北京地图,摸索着找到了北京的这家服装厂。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把她从北京接回了熟悉的西海固山村。回乡后,她的精神逐渐恢复到正常。懂事的她,不再给福建叔叔拨打电话,她知道叔叔的助学心愿已经了却。
这段山与海之间的温情,真的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吗?
王馨顺从了父亲的安排,很快与邻村青年结婚。起先,姐姐结婚时,父亲给大女婿的要求是帮家里修座房子;到了王馨结婚时,父亲要求小女婿建个围墙,同时要求王馨和丈夫住到身边,好让没有劳动能力的自己有个依靠。王馨和丈夫按照父亲的意思办了,就这么生活在了六盘山深处的半山腰上,过上了山地耕夫的生活。仅有的十几亩山田旱地,根本养活不了全家人,丈夫只能常年在外四处打工。
如果不出意外,王馨将在大山里度过今生今世。她说,自己的丈夫言语不多,是个老实疙瘩,待人善良诚恳。婚后她很快生了两个儿子,她给大儿子取名叫学斌,意思要学习福建叔叔李永斌。在她的心目中,未曾谋面的福建叔叔李永斌,是个高尚真诚的善良人,她要儿子长大了也做李永斌那样的世间有情人。
命运的安排,注定她无法摆脱福建和福建人的影子。2014年6月,王馨和丈夫携老扶幼,举家走出了西海固。在生态移民政策的支持下,他们从六盘山深处搬迁到黄河边上的闽宁镇。来闽宁镇的第一天,她才知道这里是福建、宁夏两个省区投资共建的。原隆村是个上万人的生态移民新村,政府提前盖好了漂亮的安置房,每户带有独立的院子,只是人们不再依靠土地为生。原隆村人均不到一亩的土地流转了出去,村子的周围密布着各式各样的农业产业园,移民变成了在家门口上班的产业工人。
王馨给我们说到这里时,她父亲掀开门帘,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给我们添茶倒水,冲我们笑一笑,转身又出去了。王馨说:“刚刚搬迁到闽宁镇,父亲和母亲接连生大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家里经济状况一下子回到解放前,还好,这个地方打工方便,我和丈夫都在家门口上班。我上班的企业,老板也是个福建人。为了摆脱贫困,我学会了管理花卉、栽培蘑菇、种植酿酒葡萄。就这样,我们有了工资收入,有了流转土地的收入,还有参加肉牛托管的分红以及政府补贴,日子就这么好起来了。”她质朴的语言里,透露出的是那种顽强的乐观向上的精神。
我和王馨添加了微信,也有机会领略了她的文字。离开她家不一会儿,她用微信发来补充说明:“今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了一趟隆德老家,老家的山更青了,水更绿了。路过乡政府时,我看到了那间废弃的邮政所。我少女时常常去这个邮政所,给叔叔寄信,或者取回叔叔从福建寄来的信件和衣物。说句心里话,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当上一名邮递员。因为这样,我就能及时收到叔叔的信,重要的是叔叔就在福建邮政局上班。我没去过大海边上的福建省,可我在梦里无数次幻想过大海,幻想过大海边上善良的人,是福建叔叔教会了我如何用心去爱,教会了我从容面对自己未知的人生。”
读到她的这段文字,我又想起和她聊起家庭收入时,她那一脸灿烂的笑。她和其他闽宁镇移民一样,脸上露出的都是会心的笑,透过这甜甜的笑,我看到了6.6万闽宁镇人收获的喜悦。生态移民消除了王馨对生活的委屈感,她变成了生活的强者。而她却说,是那位不曾谋面的福建叔叔,教会了她不问结果地去努力。
扎下根的闽商群体,成为闽宁镇建设的重要力量
清晨,女工的各色头巾鲜花般洒遍闽宁镇酒葡萄种植园区。闽商陈德启,蹲在地头上,捧起黄土放在鼻子跟前嗅,他说,这里的黄土能够发出清香的味道。
陈德启,年已六旬,个儿不高,粗壮敦实,皮肤黝黑,说话底气足,语调有节奏。他时常住在葡萄种植基地的彩钢房里,彩钢房挨着办公室,再过去就是员工宿舍。他在银川购买的别墅,很早就装修好了,可他很少回城去住。十几年前,他响应闽宁协作的号召,从福建来到贺兰山东麓,成为10万亩荒漠的主人。闽宁协作初期,福建省没有完全依赖财政,而是像解决省内贫困问题一样,调动起社会上的每一份力量。
这家种植园区宽阔的人行道两侧,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看见酿酒葡萄之前,我们先看到了密密匝匝的白杨树。500多万株白杨,绿叶飒飒,高耸入云,围裹着整个种植基地,把3万亩葡萄地隔成一道又一道的条形作业面。500多万株白杨,是酿酒葡萄的安全罩,也是一道绿色生态线。500多万株白杨树,手手相挽,稳稳地站在了贺兰山东麓,闽商陈德启也稳稳地站在了贺兰山东麓。
陈德启的脸上写满喜悦之色,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为我们驾车,引导我们参观整个园区。在车子压过水泥路面发出的沙沙声里,陈德启讲述起自己在贺兰山下的创业历程。2007年,他第一次来时,这里还是大片的荒漠戈壁。他果断买下10万亩荒滩。这里的土壤,是淡灰钙土,含有大量的砾石,雨水都存不住。
花几亿元买荒滩,当时震惊了很多亲朋好友。陈德启究竟要干什么呢?他说,自己看中这片荒滩,因为它是与世界葡萄酒圣地——法国波尔多同处于北纬38.5度,土地富含矿物质,通透性好,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又大,种植酿酒葡萄的指标均优于法国波尔多地区。很快,他向着贺兰山下没有一棵树的戈壁荒滩发起基建攻势。他带着工人做规划,放框架线,接电引水,修建防洪大坝。起初没有路,建筑材料都是工人背进来的。他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培田沃土,植树造林。种植基地的酿酒葡萄之前,他先进行了浩大的造林运动,迅速栽种出500多万株白杨树。一滴葡萄酒没酿出来,这位闽商的种植基地先拿到了“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的称号。
穿过白杨带,向西面瞥去,横亘在我们与贺兰山之间的是葡萄种植园区。园区很大,绿汪汪的葡萄苗木铺满了大地。陈德启不时停下车来,张望着无边的绿原,愉快地指指点点。他自嘲说,刚刚开发这里时,大家都说这个福建老板脑子有问题,鬼都待不住的地方,他偏要去!这几年,陈德启在法国很出名,法国人见了他就指着说:“呀!这就是种植了10万亩酿酒葡萄的中国企业家。”陈德启听见了,喜形于色,毫不掩饰。
他动情地对我说:“未来世界最好的酿酒葡萄,就在贺兰山东麓……宁夏大大小小的葡萄酒庄200多家,无论哪家产品拿到国际上去,总能在盲评中获得大奖。这说明宁夏是酿酒葡萄的重要产地,具备优渥的资质。我常常在想,要把世界级的品酒大师请到贺兰山下,用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大宴天下,让世界知道宁夏葡萄酒有多么好!你看,北京没有人种植酒葡萄,可北京能举办国际性的红葡萄酒品鉴赛事。我建议宁夏打自己的葡萄酒品牌,政府来推动宣传,举办招商活动。这么说,并非是为我个人,我想让世界品鉴宁夏。我在宁夏十几年,又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我个人的荣辱与这片土地早已连结成一体了。”
持续投资多年以后,陈德启在2011年酿造出第一批红葡萄酒,并且得到国际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借着这个开端,以后他的葡萄酒不断在国际性的盲评中获奖。我参观了他的贺兰神国际酒庄,2000个橡木桶如同列阵的士兵一样挺立着,蔚为壮观。这里是宁夏最大的酒窖,也是贺兰山下一座国际级的酒庄。在贺兰山下生活了十几年,使陈德启引以为豪的事有两件。他说:“其一,我种出了世界级优质酒葡萄,酿出了世界级优质红葡萄酒,带动了酿酒葡萄产业的发展。其二,我把不毛之地改造成绿洲,对贺兰山东麓的生态建设做出了微小贡献。”他说这些时,用手指着稠密高大的白杨树,我看到了他满脸的得意之色。那种神情,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对闽宁镇这片土地的热爱。
在陈德启的种植和酿造理念里,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他的目标是酿世界上最好的有机葡萄酒。他说:“法国红酒有千年历史,法国人没有我这样的种植规模。可是,法国人很重视文化,会称呼公司为酒庄。法国人50亩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也可以称为酒庄,他们以此强调精耕细作。法国酒葡萄种植区经过千年种植,土壤慢慢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法国,葡萄酒产量实际很少。葡萄最怕霜冻和冰雹,但是法国的霜冻很厉害……我觉得,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葡萄酒文化也是种出来的,并不是酿出来的。葡萄种植要从源头做起,你葡萄都种不好,怎么能酿出好酒?因此,我从一开始就讲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种植。一瓶好的葡萄酒来之不易。好的葡萄酒,第一,看颜色,像红宝石一样的颜色;第二,在醒酒时会挂杯;第三,果香味很浓;第四,喝到嘴里能感到饱满和柔软。说到底,种植葡萄的文化很深,讲究土壤和气候,还要选好品种,科学种植和科学管理,任何环节都不能忽视。”
陈德启能嗅出泥土的芬芳。他对闽宁镇土地深有感情,对闽宁镇移民深有感情。他说,自己与土地,与闽宁镇移民,是荣辱与共的关系。凡是在他的酒庄上班的移民,每天都能免费吃到一日三餐。陈德启说,这样对上班的移民来说很省事儿,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于休息。
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我和陈德启在园区门口的林带下散步,吃罢晚饭的工人陆续离开公司。一辆崭新的轿车在我们眼前停了下来,车窗落下,是工人杨诚一家。杨诚很有礼貌地向我们打招呼。陈德启乐了,开心地说:“好嘛!杨诚,你们一家人都不用坐通勤车了……我买了块好豆腐,咱们一刀一刀切,你家肯定能富裕起来。”陈德启告诉我,杨诚是闽宁镇原隆村移民,是公司的电工,杨诚妻子是酒窖保洁员,儿子是园区铲车司机。他们一家在这里打工,家庭每月收入超过1万元。陈德启愉快地介绍着,说将来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扩大了,就能成倍解决移民的就业。
陈德启有科技精神,有创业激情,改造出3万亩沉寂万年的荒漠,创造出亩产值15万元的经营传奇,打造了宁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别人说他是葡萄狂人,他听着就乐,接过话岔答:“我要为我的10万亩戈壁做狂人,我要为我的葡萄做狂人。”2013年,他被评为CCTV第二届“大地之子”年度农业科技人物,节目组为他送上的致辞是:“面对千年沉寂的戈壁荒滩,一个人究竟能做多大事?那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戈壁一样旷野的想象力。你的眼里,戈壁不是戈壁,是一棵树,一棵树,又一棵树,千万万万棵葡萄树……这些树,又化作一瓶酒,一瓶酒,又一瓶酒,千千万万瓶酒……你就是大地之子。”
陈德启2007年来到闽宁镇,是闽商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人物。我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读到一段自警的话:“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坚持信念的人,我要建设10万亩有机葡萄生态园,做成我的百年基业。”我确信,这个坚韧而自信的福建人,来到宁夏,就没打算再回去,他的宏图伟业就在闽宁镇。
紧随着陈德启,闽商纷纷而来。闽宁镇上的闽宁扶贫产业园,是贯彻落实福建、宁夏两省区对口协作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扶贫攻坚和保障生态移民的重要举措。园区总规划占地4200亩,目前完成一期建设,进驻的十几家企业都已建成投产。在这里,闽商企业最先进驻,最先开建,最先投产。福建亚通创新材料公司、南安青川管业、闽商许上等的纺织企业、宁闽合发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福建生态白萝卜种植,都已陆续投产。闽商投资兴业,帮助移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他们是闽宁镇走向繁荣的一支建设力量。
帮扶共建是骨骼,人的情感是血肉,二者有机地组合成今天的闽宁镇。20多年来,福建的挂职干部、闽籍商人、支教老师、科技队员、医疗人才,来而复往,闽宁镇成为他们远离海边的家。20多年来,福建省对闽宁镇投入基建帮扶、产业帮扶、科技帮扶、教育帮扶、金融帮扶、医疗帮扶……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统领下,福建省调动起社会各界的力量。闽宁镇是闽宁协作的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之作。我们从闽宁镇上走过时,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福建元素,能够聆听到移民感激福建的心声心语。福建省各界对闽宁镇的帮扶,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帮助,还带来了致富理念、先进经验和实用技术。我想,只要拼接起这些福建人的记忆,就会完成闽宁镇的一部发展史。
闽宁协作的一张蓝图干到底,共同富裕的愿景成为人们前行的力量。20多年来,帮扶干部和各界人士,没有给移民讲过什么大道理,每来一拨人,他们都会实实在在地帮助移民做一两件事。放眼西海固,可以看到,闽宁协作没有搞过轰轰烈烈的大建设,都是从一件件小事情上做起的。据201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21年来,福建无偿援助各类资金15.96亿元,对口扶贫主战场西海固地区……向宁夏派出挂职干部、农业和医疗技术人员、专家、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累计超过2000人。
在闽宁镇上,有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村名和路名。那些村名和路名,表达了对福建和福建人的感激,让人感受到了闽宁协作的热烈氛围。比如,福宁村、福宁路,取自“福建”和“宁夏”的第一个字;莆西街,取自福建莆田市和宁夏西吉县的第一个字;莆田市的母亲河是木兰溪,闽宁镇上就诞生了木兰村;福建有著名的武夷山,闽宁镇移民的母亲河是黄河,山与河一结合,闽宁镇出现了武河村。移民把每个福建亲人铭刻心间,那些路名和村名仿佛在说:“东部西部有着共同的梦,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我们的爱。”
今天的闽宁镇,今天的西海固,乃至整个宁夏山川,闽宁协作的痕迹同样随处可见。银川市金凤区有条繁华的福州路步行街,投建者是家福建企业,这里也是福建商会的驻地。商会楼下门前的醒目处有闽商的立石铭文:“福州地——东南沿海城市福州的一座石山,山石质密而刚,为上乘之材。石取于此,无需雕琢,浑然天成,有福乃至。福州街业,蒸蒸日上。取石福州,置于银川,两地结谊,坚如磐石。”
熙来攘往的福州路步行街口,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闽南渔家女儿铜像。头戴斗笠的渔家女儿手扶帽檐,向着东南眺望,遥望着福建海边的家乡。思念故园,惊鸿一瞥,恍若就是身在宁夏的5000名闽商情感深处的柔软绵长。渔家女儿脚下不远处就是福银高速,沿着这条路南下,就能抵达福建。福银高速,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G70,全程2485公里,起点在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这是一条福建和宁夏并肩携手的路,也是一条贯通南北的运输大动脉,承载着东部和西部共同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