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吴井埋简有司

吴宫芳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1 孙吴气息

1996年10月17日，世界上一下子有很多人知道了湖南长沙走马楼。因为在此地平和堂大厦的建筑工地对地下古井群进行抢救性发掘中，于一个井窖中发现了十余万枚孙吴简牍，其数量惊人，超过国内历年出土的简牍的总和（约九万枚），成为20世纪古代文书方面的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走马楼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侧，据近人李抱一《湖南省城古迹今释》，此处原是明朝吉王府的故地，东西牌楼翼张于左右，八角亭、走马楼等都是府内的地方名目。我一直以为，汉代此处应该也是长沙郡的中心，因为浏阳门、马王堆都有汉墓出土，隔江的咸嘉湖一带也发现汉室王陵，证明那些地方自汉代都是郊外。这次从工地发现的数十处密集的三国古井，就雄辩地印证了我的想法。

站在平和堂工地旁，圆圆的古井像刚从梦幻中睁开的眼睛，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从钢筋水泥密布的现实生活中拽了出来，使我心驰神往于这块孙吴故地。尤其是我有幸得睹那些简牍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一千七百多年前孙吴人气质和生态的遗留。如其中一枚名刺简：

弟子黄朝再拜 问起居 长沙益阳 字元宝

这是一枚类似现代名片的名刺简，其意为：学生（谦称）黄朝恭敬地拜见您，向您问安。我是长沙益阳人，字元宝。行文由简牍正中直书而下，“再拜”二字尽达木牍边缘，雄浑活泼，极富性情。其他简牍都各具特点，向后世展现了东吴政治经济生活画卷。我低头凝视这些发黑的简牍，辨认着遒劲的汉隶，眼前仿佛浮动着埋简者那迷惘、痛苦的面容。

据整理，这批简牍内容大致可分为经济券书、官府文书以及户籍、名刺、账簿五大类，涉及吴国长沙郡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司法、赋税、户籍、职官诸多方面，是研究孙吴史的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十余万枚简牍文书为什么会掩埋在一个距地表约九米深的井窖中？开始，我与学术界大多数人士均认为是晋武帝平吴、长沙郡陷落前夕的仓促之举。当时战马悲鸣，乱兵蚁涌，而文献主管者却将这十余万枚简牍深藏于枯井之中。如果上述假想成立的话，这应该是晋国灭吴亦即公元28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我们注意到，这批简牍的年号最早的为建安二十五年（220），最晚的为嘉禾六年（237），其间相互衔接达十八年。从简牍本身来分析，当是最早在嘉禾六年（237）被掩埋。嘉禾时期长沙郡较之南郡、江夏等郡，社会相对稳定繁荣，因此，有关战争中仓促之举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2 文献主司者的道德闪光

邱东联先生《略论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佃田租税简及相关问题》（见《考古耕耘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另辟蹊径，认为埋简与“吕壹事件”有关。孙权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设立校事、察战两个官职，负责监视臣下百官。嘉禾以后，更任用吕壹为中书校事。吕壹是个酷吏，他自己是南迁人士，因此对江东士大夫进行了无比严酷的打压，丞相顾雍被无罪免职，江夏太守刁嘉被诬陷，差点被杀。东吴政权的大功臣陆逊见吕壹专权，无人可制，甚至与太常潘浚相对哭泣，由此可见江东士大夫几乎被逼到了绝境。东吴立国初期那种君臣和睦、上下同心的局面至此一去不复返了。吕壹的严格审计推行到长沙，便受到了封邑在长沙郡的顾雍、步骘、潘浚等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合起来，谏劝孙权，抵抗典校。由于孙吴政权中领兵制的特殊性，孙权最终得以妥协，于赤乌元年（238）诛杀吕壹，废除典校。长沙郡当然也随即停止了典校，郡府将这些原来典校的文书档案集中埋藏于郡府内废弃井窖中。这种独特的处理方法既有废弃的意思，又是暂时保存、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我以为，邱说是有见地的。十余万枚简牍排列有序，且都是经济、户籍一类，而绝无政治、军事文书，即可见与战乱无关。而按之《三国志·吴书》，吕壹伏诛史实确凿，《吴主传》《顾雍传》《步骘传》《潘浚传》《诸葛谨传》中都有记载，亦有力地支持了邱说。

这里，我想提出的是“吕壹事件”的“定性”问题，我不同意邱文所谓“吕壹性情严峻，执法严厉，其做法严重损害了各州郡及领兵的权益，引起了朝野内外的强烈不满”云云。吴当然是一个领兵制的政权，大领兵既是将军，又是郡守，管辖着郡内的土地租税和人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孙权的政治是一种暴政。吴国的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繁重。《吴书·陆凯传》说：“调赋相仍，日以疲极。”连张昭、顾雍和陆逊等人都说太重，请求减轻一些。孙权对文武官吏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峻。针对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降魏国，他迫令带兵守边境的督军和将军交出妻子做保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保质甚至诛灭三族。大将甘宁战功赫赫，死后葬于蒋山。孙皓听说甘宁墓有王气，竟然在甘宁墓后面凿出一条水沟。唐人温庭筠《过吴主陵》“虚开直渎三十里，青盖何曾到洛阳”，就是讽刺此事。孙权又养一批人叫作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吏，发现一些事件，动辄加罪残杀。良史陈寿在《孙权传》后评曰：“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这是很中肯的。吕壹就是一位以“苛惨”著称的校事。此人《吴书》中没有立传，但《步骘传》中载有步骘曾为吕壹肆虐事上书孙权，说：“听说掌管刑狱的官署挑剔细微，吹毛求疵，然后诬陷为大案重罪，常以陷害别人来作威作福。无罪无辜的人，却要意外地遭受大刑，致使官吏百姓人人心存恐慌，不寒而栗。”还说：“今小小的官吏随便做一点事，都和古代的狱官不一样，靠接受贿赂来断案，草菅人命，而把过失归于朝廷，为国家招来怨恨。一人得意，使以仁义治理天下的事业遭受损失，非常可恨！”步骘是“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陈寿评语）的大臣，他上书所云，当有事实根据，则吕壹的行径可想而知。《顾雍传》说：“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则具体到吕壹不仅狠毒，而且假公济私，有贪贿罪行。后来，孙权处置吕壹后，“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吴书·孙权传》）孙权素来心高气傲，以吴主之尊而向臣下认错，可见吕壹确实干了不少坏事，致使他十分内疚。所以，吕壹伏诛在当年的孙吴故地应该是一件令人称快的事件。不管长沙郡的文献主管者对此是什么态度，将这十数万枚典校简牍藏于枯井之中，应该是应付国内突发事变的极为稳妥的措施。如继续实行典校的政策，则埋简意在保护；如废止典校的政策，则埋简意在废弃。而无论如何，上司都不会怪罪。埋简者是用心良苦的，然而他不会料到，这一天他埋下了一座轰动世界的博物馆。一千七百多年后，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口枯井耗费聪明才智，吴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口枯井吞吐。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的遗风，古人与枯井有了怪异的缘分。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糜夫人为免落曹兵之手，投枯井而死，子龙则将邻井的土墙推倒，掩盖枯井。可见他们都将枯井视为保险的密室。还有，据《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书》记载，“坚入洛，坚军城南甄宫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钮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对于孙坚从井中得到传国玉玺一事，裴松之已作了考证认为是假的，而且再好的玉石也不会在井口形成五色雾气。这不过是孙坚散布舆论，以表明自己是天命所归而已。然而，这个记载也透露了井中可藏宝物这一当时应视为合理、常态的现象。再以后，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在隋兵杀进建康的危急情况下，推说“吾自有计”，竟然带着爱妃躲进了景阳殿侧的枯井中，“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无疑，在后主心中，认定枯井是躲避刀兵的理想藏所。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那位长沙郡文献主司，面临国家政令、当道者的突然变改，自感地远人卑，觉得把握不定。对于吕壹，对于典校，他当然难免误断和迷惘，但值得肯定的是，枯井藏简体现了一个职业文献主管者的职业道德和人格闪光。事实证明，枯井藏简获得了大成功，他将一个王朝的灿烂，深埋于一口黑暗的枯井之中，千年长梦，竟是为了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光明！

简册是继结绳、甲骨、钟鼎之后中国最早的图书形式。简是用来书写文字的竹条或木条，将许多简用绳子按一定的方法编结则叫册。以简的质地言，竹简多用于南方，木简则多用于北方。《商书·多士》中周公对后人训词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简册从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就出现了，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以纸代简。其间，中国图书史上的简册时代延续了一千六百余年。不过，我直到现在也想不透：西汉马王堆墓中早就出现了大量帛书，长沙又是东汉纸圣蔡伦的故乡，为什么到了三国末期长沙郡记事还用简牍呢？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好像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也许当时简册文化与新兴的纸帛文化已并存，但作为官方办公，仍采用保守的传统方法吧。

神秘，迷蒙，注家蜂起，歧义纷呈，才得胜解，旋又生疑。这是考古的魅力所在，也是诗的魅力所在。从来考古即是诗！将谜底留给智者，我只是庆幸走马楼枯井留下了宏伟壮丽的简册文化。

因纸与帛快速而广泛地为世人采用，至孙吴末年简牍应用已进入衰落期。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郡文献主司者埋葬了一个简册文化时代。

据整理者说，部分简牍记录了长沙郡的户籍情况，其中当然包括了尊居郡宰、卑微布衣、侠骨赤胆、博学青衫、蝇营狗苟、豪壮奇崛、脂腻粉渍的各色人等。现在离孙吴长沙户籍的原始状态越来越远，而长沙人繁衍得却越来越多，市区人口已经突破三百万了。然而，某些作为拥有甲骨文化、钟鼎文化、简册文化和纸帛文化甚至网络文化的民族后人，有时竟然不能珍视文化，珍视书籍，珍视文献，这是很可悲的事，起码有愧于孙吴那位埋简的文献主司。

走马楼吴井的千年长梦，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保护是何等悲怆和神圣。无疑，这种悲怆和神圣是美的，而对美的祭奠，又是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