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孙权

玉座苔衣，拜遗像、紫髯如昨。想当日、周郎陆弟，一时声价。乞食肯从张子布，举杯但属甘兴霸。看寻常、谈笑敌曹刘，分区夏。

——朱彝尊《满江红·吴大帝庙》

1 初领江东

建安五年（200）四月，吴郡丹徒县，独霸江东的孙策遇刺受伤，生命垂危。东吴局势随之山雨欲来，波谲云诡，险象环生。此时，孙策的挚友、手握重兵屯驻巴丘的周瑜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亲率精骑，日夜兼程向丹徒疾驰。周郎铁骑，执锐披坚，当然其意不仅是探友，而是有关东吴继位大计。

的确，孙策的继承人问题还是一个谜团。在此之前，一代枭雄才二十六岁，春秋正富，谈何继位呢？然而，现在猝然遇刺，继位问题当然摆到了小霸王及东吴军政重臣的面前。况且继位的候选人又不止一人。孙策有子孙绍，不管父执周瑜是否有拥立之意，孙绍其时毕竟尚幼。孙策还有三个弟弟，其中四弟孙匡最得喜爱，孙策曾将父亲的爵位相让。而三弟孙翊在性情上与孙策最相投。孙策似乎直到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时才做出抉择。从典籍看来，孙策的这个抉择连重臣张昭、周瑜都无从预知。

据《三国志·孙翊传》注引《典略》：“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即孙翊），而策呼权，佩以印绶。”也就是说，这一刻之前，谜底尚未揭开，以致重臣张昭等产生误判。《三国志·孙权传》载，弥留之际，孙策对张昭等人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然后将十九岁的二弟孙权叫过来，将会稽太守、讨逆将军、吴侯印绶交与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交代完后事，到晚上就辞世了。

十九岁的孙权手足无措，惶恐异常，只有号啕大哭。这时，身为托孤大臣的张昭挺身而出，断然地对孙权说道：“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张昭的话如一声棒喝，孙权立即认识到他面临的险恶的环境，于是他强忍悲痛，脱去丧服，与张昭等一起陈兵而出，骑马巡视军营，安定军心。

事实证明，孙策临终的抉择是英明之举。

孙权，字仲谋，生于汉光和五年（182），十五岁在吴郡举为孝廉，同年出任阳羡县长，行奉义校尉。所谓“行”或“领”都是未经朝廷正式下文而暂摄之意。十五岁当县长，纵然在乱世，也算是少年卓荦早据要津了。经略地方三年后，于建安四年（199）随孙策开始戎马生涯。攻打江夏黄祖时与周瑜、程普、黄盖、韩当诸将并肩英勇作战，受到孙策的夸奖。甚至在宴会上，孙策常对孙权指顾诸将说：“此诸君，汝之将也。”（《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不过，虽然作战冲杀在前，孙权驭将统兵的才能似乎欠缺，如建安五年孙权第一次独立统帅兵马攻打广陵太守陈登，就连战连败，铩羽而归。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此后直至他当上吴主以后，很少亲自挂帅出征。仅有的几次亲征，都是被打得灰头土脸，狼狈而归。

既然如此，既然血缘关系比不上孙绍（古时帝王传位以父子相传为最常见），血缘关系相同而与长兄的情谊又比不上老三、老四，既然孙策素来看重横行天下的武力，那么，为什么孙权能在坐领东吴上胜出呢？

我以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孙权的长相与当时风行的品目。这样说，现代人难以理解，斥为迷信，讥为荒诞，但古人确实是迷信的，更何况品目是汉末的时尚，朝野都趋之若鹜。《后汉书·党锢传》云：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所谓“品目”，亦称“题目”或“目”，就是清谈中对人物德行、仪表等品评鉴定，给予概括的考语。自古以来，“知人”就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学问。《后汉书·郭泰传论》引庄子的话说：

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沉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见，惟帝所难。

意思是说，了解人极难，虽然他在做什么可以看见，可他想什么则难以知道。尤其是那些城府深沉的人，所想的与所做的往往不一致。所以，若要说有知人之明，连英明善察的尧皇帝也难做到。有趣的是，这一门连帝尧都感到困惑的学问，到东汉末年及魏晋六朝，却大行其道，郭泰与许邵就是此中的顶尖高手。《后汉书》说郭泰死后，有数以万计的人来吊丧，“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两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途！”许邵当时就有“月旦评”的盛名，评曹操的十一个字“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仅概括了曹操的一生，而且几乎成了历史的定论，是许邵流传千古的绝唱。

话题再回到孙权。当时的典籍记载，孙权出生后的长相是“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孙坚觉得奇异，以为有贵相。后来，汉献帝为表彰孙策对朝廷进贡方物，派遣特使刘琬到江东给孙策加锡命。所谓加锡，亦即授予九锡（九种特权。古时天子赐予臣下的最高规格的赏赐）当中的一种或几种。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美差。而特使刘琬恰恰以相面知名，从东吴回来后他曾对人说：“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成年后孙权更呈两大异相：紫髯，长上短下。所谓紫髯，即紫红色的胡须。所谓长上短下，应指其上身长于腿脚。《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说，赤壁之战后，刘备到京口找孙权商借荆州，回到住处后，对左右说：“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昼夜兼程离开东吴。刘备对孙权“长上短下”的解释是“其难为下”，这位“汉帝玄孙一脉流”的当世英雄由此对孙权产生了敬畏和惶恐，以至避让。又《献帝春秋》记载，建安十九年，孙权征合肥时被张辽所困，后逃脱。“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可见紫髯和长上短下是孙权异于常人的两个特征。至于《三国演义》所谓“紫髯碧眼”，其二十九回所谓“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恐怕是罗贯中的时代西方、中亚的洋人往来中原，而一般人目之所见，对孙权由紫髯联想到碧眼所致。我遍查魏晋六朝的正史和野籍，是找不到“碧眼”的记载的。孙权的异相就是两点：紫髯，长上短下。

既然孙权生有异相，孙策又有明确指示，孙权在权位争夺中胜出也就顺理成章了。罗贯中概括为“坐领江东”是极见文字功力的。

于是，在母亲吴太夫人的坚强支持下，在以张昭、周瑜为首的文臣武将的尽力辅佐下，孙权定军心，讨不臣，平山越，杀黄祖，巩固并扩大了父兄的基业。《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及《通鉴》卷七十一云，魏文帝黄初二年，赵咨建议孙权“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于是当年十一月就吴王位。后七年至魏明帝太和三年夏即皇帝位。孙策临终对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评价终于得到体现。约六十年后，吴人陆机在《辩亡论》中描述了这种辉煌：

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俦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敦以讽议举正，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谞，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

总之，孙权十九岁承接父兄基业，执掌政权五十二年，是三国历史人物中主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经营江东，开疆拓土，招贤纳士，建国图霸，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入主江南的第一位皇帝。更彪炳历史的是东吴拥有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航海术，船队往来北至辽东，南及台湾和交趾（今越南北部），并远航天竺（今印度）、波斯（今伊朗），甚至大秦（罗马）。正如清人王友亮《吴大帝陵》诗云：

金汤半壁起雄图，毕竟孙郎与众殊。

继业父兄仍手创，资材文武悉心输。

这里，我有兴趣探究的倒不是“与众殊”，而是与父兄殊。孙权既能继承光大父兄之业，那么他有哪些异于或优于乃父乃兄之处呢？我以为孙策所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诸语，实落皮相。孙权与父兄之异，有资质之异与方针之异。

本节先谈资质之异。众所周知，孙坚、孙策从小就是孤胆英雄，十几岁就杀人越货，一路腥风血雨杀来，在中原大地掀起阵阵戈林箭雨，两人都堪称“战神”。然而，他们都生性急躁冒进，似乎习惯了险象环生，以命相搏，而忘记了肩上的重大使命。因此，孙坚、孙策之死都带有一定的可以避免的偶然性，正如陈寿《三国志》所总结的：“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凡事物都有两方面，前面已叙及，孙权不善率兵打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持重、平稳、工于心计一些，擅长坐镇后方后勤补给。

《纲鉴合编》卷十三载吴主孙权派中大夫赵咨入谢，与魏王曹丕有一段关于孙权评价的问答：

魏主丕问咨曰：“吴王何等主也？”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王问其状，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丕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似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赵咨当然是吹嘘之词，策士余臭，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孙权的资质特点，其异于父兄者仅择两点以叙之。

一曰读书。《纲鉴合编》卷十二载，孙权对爱将吕蒙说，你现在主掌要职，不可以不学习。吕蒙却以军务烦冗为借口推脱。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尝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于是吕蒙听从孙权的建议努力学习，到后来鲁肃过浔阳，与吕蒙交谈，大惊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回答：“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待。”

这是一个有名的成语故事，“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刮目相待”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语汇中，但我以为孙权的话最精彩。咀其蕴义，一者要在多务的情况下挤时间学习；二者是不要求成为治经博士，而是涉猎经史。联系到前面赵咨说孙权“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似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虽有讥讽以风雅自诩的曹氏父子的弦外之音，但也可知孙权读书是目的鲜明、颇有品位的。怪不得林之奇在这段文字后评曰：“帝王之学与书生异，书生所学寻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学，以成天下之务。”就这一点而言，我以为孙权是远胜乃父乃兄，力压刘备，而能与曹操匹敌的。

二曰用人。孙策说自己选择孙权的理由是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并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不如卿”。典籍所载，孙策以至孙坚在用人上都鲜有长处。而孙权确实在用人上颇具特点。

孙权敢于破格用人，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如赤壁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年龄上的较量。周瑜当年三十四岁，鲁肃三十七岁，而对方主帅曹操已是年过半百了。又如夷陵之战，孙权任用年仅二十多岁的陆逊为总指挥，当时许多元老重臣如张昭、顾雍，都极力反对陆逊挂帅，说陆年轻望浅，非老谋深算之刘备的对手，必误大事。但孙权知人善任，力排众议，起用陆逊，终于取得了夷陵之战的胜利。

孙权常常恩威并施，驾驭武将。东吴是一个领兵制的政权，大领兵既是将军，又是郡守。孙权对武将戒心尤深，用刑严峻。针对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魏，他甚至命令将在外则妻子作保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懂得恩威并施。如周泰是一员勇将，孙权命他留守要津濡须，因周泰出身寒门，诸将不服，于是在一次宴会上，命令周泰脱去衣裳，露出身上的几十处疮痕，孙权令众将观看，手指疮痕，一一询问战斗负伤的情况，并亲自把盏敬酒，一处疮痕敬酒一觥，抓住周泰的手臂，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被创数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第二天又赐周青罗伞，令其出入张盖。这样一来，周泰感激涕零，众将也十分感奋，表示效忠吴王。

孙权还能充分听取臣下的意见。如曹操命孙权送一个儿子为人质，周瑜反对，说将军拥有六郡，兵精粮足，将士用命，开矿煮盐，经济富裕，为什么要送人质给曹氏呢？只要人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见制于人，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于是，孙权听从了周瑜的建议，没有将儿子送去魏国作人质。又如张昭反对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孙权不听，张昭就称病在家不再上朝。后来公孙渊果然反叛了，事实证明张昭的意见是对的。孙权多次向张昭致歉，张昭仍坚持称病。孙权趁路过张府时呼唤张昭，张昭仍不出。无奈之下，孙权火烧张昭家门，想以此逼他出来，不想张昭干脆连窗户也关上了。于是孙权只好命人灭火，自己一直在门前站立着，张昭的儿子们这才一起扶张昭出见孙权。孙权和他同乘一车回到宫中，再三致歉，张昭没办法，只好又上朝议政了。

孙权卓越的用人艺术和识人之明，保证了东吴较长时期内人才层出不穷。特别是“江东四杰”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呈接力赛选手一样交替崛起，帮助孙权渡过难关、雄踞江东。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云：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对“江东四杰”惺惺相惜，为国荐才，孙权用人不疑，江山相托，君臣同心，终成江东大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总之，孙权在三国创始人中，是个不大追求表面轰轰烈烈，比较讲究实效的稳健型君主。他的为人行事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共四十万。孙权率领七万兵士与曹相持月余，曹操见吴兵军伍整肃，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豚犬耳！”于是撤军北归。

这是一段有名的英雄对英雄的赞叹。曹操与孙坚同年，都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算来是孙权的父辈，难怪其有“生子当如”之叹。后来，南宋词杰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还咏叹了这一著名公案：“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稼轩显然不满于南宋政府对金廷屈膝求和，于是借歌颂孙权能够守住东南，战胜强敌，发千古之浩叹，浇自己之块垒。

2 以保守为智

关于三国鼎立的天下大势，用当时的旷世智者诸葛亮的话来说：“自董卓以来，群雄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那么，如何保住由父兄冲锋陷阵九死一生打下的江东之地，应该是摆在孙权面前的第一要务。

孙权采取了与父兄截然不同的立国方略。孙坚出身寒族（刘义庆《幽明录》中说孙坚父亲“种瓜为业”），靠英勇作战勉强成为多少有些独立性的地方统治者，但他去世很早，且战事多在中原，并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孙氏家族开拓江东的战略。孙坚死后，其部属为袁术所有，孙策历尽艰辛将这支旧部拉出来，进而扩充人马，摆脱袁术，转攻江东。孙策文韬武略，生命虽然短暂，却十分辉煌灿烂。他白手起家，打下了江东六郡，开创了吴国基业，是江东基业的奠基人。

在群雄并起，刀光剑影的形势下，无立锥之地的孙策的方针是开拓的、扩张的。按陆机《辩亡论》云：“（孙策）将北伐诸华，诛鉏干纪，旋皇舆于夷庚，反帝座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陈寿《三国志》本传云：“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陆、陈所述都明确指出孙策有觊觎中原、剑指北方的野心。

孙权于建安五年继承兄位，其时天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鼎立之势初现，因此他异于乃兄，采取的是保守江东的方略。

凡乱世都是方略盛行，三国犹然。刘玄德三顾茅庐，得到诸葛亮有名的“隆中对”，《三国演义》所谓“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画图中”。诸葛亮为刘备贡献的方略是先取荆州，后取西川，再伺机分兵北伐。其实在此七年前，孙权与鲁肃有一次榻上对。

据《三国志·鲁肃传》载，建安五年，孙权因周瑜的举荐，第一次与鲁肃相见，“与语甚悦”，感到非常相投。在众宾客告退之后，孙权单独把鲁肃留了下来，引入内室，“合榻对饮”。席间，孙权对鲁肃说：“汉室倾危，四方干戈不息，我秉承父兄基业，意欲建立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业，不知足下有何良策助我成功？”于是鲁肃说：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事实证明，孙权完全听取了鲁肃“保江东”“观成败”的方略，在三国的三角战略里，孙吴是三方中最灵活的一方，时而联刘抗曹，时而联曹击刘，最后又结盟蜀汉，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地位。

先谈与蜀汉的关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大军南下，东南震动。孙权却力排众议，果断地借荆州给刘备，给曹操树立一个敌人，借刘备屏障东吴。据说这一消息传到北方，曹操正在写文章，闻讯大吃一惊，竟把写字的笔掉在了地上。

建安十九年至二十年，刘备取得益州，孙权索讨荆州，刘备带兵以武力相持。曹操乘虚夺了汉中，直接威胁巴蜀。刘备腹背受敌，遂提出和解。孙权顾全大局，与刘备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孙权之所以强者示弱者以谦恭，目的是巩固江南，建立江北防线，分散强大的曹魏对东吴的压力。没有卓识明睿的战略眼光，是难以做到的。及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孙权派徐详为贡使，到许都向曹操请降，两家修好后，孙权立刻腾出手来争夺荆州。于是关羽被斩杀，孙吴夺回了荆州。

至于对曹魏，孙权一直是避其锋芒的。两方要有战事，也是曹魏先动手，孙权抵挡而已。为防备曹魏攻击，孙权在大江以西修建水上要塞濡须坞（今安徽巢县境内）作为据点，不仅有效地扼制了曹军南侵的势头，而且促使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万户渡江，充实了孙吴的兵员和劳力。最有意思的是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攻至濡须口，孙权致书给曹，告诉他：“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并在另一纸书写：“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阅信后说：“孙权不欺孤。”果真下令撤军了。及至斩杀关羽，夺回荆州后，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孙权派使入贡称臣，称说天命。曹操对左右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可见曹操对孙权称臣的别有用心是洞若观火的。

后来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称帝，建魏。孙权预料刘备会为关羽复仇，于是加紧靠近魏国，遣使称臣，接受曹丕加封的吴王称号。东吴群臣都认为不应该接受魏官爵称号，孙权却不以为意，笑道：“当年刘邦也受项羽的汉王称号，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曹丕派人求索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孙权一一照办。东吴大臣深以为耻，徐盛等甚至痛哭流涕。孙权多方劝解，说：“这些玩意，我看来如同瓦石，有什么可惜的！”

对于孙权向曹魏俯首称臣，历来受人非议，清人黄仲则《满江红·吴大帝庙》就冷峭地慨叹道：“只几封降表落中原，生平耻。”

倒是宋代学者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颇具史学家眼光，其卷一“六朝保守”条云：

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曹公来侵，则破之拒之而已，治舰立坞，筑堤遏湖，作涂塘，明烽燧，始终所以备魏者至矣……嘉禾中，因蜀寇魏，一攻淮南，闻明帝东行，则遽敛避。诸将之攻樊城，司马懿救之，亦引军亟退。自后世观之，谓之怯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史称权继父兄之业，有臣以为腹心股肱爪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此权之所以为智也。

张敦颐的这一段史论是非常精彩的，“以保守为智”确实是东吴立国后采取的基本方略。发人深思的是，东吴是三国中存在最久的朝廷，而孙权从建安五年（200）实际掌握江东，到神凤元年（252）去世，当权五十二年，是三国当权最长的君主，他也是中国皇帝中死后唯一被谥为“大皇帝”的帝王。至于“以保守为智”是否影响到以后东晋及宋、齐、梁、陈的立国之策，见仁见智，又当别论了。

3 建业开“六代豪华”之都

《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回目是“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孙吴盘踞的地方古称江东。因为从湖口到南京这一段长江是向东北方向斜流，所以这一段长江两岸不称江南、江北，而称江东、江西。古时以左为东，以右为西，故江东亦称江左。三国东吴所据江东，主要指江东六郡，亦即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和庐陵，大致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大部、安徽长江以南、湖北东南长江以南部、江西中东部等地区。

《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云：“吴孙策以会稽为根本，大帝嗣立，稍迁京口，其后又尝住公安，又尝都武昌，盖往来其间，因时制宜，不得不尔。”的确，在孙权掌权的前期，江东的大本营总是沿着长江上下来回迁移。赤壁之战前，为了巩固长江下游的江东根据地，把大本营设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建安十七年（212），孙权把大本营迁到了秣陵，在石头山上修筑了石头城堡，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亦即要建立一番事业之意。重占荆州后，孙权于黄武元年（222）把统治中心迁到鄂州，并改名为武昌，意思是说东吴“以武而昌”。孙权在此建都，不仅因为这里龙蟠凤集，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军事要冲之地。鄂州地理形势险要，是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西面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水军船只。鄂州的樊口是东吴最重要的水军根据地，四周皆山，南有洋兰湖，西南有较大的三山湖和梁子湖，富有铜、铁等矿藏，可铸造兵器、钱币和高级日用品。也就在黄武元年农历八月，孙权修筑了武昌城，亦即俗称的吴王城。

到了黄龙元年（229），孙权即帝位后，随即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业。

建业即今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东距入海口约三百公里，西为皖西丘陵，北有江淮大平原作屏障，南有太湖水网作后盾。境内绵亘着宁镇山脉的西段，长江横卧于北，秦淮蜿蜒于南，形成了古人所说的“龙盘虎踞”的优越地势。此地原名越城，春秋时越王勾践所建。战国时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称金陵。秦始皇也认为此王气妨碍他的统治，下令凿断山脉，以泄王气，改名秣陵以抑之。后来，孙权还都建业，先是住在孙策旧邸，后来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业，建成太初宫。

孙权之所以还都建业，有内因，亦有外因。

内因是东吴政权的支柱江东大族强烈要求定都建业。当时有一首民谣流行于建业一带：“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首民谣反映出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的东吴朝廷。而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的周氏，吴兴（今湖州）的沈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这样，举国上下，强烈呼吁还都建业。

外因，是智者从风水学角度的力荐。这一点现在视为迷信，当时则视为雄辩的定论。如相传著名政治家诸葛亮过此，不胜艳羡地对孙权说：“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金陵有以钟山为首的山脉像龙一般地蟠绕在东面，又有石头山像猛虎一样地雄踞在西面，是一处理想的政治军事中心。据考证，诸葛亮本人并没有到过金陵，但是刘备在前往京口（今镇江）途中，确曾留宿于金陵，观察过地理形势，他到京口后，便力劝孙权徙都金陵。（《晋书·王导传》载王导云“古之金陵，圣皇所居，孙仲谋、刘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可作参证。）东吴的谋士张纮也进言：“秣陵是楚国所置的金陵邑，石头山一带岗阜相连，秦始皇东巡会稽时过此，认为有王者之气，宜为都邑。”

这些话，都极大地增强了孙权还都建业的决心。更何况当年石头城紧靠大江，江水直抵城下，形势特别险要。靠水军起家的孙权见此赞叹道：“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于是决定还都建业。

孙权定都建业是影响深远的。毫不夸张地说，定都建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六朝时代！

张敦颐说得好：“（孙权）及东南已定，遂还建业，保有荆、扬，而与魏、蜀抗衡，其宏规远略，晋、宋而下不能易也。”（《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从孙吴开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业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时间跨度大约是222年至589年，计三百六十余年。

为什么东晋和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建业（东晋后改称建康）呢？

建业当然是当时我国最繁华的都市，在西晋左思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吴都赋》中，作者追忆道：“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衣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建业繁华，活色生香！我以为除了建业是当时我国最繁华最巨大的城市以外，除了世家大族（中原士族与本土士族）多聚居于此以外，地理环境的险要应是一大原因。

建业紧邻长江，在靠舟楫划渡的古代，长江是大部队难以逾越的天险。前叙《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八年曹操军迫濡须却见春水而撤军，以致南宋词人姜白石在《满江红》中冷峭地指出：“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按《三国志·吴书·魏文帝传》载，曹丕有渡江之志，吴将徐盛从建业筑土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曹丕军马到广陵，远远望见围子感到惊愕。当时只见江水盛长，弥漫数百里。曹丕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于是命令撤军。又按《江南野史》云，周世宗向孙忌打探江南虚实，孙忌回答：“长江千里，险过汤池，可敌十万之师。”世宗听了很忌惮。（见《六朝事迹编类》卷五）正因为此，《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云：

故孙皓舍建业而之武昌，吴因以衰；梁元帝舍建业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嗣主舍建业而迁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导断然折会稽、豫章之论，而以建业为根本，自晋而下三百年之基业，导之力也。

从正反两方面纵论建都于建业之得失，也是从军事防务上着眼的。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开头六句云：“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横分历阳树。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我以为，可以作为对孙权定都建业的礼赞。书末所附《六朝年表》，也正是以孙吴始，以陈朝终，我正是怀着对历史的深深的敬畏而编撰的。

谈到这里，附带说说正朔问题。因为《六朝年表》遭到几位专家的质疑，而他们正是拘泥于对正朔的理解。

所谓正朔，就是一年的第一天为正，一月的第一天为朔。中国上古时期改朝换代时，新王朝常重定正朔，表示旧朝的结束，新朝的开始，所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始，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至此正朔超越了制定历法的本义，演变为合法政权的代指，有正统、正宗的意思。而且，正朔观念是汉族政权特有的，是指汉族政权的合法性和对汉族文明的继承。如东晋朝廷与前凉、成汉、前赵、后赵并存，而唯一自认为和被后人认为是正朔的只有东晋。这当然反映了汉族封建士大夫偏执、狭隘的历史观，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然而，就算是执传统正朔观看历史，到了三国也会眼花缭乱的。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都是汉族政权。曹魏政权从名义上说是汉献帝自动禅让的，有理由被认为是正朔，而且晋代在魏后成为当时的唯一政权，从这种传承关系上，也可以把曹魏视为正朔。而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是中山靖王嫡派子孙，自认为是汉室的当然继承人。于是三国正朔之争围绕着魏、蜀而缠斗。如西晋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朔，而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则以蜀汉为正朔。后来，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朔，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以蜀汉为正朔。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巨大的《三国演义》也以蜀汉为正朔。

孙权既非汉室血统，其帝位又不是汉室禅让，所以，历来谈三国正朔，都没有东吴孙权的份。

我以为，在三国中强定正朔是荒诞不经的。从汉族文明的传承上来看，魏、蜀、吴都是地位相当的，它们共同继承发扬了这一时期的汉族文明。只要考察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学、艺术，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其一。另一方面，就江东这一区域而言，开启六代豪华的孙吴与其后的东晋、宋、齐、梁、陈文明上是一脉相承的。宋朝张敦颐考察了六朝旧址后，发现“六代宫室门墙虽时有改筑，然皆因吴旧址”，就是一个虽小而信实的例证。（见《六朝事迹编类》卷一）

基于以上考证，我的《六朝年表》就是以孙吴领起的，这不是表示正朔，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虑的。

清代词人黄仲则《满江红·吴大帝庙》下阕说得好：“垂珠冕，翘华履。睛点碧，髯掀紫。问生儿谁道，不应如是？半壁江山成夜火，一生事业凭春水。小朝廷血食尚千秋，谁能此？”以学者之隽思，借诗人之才华，肯定了孙权继业之艰、守业之苦，是足以引人发千秋之浩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