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里的舞者

口述者：舞蹈教练　原村清志

他在大手町文化中心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舞蹈班上有10名学生，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准时开课，这些学生都是国标拉丁舞大赛的未来之星。这天，他们正在跳探戈。只见他动作娴熟，轻轻松松便展示了一套优美的舞蹈，那一头齐肩长发也随之有韵律地摆动。他现年76岁，身材瘦小，被誉为“华尔兹舞王”原村，其专长由此即可洞见。“我越来越老了，现在跳舞的人基本都身材高大，跟他们搭档我还挺累的。”

战争打响后，一切都改变了。那意味着一个乏味、尚武的时代到来。舞蹈、音乐被视为靡靡之音，完全遭禁止。战前，东京大约有8家舞厅，横滨还有4家。我主要教授“英式”交谊舞。英国一位世界舞蹈冠军曾经出了一本书，我就是根据他的书自学的。碰到不认识的字，我就查字典，逐字逐句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不过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地方我译得并不对。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就因为它是英国人出的。我上学时学的是设计，特别擅长绘画。毕业后，我在松坂屋百货店工作，这份工作没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就是按照设计图给和服上的友禅⁽³⁾纹样染色。很快我就辞职了，因为兼职教舞蹈能赚更多的钱，每月120日元。要知道，那个时候，东京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的前身）的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8日元，艺术院校毕业生每月工资47元，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每月才赚45元。

我第一次教别人跳舞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学生，没钱租用场地。当时三田区一家幼儿园晚上是免费开放的，我就利用那里当舞蹈教室。邻居们抱怨：“那么多男男女女在幼儿园里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警察警告我们，让我们赶紧离开。那个时代，人们思想传统保守。后来，我在涉谷附近开设了一家会员制的舞蹈工作室。从此，我真正把舞蹈当成事业来做。那年是1925年。

我还记得大正天皇驾崩的那天晚上。那是1926年12月25日，正值圣诞节。我们跳舞正在兴头上，警察突然闯了进来。我们当时完全一头雾水，还不知道天皇驾崩了。根据日本法律，国丧日是禁止跳舞、演奏音乐的。舞蹈工作室的房东和我都被带到涩谷警察局，扣留了一天，就因为在不恰当的时间里举办了一场圣诞晚会。当天报纸刊登了特别版，卖报小贩一直沿街叫卖，传播着这个特大消息，但我们没听到，因为跳舞本身就很闹腾。有些报纸竟然污蔑我们，说我们当时举着天皇驾崩的讣告手舞足蹈！

东京的8家舞厅中，最著名的那家叫“佛罗里达州”。这是很多文人的常聚之地。日本桥区的“日美舞厅”也很出名，虽然它的名字叫日美，但跳的还是英式风格的舞蹈。这些场所都是凭票进入的。顾客们支付入场费，然后预订跳舞当天的票。舞娘们在墙边一字排开，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舞伴，然后把票投入墙上的盒子里。

高端舞厅的入场费是50钱，跳一支舞是10钱。也可以购买情侣票，自己带舞伴一起去。想邀请舞厅的头牌舞娘共舞，可能还得排号等待。一家舞厅大约会雇用五六十名舞娘。优秀的舞者步伐轻盈，任何舞蹈动作都难不倒她们。她们一般会来我的舞蹈工作室接受为期2个月的培训，舞厅负责给她们报销交通费。高端舞厅里，舞娘跳一支舞大概收取每张票价的40%；低端消费舞厅里，一般收取票价的50%。

舞者要接受严格的公共道德审查。每个女孩都有一张时间卡，上面要写明她几点几分离开舞厅，几点几分到家，到家后父母要确认签章。第二天早上，她必须把卡给舞厅经理过目，并盖章。横滨有些咖啡馆里，来光顾的海员很多，特别是外国的。这些地方无须凭票进入，风格更偏美式，因为来光顾的很多海员都是美国人。咖啡厅一般都设有舞池和一个小吧台。我们有时也会去里面跳舞，一直跳到凌晨。然后装阔绰，花1日元坐出租，但司机通常会说，如果来回都打车的话，可以优惠，总共只需1.5日元。当时的生活真的很奢侈。我跳舞的时候是从来不喝酒的，所以我很受欢迎。

喜欢跳舞的女孩是真正的“摩登女郎”。思想最摩登的则是电话接线员；接下来是打字员，当然不是指日语的打字员，而是英语等外国语言的打字员。排第三的是从事演艺工作的女孩们，而我就教这些人跳舞。这个分类并不适用于男性。来我这里学舞蹈比较多的男性其中一种是运动员，特别是从早稻田大学来的橄榄球运动员。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受邀要去外国吧，所以通常出国前会临时抱佛脚，学一下跳舞。网球运动员也不少。不过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篮球运动员过来学跳舞。我的舞蹈班里，也有专业舞者前来学习。

第二类是日本海军兵学校的学生。这些海军学员在毕业时通常会进行一段较长时间的海外巡航，免不了会受到驻在国的邀请，出席各种活动。要是只会靠墙站着不懂跳舞的话，我们这些日本海军军官就会感觉脸上无光。也许海军比其他军种更了解世界，又或者他们更懂得如何放松自己，总之在日美正式开战前的五六年，总有海军在出航海外前来我这里上舞蹈课。“让他们舞动起来。”长官通常会给我下达这样的指示。

他们一般都在每周三和周五，在上司的带领下过来。我的舞蹈工作室没有足够的女舞伴分配给他们每个人，我只好教其中部分军官男舞步，另一部分军官跳女舞步，然后把这些小伙子配对。我教他们跳华尔兹、布鲁斯、探戈还有其他轻快的舞步。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就会省去探戈。我只给他们示范一遍，让他们对探戈有个大概了解。因为晚会上跳舞，探戈通常只跳一次，能用上的概率不大，除非要去阿根廷。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把交谊舞引入日本的课堂进行教学。

有时，我也会去海军军官俱乐部。他们收藏了很多唱片，甚至有不少是我没有的，他们还有爵士乐。海军们经常去国外，通关方便，所以可以想带什么就带什么。

距离战争开始还有两三年的时候，国家规定顾客进入舞厅时，需要填写姓名、年龄、职业和家庭住址。接着，我们又收到通知，舞蹈教学中心要在一年内关闭；舞厅两年内关闭，最终的截止日期是1940年10月31日。它们通通关门大吉了。最后一天，舞厅得到许可，可以营业到凌晨2点。以前，即便是平安夜，我们也只能营业到午夜。最后一支舞曲是《友谊地久天长》，跳完之后，所有舞娘都哭了，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从第二天开始，她们就失业了。

后来，我们去军官俱乐部的次数也少了。不过，在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里，热爱舞蹈的人们还是会聚在某个人的家里，偷偷跳几支舞过过瘾。我接到邀请，去了一家大型铁路公司的老板家里当私人舞蹈教练。富商们还是会举办一些舞会，不过规模比较小，人数控制在10人以内。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受到警告。警察的眼睛真是无处不在。

1941年12月8日，我和夫人去日比谷看一部进口大片。走出影院时，忽然听到外面到处都在喊“号外！号外！”看到报纸，我才明白为什么整整6个月海军军官们都没来上舞蹈课。我想，以后再也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