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拓荒”

口述者：在华日本商妇　福岛芳惠

她穿着一身闪闪发光的套装，白底粉红色圆点，头上戴一顶粉色帽子，整个人显得神采奕奕。采访过程中，她时而迸发出笑声，时而泣不成声；讲话时，带着浓重的金泽口音，还不时夹杂着俄语、汉语甚至东北话，折射出她跌宕复杂的人生阅历。

中国满洲幅员辽阔，面积相当于美国的整个东北部。1931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对该地区实现了事实上的控制，80多万日本殖民者长驱直入，到达满洲，她就是其中的一分子。1911年，中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清王室残余势力在日本的扶植下，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由清逊帝溥仪再次“执政”。伪满洲国吸引了日本全国各地无数“拓荒者”前来，官僚、军人、农民、店主、实业家、暴徒以及理想主义者等，他们希冀在这片大陆上展开新生活，构建起一个理想的帝国。

上小学六年级时，我立志成为一名飞行员。只要天空有飞机飞过，我就会跑出教室去看，哪怕正在上课，我也不管。因为这事，我没少挨老师的批评。我似乎是一个“痴迷军国主义的女孩”。当时的我总憧憬着以后长大了就去开战机，或者在军队干点别的，总之应该是军中女豪杰。法国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是我的偶像，我很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为国效力。我自幼活泼好动，从不安分守己。我总觉得自己该去满洲，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有种强烈的使命感。我曾经为了给军队筹集资金还沿街卖花，为此还获得《北国新闻》报授予的奖章。

我父亲是一名海军退役人员，在石川县一个名叫七尾的小镇经营一家船厂。我有8个兄弟姐妹，父亲希望我们姐妹几个长大后当红十字会的护士。“军人最喜欢的是好护士。”他总这样念叨。当时的日本盛行军国主义，我的5个姐姐按照父亲的心愿当了护士。她们上培训课根本不用花钱，反而还能赚钱。

那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为此，我在东京市教育协会下属的幼师培训学校进修了一年。为了给我支付学费，我的父母几乎倾其所有。培训结束后，我回到七尾镇，想就近找份工作，以早日偿还父母为我支付的高额学费。但小镇只有一家幼儿园，而且不招人。但我主意已定，不管怎样都要坚持下去。就在这时，同学告诉我一个可以解我燃眉之急的就业机会——她在满洲发展。“福岛小姐，你应该来这，”她热情邀请，“这儿要办一所幼儿园。”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前往满洲的抚顺。我当时满腔热情，想为那片热土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总觉得“我们有责任照顾好满洲地区的孩子，因为满洲也在眷顾着日本”。我甚至觉得，自己会在满洲落地生根。

我的母亲是一位寺庙僧人的女儿，长大以后嫁给了军人。她从小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生活，但却很支持我独自出去闯荡。那年我才19岁，母亲瞒着父亲偷偷塞给我100日元当盘缠。从日本到抚顺的船票和火车票加起来是60～80日元，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母亲嘱咐我：“路上不管碰到多好的人，都不要跟他们走，直接去你的目的地抚顺。”我从下关港先乘船到朝鲜，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一路上我一言不发，完全漠视周围的人。不管在船上，还是在昭信铁路和满洲铁路上，说日语就可以顺利通关，不会遇到任何障碍。

南满铁路公司在抚顺城外有个露天煤矿，生产优质煤炭，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南满铁路公司经营范围很广，包括煤矿、酒店、铁路等。抚顺这座小城也发展得很好。那个时代，已婚妇女一般都只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但在抚顺工作的女性人数已经达到1 000人。大部分人都是从日本国内来的，包括像我这种瞅准了机会来的，还有不少前来满洲地区投靠他们亲朋好友的。我在幼儿园里带的那些孩子都是南满铁路公司抚顺分部的工人子女，我很爱护他们。大约过了一年，我突然失声，低烧不退。幼儿园园长和南满铁路公司抚顺分部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得知我的情况后，勒令我立即住院。但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们让我赶紧回日本。我无能为力，只好返回家乡，当时真是伤心欲绝。

回七尾后，我进入金泽市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2个月之后痊愈。医生说我得的是胸膜炎，因气候干燥所致。病好了之后，我盼着马上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当时我是请了病假回来的。于是，我又一次不顾家人反对，很快踏上了返回抚顺幼儿园的旅途。火车疾驰在满洲的旷野上，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红高粱，遥远的天边夕阳徐徐落下。景色如此壮丽，这片叫做满洲的土地令我深深着迷。

1941年12月8日，我在满洲开始第二阶段的工作和生活。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外面冰天雪地，孩子们来上学，跟我说了早安。有一个孩子的名字恰巧也叫东条，全名是东条英子，她说：“日本和美国开战了。”我告诉她，这不可能。但她说，刚刚听到广播里就是这么说的。我感到很震惊：美国那么强大，日本怎么敢跟这样的强国开战？好在这之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我所在寝室的寝室长岩间小姐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她很喜欢当地人，总是带我去当地的村庄。“咱们出去玩玩吧，芳惠。”她经常盛情邀请我，之后我们就去各种各样犄角旮旯的小村庄。看到孩子，她总要忍不住拍拍他们的脑袋，跟他们一起玩耍嬉戏。她精通满洲话，常带我去那里的影院看演出，回家路上我们还会吃个西瓜解渴或者吃点别的宵夜。我真的爱上了满洲，但是它似乎并不爱我。我又一次得了胸膜炎，因此不得不伤心告别岩间小姐和孩子们。

我去过满洲两次，那里让我有一种亲切感。但是我也明白，我的体质并不适合在那儿长期生活。而我一生病，就会给许多人带来不便。于是我又回到了七尾，此时我的婚姻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家附近一家和服店的老板，他有个侄子住在满洲，想找个日本姑娘结婚。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未来对象必须身体健康，并且会打算盘。而我就挺喜欢打算盘的。店主很疼爱他的侄子，希望我能当他们家的媳妇。他还给我看了他侄子的照片，小伙儿看起来人挺不错的。就这样他侄子回到日本，我俩在他叔叔家正式见了一面。我们聊了两三分钟，因为我实在太想去满洲了，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答应去满洲。”

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我母亲的姐姐不顾舟车劳顿，不远万里来七尾看望我。“芳惠，你真的打算去满洲吗？你知不知道日本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仗。”她这样对我说。我宽慰她说，满洲挺好的，很太平，那里有很多日本人，苏联人也很友好。但她并没有就此罢休，依然很严肃地对我说：“如果日本打了败仗，你们可能就回不来了。”“您别这么说。”我试图制止她，但是没有成功。“如果你跟我一样打理一间寺庙，你就能看清时局了。我们的寺庙都已经不得不把殿里的铁铸祭坛和钟捐出去给国家了。最近，甚至就连挂蚊帐的钩子都要捐掉了。寺里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把我自己的2个金戒指也捐了。这样的国家能打胜仗吗？如果日本输了，满洲就会被瓜分。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全家人最好能一块死在这里。”那时候，我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是，这个老太太疯了吧，都在胡说些什么！我宽慰她说，放心，日本不会输！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不管怎样，结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再一次前往满洲。那是1943年，正值大东亚战争⁽²⁾如火如荼之时。我的丈夫在伪满洲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做起了生意，那里距离苏联最近。这个地区很特别，独立管理，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当时大约有30万兵力部署在边境一带，还有大概5万日本籍的铁路工人、银行家、教师及其家人在此聚居。

我丈夫的商店顺利开张了，店门口挂着“军方许可供应商”的招牌，我甚至还记得店里的电话号码。那时候，电话机还是很罕见的。许多房子都空了，可能是因为人们怕有危险都回家乡了吧。我们俩却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满洲地区的村庄与日本人的所在区是隔开的。我们雇了4个帮佣，其中一位是卓先生，长着一张长方形的脸，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主要负责物资调度和监督装运。另外2个是年轻孩子，分别12岁和13岁，我们直接称呼他们为小伙子，这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们还雇了1个女佣，为我洗衣服。他们都叫我“太太”。在这之前，我一直习惯于去照顾别人，但现在我当起了夫人。

那年元旦，我们受邀到卓先生家里吃饭。他是他们村的村长，我丈夫有很多货都是从那进的。他管我丈夫叫“老板”。丈夫对我说，不能轻信满洲人。他说，可以对他们客气些，热情些，但不能完全放松对他们的戒备。丈夫说：“他们很可能对日本怀有报复心理。”给我们打工的那些孩子也会不由自主地向我抱怨，日本人是坏蛋，霸占了他们的土地。

丈夫从军队购买了一条大型的德国牧羊犬，名叫埃苏。这条狗很机灵，丈夫不在我身边时，它就会保护我。丈夫告诉我，军队经过长期训练，已经把这条狗训练成只咬中国人。军队会让士兵们穿上满洲人的衣服，然后放狗去攻击。只要满洲人靠近，这条狗就会扑上去，咬他们的小腿。它不会咬死人，但会让对方无法动弹。这样，日军就可以活捉这个中国人，然后进行盘问，以确定他是不是探子。埃苏就是这样被训练大的。我们告诉卓先生，千万别穿中国人的衣服来上班。丈夫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但我相信他肯定知道更多内幕，因为他曾经两次参军入伍。

我们有栋大房子，里面有很多宽敞的房间，所以只要碰到石川来的老乡，丈夫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抚顺学校的校长兼任当地石川协会会长，我丈夫是协会秘书长。抚顺税务局局长也是石川人。石川老乡懂得抱团。我们的食物供应很充足，罐头笋、豆腐干、香菇和蘑菇等应有尽有。家里只要有客人来，我都会拿出各种好吃的来招待他们。招呼客人好像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很快，我怀孕了，我欣喜若狂地等待小生命的降临。

反观当时日本国内，物资匮乏现象极为严重。布料实行配给制，食物已经供不上了。单就物产丰富这一点，就足以让满洲充满吸引力。我丈夫从日本军方那里得到采购订单，然后到上海等地找寻相应的货源。他会预判一下，如果觉得某些产品可能畅销，就会大量买入。他不但从日本的贸易公司订货，还从满洲人的公司进货。“军方许可供应商”的真正意思也就是“代理”，他从中赚了不少利润。我很吃惊，他居然能从军方那儿赚到那么多钱。我在一个贫困的军人家庭长大，父亲在造船厂的一场事故中去世时，我们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800日元的赔偿。母亲说，这是国家补偿给我们的钱，我当时觉得这笔赔偿已经是巨额了。

我对丈夫说：“这好像是在做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这么说？”他问。我指了指银行存折，一本存折上写着3 000日元，另一本写着5 000日元。丈夫从奉天的供货商那里订购鱼子酱、黄金鲅鱼和萝卜泡菜，他们按照订单给我们发货。我就是不敢相信，这样就能赚钱。在国人食不果腹的年代里，我能随便享用重油蛋糕，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此受到天谴。

军官们会偶尔来我家放松，我则经常做点家乡小菜招待他们。仅仅这样，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有官兵问道：“夫人，您爱吃什么？”我回答说：“重油蛋糕！”“好，我这就给您带来！”他马上到军队杂货店，买了黄油、面粉和糖，军队里什么都有。如果我说，想吃奶油泡芙，也立马会有人给我带来四五个。他们都很照顾我。对他们来说，能吃上一口家乡的饭菜，和一个家乡来的知心姐姐聊聊天，就心满意足了。

在他们面前，我可以卸下所有伪装，就像他们的姐姐或者媳妇，或者他们的红颜知己，可以畅聊各种话题。他们很感激，在异国他乡仍然有个人愿意聆听他们的倾诉。后来，丈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还特别会哄人开心。我很享受当时的幸福生活，却从来没想过，接下来会面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