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食物关系失调的简史
14岁那年，我的数学老师是位可爱的老太太，长着一张和蔼可亲的圆脸，名叫伍利夫人。她跟我说，我要升入快班了。她说这学期我的数学有很大的进步。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但我似乎无法领会她的话，无法把它与我内心的情感联系起来。我们之间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什么也看不清。我感觉不到应有的快乐，一无所感（除了冷）。
我展现出新的数学才能是有原因的，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心算。我不断地计算卡路里，计算要消耗掉我所吃下去的东西需要多少体力活动，计算为了弥补今天的“放任”，明天必须要限制多少卡路里摄入。我不相信自己算准了结果，然而对我来说又务必要保证计算结果百分百准确。所以，一旦我完成了对每日摄入和消耗的热量的估算，就会从头开始验算。如此日复一日，没完没了。虽然枯燥透顶，但我似乎就是停不下来。我的大脑就像台滚筒式烘干机，一遍又一遍地旋转着这些数字，直到我精疲力竭，实在算不动了。然后，我就上床躺几个小时，听着我的肚子咕噜作响地抗议，一面累得无法思考，一面却又饿得无法入睡。
虽然我的数学成绩因此而受益，但其他学科的成绩都一落千丈。我无法集中精力，喜怒无常，在课堂上说些冷嘲热讽的话，搞得我的年级组长错愕不已。她拖我去面谈，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这太不像我了。我跟她说是因为我开始来例假了，荷尔蒙作祟。这是谎话。我同年级的其他女生都“来了”，但我自己的性成熟还没顾得上我。
我似乎无法抓住和锁定自己的想法，脑袋里好像装满了棉絮。我只是努力地活过每一天——是活着，不是生活。每天晚上，一旦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时，就会梦到食物。我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尽情地享用被禁止的食物。我惊慌失措地醒来，大汗淋漓，而后又长舒一口气。我没有屈服。我把手伸进羽绒被里，摸摸自己身上那些让我安心的骨头，它们告诉我，我还控制得住自己。
一天，我手里攥着一枚十便士的硬币，在门廊里排队等着用付费电话。戏剧老师麦克里尔夫人刚告诉我们今晚要排练，我得跟我妈说一声。我们今年要在学校里上演《国王与我》，我没分到什么重要的角色。我混在合唱队里，扮演一个无名的“暹罗姑娘”。我这样的人演不了主角，演员掌控全场，我只能据守自己的大脑。
露西是个高挑自信的女孩，身材和我差不多，一头浓密的卷发光彩照人，脸上有少许雀斑，气质不俗。她刚打完电话，转身顺着队列往回走，仿佛在检阅我们。我们都有点怕她，我不由缩了缩身子。她突然毫无预兆地用手指着我，颐指气使地喊道：“娜塔莎，你给我长胖点成吗？”她可没安好心。我看得出来她觉得我是想“出风头”，我在心里怒吼着“去你妈的”。
然而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却开始大吃特吃。我和父母一道去参加一个烧烤会——好像是什么援助派对（当时我已没有心力去注意这些细枝末节了）。我妈一个朋友的女儿也在那儿。她比我小一岁，正和她学校里的同学聚在一处。她看起来就像用软件精修过一样，美得犹如一个传说。
妈妈们把我们推到一起，硬让我们一起玩，好像我们仍只有五岁似的。她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把我扫视了一遍，那眼神我称之为“埃塞克斯式[30]的打量”。而后她一言不发，转身又去找她学校里的那些朋友了。他们立刻兴奋起来，她显然是这帮人的主心骨。她回身朝我看来，他们在谈论我。我一声不响地溜开去找大人们了。
我父母生意上的一群熟人正说到我妈朋友的女儿，他们说的话我虽不全懂，但也知道那些话并不合适。他们已经40多岁了，她才14岁。他们显然喝醉了，一个个手里攥着渗着水汽的冰啤酒，抵在他们凸出的肚腩上。说话时，口水几乎都要流出来了。带头口不择言的那人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他望向我，苍白而颤抖的脸颊上挂着一丝微笑。他的嘴角在笑，眼底却没有丝毫笑意。他也给了我一个“埃塞克斯式的打量”。我内心深处警铃大作。我知道那饶有兴致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我跑到自助餐台前，开始拼命往嘴里塞食物。此后两年，我一直没能停下来。
17岁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卡兹来我家玩。这是我俩各自远走他乡去上大学之前的最后一面——我要去阿伯里斯特威斯，她要去爱丁堡。我俩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无缘无故地狂笑，这正是我们合得来的地方。
我突然感到再不吃点东西，就会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了。如今我大概每半个小时就会产生一次这种感觉。我问她要不要在回去的路上一起去吃点炸鱼薯条。薯条店离我家有20分钟路程，我顶着酷暑备受煎熬。我那条又黑又厚的喇叭裤太难受了，害得我汗流不止，不断让卡兹走慢点等等我。
我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面无表情地把沾满油脂的土豆和面糊用叉子塞进嘴里。我无法腾出注意力来听卡兹说话，但会在我觉得适当的时候差不离地应个声。我们吃完后，我回到了凉爽的卧室，拉上窗帘，去了厕所。
自记事起，我每天都会在那里重复数次同样的仪式。我撩起上衣，踮着脚尖，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肚子。我的肚子今天怎么样了？它究竟是变平了还是变凸了，左右着我的心情。我的生活基本上全围绕着我的小腹在转。在我的想象中，我能看见自己刚刚吃下去的食物正堆在我的肚子里。不知怎的，我突然有种冲动要把它们取出来。它们让我觉得污浊、沉重和不洁。我对着马桶，弯下了身子。
22岁那年，我正等着我的学位证书寄来。我在读书的间隙接了一些模特的工作。我总算达到了人人都向往的美丽标准。其他女性会在街上拦住我，问我是如何保持身材的。真相我说不出口，所以我就说是“练瑜伽”。我注意到我说话时，有几个人因为我喷出的气息微微后退了一步。我的五脏六腑已经开始腐烂了。
我在和一个著名的音乐人交往。周末，他会开着奥迪TT来接我，带我流连伦敦的各大夜店。我只需打扮得漂漂亮亮，挽着他的手臂就好。我从不开口说话，只一个劲儿地喝下推到我跟前来的香槟。玩得差不多了，他就会把我安置在一家便宜的酒店，然后赶赴下一个派对。要是我“走运”的话，他会在凌晨回来和我上床。不过通常我都是独自醒来，不得不弄清自己身在何处，该如何回家。
一切似乎都事与愿违。根据“埃塞克斯”在我心中刻下的标准，我已经实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看起来“很正点”。在外人眼中，我的生活似乎多少还有些迷人。但我却空虚至极，甚至记不起上次体会到真情实感是在什么时候。
我父母几个从乡下来的朋友都聚在我家的厨房里，我则一直在大门口等邮递员。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听到门前的小路上传来了脚步声。打开信箱，一封盖有威尔士大学官方邮戳的信函飘落到地垫上。我浑身颤抖。我们大学的学分系统是累进制，所以第三学年[31]的分数比大一刚进校的分数更重要。这个制度的本意是为鼓励进步，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可以在考前的几个晚上通过临时抱佛脚，来挽救我三年来的呕吐和烂醉。
我撕开信封。我合格了，不仅如此，还是优秀。我默默感谢自己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记性还不错，但内心深处我很清楚这并不等于聪明。我走进厨房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我父母的朋友转过来对我说：“噢，娜塔莎，你一定很自豪吧！你实在太瘦了！”
我恨她，恨我们身处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我恨我自己。
时至今日，我36岁了。我寻到了女权主义，每天用它来提醒自己，我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我的外表和性吸引力。我必须经常这样做，因为无论我走到哪儿，似乎都被截然相反的图像和信息轰炸。体格上，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异常之高，身强体壮，体重中等偏胖。这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样子。我尽量吃得营养，但偶尔也会被大量相互矛盾的信息弄糊涂。有时，我发现自己在需要安慰时，仍会伸手摸摸自己的锁骨或髋骨。我知道这样不对。吃下那些只为享受口腹之欲而不为果腹的食物，我仍会觉得愧疚。我知道这也不对。
我遭遇过性侵犯，至今仍觉得难以启齿。现在我知道这段经历妨碍了我欣赏和赞美自己的身体。有时，我对我的生理自我很自信，觉得自己看起来美极了。还有些时候，我疯狂审视自己的“缺陷”，商店里的每一扇橱窗都让我心烦意乱。如果我一整天都不曾因食物或外表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在我看来，就是个巨大的胜利。我所知道的真相与我内心的感受总是有所龃龉。
尽管我如今的这些情况仍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但我依旧认为自己已经从饮食失调中康复了。个中原因可能令人不悦，但经验告诉我，按照21世纪的标准，我现在已经“正常”了。与食物相关的罪恶感和羞耻感、时常闪现的对身体形态的自我憎恶，乃至性侵，这一切都是2017年女性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这是我决心要改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