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任弼时（1904—1950），名培国，号二南，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延安时期曾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为了顾全大局，八路军取消了政委制，采用了与国民党军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和官阶制，原有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政治工作的地位有所下降。红军改编后，任弼时与朱德等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开赴抗日前线后，任弼时便派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克诚实地调查后发现，自从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并出现军阀主义的倾向。因此，他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弼时听取了黄克诚的汇报，并责成起草一份报告。随后，任弼时将情况向朱德、彭德怀做了汇报。三人一起研究，觉得应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于是，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于10月19日将黄克诚的报告电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24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通知，一度取消的红军时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又得到了恢复。

这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对于保持与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重要的意义。1938年1月，任弼时撰写《山西抗战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①

排除王明错误路线干扰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这时，王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他一回国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且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故一时不少人受到蒙蔽。

当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的经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之所以派王明回国，正是为了贯彻这些“新政策”。很显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则存在分歧。

王明的独断专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为此，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派一名党性观念强，既熟悉共产国际，又了解中国抗战的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

任弼时（左）、毛泽东（中）、周恩来（右）在延安

1938年3月，任弼时经长途跋涉，到达莫斯科。4月14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八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

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4月14日的书面报告大纲做了说明和补充。他的说明和补充，生动、翔实，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后，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

任弼时除了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毛泽东的抗战思想外，还充分利用苏联的报纸杂志进行宣传。

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任弼时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随后，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任弼时又在《真理报》上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宣传毛泽东的主张。同时，任弼时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的文章，在共产国际的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并应邀参加各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如果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怀疑，而对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又缺乏基本认识的话，那么，任弼时的报告和宣传，沟通了信息，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团结斗争的真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共产国际原有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约请任弼时和王稼祥谈话时郑重宣布：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之下解决。季米特洛夫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转达：请告诉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国。25日，任弼时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启程返回国内。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期间不辱使命，完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有力地排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

幸福渠

1940年3月，任弼时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工作，回到延安，参加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他十分繁忙，每天几乎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然而不管怎么忙，他都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

盛夏的一天下午，任弼时走出枣园的大门，向西川走去。一路上只见满川的玉米晒黄了叶子，心里不免焦灼不安。正巧看见几个农民在浇地。可是，水流很小，半天也浇不了一块地。任弼时走上前去打招呼：

“老乡，在浇地啊？”

“天旱浇园子嘛。”老乡头也不抬地说。

“看流水这么小，什么时候能浇一遍啊。”任弼时说。

“有水总比没水强。”

任弼时又问：“这流水原来就这么小吗？”

老乡说：“不是的。这渠原来是地主修的，刚修好那年水很大，后来年久失修，到处渗漏，水就越来越小了。”

任弼时沉思一阵问：“那水源有问题吗？”

“水源没问题，只要渠修好了，水是用不完的。”

任弼时果断地说：“那好，我马上动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帮你们修渠。”

“那太感谢你们了。”

“谢什么，都是自家人。”

回到枣园，任弼时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交任弼时负责。所有的机关干部全部出动，日夜奋战，没用一周时间，水渠就修成了。该渠北起裴庄，南至枣园，全长六公里，采用自流灌溉的方式，可灌溉枣园周围五个村庄九十四公顷土地。此后，经过水渠引水灌溉，枣园周围村庄的庄稼连年丰收。这条渠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幸福渠”。

枣园幸福渠

强调“思想”在党性标准中的突出地位

194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随即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作为当时党中央核心成员的任弼时，把宣传、阐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视为己任，投入满腔热情，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但是，从建党起就致力于革命运动，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在全党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不少党员，特别是广大基层党员，对于什么是党性有许多模糊的认识。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应邀到中央党校做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重点阐述了中央为什么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什么是党性，以及怎样增强党性等问题。

延安整风时期的任弼时

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中，吸收与发挥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强调了“思想”在党性标准中的突出地位。他指出，过去我们把党性比较偏重于组织方面，这也是对的，但不大全面；去年5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中央政治局对思想领导方面，予以了特别注意，在中央政治局的业务里，规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组织几项，把思想放在第一位。《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布以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① 把主观主义列为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恰恰击中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要害，也是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客观需要。任弼时的报告，使得广大党员对于党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即党性不仅包括组织观念，而且包括思想、政治等方面。

党和人民的“骆驼”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延安期间，他身兼多职，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身体就不好了，患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而且很严重。他带着重病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和组织召开了党的七大。七大召开前，他的病就严重地发作了，常常感到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日本投降后，他的身体相当差，书记处的会常常不能参加，不得不半休了。1946年下半年，中央安排他在延安侯家沟“离职休养”。

任弼时是个闲不住的人，中央为了让他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看护着他，不让他工作。可是，任弼时总是用各种方法支开工作人员，走进农田，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进行调查研究。

深秋的一天，毛泽东和朱德前来看望任弼时。任弼时却不见了。询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他说要睡一会儿，让我复习昨天教的生字，怎么就不见人了呢？”

工作人员赶快出门寻找，才发现任弼时在农田帮侯家沟村史村长种冬麦，一边聊天了解村上的农业生产情况。任弼时看到前来找他的工作人员，连忙说：“对不起，我又犯纪律了，下次在民主生活会上检讨。”

任弼时回到住处，毛泽东看到一脸汗水的任弼时，说：“你要再不听话，我可要采取特别措施——关你的禁闭了。”

朱德上前握住任弼时的手说：“真是拿你没办法，总不能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中国的反动派还没有被打倒，我们不能去见马克思。他会批评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尽到共产党人的责任。”

大家正说笑着，叶剑英来了。

叶剑英说：“我说弼时同志，你这峰 ‘骆驼’多会儿能把脾气改一改呀？”

跟前的几名工作人员一听叶剑英把任弼时称为“骆驼”，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朱德问工作人员：“你们笑什么？”

工作人员就把在老乡那里听到的故事讲了出来。

原来，侯家沟有个关于金骆驼的传说。很早以前，这里来了一峰金骆驼，勤劳善良，常常帮助穷人干活。一个财主知道了这件事，打造了一条长长的铁链，想拴住金骆驼，据为己有。金骆驼惩罚了那个财主后就不见了。自从任弼时来到侯家沟休养后，老乡们纷纷传言，说当年消失的金骆驼又回来了。

叶剑英听了，赶忙说：“我没有考究那头金骆驼和任弼时同志是什么关系。可我肯定，任弼时同志就是我们党的 ‘骆驼’，中国人民的 ‘骆驼’。他担负着沉重的工作担子，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考虑任何个人利益。”

毛泽东跟着深情地说：“是呀，弼时同志就是党的 ‘金骆驼’，人民的 ‘金骆驼’。”

宣传刘胡兰

1947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到达子长县（瓦窑堡）东吴家寨子。3月25日，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延安各界慰问团的活动经过和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情形，以及吕梁地区党委请示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

任弼时和夫人、孩子在延安

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一个“延安各界慰问团”，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军队作战获得重大胜利的王震纵队和陈赓纵队。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和各单位代表组成，一行九人，团长为陕甘宁边区工会主席崔田夫，副团长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张仲实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黄静波。慰问团成员在文水县活动期间，从《晋绥日报》上看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十分感动，当即向吕梁地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了刘胡兰被捕就义的详情，并请慰问团成员缪海稜和白凌云两位同志到云周西村深入了解情况。缪、白两位同志在云周西村了解到刘胡兰生前确实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还辗转找到了当时被阎匪胁迫参与行刑铡杀刘胡兰的两个人，这两人提供了刘胡兰最后就义时刻的详情。刘胡兰就义前对敌人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接着，气急败坏的阎匪当着她的面将逮捕的六名农民铡死，企图以此威慑刘胡兰。但刘胡兰面不改色，她不住口地痛斥万恶的敌人，最后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厉声说道：“死有什么可怕？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了解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情后，张仲实又让白凌云等人前往云周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双亲。同时，慰问团表示积极支持吕梁地区党委将刘胡兰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的决定。解学恭对张仲实说，吕梁地区决定在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一通石碑，希望张仲实为烈士墓撰写碑文。但是，张仲实谦虚地认为，自己写不合适，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请中央负责同志写”。

任弼时听了张仲实关于刘胡兰的汇报，内心受到强烈触动。他认为，在解放战争最严峻的时刻，大力宣传刘胡兰，宣传她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勇于献身的英雄事迹，对于坚定广大群众的必胜信念，激励我军将士和解放区人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任弼时说：“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张仲实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

任弼时答应将其意见转报毛主席。

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3月26日，任弼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罢，深为感动，当即挥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随即，新华社广播了刘胡兰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一个学习英雄刘胡兰的热潮迅速在各个解放区兴起。从此，刘胡兰的名字和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在各个解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① 任弼时：《山西抗战回忆》,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3日至16日。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