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春早晨，初升的太阳还在云团背后躲闪，寒风尖锐地从脸上划过。春山村的村口红旗招展，锣鼓喧腾，大路两旁挤满了人，春山小学秧歌队也在其中。他们正在欢迎即将到来的上海知识青年。
乡村简易公路坑坑洼洼，布满一个个小坑，积在坑里的雨水，结了一层薄冰，像呵了热气的玻璃泛出乳白色。年龄和个头都最小的三年级学生王力亮，走在秧歌队的最前面，红绸带在肚子前的棉袄上绑了一个蝴蝶结，双手抓住长长的红绸带两头，上下左右交叉挥舞，双脚踩着十字舞步。王力亮一边扭秧歌，一边去踩小坑上那层乳白色的薄冰。脚踏冰块发出的嘎嘎声，和锣鼓咚咚锵的声音，奇妙地汇合在一起，平添了不少乐趣。但并不是每一次舞步都能够跟结冰的坑儿巧遇，为了踩到冰块，王力亮会左右摇摆地偏离队伍，甚至后退踩到王力婉的脚。身后王力婉的埋怨和叫骂声，伴随着高音喇叭的喊叫声：排头兵注意，排头兵注意，不得乱扭，保持队形！不得乱扭，保持队形！王力亮闻声赶紧收住脚，眼看一个又一个小坑上的冰块从脚下错过，心里懊恼不已。
锣鼓声还在咚锵咚咚锵地响着，王力亮双手挥动红绸带，颠簸着往前跳去，偏大的解放鞋要掉下来的感觉，系棉裤的白纱布绷带也越来越不管用了，已经卷过两卷的棉裤腿在潮湿的地面上拖扫。挤在公路两旁瞧热闹的社员好像都在冲自己笑，不知是赞许还是嘲笑，王力亮强打起精神继续前行。他盼着锣鼓声赶紧停下来，自己就可以抽空把裤带和鞋带紧一紧。但不知疲倦的锣鼓声，一阵高过一阵，并没有停歇的意思。
突然，背后传来尖锐的喊叫：“王力亮！你耳朵聋了吧？还跳！跳得好看啊？！”王力亮停下来回头一看，姐姐王力婉正在龇牙咧嘴朝他高声咒骂。尽管锣鼓还在响，但秧歌队所有的人都停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只有他一人拖着鞋子和棉裤，扭动腰肢，踩着十字舞步，滑稽地跳着，身后几十米之内空无一人。他顿时有一种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羞得满脸通红。站在路边的人都露出诡秘的表情，包括打横幅标语的同班同学兼邻居马欢笑。
寒风从短棉袄和肚皮之间吹进来，王力亮打了个寒战，提着往下溜的棉裤，往秧歌队伍中走。担任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活动总指挥的，是春山小学体育老师帅东华。他恶狠狠地对王力亮说：“后面人都停下来了，没听见吗？长两只耳朵干什么，赶苍蝇啊？耳朵塞了糠啊？”帅老师骂人的时候，腮帮子上的咬肌高高突起，一边一块疙瘩肉，凶狠有力，令人胆战心惊。帅老师原名帅福生，后改名帅东华。他以善于骂人而著称，一旦开口，他就难以自控，满嘴喷着唾沫星子，目光中充满杀气。
通往县城的公路跟平时一样，空空荡荡地没有动静，无比寂寞。大路蜿蜒向前伸去，由黄色变成灰白，跟白云融为一体。眼看快到正午。突然听到有人喊，来啦，来啦！几个小黑点从远处飘来，像从云雾中钻出来一样，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只见一小几大数辆汽车，排着长阵，缓缓驶近，这条很少有汽车出现的乡村公路上，顿时开了锅，伴随着阵阵惊呼声。帅老师一挥手，锣鼓急促响起，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秧歌队在路中间跳起来，不再前行，而是原地踏步地跳。车队前面是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司机边上坐着一位好几层下巴的胖子。后面跟着三辆解放牌大卡车，挤满了年轻的男女和他们的行李，车身两边的铁架和木板上，挂着红布条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农村是座大学校，贫下中农是老师”。
负责举横幅的马欢笑和另一位同学张着大嘴看傻了，红布都快要拖到地上。帅东华大吼一声：“马欢笑，你们张着嘴干什么？你的横幅呢？举起手来！”马欢笑吓得一抖，赶紧收拢嘴巴，高举双手擎起横幅，上面写着“贫下中农欢迎上海知青”，边上还有几个小字“春山小学宣”。
春山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徐水根看着红布横幅，心里有了想法：明明是我让你们小学代表公社搞接待，为什么不写“春山公社宣”？你小学“宣”什么狗屁！徐水根正在恼怒，吉普车上的胖子下了车，老远就伸出双手奔了过来。他紧紧握住徐水根的手，使劲地上下摇晃，下巴上的肉也跟着晃动。徐水根连忙从恼怒中回过神来，赶紧用蹩脚的普通话说：“欢迎欢迎，刘主任辛苦了，您还亲自押送啊？”湖滨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五七大军办公室”主任刘登革笑着说：“欢送，欢送，哈哈哈哈，第一批上海下放知青嘛，我必须亲自把他们送到你手上。”刘主任将一份花名册交到徐水根手上说：“我们县接受了五十八个知青，全部都安置在你们公社。你们这里的条件，更加适合锻炼知识青年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徐主任，你任重道远啊。你验收一下吧，个个都完好无损，出了问题我可要找你的麻烦啊。”徐水根说：“刘主任放心，名额早就分到了生产大队，欢迎仪式结束后，我就让大队长把他们领走。”刘主任朝卡车那边一挥手，三辆卡车上的男孩和女孩呼啦一下全都跳下了车，迅速在路边排成方阵，动作麻利得像军人。他们年龄大约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却一个个跟大人一样严肃，仔细看，还是有难以掩饰的稚气。
这边帅老师手一挥，锣鼓就停了。他也让二十几位同学五人一行排成小方阵，启动拉歌仪式，自己亲自担任指挥，唱起了革命歌曲。刘登革主任听到歌声，朝知青方阵那边示意，知青方阵中马上走出一位女孩。只见女孩扎着一对齐肩小辫，灰色双排扣列宁装上衣，米黄色细腿九分长裤，黑色丁字皮鞋，腰里系着一条咖啡色人造革军用皮带，皮肤白净，忽闪着大眼睛，嘴角紧绷，表情异常严肃。跟着女孩走出队列的，是一位长发齐眉的瘦高个儿男孩，眼神有些含混迷离，穿一件蓝灰色劳动布工装上衣，脚蹬白色回力鞋，肩上背着一架手风琴。男孩甩了一下头发，肩膀一耸，右臂向外缓缓地伸展，哆咪嗦哆，哆嗦咪哆，长方形手风琴拉成了圆弧形。女孩双手往上一举，嘈杂的方阵立刻静悄悄，清亮的声音从女孩嗓子里飘出来：“我们共产党人，一、二！”其他人就跟着齐声高唱起来。唱到最后“生根！开花！”几个字时，伴随着女孩的右手从右上方朝自己胸前一收，声音和动作同时结束，整齐干脆有力，让王力亮大开眼界。人家不说“预备，唱”，人家说“一、二”！多新鲜，像解放军战士一样。人家指挥的时候，胳膊比画得又有力又漂亮，而帅老师的指挥，只有力，不漂亮，手臂僵硬像两根搅屎棍。王力亮这样想着，开始有点俯视帅老师的感觉。
王力亮还在想心思，被王力婉一掌推了个趔趄。王力婉气呼呼地说：“你又在发呆，等一下又要丢丑！”欢迎的锣鼓已经敲起来，队伍开始缓慢地朝公社办公楼方向移动。前面走着上海知青方阵，都背着行囊，胸前斜挎着黄色帆布书包，模仿军人走路的姿势。一位留着小分头的高个儿男孩举着红旗走在方阵前排，刘主任和徐水根走在红旗的两边，指挥唱歌的女孩和拉手风琴的男孩紧随其后。锣鼓队和秧歌队跟在知青方阵后面，但被挤到路中间凑热闹的群众隔断，已经不像欢迎队伍的一部分，跟不断插进来的人混在一起。
公社秘书季卫东不断地朝群众示意，让他们鼓掌，但掌声一直不够热烈。大家没有注意到季卫东在做手势、使眼色，他们看“西洋景”看呆了。惊奇的妇女们嘴巴里发出啧啧啧啧的赞叹声，嘈杂的议论声压住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季卫东急了，突然跳到公路中间，涨红着脸振臂一呼：“热烈欢迎上海知青！”“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围观群众跟着呼喊起来。
秧歌队的人越来越少，都偷偷地溜回家去了，王力亮还在坚持。他一边扭秧歌，一边朝人群挤眉弄眼做鬼脸。突然，王力亮吓得收回表情，因为父亲王毅华出现在人群中，穿一件醒目的白大褂，戴着近视眼镜，嘴唇紧绷，四处张望。父亲王毅华是公社医院老院长，如今正“靠边站”。他受医院临时负责人、护士李瑰芬指派，担任这次活动的医疗保健工作。他背着一只棕色牛皮药箱在巡逻，长方形药箱前面深红色圆圈正中，白色十字架显得特别威严。王毅华用警惕的目光扫视人群，随时准备抢救那些因过分激动而晕倒的人。王毅华发现季卫东站在路边，嘴唇发白，双手颤抖，便过去打招呼：“季秘书，没事吧？”“没事，王医生，我有点激动。”王毅华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瓶塞在季卫东手里说：“这个药现在就可以吞几颗，有病治病，没病安神。”
王毅华背起药箱往队伍前面赶去，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王力亮身边说：“人家吃完中饭就下乡去，你也跟着下乡去？去吧去吧，不要回来！”说完转身走了。王力亮的确打算继续送知青一程，把指挥唱歌的女孩、扛大旗的高个儿大哥哥，还有那个拉手风琴的男孩，送到他们落户的乡下去。王力亮继续扭着秧歌往公社方向去。王力婉突然在后面大喊起来：“王力亮，你还跳！爸爸说‘不要回来’，就是叫我们不要再跟着，赶紧回家，你没听见啊！拖着鼻涕跳得很好看是吧？！”整个上午，王力婉都在对王力亮大喊大叫，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王力亮忍耐她很久了，此刻他突然大声喊叫起来：“芦花鸡，要回家你回啊，管我干什么！”芦花鸡是王力婉的绰号，她有一条裙子花纹很像芦花鸡的花纹，而且整天唧唧喳喳的，父亲说她的声音像母鸡下蛋后邀功的叫唤声。王力婉听到王力亮当众叫她的绰号，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往家里跑。
知青队伍已经走进了公社食堂。王力亮还站在路边，心里充满快意，王力婉喜欢当众耍威风，其实跟反动派一样，是纸老虎。季卫东走过来对王力亮说：“你想不想跟着下乡去啊？”王力亮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季卫东说：“跟着我走，你父亲就不会打你骂你。”
季卫东有一个爱好，没事喜欢到医院开药吃。在医术上，他原本就不信任有历史问题的名医马约伯，而是更信任院长王毅华，所以成了王力亮家常客。如今王院长“靠边站”了，马约伯的妻子、护士李瑰芬执掌医院，李瑰芬又不懂得治病，弄得季秘书不知所措。李瑰芬名义上是负责人，召集大家开开会，念念报，管一些杂事，业务上还得靠王毅华。只是季秘书再也不便到王毅华家串门。但他对王力亮还是很友善。季卫东二十六七岁，县师范毕业之后，分配到春山公社当秘书，是公社里的“大秀才”，本事很大。别人写大字报，是写好了再往墙上贴，他写大字报，是先将白纸贴在墙上，然后站在墙边，拿起毛笔直接往墙上写。每次写大字报，身后都跟着一群人，拿纸的，端墨的，提糨糊的，围观的，喝彩的，阵仗很大。季卫东在大字报上的署名也很古怪，什么“长枕戈”啊，“农奴戟”啊，还有“千钧棒”“射天狼”，这些古怪的名字，让王力亮感到既刺激又害怕。
季卫东领着王力亮走进由礼堂改成的临时餐厅，里面摆着十几张大圆桌。公社领导陪着刘主任和知青们在吃饭。季卫东举目四望，好像在找座位。有人用普通话喊：“季秘书，这里有位子。”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徐芳兵，正朝季卫东这边挥手。季卫东说：“好的，芳兵同志，我马上过来。”徐芳兵是徐水根的侄女，曾经在湖滨县中学读书，两年前学校停课闹革命，她便回乡务农，因为有文化，又会说普通话，被安排担任公社广播员。她芳龄二十，尚未婚配，这在他们老家徐坊村，算是老大难了，但在公社里工作，则另当别论，所以她整天唱啊跳的，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徐芳兵不大愿意说本地土话。在公社机关里，除了叔叔徐水根，遇到其他人，她一律用普通话聊天。
徐芳兵用花手绢在后面扎住短发，远看后脑勺多出一个把儿，脑袋像熬中药的瓦罐。草绿色军装里面是红色鸡心领毛衣，带暗花纹的浅色衬衫的尖领，翻在军装领子的外面。她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净，都说她像大城市里的人，加上又是徐主任的侄女，很少有人敢追求她。季卫东钟情于徐芳兵，但不知道徐主任的想法，心里忌惮，不便公开，表面上只能跟徐芳兵维系着同事关系。反正每天都能跟徐芳兵见面，经常在一起聊天，谈谈学习的体会。徐水根主任也让季卫东多帮助自己的侄女学文化。季卫东觉得这样很好，没有谈恋爱也跟谈恋爱差不多，并没有多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就耐心等待瓜熟蒂落。
徐芳兵第一次注意到季卫东是两年前的事，那天，季卫东正站在公社办公楼外，直接往墙上写大字报。只见季卫东挥舞着毛笔，行草写得特别漂亮：“口蜜腹剑野心狼——批倒批臭刘传仁”。刘传仁是前任公社党委书记兼社长，后来被打倒了，现在“靠边站”，在离公社最远的一个大队下面的村子里监督劳动。季卫东身后跟着好几个帮手，围观群众站在旁边喝彩。季卫东长得不起眼，但在写大字报的时候，却显出了大将风度，形象似乎高大起来了。从那以后，徐芳兵就经常想起季卫东，尽管跟她想象中的男人相比还有距离，个头小，眉目不清，但季卫东的确是自己目光所及最有才华的，又是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如果他能够主动地、勇敢地发起进攻，自己也不是不可以缴械投降。无奈季卫东迟迟不肯发起冲锋，似乎没有什么战斗力，一直躲躲闪闪、鬼鬼祟祟、暧昧不明，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季卫东在徐芳兵边上坐下，拦住正在端菜的炊事员游师傅，吩咐他多送点饭菜过来。还专门给芳兵要了一盘她最爱吃的油炸小泥鳅。
徐芳兵说：“我见你在东张西望找位子。为什么不到那边主桌去坐啊？”
季卫东说：“徐主任是叫我去那边坐，我觉得有徐主任陪着就行，就不去凑热闹。还是在这里自在，咱们边吃边聊。”
徐芳兵说：“那些上海女孩，真洋气啊，白得像瓷器人，衣服也好看。为什么她们的头发丝又细又软？我的头发丝又粗又硬，真恨不得把我的头发剪掉。”
季卫东说：“你的头发粗吗？没看出来。漂亮衣服可以买到的。长得白净也是会变的。劳动改造人哪，她们就是来锻炼改造的嘛，要不了多久，她们就会晒成小黑人了。”
听了季卫东的话，徐芳兵很开心。她用不着下地干活晒太阳，所以不用担心会晒黑。她问季卫东：“等一会儿你还要送他们下乡吧？你去哪个大队？”
季卫东说：“知识青年分到了十个生产大队，吃完饭就要跟大队长下乡去，我们不用管。我们另外精心挑选了十八个知青，直接送到横山那边的春山岭林场，我去送这十八个知青。你先写一条欢迎知青的简讯，广播一下，详细的消息稿我晚上回来再写。”
徐芳兵说：“好的，下午第一次新闻时间就播。春山岭林场在哪里？我还没去过呢。”
季卫东说：“那个地方比较偏僻，在我们公社跟隔壁砚坑公社交界的武山上，属于横山大队的范围。我也只去过一次，刚成立不久，房子还没盖起来，不过，本地员工和本县知青已经去了一批打前站的，搭了一些茅棚。接下来就要开始基建。一切都得靠他们自己去建设，白手起家闹革命，那才叫典型和样板呢！”
王力亮突然插嘴说：“我大哥就是那个林场的。我跟我父亲送他去的。”
季卫东说：“这是王医生的小儿子。他大哥王力熊是第一批到春山岭的本地知青。”
外面响起集合的哨声。季卫东领着王力亮来到办公楼前操场上，把他交给帅东华老师，说让他加入去春山岭的锣鼓队。帅老师笑着答应季秘书，转过脸对王力亮说：“大鼓小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都有人了，你想打什么？”王力亮说他想打大鼓，帅老师眼一瞪说：“什么？人没鼓高，还想打大鼓！大鼓是你打的吗？大鼓是锣鼓队的指挥，你来指挥啊？”王力亮吓得不敢说话了。帅老师塞给他一个饭碗大的小铜锣。王力亮觉得，有锣打就不错。在锣鼓队的声音中，除了他自己，谁也听不见小锣的声音，但他很起劲地敲打着。
春山村离春山岭林场大约十五六里路程。先要沿着简易公路和机耕道，走大约十里地，然后翻过茶山坳豁口，再往西走四五里山路就到了。徐水根主任要派拖拉机把知识青年送到茶山坳下面的公路边，下车后再步行，路程不多。可是，春山岭林场负责人彭击修婉言拒绝了徐水根主任的方案。他对刘主任和徐水根说：“刘主任，徐主任，我们不需要拖拉机，我们可以行军过去。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吃尽苦头，我们走这点路算得了什么！”
彭击修穿着草绿色军装，腰间扎着酱色塑料军用皮带，斜挎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红漆字样的黄帆布书包，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两片向外凸起的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的感觉，眼神里却流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精明。他是土生土长的春山人，在家排行老三，大哥彭孟修，二哥彭仲修。前两年，他嫌自己的名字有封建气息，便改名“彭击修”，意思就是“打击修正主义”。不过，家里人，村里人，所有老熟人，还是习惯称他“季修”或者“老三”。父亲彭健懿，辛亥年生人，读过几年私塾，他希望三个儿子有“修治齐平”的理想，至少要做有修养的人。无奈老大和老二都不爱读书，好不容易熬到了小学毕业，打死也不肯上学。彭健懿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身上。彭击修是三兄弟中唯一愿意读书的，老师夸他作文写得好。他立志要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中考成绩不理想，没考上县里唯一的高级中学，只好进了黄埠区的农业中学“黄埠农中”，学了些珠算、簿记、应用文、氮磷钾之类的知识技能，毕业回乡后又去参军，在部队里待了两年，担任过侦查班班长。退伍后回乡务农，兼职担任春山大队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偶尔会被公社武装部长兼治保主任殷贵生请过去，帮忙训练一下基干民兵。
父亲彭健懿很不满意，说我家季修，读了十几年书，当了两年兵，不奢望什么功名，可也不应该回家扛锄头啊！每每想起，便唉声叹气。彭击修对父亲的想法不以为然，他说，扛锄头怎么了？劳动光荣！话虽如此，但干农活儿是很累的，犁地耙田、挑粪担水，几年下来，人也磨老了，年轻时那点理想和激情，慢慢被扁担磨得没有了踪影。1966年下半年，彭击修自作主张地脱离了农业生产战线，没事就往公社里跑，开始是给季秘书帮忙，刻钢板、印文件、提糨糊桶，后来又认识了革委会主任徐水根。有一阵，传说彭击修要进公社革命委员会，但一直没有动静，最终不了了之，他只好重返农业生产第一线。
彭击修为人乖巧，又有文化，给公社主任徐水根留下不错的印象。徐水根一度还想撮合他跟自己的侄女徐芳兵。彭击修看出来了，便极力讨好徐芳兵，托复员的福建战友买龙眼，托上海的战友买外套。徐芳兵只是在收到礼物的时候冲他笑一下，其余时间一概不理。彭击修感到有些委屈，有点郁闷，便每天晚上坐在徐芳兵窗户对面的小树林里拉二胡，自拉自唱，唱完《八角楼的灯光》，接着唱《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吵得徐芳兵失眠，便告到徐水根那里。徐水根对彭击修说：“小彭啊，唱革命歌曲当然很好，但也不能影响革命群众睡觉啊，芳兵每天早晨四五点就要起床播音呢，你可以到公社后面的小山上去唱嘛。”彭击修听了很受伤，他还以为自己的歌声很动听，以为徐芳兵很爱听，没想到人家嫌弃他。说到底，徐芳兵看不上彭击修的农民身份。徐芳兵说，连个县中都考不上，也叫有文化？
彭击修感到前途渺茫，便听从姐姐彭秀枝的劝说，跟姐夫的本家堂妹游仙桃订了婚。游仙桃的家庭出身是上中农，但在游家坳算是个美人。彭击修原本打算自暴自弃，跟游仙桃结婚生子，在家耕田种地，混日子拉倒。他还把自己心爱的书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了。没想到书刚烧完，徐水根主任就通知他去新成立的社办林场工作，并担任春山岭林场负责人，成了公家的人。彭击修给父母一笔钱，让他们准备些酒菜，把两对哥嫂和侄儿还有姐姐和姐夫全部叫到一起，设宴庆贺。彭击修对彭秀枝说：“姐啊，你回去，跟游仙桃说，我们订婚那件事情不算数，我要重新来过。”说完，端起一大碗白酒，一饮而尽，然后趴在桌上哭起来。母亲过来摸着他的头说：“儿啊，莫哭，总算熬到头，不再吃农业粮。”说完也跟着老泪纵横。父亲彭健懿听说儿子要悔婚，张嘴便要开骂，说社会地位变了，诚实守信的品德怎能变？但一看彭击修醉倒在桌边，老伴又在边上啼哭，只好暂时忍住。
徐水根主任看着站在知青队伍排头的彭击修，听到他的豪言壮语，走过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很好！击修同志，这支队伍就交给你，准备出发吧！”彭击修走到队伍前面，用含混不清的普通话喊起了口令：“立儿（立正）！”“蓑衣（稍息）！”这是彭击修从部队学来的通行的时髦喊法。站在边上瞧热闹的理发匠何师傅说：“彭老三在喊什么鬼啊？口里像含了烧熟的萝卜，哩哩啰啰，谁听得懂！”奇怪的是，十八个上海知青好像都听懂了，彭击修喊“立儿”，他们双脚并拢，昂首挺胸。彭击修喊“蓑衣”，他们就往前伸右腿，双肩往下沉。
王力亮的目光在十八个人的脸上扫过，他在寻找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人，有指挥唱歌的穿列宁装漂亮姐姐，有扛大旗的高个儿男孩，唯独不见拉手风琴的长发男孩。他为什么不在这十八个人当中？他被分到哪个生产大队去了？王力亮又仔细察看了一遍，真的不见他的身影。他急着向季卫东打听，季卫东也不知道。王力亮很失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位拉手风琴的大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