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乐园追忆(3)
要是其他什么人来和我谈为他父亲写颂词的事，我会祝他好运，然后自己躲得远远的。但有一些理由驱使我当即就回信表示愿意效劳。第一条就是瑞典佬利沃夫想见我。也许有点可笑，进入老年了，见到他在信末的签名，满脑子还涌现出他在场上场下的情景。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魔力依然不减。记得那一年瑞典佬首次同意加入球队，我自己每天都到运动场看橄榄球训练。他在篮球场上已是高分勾手投篮的好手，没人知道他在橄榄球方面也同样神通广大，直到有一天教练孤注一掷，逼迫他上场。我们这个曾在市联赛中输得一塌糊涂的球队一次、两次，有时甚至一场中三次触地得分，大家都把球传给瑞典佬。五六十个小伙子站在场边观看他：头戴皮盔、身穿褐色运动衫，上面有橘黄色的11号数字，正为大学队与大学预备队的比赛卖力。大学队的四分卫左撇子拉文索一次次地传球（拉——文——索传给利——沃——夫！拉——文——索传给利——沃——夫！这有节奏的叫喊总能将我带回瑞典佬的鼎盛时期），而大学预备队的队员全线防守不让瑞典佬每次都得分。我已六十多岁了，看法已与少年时不完全一样，但那时的幻觉从未完全消失。如今我依然忘不掉瑞典佬：被人推拉、压倒在地，喘不过气来，慢慢爬起，用力摆脱纠缠，抗议似的抬头望着暗淡下来的秋季天空，发出悲怜的叹息，毫发无损地走回混战的人堆。他得分时，是一种荣耀；而被人揪抓、压在地上，只是站起身来摆脱了事，则是另一种荣耀，哪怕是在混战之中。
终于有一天我也享受到这荣耀。我在十岁以前从未有过了不起的事，和场外其他人一样。要不是由于杰里·利沃夫的关系，瑞典佬也不会注意到我。杰里近来有点把我当做朋友，虽然我难以相信，瑞典佬肯定注意到我常在他家转悠。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天色已晚，他接过拉文索的一个传球后被大学预备队的全体队员压在地上，教练急忙吹哨宣布结束比赛。瑞典佬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肘，一瘸一拐地跑下场来，看见我和其他男孩在一块，他对我嚷道：“跳级生，篮球从不像这样。”
这尊球神（他自己才十六岁）把我一下子带进运动员的天国，被崇拜者认可了崇拜者。当然，球星和影星一样，每个崇拜者都向往与他们有神秘的、私人的关系，而这却是由球星中最质朴的一员当众宣布的，并且是在一群竞争激烈、突然又鸦雀无声的男孩子面前。那次经历令人难忘，我万分惊讶，脸刷地红了，那周其余时间我大概什么都顾不得去想。他装出的可怜相，男子汉的慷慨大方，王子般的风度，以及球星的自我赏识，这些东西他太多了，可以随便分一点给观众。他的慷慨征服了我，使我飘飘然，因为这和我的绰号也联系起来。重要的是这在我心中扎下根来，成为一种象征，比他的运动天才更可贵：这是一种表现他“本色”的天才，也是一种特异的包容一切的能力，而且有一种声音和微笑，即使偶尔表现出优越性也毫不影响。那是一种自然表露的谦逊，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障碍，他似乎从来不必奋力去开辟一块自己的天地。现在虽已成年，我还是认为自己不是唯一在充满爱国主义的战争年代热心于完全美国化的犹太孩子。那一阵子，我们街区整个战时的希望都集中在瑞典佬那了不起的身躯上，他的一生带有无人企及的天才少年风范。
瑞典佬身上的犹太人特性太少，他和那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球星一个样。我们对待瑞典佬时无形中将他与美国混为一体，这样的偶像崇拜让大家多少有些羞愧和自卑。由他所引起的互相矛盾的犹太人欲望马上又被他平息下去。犹太人的矛盾心理——既想融入社会，又想独立开来；既认为与众不同，又认为没什么特殊——在看到瑞典佬胜利的那一时刻自然消失。实际上我们街区像他一样叫塞莫尔的人多得很，祖先也是所罗门和扫罗之类，他们生下斯蒂芬啦，再下面就是肖恩啦。但他的犹太心又在何处？你不可能发现，然而你知道确实存在。他的非理性在哪？他的焦躁不安在哪？世俗的诱惑呢？没有狡诈，没有心计，也没有顽皮。他驱除这一切，达到完美，无需奋争，不用左右为难、思前想后，只用球星自然的体格塑造风格就已足够。
只是……他去做这一切的主观意识是什么？瑞典佬想的是什么？一定有某种根基，难以想像出其结构成分。
那就是我回信的第二个原因：了解根基。他的思维一直处于怎样的状态？是否有某种东西曾经影响他的生活轨迹？没有谁能一生不被思索、悲痛、迷惑和失败打上烙印。即使有些人在年轻时就经历过这些，他们所受的罪都差不离，只分早晚，时多时少而已。肯定有幻灭，肯定有觉醒。无论是哪种情形我都想像不出，至今对他没有清晰的印象：在残留的青春期幻想中，我依然觉得瑞典佬的一生总是一帆风顺。
谈到他去世的父亲时，他认为并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麻木不仁，他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难受。”他在这封费尽心思、语气谦恭的来信中暗示的是什么？不对，瑞典佬肯定受到过什么刺激。这就是他想要谈的，不是他父亲的一生，而是他自己的经历。
我错了。
我们在西四十街区一家意大利餐馆会面。多年来瑞典佬的家人来纽约看百老汇演出或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场看纽约尼克斯队打篮球比赛时，就常到此就餐。我一去就知道无法接触到他的老底。文森特餐馆里的每个人都叫得出他的名字——文森特本人、文森特的妻子、女招待路雅、酒吧招待卡罗和为我们服务的比利——大家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询问小姐少爷的情况。我后来才知道，他父母在世时，一家人常来文森特举行周年纪念或过生日。他约我到此不会是仅仅为了证明他在西四十九街受人崇拜的程度和在政府大街一样而已吧。
文森特是古老的意大利餐馆之一，位于城中街道西侧，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场和购物中心之间。这些餐馆宽只能放三张桌，长不过有四盏顶灯，从芝麻菜发现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小吧台上的电视正转播球赛，不时有客人上前向招待打听比分情况，然后再回到座位就餐。亮绿色塑料软垫椅子，带斑点的肉色地砖，一侧为镜面墙，顶上是仿铜吊灯。作为装饰，角落有一尊五英尺高、亮闪闪的胡椒磨研机，看起来像贾科梅蒂[6]的作品（瑞典佬说，这是文森特意大利老家给他的礼物）。作为对称，对面角落里像雕塑一样的架子上放置一只大巴罗洛酒瓶。摆满蒜香番茄酱瓶的桌子对面就是文森特夫人的收银台，那上面的大碗里有餐后免费享用的薄荷糖。点心推车上有拿破仑蛋糕、提拉米苏糖、千层蛋糕、苹果馅饼、草莓蜜饯；我们桌后墙上是题有“送给文森特和安妮”字样的签名照片：小萨米·戴维斯，乔·纳玛斯，丽萨·明尼里，凯·巴拉德，金·凯瑞，杰克·卡特，菲尔·里兹托，约翰尼和乔安娜·卡森。应该有瑞典佬的照片才对，如果我们还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交战，而且街对面又是威克瓦西高中的话，肯定会有他的。
我们这边的服务生比利，矮胖秃顶，鼻子扁平得像拳击运动员一样，不用问就知道瑞典佬需要吃什么。三十多年来，经比利的手，瑞典佬一直点店里的招牌菜文森特通心面，先来点蛤蜊。瑞典佬说：“这是纽约最好的通心面。”但我还是点自己喜欢的焖鸡，在比利的建议下，我要“熟透了的”。比利一边点菜一边告诉瑞典佬前一晚上托尼·班奈特曾来过。像比利这种身材的人，可以想像一生整天托着不只满满一盘通心面来回奔忙，多年来承受的压力所致，嗓门很高，声音急促有力，听来有些意外，但也是一种享受。“看见您朋友坐的地方吗？利沃夫先生，看看他的椅子！托尼·班奈特就坐在那里。”他对我说道：“知道托尼·班奈特对那些上前来自我介绍的人说些什么？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就坐在您现在的位置。”
款待就这些，接下来该干活了。
他带来三个孩子的照片，从开胃菜到最后的甜点，所有谈话都是关于他十八岁的克里斯，十六岁的斯迪夫和十四岁的肯特。这个孩子的长曲棍球打得比棒球好，但教练对他的限制太多；那个孩子足球和篮球都挺好，一时定不下来到底该干什么；另一个是跳水冠军，还打破学校的蝶泳和仰泳纪录。这三个孩子学习都很用功，成绩全是优秀和良好。一个“迷上”自然科学，另一个喜欢“交际”，还有一个……有张照片上是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这位四十岁左右漂亮的金发女郎是莫里斯县一家周刊的广告经理。瑞典佬赶紧补充说，直到最小的孩子上二年级，她才出去工作。孩子们很幸运有这么好的母亲，现在她每天晚上都陪着他们，先照顾好他们才……
我们边吃边谈，他聊起这些如数家珍，一切都表露出他的好性情。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听着他海阔天空般闲聊，耐心地等他透露点实情，但他讲的都是些再明白不过的事。我在想，他没有生命力，有的只是温和乏味——这家伙很满意这样。他真实的自我藏在后面，使人难以捉摸。在席上有好几次我都想到自己干不下去了，如果他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夸耀他的家庭的话，恐怕还吃不上甜点我就要抽身走人。到最后我甚至认为他要不是有意把自己遮盖起来，便是精神上有毛病。
他心中要紧的事使他打住。这改变了他的性情，变得像普通人那样平淡无趣。有某种东西给他敲了警钟：一切应顺其自然。
瑞典佬比我大六岁或七岁，快到七十了。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精神焕发，只是眼角有了皱纹，突出的颊骨下方比硬汉子的标准稍稍凹陷一些。我想这种憔悴大概是跑步或网球运动多的缘故，到最后才知道他冬天刚做过前列腺手术，现正处于恢复期。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让我更为震惊的是了解到他遭受的磨难，还是他的这番坦言。我甚至在想，他近期的手术以及后来的影响也不足以解释他这种精神上的不正常。
我尽量不显得非常渴望的样子，插话问他这段时间在纽瓦克开工厂感觉如何。我这才知道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从七十年代早期就不在纽瓦克了。整个企业早已搬到沿海一带，因为工会使厂商们赚钱越来越难，再也找不到人做计件活，或者不能像你要求的那样去做。其他地方有的是工人，经过训练后他们也可以达到四五十年前的手套厂要求的那种标准。他家在纽瓦克从事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出于对工作多年的雇工们（这些人大多数是黑人）负责，瑞典佬在一九六七年的动乱后，考虑到整个行业的经济现实和他父亲的祈求，还是尽量干下去，坚持了大约六年。动乱后，工人的技术越来越糟，他无能为力，只好放弃，在市里的经济崩溃前没受什么损失就脱身了。在那四天的动乱中，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坏了一些窗户，而离他们的运货码头大门仅五十码远的西市则有两幢房被烧毁。
“税收、腐败和种族问题都使我父亲头疼。任何人，哪怕来自全国各地，就算对纽瓦克的命运再不关心，他都一样会在迈阿密海滩的小屋或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反复对他们讲他心爱的纽瓦克被税收、腐败和种族歧视彻底毁灭。我父亲就是王子街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他一生都爱那座城市。纽瓦克发生的事让他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