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乐园追忆(2)

提起利沃夫一家，作为父母的娄和西尔维娅看起来一点不比我那出生于泽西城的犹太父母更美国化，也不比他们更有涵养、更会讲话或更有知识。这恰恰更令我惊讶。除了那幢在克尔街的独户院落，我们之间差距不大，并不存在像我从学校学到的那种农民与贵族之间的区别。利沃夫太太和我母亲一样，是个喜爱整洁、举止无可挑剔、相貌姣好的主妇，特别顾及大家的感受，总能给她儿子们自信。她和那个年代许多妇女一样，做梦也未想过要摆脱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从母亲那里利沃夫两兄弟继承下来修长的体型、漂亮的头发。尽管她的头发更红，有点鬈曲，依然娇嫩的肌肤上有些雀斑，她也不像他们一样有与雅利安人惊人相似的特征，在街头的人群中也不像他们看起来好像遗传上的变异。

他们的父亲不过五英尺七或八英寸，一个手脚像蜘蛛般细长的人，比我那个将焦躁遗传给我的父亲脾气更糟。利沃夫先生在犹太贫民区长大，他们这些缺乏教育的犹太父亲有意识地促成了勤奋好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下一代，对这样的父亲来说，一切事情都是铁定的责任，只有正确或错误，没有折中的方法。他们的野心、偏见和信仰都难以更改，因为他们仔细想过一切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容易逃避。这些精力充沛却能力有限的人既容易交友，又容易厌烦。在他们看来，人生最严肃的事情就是不管一切往前走。作为他们的儿子，我们应尽的职责就是去爱他们。

我父亲是脚医，多年来他的诊所就是我们的客厅，他挣的钱刚够维持生计，而此时的利沃夫先生则靠制造妇女手套富裕起来。他的父亲，也就是瑞典佬的祖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故国来到纽瓦克的。当时他能找到的工作是在石灰桶里鞣制刚剥下来的羊皮。他是和纽瓦克最粗野的斯拉夫人、爱尔兰人，以及意大利移民一道干活的孤独的犹太人。鲁特曼街的那家制革厂属于专利皮革大亨T.P.豪威尔，是城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加工和生产皮革制品的企业。皮革生产中最重要的是水源，皮料在大水桶里翻滚，脏水不断流出，成千上万加仑的冷水、热水经过管道涌进涌出。有好的水源就能酿造啤酒和制革，所以纽瓦克两样齐全：大型酒厂和大型制革厂，而对移民来说，就有干不完的潮湿、臭烘烘的苦活。

他儿子娄，也就是利沃夫的父亲，十四岁时就辍学到制革厂干活，帮助维持九口人的大家庭的生计，他不仅能熟练地在染料上用扁平的硬刷将羊皮染色，还会对皮料分类定级。制革厂兼有屠宰场和化工厂两种臭气，总在浸泡熬煮肉类和对皮料拔毛去脂。夏天鼓风机昼夜不停地对悬挂的成千上万张皮子进行烘干，低矮的烘干房里温度高达华氏一百二十度[2]，摆着巨大木桶的房间里像洞穴一样昏暗，满地都是泔水，野人似的苦力们身穿厚重的围裙，手拿铁钩和棍棒，把满载的大车推来拉去，将水淋淋的皮料绞干挂起。在十二小时一班的劳作中，他们被迫像牲口一样忙个不停。这里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红色、黑色、蓝色和绿色的染料水泼洒一地，碎块的皮子到处都有，地上尽是油洼、盐堆和大桶的溶剂。这便是娄·利沃夫的“高中”和“大学”。令人惊讶的不是他变得多么粗野，而是他有时依然能表现得那么文雅。

他二十几岁就从豪威尔公司毕业，带着两个兄弟成立了一家生产鳄鱼皮包的小公司，替R.S.所罗门公司加工。所罗门公司是纽瓦克的科尔多瓦革[3]之王，居于鳄鱼皮制造业首位。有一段时间，这一行业似乎要繁荣起来，但大萧条后，这公司还是衰败了，三个忙碌大胆的利沃夫兄弟也破产了。几年后，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开张，娄·利沃夫自己干，买些次等皮货，如劣质的手提包、手套、皮带等，周末在手推车上卖，晚上则挨家挨户推销。唐内克区位于纽瓦克最东边的半岛似的突出地域，每一批新移民都将它当做刚来时的立足之地，东面和北面的低地被帕塞克河隔开，南面又以盐碱的沼泽为界。那里的意大利人在故国时就会做手套，他们开始在家里帮他计件加工。他提供皮料，让这些人剪裁缝制成手套，自己再去推销。战争爆发时，他正带着一些意大利家庭在西市街的一个小阁楼里缝制儿童手套。生意不好，赚不到什么钱，直到一九四二年妇女救护队意外地下了一笔大订单——一种黑色有衬里的羊皮手套，情况才突然大有好转。他租借了一家旧伞厂，那是在中央大道和第二街交界处被烟熏黑的一大幢四层楼的砖瓦房。很快他就全买下来，还将顶楼出租给一家拉链公司。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手套，每隔两三天就来一辆货车运走。

特别值得庆贺的一桩买卖是与班贝杰公司做成的，比政府的那笔订单还重要。只因娄·利沃夫与路易斯·班贝杰之间一次难得的会面，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打通了班贝杰这条渠道，成为优质女士手套的主要生产商。双方在为市议员梅耶·艾伦斯坦举行的宴会上凑到一起。艾伦斯坦先生从一九三三年就开始担任市议员，也是唯一做过纽瓦克市市长的犹太人。一些班贝杰公司的高层人物听说瑞典佬利沃夫的父亲会到场，就赶来祝贺他儿子被《纽瓦克新闻》选为全县篮球明星。娄·利沃夫意识到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遇，可以清除所有障碍、直达巅峰，他厚着脸皮，在艾伦斯坦的宴会上把自己介绍给了传奇人物班贝杰。此人是纽瓦克信誉最高的百货公司的老板、有名的慈善家，他还给市里捐献了一座博物馆。对当地的犹太人来说，这位权贵的重要性不亚于与罗斯福总统有亲密关系的贝拉德·巴拉奇[4]对全国犹太人的影响。据私下的传言，班贝杰只是和娄·利沃夫握握手，最多问了他几分钟有关瑞典佬的事，利沃夫却斗胆直言：“班贝杰先生，我们质量好，价格也公道，为什么不能把手套卖给您的顾客？”不出一个月，班贝杰公司便来了订单，第一次就要五百打。

到战争结束时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已是大名鼎鼎（在很大程度上也靠瑞典佬利沃夫的体育成就），是纽约州格拉威斯维尔南部最负盛名的妇女手套品牌之一，那里是手套业的中心，娄·利沃夫用火车将皮料通过富尔顿维尔运去，由最好的制革厂加工。十年后，也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在波多黎各也有了分厂，瑞典佬本人成为年轻的董事长。他每天早上从纽瓦克西边的家中乘三十多英里的车到中央大街上班，在经过城郊时可以看到早期移民居住区，那是在莫里斯镇前面居民很少的山丘地带一百英亩大的农场上，在富裕的新泽西旧里姆洛克乡村，离祖父利沃夫在美国开始从事皮革行业的厂房很远，他当时用巨大的石灰桶把真皮泡涨两倍后，再刮去橡胶一样的肉脂。

瑞典佬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从威克瓦西毕业的当天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急于参加结束这场大战的战斗。有谣传说他的父母疯了似的、竭尽全力劝他退出陆战队参加海军。即使他克服了海军陆战队里声名狼藉的反犹太主义，他还想从进攻日本的战役中活下来？但瑞典佬不可能被人劝阻，而不去接受这种男子汉的爱国主义挑战，这是他在珍珠港事件时私下为自己定的目标。既然他高中毕业后国家还在参战，就要争做勇士中最勇敢的人。他刚结束在南卡罗来纳帕里斯岛的新兵训练。据说那批陆战队员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攻击日本海滩，然而原子弹早就投到广岛。结果是瑞典佬只好作为“文体技术兵”，将余下的军旅生涯全在帕里斯岛度过。他每天早饭前为全营领做半小时健身操，每周几次为招待新兵安排地下拳击比赛，大部分时间则为基地与南部各武装部队进行的球赛出力，冬天打篮球，夏天玩棒球。他在南卡罗来纳驻扎了大约一年，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姑娘订婚，其父是一名陆战队的少校，曾当过普渡大学足球队的教练。他给瑞典佬提供轻松的教练工作，为的是留住他在帕里斯岛打球。在瑞典佬退伍前几个月，他自己的父亲到帕里斯岛待了一星期，住在贝福特的旅馆里，离基地很近。直到瑞典佬与邓尼伟小姐的婚约解除后他才走。一九四七年瑞典佬回家后进了东奥兰治的乌普萨拉学院，二十岁时已有个非犹太人妻子，无牵无挂，最耀眼的是他曾做过一名犹太人陆战队员。还值得骄傲的是他当过新兵训练员，那是在世界上最残酷的军训基地啊。陆战队员由新兵营造就，而塞莫尔·欧文·利沃夫则帮忙训练过他们。

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为中学的走廊、教室，到处都充满着他的神话，我那时还是这学校的学生。我现在还记得每年春天总得两三次到东奥兰治的维京运动场看乌普萨拉棒球队在星期六的主场赛。他们的球星就是第四位击球员兼一垒手瑞典佬。在一场迎战姆哈伦贝格队的比赛中打出了三个本垒打，每当我们发现看台上有个人身着套装、戴着帽子，就会相互低声讲：“童子军！童子军！”我毕业上大学后，一个仍住在附近的伙伴告诉我，双巨人俱乐部曾给瑞典佬一份合同，可他拒绝了。最后他进了父亲的公司。后来我从父母那里了解到瑞典佬与新泽西小姐结婚，新娘在大西洋城竞选一九四九年美国小姐前还获得联盟县小姐以及乌普萨拉的春天女王等称号，是来自伊丽莎白的非犹太人姑娘——多恩·德威尔。他真的如愿以偿。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到纽约的一个晚上，外出看大都会队与太空人队的比赛。当我和朋友在体育场外转来转去寻找入口处时，看见瑞典佬，比当年看他为乌普萨拉队打球时老了三十六岁。他身穿白衬衣，系条纹领带，炭灰色夏装，依然非常英俊。金发比以前稍许暗淡一些，但还是那么浓密，不像以前剪短，而是遮住耳朵直到衣领。这套衣服很合身，他看起来比我记忆中穿各种运动装时个头更高、身材更清瘦。和我们一道的那位女士最先注意他，她问道：“那人是谁？是……是约翰·林德塞？”我说：“天哪！你们知道那是谁？是瑞典佬利沃夫。”我告诉朋友们，“那是瑞典佬！”

一个身材精瘦、头发漂亮、大约七八岁的男孩和瑞典佬走在一起，这个戴大都会队球帽的小家伙正用力击打他左手吊着的棒球手套。很显然两人是父子，不知因为什么事正开心地大笑。我上前自我介绍：“我在威克瓦西认识你兄弟。”

“你是祖克曼？作家？”他答道，用力地握着我的手。

“我是作家祖克曼。”

“啊，杰里的好伙伴。”

“我想杰里不会有太好的伙伴。他交友时太精明，常在你家地下室玩乒乓球时把我打得一败涂地。在乒乓球上打赢我对杰里很重要。”

“啊，你就是那小子。妈妈常说：‘他来我们家时很乖，很文静。’你知道这是谁？”他对男孩说，“这家伙写的那些书，内森·祖克曼。”

男孩迷惑不解地耸耸肩，咕噜了一声：“嗨。”

“我儿子克里斯。”

“这些是我的朋友。”我挥挥手介绍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人。我对他们讲：“这是我们威克瓦西高中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三项运动真正的艺术家。打一垒就像赫南德兹……想想吧。平直球双杀击球员，你知道吗？”我对他儿子说，“你爸是我们的赫南德兹。”

“赫南德兹是左撇子。”他答道。

“对，那是唯一的区别。”我对这直言不讳的小家伙说，然后对他父亲伸出手，“瑞典佬，见到你真好！”

“我也是。放松点，跳级生！”

“代问你兄弟好！”我说。

他笑了。我们分手后，有人说：“啊！威克瓦西高中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叫你‘跳级生’！”

“我知道，我不敢相信。”我甚至有些和以前那次一样感到很荣幸被他注意到。那还是我十岁时，瑞典佬和我变得如此亲近，连我在运动场上的绰号都知道。我有这个绰号，只因我在小学时曾跳了两级。

第一局到一半时，与我们同来的女士转过头对我说：“你刚才应看看自己的脸色，你只差告诉我们他就是宙斯了。我看到了你孩童时的模样。”

下面这封信是我的出版商在一九九五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几周转给我的。

亲爱的跳级生祖克曼：

首先我对这封信将给您带来的不便致歉。您可能不记得我们在希尔体育场的那次会面了。我当时带着大儿子（现在已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您和几个朋友也来看大都会队比赛。那是十年前的事，正处于卡特—古登—赫南德兹[5]年代，您仍然来看大都会队比赛。而现在您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来信想问您是否愿意什么时候和我面谈一次。若您允许的话，我将无比荣幸地在纽约请您共进晚餐。

我斗胆请您是因为父亲去年去世后我想到的一些事。他活了九十六岁，争强好胜直到最后一刻，这更使大家不愿他离去，尽管他年事已高。

我很想谈谈他和他的一生。我在为他写点颂词，准备私下出版送给朋友、家人和生意上的熟人。大多数人认为我父亲不可战胜、麻木不仁，还脾气暴躁。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地难受。

请放心，若您没有时间回信我也能理解。

致礼！

一九四五年威克瓦西高中的塞莫尔·“瑞典佬”·利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