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1）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苏格兰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他创立了以《国富论》为标志的古典经济学派，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以自由放任原理为基石，并且扎根于一种宽容开通的哲学思想之中，真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这本《国富论》的“导读”部分从了解亚当·斯密的个人经历以及《国富论》的诞生背景等方面入手，详细介绍了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的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的背景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内容着重探讨了如何把握《国富论》的思想精髓，这对我们下一步解读《国富论》所构造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导师
亚当·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柯卡尔迪。他是一个遗腹子，母亲名叫玛格丽特，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的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做过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的海关监督。小亚当·斯密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母亲还很年轻，可以想见，她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有多么珍爱，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密一生都和母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就像牛顿、康德、尼采等人一样，亚当·斯密本人也是终生未娶。弗洛伊德的信徒们肯定会猜测说，这与他对母亲的依恋有关系，但对他来说，这似乎并不公平。尽管他只是中等身材、相貌平平，但他性情温和，有着敏感的气质，在巴黎的沙龙中也曾是一位颇受女性欢迎的学者。事实上，孝心也并没有阻碍他至少两次坠入情网。
亚当·斯密是一个瘦小的孩子，从幼儿时期就有爱走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亚当·斯密心不在焉的脾性，确实成了人们对他一致的评价，对他娓娓而谈的客人有时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听到刚才所说的一切。后来，在担任海关专员时，他还因走神把公文上的签名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据说，亚当·斯密四岁时，曾在去看望外祖父的途中被一群吉卜赛人拐走，幸亏家人及时寻找，加上好心人帮助，才算被救了回来。大学者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出神凝思或许是一种普遍表现；而亚当·斯密的表现，或许是沾染了吉卜赛人的什么神秘气息也说不定。
亚当·斯密在受过良好的中学教育后，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升入牛津大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时，他喜欢的学科是数学和自然哲学（物理学），他在这些学科的才能体现在其关于天文学史的论文中。而且，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还碰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巨大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他所教授的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为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对牛津大学倒是非常失望，他在《国富论》中甚至还评论说，那里的大部分教授，简直连一点门面上的功夫都懒得去做了。
尽管牛津的教师没有引起亚当·斯密的兴趣，但图书馆里储量颇丰的藏书，却赢得了他的青睐。在这里，他不仅广泛地阅读了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以及法语文献，而且还阅读了许多当代哲学著作，其中包括他的苏格兰同乡大卫·休谟新出版的《人性论》。经哈奇森引荐，他还成了休谟的好友。“在苏格兰，人人都是哲学家。”这句俗语至少在他们身上是应验了的。
1748年，25岁的亚当·斯密成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讲授英国文学；1750年到1751年冬天，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1751年受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但之后不久，他就接替去世的托马斯·克雷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这一职位上，他一干就是12年。
在此期间的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这部书一出版，在伦敦立即就获得了成功，并为亚当·斯密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都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在更多的是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人所熟知，但亚当·斯密生前却是以哲学家著称的，与《国富论》相比，他也似乎对自己的《道德情操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也更为重视。
亚当·斯密是一位负责任的，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不仅如此，他在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方面也并不逊色。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后期，他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并担任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无论何时，当学校不得不和外部团体如格拉斯哥市议会或伦敦财政部进行棘手的谈判时，往往都是请他出面。尽管有着心不在焉、粗心大意的名声，但是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总是头脑冷静，而且很有效率。
1764年1月，亚当·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做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并陪同他到欧洲各地旅行。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国富论》的写作。巴黎之行，亚当·斯密至少和伏尔泰见过五六次面，并对他极为推崇。因为与休谟的友谊，他也进入了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除了参加沙龙与崇尚文学的贵妇人聊天、去剧院之外，他还常参加魁奈在巴黎或凡尔赛宫寓所的聚会，并与重农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杜尔阁相识。
与重农主义者的交往，丰富了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至少能使他更深刻地思考在去法国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的自己的大多数的经济思想。三年之后，亚当·斯密结束了私人教师的工作，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并在隐居般的生活中，全力倾注于《国富论》一书的写作。
1776年春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反响强烈，立即获得了成功。第一版在六个月内全部售完，又以很快的速度连出数版。老友休谟在给亚当·斯密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与欣慰：“太棒了！好极了！亲爱的亚当·斯密先生，我对您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这是您本人、您的朋友及公众都给予极大期望的一本书，我一直惦念着它的出版，现在总算放心了。”
1777年，亚当·斯密谋得了爱丁堡海关专员的职位。1778年，亚当·斯密在爱丁堡的卡农加蒂区租下了一所很好的房子，并先后把他的母亲、表妹和外甥接来同住。这是一段祥和的晚年生活。除了自己的海关事务，他把很多时间都用在了和朋友相处上。母亲、朋友和书籍，成了他的“人生三乐”。
晚年，亚当·斯密的理论不仅让他征服了学者，而且为他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望。当时的许多政府要员，都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弟子，英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首相之一皮特，就是他忠实的信徒。据说在一次会面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到达，他一进屋，大家就全体起立欢迎他。他说：“诸位，请坐！”皮特回答说：“不，先生，您先坐，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1787年，亚当·斯密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并任职至1789年。这所大学在近六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培养出许多知名人物。
在爱丁堡的这段时间，亚当·斯密每周日都和亲密的化学家朋友约瑟夫·布莱克和地质学家詹姆士·哈顿，在一个酒馆吃饭。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亚当·斯密把他们找来，坚持让他们烧掉他的所有手稿，只留下少数可以发表的稿子。最后，两个人找出并烧掉了所有的东西——16卷手稿！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1958年，他当年讲授法律时的大量学生笔记被发现，后来作为《法理学讲义》出版，当然这是后话。
烧掉手稿后，亚当·斯密如释重负。又到了周末，他的朋友照例来访，准备共进晚餐，他拒绝了。“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先生们，但我觉得我必须离开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国富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人们常说，1776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美国独立，一是《国富论》诞生。领导美国独立运动的乔治·华盛顿成了“美国之父”，发表《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成了“经济学之父”。
《国富论》的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一个综合体，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它以经济分析为主线，以倡导“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著称，不仅如此，它还广泛地谈论到政治、历史、教育、宗教、哲学等，而且都颇有见地。
当然，也有人认为，《国富论》似乎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它所论述的观点或者是前人都已经充分论证过的，或者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共同认识。其最大的贡献无非是把这些思想集合起来了而已，里面还有很多别人没有的错误，以及逻辑上的瑕疵。但是，没有人能真正否认《国富论》的价值。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出现之前，尽管经济学的天空不乏明亮的星辰，但还均不足以照亮整个经济学的世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集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知识之大成而建立起来的。他没有简单地吸收前人的成就，而是把原来种种分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综合成了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的学说好比一条宽广的大河，许多大大小小的支流在他那里汇合在了一起。
要理解《国富论》这样一部有些奇特的经济学著作，还是让我们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说起。
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工业革命尚未展开，也就是说，《国富论》实际上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作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在1550年到1770年一直占统治地位。到18世纪前期，法国和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庭作坊，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筑下根柢。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到亚当·斯密的时代，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经取得了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角逐中，遥遥领先。早在13和14世纪，英国就开始出现“圈地运动”，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资本主义萌芽在旧社会的母体内部逐渐成长起来。到16世纪，英国的工场手工业逐渐走向繁荣。英国的商业不仅在国内扩大了市场，而且随着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和开辟，逐渐扩展到了海外。16世纪后期，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兴办起造船、酿酒、玻璃、火药、制糖、造纸等产业。呢绒业的发展尤其迅速，呢绒手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例如，当时威尔特郡一家大呢绒商就支配着上千个手工业者，另一个呢绒商把周围20英里地的毛纺织生产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6世纪中期，它在英国的出口总额中，占到80%，而在17世纪初，进一步增加到90%。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享有专卖权的特许贸易公司相继出现，伦敦迅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终于让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与旧的封建王朝产生了矛盾。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宣布为共和国。1660年，封建王朝复辟。最终在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英国建立起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掌权的君主立宪政权。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标志着世界近代史开端的大事件。尽管这次革命有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但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革命前被视为暴行的圈地运动，从18世纪开始，变成国家法令，成了“合法”的行动。圈地运动不仅为毛纺织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而且为它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棉纺织业是当时仅次于毛纺工业的重要部门。这个行业一开始就作为毛纺织业的竞争对手，在尽力为自己争取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最初的技术革命终于从这个部门开始了。
亚当·斯密对当时主要由商人和制造业主组成的资产阶级有时持一种极其严厉的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资产阶级的这种“卑鄙的贪欲”和“独占的精神”使他们完全不配成为“人间支配者”。
决定亚当·斯密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论分析的前提和素材多采自资产阶级生活表面那些流行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由于其社会存在必须以这些意识形态来把握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依据由这些意识形态提炼和概括而成的范畴和原理解释了生产如何在现存关系下进行，却没有交代这些关系以产生的起源。正是这一点在方法论而非仅仅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决定了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甚至西斯蒙第等人作为经济学家所固有的资产阶级局限。
亚当·斯密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造成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其次，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其他，“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失业劳动者，一星期的生活都难以支撑，而资本家靠资本可以维持一两年生活。在亚当·斯密看来，雇主的联合以及法律对于这种联合的偏袒，是对理想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践踏。可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自由却处处表现为只是资本剥削劳动的自由（所谓曼彻斯特式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国家对资本自由运动的任何限制，另一方面随时准备利用国家机器对付劳动者阶级。
亚当·斯密把保护私有财产使富者不受贫者侵犯，当做政府由以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目的。而这和他想要倚靠国家阻止资产阶级成为“人间支配者”，恰恰形成矛盾。他不仅未曾着手解决这一矛盾，甚至没有把它作为矛盾有意识地提出来，反而认为理想的自由主义可以通过立法化作现实。他写道：“英国的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至于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这段话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他不是为某个特殊阶级，而是为全社会争取自由竞争的权利，似乎自由主义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而是服务于全社会。他的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只是早期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对立不发达的产物，是他作为道德学家的无害的幻想。随之而来的产业革命证明，他所憧憬的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是纯粹的乌托邦，这是他的人道主义倾向。在他看来，“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亚当·斯密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工业革命之火的熊熊燃烧，但他必然已经感受到机械工业的气息。《国富论》的写作，就正值工业革命的前夜。此时，英国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残余的封建主义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为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时代正迫切要求一个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的诞生。
此外，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脱胎于他自己所教授的“道德哲学”。“道德哲学”指的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社会科学。当时，道德哲学是大学课程中普遍开设的一个学科，它主要由自然神学、自然伦理学、自然法学以及政策学构成，而经济学和财政学都属于政策学。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一个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一个部分。
亚当·斯密生活在“通识年代”的末期。当时，随着“道德哲学”材料的不断增加，其内部各学科已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专家的手中。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就是这样在旧体系的崩塌中诞生的。尽管它确实还比较朴实、简单，尚未来得及把许多新生事物完全考虑进去，但它作为一个兀然而出的体系，确实当得起经济史学家的溢美之词。应该知道，始创一门新的科学，树立新目标和新理想，定下一个框架，留待别人填补，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此后，在专注自己领域的同时，专家们不可避免地在忽略其他学科，也忽略了总的指导原则。《国富论》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成了经济学这个专门学科形成的标志，亚当·斯密本人也成了它的创始人。
亚当·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界的秩序即机械论者的宇宙。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18世纪的道德家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已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亚当·斯密的著作包含了他对于道德的审视，如《道德情操论》里的“同情心”就是伦理学的，它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来自人们的冲动情操而不是理性的选择。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则开创性地将政治经济学根植于牛顿式的宇宙之中，和谐、有益，但是机械，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整个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无意结果中得益。因此，在亚当·斯密这里，同情心是道德世界的作用要素，私利是经济世界里的作用要素，正如牛顿的自然秩序一般。
亚当·斯密伦理学范畴的“同情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既然同情他人，就会认可他人的感受，使我们自己的行动恰如其分地高雅，并约束我们的自私，使自己仁慈并被他人认可，这并非是道德说教或具有功利性质，“这使人性得以完美，并且在人类中创造出情感与激情的和谐，这种和谐构成了人类的优雅和得体”。这种人类的欲望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依赖的。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也是这样一种自由秩序。
对私利的追求也符合自然原理，每个人天生被赋予照顾自己的责任，并且他比任何人更有优势实现这一点，如果他能在公正的范围内野心勃勃、追逐财富就应该得到钦佩，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并非是受生理需要，而真正激励他们的是超过他人和获得高贵地位的欲望，他们也许自私并具有掠夺性，尽管他们只为自己打算，但是他们还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整体改进。
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来源于自然秩序的思想，即牛顿式的机械论的秩序，他关于人类的道德情操和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均来源于相同的自助的原则。亚当·斯密的著作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他的理性主义使之以自然秩序和天赋自由为原则构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经验主义则使他从现实的观察中提出问题并说服他人，如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无数次运用历史的教训抨击政府为低效、腐败、轻浮、浪费以及受制于某既得利益集团。
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可发现：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将“国富”的标准，由不生产的“货币”与仅生产“纯产物”的农业，引入以国民每年劳动生产“物品”总量的增加，亦即国家所拥有全部交换价值总额的增加为标准。亚当·斯密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和排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促进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1846年及1860年，“谷物条例”与“保护关税”即相继被废除。
作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他批评制造业与贸易者抱有专利的企图，并谓其利益“从未与公共的利益协调……通常都在欺骗并压迫公众”，“任何由工商业者所建议的新法律，或者新的规章，都应对之特别小心，都不应该不经过长期的、缜密地考虑而即予采用”。同时，亚当·斯密对于这群人总想联合起来，以避免彼此间之竞争的企图也从未忘怀。他曾如此说：“同行同业的人士是很少会集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也很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聚谈，则最后产生的必是一种对大众不利的阴谋，或是一种哄抬物价的勾当。”
亚当·斯密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他同情工人，认为合理的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各种各类不同的工人，在整个政治社会中占其多数……凡足以改善多数人之生活，便永远不能视为有害于社会全体。……当社会最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是以凡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本身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内获有一部分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毕竟是最公道不过的事。”“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不过是个普通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除政府三任务外，他还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他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像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他心目中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他曾明白表示：“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赋的自由权……致使社会全体有蒙受危险之虞，则可以并且应用政府法律来加以抑制。这与政府之为自由政府或专制政府无关。”
引领一种新的思想潮流不仅需要有巨大的勇气，更需要有一种对科学的专注与奉献，而亚当·斯密正是这样一种人。16世纪到18世纪50年代是英国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也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英国是欧洲重商主义发展较为典型的国家，也是最成功的国家。重商主义作为最原始的贸易保护主义，它认为使国家富裕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此，政府应当竭尽所能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英国工业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大量的过剩产品也需要更多的消费者。同时，迅速发展和壮大的工商业也需要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一些工商业者和学者呼吁政府要对内放松管制，对外实行开放。此时，主张自由贸易的古典经济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很多学者著书立说论证自由贸易的种种益处。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评判，主张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国富论》的问世，掀起了自由主义的浪潮，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较为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
《国富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曾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正是这一思潮的开创者之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充分综合了众多思想体系而形成，这一理论体系不但影响了后来的马歇尔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等学派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并启发了一些经济学家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其中著名的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约翰·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
第一，《国富论》具有作为经济学之源的伦理思想，因而成为道德哲学家的开山之作。
《国富论》出版之前，亚当·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认为人的本性中所有同情的情感是阐释道德的基础，同情的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了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亚当·斯密伦理—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亚当·斯密的体系充分归纳了众多思想家们的思想和学说，吸取了它们的真谛并将它们融为一体。
古典经济学仍然继承了亚当·斯密综合经济与伦理的传统，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相互补充”，人性论、价值判断等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仍然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哲学伦理观的内容，经济学实证化、纯粹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伦理观逐渐淡出了实证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
尽管亚当·斯密开创的“伦理—经济”传统，在20世纪初因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隔阂和分离而趋于消失，但是，伦理学毕竟是经济学的源头，就在经济学实证方法兴起的同时，规范分析仍是经济学的重要方法。马歇尔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及非主流经济学都涉及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事实上，当前西方经济学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解释当前社会中的若干重要的经济问题的趋向已经显现。韦伯的“新教伦理”、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等也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支持了伦理传统回归的倾向。
第二，铸就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从而促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
《国富论》是古典经济学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之后吸引了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学者的追随，这使古典经济学发展到一个顶峰。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1750年至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的有关著作出版为标志，以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出版为基石。
《国富论》研究的是财富的来源和如何增加财富，并找出促进财富增长的原因。书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也抛弃了重农主义的“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的偏见，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当然，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并获得重大发现，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主要的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真正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则是大卫·李嘉图，他在继承亚当·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亚当·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亚当·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
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受到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亚当·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已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一思想至今仍不无启发意义。
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达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
第三，《国富论》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具有经典的永恒魅力。
1776年3月9日，英国发生了近代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不是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不是几个国家签署了某个协定，也不是某个工程师发明了先进器具，而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即《国富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国富论》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这句话现在仍然正确。
一本书何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借用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序言中的一句话：“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它起草条约。”《国富论》就是这样一本书，但它的影响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时至今日，市场经济能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并带来全球财富滚雪球似的增长，《国富论》功不可没。
为什么说《国富论》对市场制度的建立如此重要？这首先得从《国富论》研究的主题说起。归纳有二：其一，什么样的制度框架能够使人民自己改善自己的境遇；其二，政府为此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能，并如何获取其财政收入。对于第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的回答是分工和自由竞争。在这里，亚当·斯密继续了《道德情操论》中的讨论：人确实是自私的，但是，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仅靠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他只能利用他人的利己心，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自私并不可怕，作为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看不见的手”也许是经济学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词了，这个词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了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在谈到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万人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相应地，政府也就不应自以为是地干预民众的活动，他们“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因为，“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根据这种理论，亚当·斯密呼吁废除贸易限制，实现自由贸易，废除鼓励某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摧毁政府授予某些公司的垄断权利，撤除有关户籍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法令等措施。
当然，市场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的界限的政府。在亚当·斯密那里，政府基本上只具有三个功能：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的社会之暴力和入侵的职能；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和压迫的职能；建立和维护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制度的职能。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能时，政府的设计也应考虑到引入竞争。比如，亚当·斯密说，“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归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同样，公共工程也应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后来的主流福利经济学面对市场失灵，仅仅强调政府干预，恐怕会错了经济学始祖的本意。分工、竞争和自由，这就是亚当·斯密贡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些观念造就了自由市场制度——人类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
从观念到制度，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比如，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才废除了亚当·斯密当年曾经大力抨击过的谷物贸易法。更为引人注意的是，20世纪凯恩斯干预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市场万能”的理论遭遇危机，但是完全放弃市场制度也是不可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信奉凯恩斯干预思想而实行的经济政策，导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正是哈耶克预言的“通往奴役之路”。不过，在种种新潮尝试失败之后，人们发现，亚当·斯密那些体现在《国富论》中的伟大观念，注定了是任何明智的政府的“圣经”。
《国富论》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国富论》似乎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你知道什么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绝对是最常被提到的名字之一。这一现象固然与《国富论》的盛名有关，但恐怕这背后还与它同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暗合息息相关。亚当·斯密给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定下的任务就是“富国裕民”，而富国裕民也正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受尽屈辱的中国社会所一直向往的目标。
《国富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原富》，是在1902年由我国著名思想家严复译出的。严复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最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是富国裕民的法宝，并视之为中国的“救亡之道，自强之谋”，欲以此“指斥当轴之迷谬……从其后而之”。他为《原富》一书所写的六万多言按语，处处流露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崇拜之情，并热切地希望这种经济自由的思想能成为实现中国维新变法、富国强兵的武器。尽管这一思想也曾在维新派人士中引起共鸣，但《原富》的影响远不及严复所译《天演论》等书那么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亚当·斯密的理论在中国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王亚南、郭大力是这一阶段传播亚当·斯密学说的主将。他们看到1902年严复译《原富》的译文过于艰深难懂，又多删节，决定重新翻译出版，并将《原富》的书名改为《国富论》。1931年，该书以白话文体正式出版，从此，《国富论》的名字成了亚当·斯密原书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称呼。
尽管王亚南、郭大力在1965年完成通行的改译本时，已经把书名全译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富论》更多的是被当做《资本论》研究的辅助材料存在的。王亚南在为该书改订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说道：“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这清楚地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富论》研究的具体状况。因此，人们对《国富论》的解读所注重的，再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更多的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学说，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对“市场经济”知识的渴望，使西方经济学迅速从大学校园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富论》也再次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斯人已逝，时代已远，现代经济理论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国富论》的意义犹在。它始终对启迪我们的心智，寻求富国裕民之路以新的启发。
曾经被温家宝总理多次向企业、学界和大学生推荐的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在今天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经济市场的前提。
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这个错误的人性的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尽量买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因此，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国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基石。
其次，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而不是由政府。市场经济的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线在哪里的政府。
此外，亚当·斯密用其著名的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源泉。而马克思着眼于交易成本，认为企业的边界的确定是由于企业间存在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高，企业就更可能跨国经营，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而折衷理论是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基础的。但折衷理论的前提是这样的跨国经营是我们所说的横向扩张，扩张的目的是利用企业的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在同一产品和服务领域，在新的地域或市场里寻求扩张，以提高企业利润。而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来说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较，整体上来讲没有技术和品牌优势。
按照这样的理论，是难于实现国际化扩张的。而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诸如海尔、联想和TCL等有代表性的企业的海外扩张模式。虽然这三家公司的国际化发展的动机和模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说是相同的，就是通过国际化的扩张，取得先进技术，了解海外市场，建立企业品牌。换句话说，和强势的跨国公司不同，通过海外扩张，增强企业对于市场的了解和学习能力，提升企业未来的竞争力是中国公司国际化的目的之一。这样的国际化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来讲是有帮助的。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管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扭曲还是股市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上的狂飙引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问题。”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讨论，他晚年担心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礼崩乐坏，这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者不断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