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明仁宗的死亡谜团

与永乐皇帝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一生纵横捭阖建功无数，文治武功名扬四海相比，他的长子，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过世后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虽于次年五月末即撒手人寰，在位仅仅十个月，但长久以来，也同样是一个话题颇多的人物。

公认的说法，这是个苦命人。

看他这辈子，确实够苦：天生残疾不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更几乎在猜忌与争斗中度过。表面身为太子，风光无比，却上有父亲朱棣猜疑，身旁有弟弟朱高煦争宠陷害，生活十足水深火热。好不容易咬牙熬出头，盼到了君临天下的那天，谁知在位才十个月，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却早早撒手人寰。从头到尾，就是个受苦的命。

然而对这位苦命人，后世的名声却极其好。《明史》评价说，他对父亲朱棣的仁孝，堪称历代子臣的典范。而他登基以后，从用人到行政，做过的好事，更是多得数不过来。如果多给他几年时间，他甚至可以开创堪比文景的盛世。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甚至他的去世也颇多争论，历来都有人怀疑他不是“自然死亡”。有关其子朱瞻基（明宣宗）将他谋杀的说法，几乎成为一桩类似宋朝“烛影斧声”的谜案，至今争论不休。坎坷、美誉、谜团，构成这位帝王话题颇多的一生。且让我们循着他人生的脉络，仔细地看一看。

苦孩子朱高炽

朱高炽，明洪武九年（1378）生于南京。母亲是朱棣的正房王妃徐氏，即后来永乐朝的徐皇后。他不但是朱棣的第一个儿子，也是朱元璋的第二个“皇孙”。次年父亲朱棣就藩北平，尚且年幼的朱高炽被留在南京，后进入朱元璋为教育皇室子弟开设的“大本堂”读书。其间朱棣两次来京朝见时与之见面，大多数时候则与父亲“南北相隔”。明初皇室教育制度极严，“大本堂”学规是由太子“东宫太师”宋濂亲手创建，规定：凡六岁以上皇子，每日卯时开始送学宫就学，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且不可无故告假。每年仅春节、中秋、端午三节及皇后、皇子生日才可放假，每年仅十八天假。其学习章程由皇帝批准后，即使皇子母妃甚至皇帝本人都不可干涉。苛刻学规下，多数皇子苦不堪言，常有怠学贪玩之举（尤其是朱高炽的亲弟弟朱高煦）。朱高炽却是少数勤于学业的皇子之一，他尊师重道，对各位师傅礼敬有加。诸“皇兄皇弟”们有违规行为时，他也竭力为之说情。学业更是拔尖，天生喜爱读书，更常与诸“教师”纵论古今，见解精到。史载“众师皆称其贤”，也因此引起了祖父朱元璋的注意。

和后来被立为“太孙”的堂兄朱允炆一样，自小开始，朱元璋对朱高炽也分外“隔辈亲”。某日朱元璋检视诸“皇孙”学业，观一纵论垦荒政策的文章条理清晰，论辩有据，大为称赞。得知是朱高炽所作时，大赞道：“吾孙仁厚也。”其后对朱高炽分外器重，不但常在狩猎或出巡时带在身边，也经常命他帮助自己审阅奏章。而朱高炽也每每应答得体，多有建言。特别是有一年冬天，朱元璋命朱高炽于破晓时检阅南京玄武湖卫队，朱高炽却很快去而复返，朱元璋嫌朱高炽敷衍，大为不悦。朱高炽却坦然答道：“清晨寒冷，我让将士们先吃早饭，待到饭后再检阅也不迟。”一番话令朱元璋转怒为喜，朱高炽的“仁厚”更在朱元璋心中加深印象。此事后不久，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说：“汝侄（朱高炽）天性仁孝纯良，善于守成治民，他日封藩燕地，必为国家屏障，汝要善待之。”果然，明洪武二十六年（1395），朱高炽被立为燕王世子（继承人），回归燕地，从此才真正与多年聚少离多的父亲朱棣团聚。

明枪暗箭争太子

观朱高炽的性格，以及早年的人生履历，同英年早逝的太子朱标，甚至后来被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比，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天生尊儒好学，为人谦虚有礼，也颇得朱元璋赏识。但与朱元璋终其一生对朱标推心置腹的信任比，身为人父的朱棣对自己的“世子”朱高炽却常年颇多不满，一方面是因为朱高炽尊文尚儒，性情儒雅，且天生肥胖脚有残疾，日常走路尚需人搀扶，真是“手无缚鸡之力”，让一生征战杀伐的朱棣常有“子不类父”之感。再者朱棣次子朱高煦自幼生长在燕地，常年与朱棣朝夕相处，自然感情更深。而且朱高煦天生孔武有力，沙场之上屡屡建功，颇得朱棣赏识。自封世子开始，朱高炽就这样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偏见中。

但朱高炽很快就让朱棣意识到他的价值。先是建文元年（1399）五月，朱元璋周年忌日时，正筹划起兵的朱棣为打消朝廷怀疑，派朱高炽率两个弟弟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参拜。这时以兵部尚书齐泰为首的一批官员力主将朱高炽三人扣押为人质，以让朱棣不敢轻举妄动。甫入京城，即是危机四伏。朱高炽不惧，先是在觐见建文帝时“应答得体，极陈燕王忠孝”。令本下定决心的建文帝犹豫不决。之后朱高炽私下找到建文帝信任的两位亲族——左都督徐增寿（即徐达的小儿子，朱高炽的“小舅”）和驸马陈宁（朱元璋幼女之夫，朱高炽的“小姑父”），请二人在建文帝面前多多美言。在两位“亲戚”的劝解下，建文帝终打消了“劫持人质”的念头，在参拜礼仪结束后即放三人回去。三人终平安回来。此事也被看作“靖难之役”前建文帝的最大失招。朱高炽一行人归来后，朱棣兴奋异常，大叫“天令我父子保全也”。随即于年底起兵，拉起了反叛大旗。其之所以能“父子保全”，处乱不惊的朱高炽功不可没。

而正是这件事开始改变了朱棣对儿子的印象。“靖难之役”开战后不久，建文帝即派李景隆率大军六十万北进，朱棣深知自己兵力远非“中央军”对手，决定北上大宁（内蒙古多伦），携裹驻扎此地的宁王一道叛乱。临行前，他把守卫大本营北平的任务交给了朱高炽，并叮嘱说“此战关乎全局，汝要凭城死守，万勿出战，待大军归来时，即为全胜之日”。随后于建文元年11月底提兵北上大宁，仅给朱高炽留下一万兵将。十日后，李景隆的六十万“中央军”便兵临城下，志在必得的李景隆修筑九座堡垒，安置二百余门重型火炮，炮火齐鸣猛轰北平城，六十万“中央军”四面齐发，发动狂攻。危急之下朱高炽毫无惧色，他先是合理分配城防兵力，击退了敌人首轮攻势；继而不畏炮火穿梭于城中，“亲切慰问”死于兵火的百姓；因城中缺银，朱高炽亲打“白条”，承诺战后一定优厚抚恤，终令北平百姓感动不已，城中男丁组成“民壮”，妇女老幼皆编成“战地服务队”送水运饭，齐心协力助朱高炽守城，令“中央军”攻击屡屡受挫。特别是有一次“中央军”已经攻破东门，东门守军死亡殆尽，危机时刻，城中妇女组团杀出，扑向“中央军”，竟把中央军杀得大溃。朱高炽还特别擅用智谋，他不顾朱棣“勿要出战”的嘱托，时常在深夜派小分队发动夜袭，数次杀掠甚多。甚至有一次，竟然成功炸掉了“中央军”的炮兵阵地，“毁火铳十数门”。后来“中央军”暴怒，发动了不惜一切代价的“自杀式攻击”。一时间几十万大军前仆后继，奋勇登城，朱高炽处乱不惊，命军民们泼冷水于城头，是时北平天寒，冷水泼下后立刻成冰，偌大的北平城墙成了“冰山”，任“中央军”士兵费尽牛劲爬不上来。就这样殚精竭虑，仅有一万余士兵的北平城，竟成功地顶住了六十万中央军达三十天。随后朱棣率兵驰援，向“中央军”发动强攻，一举把李景隆打得全军覆没，从而彻底扭转战局。之后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期间，朱高炽因体弱多病，被朱棣安排在后方，负责安定地方筹措粮饷。朱高炽兢兢业业，地盘狭小的朱棣，竟能与占有国家大部分资源的建文帝“中央军”相持三年，并最终一举击破，朱高炽的“后勤工作”尤其重要。

但即使这样还是免不了父亲朱棣的猜忌，建文帝为离间朱棣父子，派使臣至北平和朱高炽密谈，许诺说“如归朝廷，许汝为王”，并暗赐诏书。消息被燕王府太监黄俨通报给朱棣，接着朱高炽的弟弟汉王朱高煦也从中挑拨，激得朱棣大怒，正欲派使者回北平“赐死”朱高炽。朱高炽却处理得当，建文使臣赐诏书后，朱高炽看都没看，直接将使臣捆了，连同未开封的诏书一道送给身在前线的朱棣。此举果然令朱棣疑虑顿释，连声庆幸说“几杀吾子”。

建文三年（1401）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兵败后下落不明。随后朱棣称帝，改国号为永乐。永乐二年（1404），朱棣正式册封朱高炽为皇太子。对于这位之前饱受猜忌，历经生死考验的“长子”来说，可谓苦尽甘来。

朱高煦机关算尽

定天下，封太子，看似“熬出了头”。其实，凶险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这太子位来之不易。尽管在“靖难之役”中立功颇多，但长久以来，朱棣最喜爱的还是能征善战的二儿子朱高煦。在“靖难之役”的关键战役白沟河之战前，朱棣就曾暗示朱高煦要做好“接班”的准备（勉之，世子多疾）。朱棣登基之后，其麾下曾与朱高煦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如朱能、张辅、邱福等人，也力主册立朱高煦。这些人，都是后来位列功侯执掌军权的“功臣”，影响力甚大。而朱棣的三儿子朱高燧，也和朱高煦勾连一气。因此，朱棣从建文三年登基后，直到永乐二年才正式册立太子，实为在二子之间犹豫不决。

支持朱高炽的却是文臣一派：一是曾在靖难期间协助朱高炽留守的文臣，如后来的礼部尚书吴中等人，对朱高炽颇为支持。而在朱棣登位后，他所倚重的文臣，如夏元吉、蹇义、方宾、解缙、胡广等人，对朱高炽也颇多支持。一则是因为朱高炽为人宽厚谨慎，在文臣中深得人心。二则是朱高煦性情横暴，当年在南京“胜利大逃亡”期间，就曾在沿路杀人，“靖难”成功后，更是“倚功多有不法”，民愤极大。而封建社会“立长”的传统，也让文臣们更多地倾向于朱高炽一边。永乐元年（1403）一月，群臣即上表要求册立太子。朱棣以太子“正在学习阶段”（属尚进学之时）为由予以拒绝。两个月后，群臣请朱棣的同母弟弟周王出面，再次请求册立太子，反遭朱棣下旨斥责。

而让朱棣最终拿定主意的却是如下几件事：一是兵部尚书金忠的意见，金忠善于占卜，朱棣起兵期间就曾多次向他问计，史载“无卦不灵”。立太子之事，金忠用卜卦的方式向朱棣进言，告之若废长立幼，日后必然引发兄弟相残。令朱棣大受震动。另一个常年为朱棣卜卦的相士袁拱也对朱棣说朱高炽有“帝王之相”。而大学士解缙的话也颇为重要，他对朱棣称赞朱高炽有“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之子，后来的宣德皇帝朱瞻基，从小就和朱棣“隔辈亲”。而朱高炽从立为世子开始，一直小心谨慎，从未有过任何错事，和他不法行为不断的两个弟弟对比鲜明。如此种种，最终让朱棣下了决心。永乐二年（1404）正式册封朱高炽为太子。之后，选拔杨士奇、杨荣、蹇义等人相继成为“东宫詹事”，辅佐朱高炽。但对于朱高炽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被封为汉王的朱高煦果然不死心。他先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就藩，接着和三弟朱高燧以及宦官黄俨勾结，屡屡陷害朱高炽。朱棣为朱高炽选择负责太子教育的“太子太师”丘福，更是朱高煦的亲信。永乐六年，朱棣又命丘福辅佐“皇太孙”朱瞻基，这样父子二人其实都在朱高煦的监视之下。而朱棣从永乐八年起，连续发动了五次对蒙古的御驾亲征，每次都命朱高炽坐镇南京监国，这更把常年受朱棣猜忌的朱高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朱高煦的陷害下，朱高炽身边的亲近大臣也不断有人遭罪。先是大学士解缙，在永乐四年（1406）遭贬，四年后又被处死。原因正是朱高煦诬陷他“擅与太子谋，恐不轨”。永乐十年（1412），大理寺右丞耿通向朱棣揭露朱高煦的不法行为，反被朱棣以“离间父子”罪赐死。而最严重的案件，却是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亲征蒙古得胜归来，心情大好之际，随行的朱高煦借机向朱棣诬陷朱高炽。回到南京后，因在南京监国的朱高炽迎驾迟缓，引得朱棣大怒，甚至动了废黜朱高炽的念头。危急时刻，朱高炽身边的杨士奇、蹇义、杨溥等大臣主动承担了罪责，力陈此事是自己的责任，结果纷纷被朱棣下狱。朱高炽虽躲过一劫，但太子位已然风雨飘摇。

朱棣之所以对朱高炽常年颇多防范，一则是他天生的猜忌心理，二则是他对朱高煦的偏爱以及朱高煦亲信的太监和武将常年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却是，朱高炽虽然谨慎小心，但他为政宽厚，特别是在朱棣北征期间，他留守监国，每次都赦免许多无辜得罪的犯人，并减轻刑罚，这无疑是与朱棣“唱反调”。身为帝王，自然忌惮身后即位帝君更改自己的国策，朱高炽无疑是犯了大忌的。

但朱高炽最终平安地渡过了难关，这得益于他身边亲信文臣的帮助，也得益于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良好表现。朱高炽信任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臣分外有智谋，每遇危机，不但能勇担罪责，更能设法化解危险。特别是杨士奇，身为“内阁大学士”，朱棣时常向他询问太子的表现，每次都美言甚多。而吏部尚书蹇义也是关键人物，他执掌“吏部”，素来以看人眼光极准而得朱棣器重。朱棣派丘福北征时，他向朱棣进言丘福“有将略无帅才，不堪大用”。结果正如他所言，令朱棣大为赏识。对于立储这一“敏感”问题，蹇义甚少发表看法。但他在洪武年间就曾是朱高炽在“大本堂”时候的老师，“立场”自不必说。朱高煦每次进谗言，陷害朱高炽一派的官员时，蹇义表面不说，暗地却利用自己“人事部长”的身份从中周旋，尽量使获罪官员减轻责罚，每次都“保全善类甚多”。而另一位负责“大账房”的户部尚书夏元吉，也时常对朱棣言太子“素节俭”，令朱棣大为满意。最关键的还是朱高炽自己的表现，虽然屡遭两个弟弟陷害，但朱高炽不计前嫌，每次朱棣询问他对于弟弟的看法时，皆言其善。每次朱高煦有劣迹被告发，更是主动乞求朱棣宽恕。这与两个弟弟平日“打小报告”形成对照。而每次受命“监国”时，虽屡遭朱棣猜忌，却依然坚持行“仁政”。但每份诏书，皆以朱棣名义行事。蹇义向朱棣进言道，朱高炽此举，实为“树陛下之恩德也”。看到儿子为自己“收买人心”之举，朱棣也有所感动，连连感叹“先皇（朱元璋）常赞太子仁孝，今观果不虚也”。而在几次朱棣欲废朱高炽时，当年曾为朱棣占卜的金忠屡屡阻止，声称愿“举家连坐保太子”。日久天长，朱棣“心理天平”终于倾斜。

而在这过程里，朱高煦也终触怒了朱棣。他勾连三弟朱高燧，不但时常陷害朱高炽，且胡作非为。史书上记录最多的是他常以李世民自居，引起朱棣厌恶。其实除此以外，他所触怒朱棣的还有两件事：一是私自走私茶叶至青海西藏，破坏朝廷与西藏地区的“茶马贸易”。“茶马贸易”一直是明朝战马的重要来源，对意在征服蒙古的朱棣尤为重要。朱棣二征瓦剌回来，战马死伤甚多，却得知战马储备不足，一时大怒，命夏元吉严查，却牵出了朱高煦的“走私案”。朱棣虽最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朱高煦印象大恶。而另一件事，是不久后的永乐十三年（1415），朱高煦在南京招募“护卫”，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亲兵队，偏偏这其中有几个人横行不法，在南京买东西时强买强卖，打死居民。当时南京的兵马指挥使徐野驴将之捉拿，却被朱高煦随后派人殴死。此事被兵部尚书金忠报之朱棣，经查问，得知这些人都是朱高煦亲兵，此事犯了朱棣“大忌”。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就朱高煦封藩一事询问杨士奇，杨士奇巧答道：“陛下正谋迁都，汉王却留居南京，望陛下深查其心。”暗指朱高煦有谋反之意，正中朱棣下怀。同年，朱高煦被强行迁往山东青州做“汉王”。朱高炽的太子位，从此彻底稳固。此后朱棣过世，在杨荣和张辅的巧妙安排下，朱高炽有惊无险地即位。此事值得一提的还有张辅，他虽是朱高煦一派，但史载他“识大义”，关键时刻与杨荣合谋，终令朱高炽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大明皇位的宝座。

短暂执政业绩多

与今天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君临天下的朱高炽，在接过了朱棣留下的丰厚家产的同时，也接下了“永乐盛世”结束后，大明帝国的百孔千疮。

朱棣一生，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却终免不了劳苦百姓。至朱高炽即位时，户部尚书夏元吉就向朱高炽奏报，天下已然“民穷财尽”“疲惫至极”。内政方面，江西、福建以及山东西南，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因北征征用大量民夫，北方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省“十室四五空”，劳力大量流失，粮食也连续三年歉收。因土地兼并以及各地大兴土木，江苏、浙江、江西各省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浪，形成严重的“流民问题”。物价方面，仅大米价格，就比朱棣即位初期上涨了十倍。在永乐朝初期足够支用十余年之久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此时只够支用一年有余。对外方面，安南叛乱仍在继续，当地明军败绩连连。国家耗费钱粮无数，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高炽果断更改了朱棣时代的内外国策，开始“仁德治国”。对朱高煦、朱高燧两个曾与他争皇位的弟弟，他体恤有加，毫不念旧恶；内外政策方面，对外停止了“下西洋”和“通西域”，对北方鞑靼和瓦剌改以招抚，暂停用兵，对南方的安南叛乱也暂停用兵，派使者展开“和平对话”；经济方面依夏元吉建议，停止发行纸币“宝钞”，并由国家控制盐价，实行“紧缩银根”，控制物价；针对越发严重的土地问题，朱高炽一面派出以监察御史周亁为首的“工作组”，赴江西、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展开调研”，另一面废除朱元璋时代部分禁令，将之前诸多不允许平民进入的湖泊山泽，甚至军用马场均划归民用，招募农民垦荒，以解决“流民问题”；为缩减国家开支，更在政府方面开展“机构改革”，裁撤了朱棣时代设立的闲散府衙，“下岗分流”大批官员，对地方官设立了七十岁必须致仕的“退休制度”；对屡平屡反的各地农民起义，也变“剿”为抚，改以招抚之策。短短几个月间，各地民乱纷纷平定，国家物价日益回稳，国家财税收入日渐增加。至洪熙元年（1425）一月，国家税粮收入即达到接近永乐朝最繁荣期的三千五百万石，物价水准特别是米价也回落到朱元璋时期的水平。濒临“民穷财尽”的明王朝，终逐渐重回正轨。

在稳定内政的同时，朱高炽也对传统的司法和政治制度着手改革。首先是司法方面，赦免了大量在“靖难之役”后获罪的家庭，如铁弦、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罪臣”的亲属皆重获自由，“罪臣”们也得以“平反昭雪”。进而对《大明律》做了修正，废除了如宫刑、扒皮塞草等残酷刑罚，为政以宽松为主。最重要的却是国家政治改革，进一步强化朱棣时代确立的“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治国倚重文臣，在他做太子期间成为亲信的杨士奇被任命为内阁首辅，是大明朝创建内阁制以来首任“国家总理”。更形成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三杨内阁”（杨荣、杨溥、杨士奇）。这一切，不仅是当年建文帝想做而未能做出之事，更成为明王朝后世的沿用制度。

明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正励精图治的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时年四十八岁。死后追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短短十个月执政时间，却奠定了明王朝之后“文官政治”的雏形，影响其后二百年。《明史》称他“定万世臣子之法”“景比隆哉”，观其贡献，至为恰当。

死亡谜团多争议

但与他生前史不绝书的赞誉相比，他的死因却成为一个争论。《明仁宗实录》和《明史》都只字不提他的死因。主流的史学观点认定他死于“耽于淫乐”“纵欲过度”，大都来自洪熙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逸批评他的奏折，李时逸批评他“自建宁选取秀女，恐阻维新之望”，气得朱高炽险些将李时逸斩首。直到垂危时还怒骂说“时逸辱我”。明人《病逸漫记》中也考证他是为了治疗“阴症”（阳痿）服药中毒而死。但根据《明史》记录，朱高炽在位时的皇妃，除张皇后外，仅郭、李、谭三妃，“纵欲说”确实有待商榷。而另一种说法“暗杀说”，则起自一个疑点，洪熙元年三月，朱高炽命太子朱瞻基南下中都（凤阳）和南京，祭奠明朝皇陵。但朱瞻基离京后，并未按照行程先去凤阳，而是直奔了陪都南京，显然是为“接班”做准备。而负责侍奉朱高炽饮食起居的御用监宦官海寿，却是朱瞻基的亲信。朱瞻基登基后，更摇身一变成为大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更让人疑惑的，是汉王朱高煦在朱瞻基登基后起兵造反，事败后被审讯的记录，朱高煦承认他在闻知朱高炽驾崩后，曾专门派兵在朱瞻基必经的各要道布控，准备截杀回京即位的朱瞻基，谁料却最终扑空。此时朱瞻基远离京城，如无意外不可能比朱高煦更早知道仁宗去世的消息，唯一的“意外”，也许就是所谓“驾崩”，正来自他的亲手谋划。历史的谜团伴随着争论延续到今天，终未见水落石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