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视角

一、相关概念

毛泽东曾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¹¹²⁾历史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人脑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本质特性的反映。所以，本书要对几个重要概念进行厘定。

1．新中国与新生政权

对“中国”这个概念的出现与流变，台湾学者王尔敏曾进行了翔实的考证⁽¹¹³⁾。最早提出和使用“新中国”这个词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立宪派。1902年6月，梁启超在《杭州白话报》上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¹¹⁴⁾同年11月，梁启超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希望中国建立为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¹¹⁵⁾。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曾说，我们要“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随后通过的《共同纲领》又将其正式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本书的“新中国”，特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政权”指的是新成立的政权，即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与新生政权虽有区别，但在本书中两者内涵相似。

2．展览与展览会

展览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是指一切供人们参观的陈列展出，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的陈列展出；狭义是指特定的和临时性的陈列展出⁽¹¹⁶⁾。从狭义上讲，陈列与展览有不同之处⁽¹¹⁷⁾。展览会的概念则有多种界定。根据《辞海》的解释，展览会是指“用固定或巡回的方式，公开展出工农业产品、手工业制品、艺术作品、图书、图片，以及各种重要实物、标本、模型等，供参观、欣赏的一种临时性组织”，组织许多国家、地区参加的产品展览会，则常称“博览会”⁽¹¹⁸⁾。《文汇报》对展览会则定义为：“陈列物品在预定期间内公开供人参观，通称展览会；规模巨大的，过去曾称博览会。其性质有关于文化的（如太平天国史料展览），政治的（如反特展览及抗美援朝街道展览），经济的（主要为物产展览）种种，其规模有限于个别单位或一定地区，有扩大为国际性的。”⁽¹¹⁹⁾从回归原生态历史出发，笔者认为后者更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展览会的历史。展览的概念，本书所采用的是其广义概念，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切供人们参观的陈列展出。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会根据不同语境，把展览活动、展览会、博览会等概念交叉使用。

3．博览会

有学者认为，早在古代，中国就举行过博览会⁽¹²⁰⁾。这种博览会实际上也是一种展览会，与近代以来的万国博览会很不相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博览会之创设，自1798年法国拿破仑始，嗣后各国群起仿行”⁽¹²¹⁾。博览会在语义上的纠葛，吴松弟认为，“世界博览会”或“世博会”只是一种笼统的叫法，他依据海关档案资料考证了多个博览会的称呼⁽¹²²⁾，非常有价值。世博会的概念在近代中国也比较复杂，应该重新厘清。王水卿认为，晚清时期的世博会常翻译为“赛会”“赛奇会”“赛奇公会”“炫奇会”“聚珍会”“万国赛会”或“万国博览会”等名称，直到1939年美国举行纽约世博会时，“世界博览会”这一现代名称才开始被广泛采用，并大量载诸于报端⁽¹²³⁾。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对博览会下了定义：“博览会按其原文来讲，等于中国的市集或庙会。”⁽¹²⁴⁾这个定义混淆了博览会与传统庙会的区别。所以，笔者本书所论述的博览会将采取其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中国1949—1957年参加的国际博览会，还包括中国在国外举办的展览会。

4．形象与国家形象

“形象”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式或姿态。”⁽¹²⁵⁾在《朗文当代英文词典》中对“形象”的解释是：“某人或某事在他人脑海里留下的图像；多数人对某人、某组织或某一事物所持有的普遍判断和看法。”⁽¹²⁶⁾关于国家形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代表性的观点有：李寿源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¹²⁷⁾；杨伟芬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¹²⁸⁾；张毓强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¹²⁹⁾。本书比较认同管文虎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和象征，是主权国家最主要的无形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¹³⁰⁾国家形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形象，即内部公众的评价与认定；二是国际形象，即外部公众的评价与认定。

二、时段与地域

本书研究时段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而且这一时期的历史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朱英曾说：“1950年代的中国，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成果也日益增多。这一方面由于该‘年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对此后中国发展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另一方面，也缘于相当一部分近代史研究者打破了过去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所谓学科隔阂，将研究视野下延至1950年代。”⁽¹³¹⁾2004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世纪50年代距今已60多年，大量档案的开放和文献的出版，也吸引着学界把目光投到这个领域，这极大增强了我研究的信心。

由于以往关于中国当代展览活动史的研究尚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笔者曾考虑研究1949—1978年的展览，但感觉过于笼统，容易流于一般，很难写出深度和新意，所以最后将这个设想放弃了。记得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说：“我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只有一个‘严’字，就是出高水平的论文。不要把做专著来写。论文和专著是有分别的。论文不同于专著，最大的区别是论文比专著更专、更深，因而更新些。”⁽¹³²⁾本书是笔者的博士论文，故笔者不想把博士论文写成一般的专著，只想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学术创新。

之所以写到1957年，主要因1957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为其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这一卷分为两个部分，是由1958年党的政策发生重要变化并影响社会一切方面这一情况所决定的⁽¹³³⁾。1957年后展览发展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了畸形发展，尤其是“大跃进”期间举办的展览会，与1949—1957年间的展览会有较大不同。此外，1957年后有大量的展览文献和档案资料，但有些目前处于半开放状态，使用困难，在研究时史料上难免会出现遗漏，故我决定研究1949—1957年的展览活动。

鉴于本书是对展览的宏观研究，所以有必要对研究的地域进行交代。由于有不少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处于不开放或半开放状态，所以笔者只能注意微观事件与宏观时代背景的结合，在爬梳材料、厘清史实的前提下，选取一些重要的展览，辅以其他各种有代表性的展览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举办了许多的展览。基于篇幅限制和资料局限，笔者主要论述中国在国内展览馆举办的展览，也会对中国在外国举办的展览和参加的国际博览会进行梳理。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会重点关注有重大影响的展览会和博览会，希冀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进行认真的概括、分析和总结，力图有所创新。

三、研究视角

回顾前人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一是近代化视角。这一视角极大地推进了博览会的研究，在诸多方面有很强的解释力度，但容易让人陷入“传统—现代”截然对立的认识误区，形成“破坏与建设”的双重注释模式，使人忽视传统在现代面前所呈现出的多层面相。二是中外互动交流的视角。以这个视角研究博览会史，既可反映中国走向世界，又可反映世界了解中国的情况，反映出中国与世界相互呈现的影像、情感、观念相当复杂，很值得研究。除此之外，学者们也采用其他视角对博览会进行研究。如美国学者格林翰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对世博会与大众社会、人种展示、妇女以及美术品等进行了专题讨论。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博览会与人类科技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¹³⁴⁾。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则从多角度对博览会与帝国主义、消费社会、大众娱乐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¹³⁵⁾。还有一些学者从文明的视角、区域经济视角、全球化视角等对博览会进行研究⁽¹³⁶⁾，值得学习借鉴。这些成果大多数是跨学科的，视角独特，方法巧妙，令人耳目一新，大受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吕绍理提出了五类研究取径：“史实重建、行动者观察视角、博览会为丰富的象征文化场域、近代规训权力施展的结果与现代化的庞大表征。”⁽¹³⁷⁾作者本人在研究台湾博览会时，除了延续前人研究成果所强调的权力秩序取径外，更侧重空间与游戏、娱乐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对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的研究，获得学界的好评，所以这些方法值得借鉴。

以前博览会史研究视角中的“现代化”路径和共和国史研究视角中的“革命史”路径，极大推动了相关研究，但容易陷入“目的论”的窠臼，导致那些不符合其“目的”的历史面相被遮蔽或扭曲。因此，要对展览史研究作新的探索，必须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本书主要采用两个研究视角。

1．空间视角

公共空间在西方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展览是公众聚集的场所，所以可以作为公共空间。这和西方的空间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自20世纪90年代始，空间在历史学界就受到重视，目前，王笛、熊月之、许纪霖、连玲玲等学者对成都、上海等地的公共空间等进行研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¹³⁸⁾。南京大学陈蕴茜、李恭忠等学者围绕以孙中山为基点打造的那一套象征性符号系统，研究了奉安大典、国父的生成、总理纪念周、总理遗像、植树节、中山路、中山装、中山公园等课题⁽¹³⁹⁾，令人耳目一新。

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其意识形态，但已有研究开始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文化符号来建构其政治统治⁽¹⁴⁰⁾。笔者希望通过展览活动研究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各种途径由展览空间向不同层次的时人散布的，时人的感受和反应又是如何，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形象有何影响，展览活动如何构建民众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笔者试图将“空间”纳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以“空间”展开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去以“传统—近代”“国家—社会”等二元对立方法切入历史研究的不足。笔者希望以1949—1957年间红色会展的象征符号系统在展览空间中的呈现、转化和流变为对象，作一些讨论，同前人的研究进行一定的对话。

2．权力视角

权力理论是福柯提出来的，在西方社会科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所谓权力，并不只存在于战场、刑场、绞刑架、皇冠、权杖、夹板或红头文件中，它也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闲谈碎语、道听途说，乃至众目睽睽之中。权力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存在，它是一种综合性力量，一种无处不在的复杂实体。当一个国王头戴王冠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本身就证明在他所统治的臣民中也同时存在着威胁该种王权的权力。这同时也说明，权力作为一种势力关系、一种自由意志、一种强制性话语、一种渗透性力量，必将作用于人类活动、人类关系的一切方面⁽¹⁴¹⁾。福柯的权力观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继承和改进了尼采的权力观，认为权力不再仅仅是否定和压抑的，而具有了积极主动的生产性，权力在不断地塑造它的对象。监狱、身体、性等成为福柯分析权力运作机制的载体。

笔者在阅读史料的时候，发现大量的展览资料与权力有关。因为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改造，完成了从未有过的组织化建构，从而使党和政府的影响渗透到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同时，在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政治自1933年以来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政府运作的一种主要方式”⁽¹⁴²⁾。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包括举办的各种展览活动，权力对展览活动的影响非常大。借用权力理论对历史进行研究，已有相当一些有分量的作品。如郭于华以陕北一个村庄中妇女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的记忆为考察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国家工程对普通民众精神和生存状态的重新建构过程。普通民众在此过程中所体验的苦难与快乐，正是国家“符号权力”治理作用的表现⁽¹⁴³⁾。从民众日常感受的角度透视国家的政治运作，从民众小历史观察国家大叙事，正是该文的创新之处。又如台湾学者吕绍理利用权力理论对台湾展览会的研究。他借用福柯的观点，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博览会“全景敞视主义”所建构的空间，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展览活动及其话语建构，可以看作是政治权力和象征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转换空间，通过权力理论，可以揭示展览活动的运作机制，透视展览活动的公共空间，从而探寻展览活动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因此是本书的重要研究视角。

总之，对展览活动史的研究不能囿于传统史学的叙事方式和视野，必须是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当整合与灵活运用。就本书而言，引入空间理论，可能给人以“生搬硬套”“食而不化”之感，故笔者会妥善地运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模式，力争发现以往视而不见的材料暗角和“边角料”，推进会展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