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文獻價值
《初次存目》的出現，對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而言，在文獻上有下列價值：
（一）現存分纂稿過少，《初次存目》編纂較早，也較接近分纂稿原貌，對探討《四庫全書總目》逐步形成的過程，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
此前，學界對各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如何形成《總目》，討論的比較多，對分纂稿如何修訂成《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了解的比較少，原因在於資料的多寡不同。《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影印與整理出版，雖然提供了新的研究資料，也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45)但數量畢竟有限，對分纂稿如何修改成《書前提要》的探討，仍然有文獻不足的苦惱。《初次存目》接近四千頁的篇幅、一千八百多條新資料的適時出現，爲這個問題擴充了大量資源，挹注了新的研究素材。儘管《初次存目》的提要不可能也無法完全取代各書的分纂稿，但卻是現有資料中，形式與内容最接近各書分纂稿原始面目的素材，在研究分纂稿如何發展爲《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的研究上，正可扮演兩者之間的橋樑角色。此處舉例略做説明：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是《四庫全書》收録各書中，分纂稿、《初次存目》提要、《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及《總目》提要同時俱存的一部書，以下是此書各種提要的具體内容。
a．翁方綱分纂稿（吴格、樂怡標校整理：《四庫提要分纂稿》，頁113）
謹按：《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一册，明宏治中會稽王鑒之得句容江氏舊本重校，刻於紫陽書院者。其《跋》直謂之“晦庵同年録”，以明是録因朱子存也。考宋時廷試放榜唱名後，謁先聖先師，赴聞喜宴，列叙名氏、鄉貫、三代之類具書之，謂之“同年小録”。高宗南渡後，自建炎二年李易榜，至是七設科矣。是科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一人，朱子名在五甲九十，不爲高科，而諸人卒賴之以傳。朱子平生，在朝四十六日，仕於外僅九考，不爲膴仕，而卒能傳此録者，信乎科名之重，重以人也。此本蓋從刻本影鈔，閒有訛字，應校正重刊，以備故事。
b.《初次存目》提要（史部譜牒類，史頁927）
是編明弘治中會稽王鑒之得句容江氏本重校，刻於紫陽書院者。後有鑒之《跋》，稱“晦庵先生同年録”，以明是録因朱子存也。考宋時廷試放榜唱名後，謁先聖先師，赴聞喜宴，列叙名氏、鄉貫、三代之類具書之，謂之“同年小録”。高宗南渡後，自建炎二年李易榜，至是七設科矣。是科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缺録，内僅存一人。首載前一年御筆手詔，三年一科取進士，既爲定制，而猶必以手詔先之，此蓋宋制也；次載策問及執事官名；又次則進士榜名；末乃載諸進士字號、鄉貫、三代。後又有附録，記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始末。而狀元王佐等三人對策之語，亦載其略，皆附會和議甚力，不知何人所記？疑宋元間相續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
c．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史部傳記類三，頁345，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上）
臣等謹案：《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一卷，宋王佐榜進士題名録也。考宋時廷試放榜唱名後，謁先聖先師，赴聞喜宴，列叙名氏、鄉貫、三代之類具書之，謂之“同年小録”。高宗南渡後，自建炎二年李易榜，至是七設科矣。是科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缺録，内僅存一人。首載前一年御筆手詔，三年一科取進士，既爲定制，而又必以手詔先之，此蓋宋制也；次載策問及執事官名；又次載進士榜名；又次載諸進士字號、鄉貫、三代。後又有附録，記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始末。而狀元王佐等三人對策之語，亦載其略，皆附會和議甚力，不知何人所記？疑宋元間相續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録，今率不傳，惟寶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三人，爲世所重。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講學家亦遞相傳録。明弘治中，會稽王鑒之重刊於紫陽書院，改名曰《朱子同年録》。夫進士同年，統以狀頭，曰“某人榜進士”，國制也；標以年號，曰“某年登科小録”，亦國制也。故以朱子傳是書可也，以朱子冠是書，而使一代之典章爲一家之譜牒，則不可。以朱子重是書可也，以朱子名是書而削帝王之統系，題儒者之尊稱，則尤不可！鑒之所改，蓋徒知標榜門户，而未思其有害於名教。今仍以原名著録，存其真焉。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案：文溯閣書前提要（史部傳記類一，頁286）、文津閣書前提要（史部傳記類雜録之屬，頁201）與此同。
d．武英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傳記類一，頁2—279）
宋王佐榜進士題名録也。考劉一清《錢塘遺事》：宋時廷試放榜唱名後，謁先聖先師，赴聞喜宴，列叙名氏、鄉貫、三代之類具書之，謂之“同年小録”。是科爲紹興戊辰，南渡後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原本佚缺，録内僅存一人。首載前一年御筆手詔，次載策問及執事官姓名，又次載進士榜名，末乃載諸進士字號、鄉貫、三代。後又附録，記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而狀元王佐等三人對策之語，亦載其略，皆附會和議甚力，不知何人所記？疑宋元間相續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録，今率不傳，惟寶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三人，爲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常留，足以搘拄綱常，振興風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講學之家亦遞相傳録，得以至今。明宏治中，會稽王鑒之重刊於紫陽書院，改名曰《朱子同年録》。夫進士題名，統以狀頭，曰“某人榜進士”，國制也；標以年號，曰“某年登科小録”，亦國制也。故以朱子傳是書可也，以朱子冠是書，而黜特選之大魁，進綴名之末甲，則不可。以朱子重是書可也，以朱子名是書而削帝王之年號，題儒者之尊稱，則尤不可！鑒之所稱，蓋徒知標榜門户，而未思其有害於名教。今仍以原名著録，存其真焉。
就上述這四種提要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分纂稿與《初次存目》提要較爲接近，差别也不大，《初次存目》雖更動了分纂稿的若干文字，增添一些内容，但並未加入編輯者的主觀意見。到了第二階段，也即是正式編纂《四庫全書》提要時，館臣在原提要之後增補了將近一倍的文字，重點在批評宋明講學家目無朝廷、枉顧國法，知尊朱子而不知尊君，置君臣大義於不顧，蔑視名教，也失去求真的本意。可以説《四庫全書》標榜尊君，重視君臣之義的主旨，到此時即已完全確立。至於第三階段的《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基本上只做了文字修飾。
至於著録之外的存目提要，情況大致相似，此處以唐沙門彦悰所撰《後畫録》爲例，也略作比較。
a．姚鼐分纂稿（吴格、樂怡標校整理：《四庫提要分纂稿》，頁411）
《後畫録》一卷，唐沙門彦悰撰。彦悰爲《帝京寺録》，就所見長安名畫係以品題，蓋以續姚最之後，凡二十七人。彦悰，太宗時人，故題閻立本猶爲“司平太常伯”也。
b.《初次存目》提要（子部雜藝類，頁375）
唐沙門彦宗〔悰〕撰。彦悰《序》自稱爲《帝京寺録》，就所見長安名畫係以品題，凡三十七人，蓋以續姚最之書者。彦悰，太宗時人，故題閻立本猶爲“司平太常伯”也。
c．武英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藝術類存目，頁3—463）
唐釋彦悰撰。前有彦悰《自序》，稱爲《帝京寺録》，就所見長安名畫係以品題，凡三十七人，蓋以續姚最之書者。《序》題貞觀九年，故稱閻立本猶爲“司平太常伯”。然末一人爲廣陵郡倉曹參軍李溱，考張彦遠《名畫記》，李湊，林甫之姪也。初爲廣陵郡倉曹，天寶中貶明州象山尉，尤工綺羅人物，爲時驚絶，則湊爲明皇時人。彦悰遠在太宗之世，何以能預録之乎？張彦遠《歷代名畫記》曰：“僧悰之評，最爲謬誤，傳寫又復脱錯，殊不足看也。”是真本尚不足重，無論僞本矣。
很明顯的，《初次存目》提要與姚鼐的分纂稿仍然比較接近，除了將“二十七人”改爲“三十七人”之外，内容幾乎全同。相較於《總目》的大肆增添考證，《初次存目》提要比較接近分纂稿，與分纂稿的關係最爲密切。在分纂稿傳世不多的限制下，探討《總目》的編纂與發展，《初次存目》的確可以提供相當有用的文獻佐證。
（二）《初次存目》一書二提要的現象，可以做爲討論分纂稿、《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差異的參考。
過去在使用提要進行研究時，經常會出現《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之間不一致的現象，兩者的差異有時相當大，甚至是明顯的不同，很難以後者修訂前者來加以解釋。例如正史類的《史記》提要，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的文字數量、内容多寡就有極大的差異，(46)前者文字簡省而後者極爲繁複。《總目》的提要内容與閣本書前提要幾乎全異，也與邵晉涵所撰分纂稿不同。將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邵晉涵原撰《史記》分纂稿比較之後，金毓黻因此指出：“曩所謂原本提要，尚經一度之修改，而非原撰之舊明矣。”(47)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判斷，原因在於金氏深信《史記》分纂稿只有一份，而《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即由邵晉涵的分纂稿修訂而成。在文獻殘缺不足的限制下，有這樣的論斷，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當觀察到上述所舉《初次存目》有一書二提要的現象時，對於金氏的判斷，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想法：是否《史記》分纂稿不只一份，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採用的並非邵氏分纂稿，而係他人所撰的分纂稿，因此才有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與邵氏分纂稿、《總目》提要皆不同的情形？
一書二提要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初次存目》，其實現存的《四庫》提要分纂稿也存在相同現象，只是過去學界没注意到而已。例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存目一著録明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二十一卷，這部書翁方綱撰有分纂稿，而姚鼐也有同書的分纂稿，(48)兩篇同時存在，正可與《初次存目》提要互相比對，再取與《總目》提要對照，此一條目採取哪一分纂稿，如何修訂增補？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得出具體可信的答案。(49)此外，《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的《兩朝綱目備要》，也同樣存在二份分纂稿，一爲邵晉涵撰，一爲佚名撰。(50)上舉二書都存在兩份分纂稿，正足以證明一部書的分纂稿，其實不只一份。既然如此，如果某書有可信的分纂稿與《初次存目》提要稿同時存在的話，就有機會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就上述所舉的《史記》而言，可惜的是《初次存目》的《史記》提要並未保存下來，因此目前無法進行類似的比較研究。既然《史記》提要如此，其他各書提要當然也有這種可能性，未來在進行比勘研究時，恐怕必須將此一現象列入考量範圍内，不能置之不理，或逕行排除。
（三）比對《初次存目》與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總目》提要，可以看出四庫館臣在編輯《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存有刻意加入某些學術觀點的現象。
在討論上述所舉的《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一書提要時，已經發現四庫館臣在修訂分纂稿的作業過程中，有刻意加入某些主觀意見的傾向，這種情形並非偶然單一個案，其實普遍存在於《四庫全書》系列的提要中。透過《初次存目》與分纂稿、閣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總目》提要的比較，可以看出這並非偶然，而是館臣有意爲之。以下再舉三例説明：
a．宋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四卷（《總目》子部雜家類，頁3—633）
《初次存目》提要云：
宋俞德鄰撰。其書多考論經史，間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字，所記皆詳核可據，不同於泛爲摭拾者。第四卷則專説《四書》，頗出新意。如論“九合諸侯”，謂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齊桓始霸；至葵邱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鄄之始會，霸業未成，皆不與焉。又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爲憂陳氏强而齊將亂。又謂：“匏瓜繫而不食”，爲繫以濟涉。引《衛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擊磬於衛”，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其説皆與諸儒不同，雖不能盡免穿鑿，然亦可見其用心之勤已。（《初次存目》子部雜家類，子頁557）
文溯閣提要（雜家類五，頁573，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上）、文津閣提要（雜家類雜説之屬，頁541，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上）全同《初次存目》。文淵閣提要（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上）除提要前增添若干生平仕履文字外，主體部分亦與《存目》相同，惟“欲其辨上下之分”以下，則删除原文，增添了下列文字：
則務生别解，不顧其安矣。蓋永嘉之學，自朱時已自爲一派，故至其末流，猶齗齗不合也。然其説實不足以相勝，原本所有，姑以贅疣存之可也。
《總目》與此全同。經此一改，原本中性的提要文字，内容因而轉成凸顯宋儒治學“務生别解，不顧其安”，其用意實在於門户之私，而非追求經書之真。這種更動，别具意義，無非在藉此彰顯宋儒門户之見頗深，惟求立異，不顧客觀事實，不是治學的合理態度。
b．宋朱熹《伊洛淵源録》十四卷（《總目》史部傳記類一，頁2—280）
姚鼐分纂稿（吴格、樂怡標校整理：《四庫提要分纂稿》，頁401）云：
朱子紀周子以下及程子門人爲《伊雒淵源録》。其中道德言論之美，固皆具矣，若吕希哲之流晚而向佛，反疑程子所見太近，及當時行能無可紀，甚若邢恕之背負其師亦皆載其實，列其名氏。世嘗謂《宋史》作《道學傳》，進退殊不能當，若倣《史記》爲《程朱弟子列傳》，不亦善乎。然則是編可以爲實録矣。
姚鼐雖説肯定程朱之學，但態度可稱客觀公允，不揚不抑，頗爲中肯。
《初次存目》提要（史部傳記類，史頁245）：
朱子撰。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濟（擠）害者，亦具録其名氏以備考。其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爲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户亦自此書始。厥後聲氣攀緣，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或釀爲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緣，或無所不至。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曰：“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以下，剿入當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是直以伊洛爲市矣。然朱子著書之意，則固以前言往行衿式後人，未嘗逆料及是。或因是併議此書，是又以噎而廢食也。
文溯閣書前提要（頁286，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文津閣書前提要（頁202，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全同《初次存目》。文淵閣書前提要（頁411，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與《初次存目》大部分同，惟“是直以伊洛爲市矣”後文字，改爲：
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所記末派諸人之變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書之意，則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後人，未嘗逆料及是。儒以《詩》、《禮》發冢，非《詩》、《禮》之罪也。或因是併議此書，是又以噎而廢食矣。
《總目》全同此。將姚鼐的分纂稿與《初次存目》及《四庫》書前提要相比，相關性極小，頗疑《初次存目》、《四庫》所採用者並非姚氏的分纂稿，而是他人另撰的提要。《伊洛淵源録》是宋代道學的典範著作，在道學發展史上具有指標性的意義。針對這部書大肆抨擊，用意在藉此將館臣對宋儒的意見，毫無保留地表現出來，這是清代漢學家對以程朱爲代表的宋學的正面批判。
c．宋陳傅良《止齋文集》五十一卷（《總目》别集類十二，頁4—239）
《初次存目》提要（集部别集類，集頁137）
宋陳傳〔傅〕良撰。傳〔傅〕良字君舉，永嘉人，官至寶謨閣待制。傳〔傅〕良研精經史，貫穿百家，立朝多大節。其詩文密栗堅峭，自有高逸之氣，亦如其爲人。此集爲其門人曹叔遠所編，前有叔遠《集》〔《序》〕。所取斷自乾道丁亥，訖於嘉泰癸亥，凡乾道以前之少作，盡削不存，故所録特爲精審。世有《止齋論祖》一書，録傳〔傅〕良科舉之文，皆叔遠子〔之〕棄餘也。末一卷附録樓鑰所作《神道碑》、蔡幼學所作《墓誌》、葉通〔適〕所作《行狀》，而又有雜文八扁〔篇〕綴其後，不知誰所續入者？明弘治乙丑王瓚序稱，澤州張璡欲掇拾遺逸以爲《外集》，其璡重刻時所竄入歟？
《初次存目》原文内容不過如此。文淵閣提要（别集類三，頁493，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文溯閣提要（别集類十二，頁766，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文津閣提要（别集類三，頁313，乾隆四十九年三月）除個别文字略有差異外，前半内容同於《存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閣本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頁4—239）就在結語“其璡重刊所附入歟”之下，增加了下列文字，遂使篇幅倍增於原文：
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永嘉遂自爲一派，而傅良及葉適尤其巨擘。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吕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然傅良之學，終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不專於坐談心性。故本傳又稱：“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實而後已。”蓋記其實也。當寧宗即位之初，朱子以趙汝愚薦内召。既汝愚與韓侂胄忤，内批與朱子在外宫觀。傅良爲中書舍人，持不肯下。其於朱子亦不薄。然葉紹翁《四朝聞見録》稱：“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説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説，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説。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静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争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説《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毁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云云。則傅良雖與講學者游，而不涉植黨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争名之見，顯立異同，在宋儒之中，可稱篤實。故集中多切於實用之文，而密栗堅峭，自然高雅。亦無南渡末流冗沓腐濫之氣，蓋有本之言，固迥不同矣。
館臣所以如此不厭其煩，增添大量文字，究其實際，不過在藉褒揚陳傅良之學篤實務本的機會，批評朱學坐談心性，植黨務私，所争者不過門户一偏之見。這種批駁道學家的觀點隨後也成爲整部《總目》論述學術發展的基本論調。透過《初次存目》與分纂稿、《四庫》書前提要、《總目》的比對，此一建構論述現象清晰地呈現在後人之前，這可説是《存目》的又一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