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編纂時間的討論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以下簡稱《初次存目》）就其所收的各條提要文字而言，可以確定是《四庫全書》的各種提要彙編之一，殆無疑問。(8)其次的問題是，這部《存目》編輯彙整的時間究竟在何時？
《四庫全書》各種提要中，分纂稿的纂修時間最早，約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開館修書時；最晚的則是是乾隆六十年（1795）的武英殿本（以下簡稱“殿本”）與浙江刊本（以下簡稱“浙本”）《四庫全書總目》。(9)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文津閣《四庫全書》及文瀾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10)的編纂時間，則在分纂稿與《四庫全書總目》二者之間，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書前提要則又早於四部《四庫全書》的提要。要判定《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編纂時間，可以用分纂稿與《四庫全書總目》做爲基準，四部《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等提要的編輯時間爲輔，加以比對參考。
（一）《初次存目》的時間早於殿本與浙本《四庫全書總目》
要比較《初次存目》與二部《四庫全書總目》時間的先後，有幾個衡量的標準，其一是是否避嘉慶皇帝的名諱，其二是著録書籍與編輯分類的差異，其三是對李清、周亮工書籍的處理方式。以下就此三點，分别進行討論。
1．嘉慶皇帝名諱的避諱問題
如前所云，二部《四庫全書總目》雖皆於乾隆六十年刊刻面世，在此之前，是年九月辛亥，高宗已正式立皇十五子顒琰爲皇太子，並決定次年正月禪位。(11)在此情況下，自然面臨嗣皇帝名字避諱的問題，殿本《總目》的處理方式是逢“琰”即缺末筆，浙本則是改“琰”爲“琬”，易“顒”爲“容”，二書都做了適當的避諱處理，參看二書《總目·易類三》俞琰的《周易集説》一書的著録方式，即可覘知。相較於此，《初次存目》經部易類所收的《周易集説》一書與子部雜家類所收另一俞琰著作《書齋夜話》，則仍然標注“俞琰”，未作任何處理。(12)《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同於《初次存目》提要，均作“元俞琰”；《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亦然，惟作者作“宋俞琰”。這不是一時疏忽，不做處理正顯示出《初次存目》編輯時間較早，當朝皇帝是清高宗，當時既無儲君，自然没有迴避皇太子名諱的必要，可見編輯《初次存目》時間應在二部《總目》刊刻出版之前。
2.《初次存目》、《總目》的著録與分類頗有差異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館正式開館後，閏三月辦理《四庫全書》處曾上奏建議：
《永樂大典》内所有各書，現經臣等率同纂修各員逐日檢閲，令其將已經摘出之書迅速繕寫底本，詳細校正後即送臣等復加勘定，分别應刊、應抄、應删三項。其應刊、應抄各本，均於勘定後即趕繕正本進呈。將應刊者即行次第刊刻，均仍倣劉向、曾鞏等目録序之例，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並編列總目，以昭全備。即應删者，亦存其書名，節叙删汰之故，附各部總目後。(13)
此一處理《永樂大典》輯出書籍的原則爲高宗所接受，後來擴大成爲編輯整理所有圖書的基本原則。“應刊”的部分，即是其後陸續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應抄”的部分，即其後經整理修訂以抄寫方式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應删”的部分，經核定後不再抄謄，只保留原撰提要，其後編入總目，成爲《總目》的存目部分。(14)三類以外的書籍應如何處置，此處則未提及。秉持此一原則，所有《四庫全書》都只收入“應抄”的書籍，而彙整《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所編的《四庫全書總目》，則同時收入著録書籍提要與“應删”的存目提要，這也就是目前存世的各本《總目》的基本内容。
（1）未區隔“著録”與“存目”書籍
《初次存目》所收的提要，雖然已分爲經、史、子、集四部，但是各部中所有的提要混雜在一起，並未明確區分“著録”與“存目”。以此書經部《易》類所收爲例，殘存有唐李鼎祚《周易習〔集〕解》十八卷迄明陳士元《易象鈎解》四卷，計九十部書提要。
這些提要有下列幾個現象：第一，《初次存目》僅籠統的在版心標明“經部易類”，提要本身“著録”與“存目”書混雜，未分别標舉“著録”與“存目”，條目亦未全依時代順序排列。不似《總目》先列“著録”書籍提要，其後再列“存目”提要，所有條目均依時代先後順序排列；第二，《總目》提要的撰寫形式一致，起首都是“某時代某人撰”，幾無例外。《初次存目》則比較雜亂，既有如《總目》一般的“某時代某人撰”，也有“宋宗室趙彦衛撰”、“宋宗室趙汝楳撰”、“元臨川道士雷思齊撰”、“明無錫華兆登撰”等形式，規格没有統一；第三、《初次存目》的錯别字頗多，書名、人名都出現訛誤，不似經過嚴謹校訂的版本，這與《總目》、各《書前提要》書寫工整、訛誤不多的情形大不相同。
（2）分類未作嚴格甄别
除了“著録”與“存目”未作區隔之外，《初次存目》的經、史、子、集四部所收提要也没有細加區别，經常僅就書名逕行分類，不作甄别，造成書籍辨别歸類的困擾。如：
經部
a．無撰人姓氏《易十三傳》十三卷，經部易類（《初次存目》經頁115，以下同）
《總目》改入子部術數類存目一（《總目》頁3—376）
b．清劉惟謙《詩經叶音辨譌》八卷，經部詩類（經頁331）
《總目》改入子部小學類存目二（《總目》頁3—941）
史部
a．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五卷，史部雜史類（史頁119）
《總目》改入子部小説家類二（《總目》頁3—982）
b．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六卷，史部起居注類（史頁935）
《總目》改入子部小説家類三（《總目》頁3—992）
案：《總目》提要後案語云：“《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徒以編年紀月，叙述西游之事，體近乎起居注耳。實則恍惚無徵，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爲古書而存之可也，以爲信史而録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於小説家，義求其當，無庸以變古爲嫌也。”可證《初次存目》編纂時間在《總目》之前。
子部
a．宋俞松《蘭亭續考》二卷，子部雜藝類（子頁383）
《總目》改入史部目録類二（《總目》頁2—776）
b．題齊晏嬰《晏子春秋》六卷，子部墨家類（子頁505）
《總目》改入史部傳記類一（《總目》頁2—268）
集部
a．宋朱子撰《楚辭集注》八卷、《後語》六卷、《辨證》二卷，集部别集類（集頁3）
《總目》改入集部楚辭類（《總目》頁4—4）。
案：《總目·楚辭類小序》云：“《隋志》集部以楚辭别爲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頁4—2）則集部分出“楚辭類”，當在《初次存目》之後。
從上述所舉條目更動的情形來看，《初次存目》的圖書分部並未經過仔細斟酌，頗爲粗糙，應屬草創階段的作法，不似《四庫全書》或《總目》的細心衡量，再三斟酌。《初次存目》應早於後二書。
（3）編輯處理方式較簡易
再就著録提要的編輯處理方式，亦可見出《總目》的編輯晚於《初次存目》。如：
a.《初次存目》著録明王應電的三部著作：《周禮傳》十卷，經部禮類（《初次存目》經頁375，以下同）；《周禮圖説》二卷，經部禮類（經頁393）；《周禮翼傳》二卷，經部禮類（經頁359）。三書獨立，各有提要。
《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溯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文瀾閣四庫全書》與《總目》則將三書合併爲一條，改爲：明王應電《周禮傳》十卷、《圖説》二卷、《翼傳》二卷（經部禮類一，《總目》頁1—400）。提要也改爲一條。足見是《四庫全書》、《總目》改變了《初次存目》原有的編輯方式，而非《初次存目》更動了《總目》。
b.《初次存目》著録宋范仲淹《義莊規矩》一卷（子部雜家類，子頁561），與《范文正年譜》一卷、《補遺》一卷（史部傳記類，史頁259），原本也各自獨立，各有提要，前者在子部，後者在史部。
《總目》則將二者合而爲一，著録：宋范仲淹《范文正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附《義莊規矩》一卷（史部傳記類存目一，《總目》頁2—318）。不僅如此，原提要亦合併爲一，惟提要内容與《初次存目》原提要全同。可見《初次存目》在前，《總目》時間在後，《初次存目》爲《總目》之原型。
就上述著録方式的調整而言，《初次存目》本各自爲書，也各有提要。《總目》改變了原本各自獨立成書的狀況，將同一作者的著作彙整爲一，就編輯方式來説，是較妥善的安排，也可以避免各自成書，尋覓不易的困擾，有利於收藏保存。兩者相較，《初次存目》的編輯應早於《總目》。
3．李清、周亮工等違礙著作的著録與否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高宗在瀏覽四庫館所進呈南三閣《全書》時，因發現李清《諸史同異録》有叙述順治皇帝與明崇禎相同四事一條，爲之震怒，傳諭：“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内，俱著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删。”(15)同年四月，軍機處又查出李清另有《南唐書合訂》、《南北史合注》、《不知姓名録》三種書，“亦應一併銷燬”(16)，並要求“現在刊刻總目，應一併查明改正”(17)。五月十九日，高宗更下令重新校勘檢查《四庫全書》。(18)經過這種天羅地網般地全面檢核校閲之後，果然又查出許多違礙字句與悖謬之處，其中就包括了周亮工的著作在内。(19)
上述這些書籍自然難免撤出銷燬的命運，而各書提要，亦隨之一併撤出，不再列入《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内。因此，七部《四庫全書》、二部《總目》内，都没有李清、周亮工、吴其貞等人的著作，自然也無這些著作的提要。(20)唯一例外的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趙懷玉據《四庫全書》館初成稿本録副南歸交杭州書局刊刻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録》，(21)書中李清、周亮工的書目依然具存。所以如此，原因在於此一刻本時間較早，其時尚未有抽燬事件，所以仍保有原來面貌。民國十六年（1927），王重民在故宫圖書館所藏方略館藏書中，發現了上述各書的寫本，除李清《諸史同異録》六十八卷、周亮工《同書》四卷二書未見之外，其餘《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歷代不知姓名録》十卷，《閩小紀》四卷，《讀畫録》四卷，《印人傳》三卷，《書影》十卷，《書畫記》六卷，《國史考異》六卷等九種書籍俱存，應即是當年《四庫全書》撤出的原書。(22)
相較於《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已不著録李清、周亮工等人的著作，《初次存目》雖係殘本，卻仍然保有李清、周亮工等人五種著作的提要。兹不嫌辭費，迻録其中文字較少的四條於下：
a.《合訂南唐書》二十五卷提要
明李清撰。以陸游書爲主，而以馬令書及群史附之。雖欲取南唐紹長安正統，立説殊偏，而祖述陸書，非其自作。其立《契丹列傳》，亦涉氾濫；而以樊若水等入之叛臣中，實深合《春秋》斧鉞之義。至於文獻闕遺，多所考證，勝《江南野録》、《江表志》諸書遠矣。（《初次存目》，史部别史類，史頁101）
b.《書畫記》六卷提要
國朝吴其真〔貞〕撰。其真〔貞〕字公一，徽州人。以平生賞鑒書畫真蹟，隨手劄録，各注所見年月。始自乙亥，爲崇禎八年；其末條稱丁巳，則康熙十六年也。中間如載閻次平《寒巖積雪圖》，稱其圖識爲“大歷辛丑”，閻次平乃南宋畫苑中人，不應有“大歷”年號，其真〔貞〕乃不爲馭〔駁〕正，考據稍疏。然臚采甚博，於行款、題跋、印記、紙色、裝演〔潢〕、卷軸，皆一一祥〔詳〕誌之，間爲評騭真贗，多可據依，頗足爲鑒古之助。（《初次存目》，子部雜藝類，子頁419）
c.《印人傳》三卷提要
國朝周亮工撰。亮工本名亮，字元亮，號櫟園，又號減齋，祥符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國朝官至户部右侍郎。亮工喜集印章，工於鑒别，所編《賴古堂印譜》，至今爲篆刻家模範。是書則《譜》之題跋，别編爲傳者也。首載文天祥、海瑞、顧天成〔憲〕三印，次及其父、其弟及其友許宰故印，次則文彭以及李穎，凡六十人。附傳三人，又不知姓名一人，其有名而無傳者又朱簡等六十一人。自宋以前，以篆名者不一，以印名者絶無之。元趙孟頫、吾邱衍等始稍稍有鐫，遂爲士大夫之一藝。明文彭、何震而後，專門名家者遂多，而宗派亦復岐〔歧〕出。其源流正變之故，則亮工此傳括其大略矣。（《初次存目》，子部雜藝類，子頁413）
d.《歷代不知姓名録》十卷提要
明李清撰。其書皆取古來紀載有事迹而無姓名者，惟晨門、荷蕢之類，人所習見者不録。其餘自忠孝節義、儒學技術，以至妖妄鬼物，無不備録，分爲五十四類。體例新刱，亦博古者之一助，蓋其史學之餘也。（《初次存目》，子部雜藝類，子頁371）
與故宫發現的原抽燬書提要相較，上述提要内容簡略扼要，文采稍遜，錯别字亦多，似未經斟酌鍛鍊者。此處未抄録的《南北史合注》，文字較多，亦有類似現象。其中《合訂南唐書》一書的書名，與抽燬提要作《南唐書合訂》，亦有所差異。
就上述1、2兩點來看，《初次存目》的彙整編輯時間應該在殿本、浙本《總目》之前，也就是乾隆六十年之前。再就第3點收入李清、周亮工、吴其貞等人的著作提要來觀察，由於高宗皇帝下令抽燬各書的時間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據此推測，《存目》編輯彙整時間要早於此年。
（二）《初次存目》彙整時間早於各閣《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薈要》
北四閣四部《四庫全書》編輯完成的時間爲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較早的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以下簡稱《薈要》）則完成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23)與這些書籍相較，《初次存目》的編纂時間是早是晚？這是需要進一步處理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初次存目》與各書編輯分類的比較，其次是《初次存目》某些異於上述各書的獨特現象。
1.《薈要》、《初次存目》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門目分類的比較
就《初次存目》、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以及文淵閣原抄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門目分類加以比較，(24)可以看出下列現象：
第一，經部方面，五經的排列順序，《初次存目》同於《簡目》，《薈要》則“春秋類”在“禮類”之前，有違漢代以來諸經的排列順序，所以《簡目》回歸傳統，恢復“禮類”在前。兼論五經的經解書籍，《初次存目》作“總經解類”，《薈要》作“經解類”，《簡目》則作“五經總義類”，三者互異。《初次存目》、《薈要》其實各有依據，前者據徐乾學《九經解》，後者依《舊唐書·經籍志》。《四庫》館最後確定依《隋書·經籍志》，採用《五經總義》一名，(25)《簡目》所載，就是這個定名。這是《初次存目》、《薈要》編輯時間早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的一個證據。此外，《初次存目》、《簡目》皆爲“四書類”，而《薈要》則依朱彝尊《經義考》，“四書類”外，多出“論語類”、“孟子類”。《四庫》館臣最後確定依《明史·藝文志》例，立“四書”一門，將《論語》、《孟子》類著作納入，不再另立。(26)
第二，史部方面最爲複雜，《初次存目》分十七類，《薈要》分十二類，《簡目》定案爲十五類。《初次存目》與《薈要》共同的類别不計，不同之處在於《初次存目》有雜史類、傳記類、史抄類、法令類、職官類、金石類、譜牒類、起居注類；《薈要》有器用類。其後《簡目》删除譜牒類，並將史部詔令類、集部奏議類合併爲詔令奏議類，仍列史部，《總目》爲此還特别做了説明。(27)這顯示《初次存目》、《薈要》的成書時間都早於《簡目》，所以有類目不合適甚至雜亂分歧的現象。
第三，子部方面，《初次存目》的分類比較接近《簡目》，十六類中，同於《簡目》的有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術數類（或作術數家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説家類、道家類、釋家類；不同之處在於：有雜藝類、考證類、雜書類、縱横家類、墨家類、名家類，而無天文算法類、譜録類。《簡目》改雜藝類爲藝術類，而考證類、雜書類等都是相當空泛且粗糙的歸類，所以《簡目》不再採用；至於縱横家類、墨家類、名家類則是書籍太少，没有另分一類的必要，因而《簡目》割捨不用，(28)可知《初次存目》要早於《簡目》。《初次存目》中術數類與術數家類同時並用，這也是草創時期才會出現的不一致現象。
第四，集部方面，《初次存目》與《薈要》都未分“楚辭類”，“集部之目，楚辭最古”的説法，(29)要到文淵閣《四庫全書》成書，分類完全確定才出現。《初次存目》與《薈要》不設“楚辭類”，可見二者的成書都早於《簡目》。
2.《初次存目》異於《薈要》、《簡明目録》的特殊現象
《初次存目》所收的各書提要，有二個非常特别的現象，相當罕見，既不見於《薈要》、各部《四庫全書》，也不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其一是《初次存目》收有一些提要，完全不見於三者的著録；其二是《初次存目》的某些書籍，同時有二篇提要，内容並不相同。以下分别討論。
（1）《初次存目》收有一些不見於《總目》的書籍提要，如：
a．明顔鯨《春秋貫玉》四卷（《初次存目》經部春秋類，經頁507）
案：沈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一點新發現》(30)一文著録有此書提要，内容全同文溯閣本抄本《總目》、文瀾閣本抄本《總目》，(31)惟“以名其書”以下作：“鯨面折貴幸，氣節震一世，海瑞至以異才薦於朝，其丰采可想。是書體例繁碎，殊無可觀。所列世系，以周冠列國，而又以孔子冠周，亦仍沿用熙之謬例，弗能改也。”與《初次存目》提要作“體殊繁碎。所列世系，以周冠列國，而又以孔子冠周，欲尊聖而不知所以尊，謬妄殊甚”不同，其餘内容全同。又沈氏標注是書在《總目》史部史抄類存目，卷六十五。今殿本、浙本《總目》皆無此條。
b．明陳禹謨《引經釋》五卷（《初次存目》經部四書類，經頁691）
c．舊題明王世貞撰《鳳洲綱鑒》二十四卷（《初次存目》史部編年類，史頁49）
d．未著撰人《三朝要典》二十四卷（《初次存目》史部雜史類，史頁211）
e．明徐朝文彙輯《琬琰録》二十四卷、《續録》十三卷（《初次存目》史部傳記類，史頁273）
f．明錢世揚《古史談苑》三十六卷（《初次存目》史部史抄類，史頁389）
g．清梁顯祖《大呼集》八卷（《初次存目》子部儒家類，子頁81）
h．明王在晉《海防纂要》十三卷（子部兵家類，子頁113）
案：沈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一點新發現》，亦著録有此書提要，(32)除“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事蹟附見《明史·王洽傳》”異於《初次存目》之“在晉，字岵雲，黎陽人，事迹具《明史》”之外，其餘内容全同。沈氏標注在《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四，卷七十五。今殿本、浙本《總目》皆無此條。
i．明宋翊〔詡〕《樹畜部》四卷、《燕閒部》二卷、明宋公望《種植部》十卷（《初次存目》子部農家類，子頁133）
j．金劉完素《素門〔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初次存目》子部醫家類，子頁185）
k．不著撰人《回回歷》四卷（《初次存目》子部術數類，子頁283）
l．明黄秉石《黄氏書奕》十二卷（《初次存目》子部雜家類，子頁611）
m．明陳宏緒《寒夜録》二卷（《初次存目》子部雜家類，子頁615）
n．明沈長卿《蘧説》（《初次存目》子部雜家類，子頁641）
o．明謝肇淛《五雜組（俎）》（《初次存目》子部雜家類，子頁643）
上述這些書籍提要顯然都是爲《四庫全書》撰寫的提要，既不見於《四庫全書》，也未收入《四庫全書總目》，推測應是在編輯修訂過程中逐步遭到汰除的書籍條目，這由明顔鯨《春秋貫玉》四卷一書原已收録在文溯閣抄本《四庫全書總目》與文瀾閣抄本《四庫全書總目》中，(33)其後撤出不録，故殿本、浙本《四庫全書總目》未再著録，即可確知。這些提要既未收入《四庫全書總目》，其書自不可能收入《四庫全書》。《初次存目》完整收録了這些提要，則《初次存目》的彙編理應早於各部《四庫全書》，亦早於《薈要》。
（2）一書二提要現象的存在，顯示《初次存目》的彙編，應在各部《四庫全書》、《薈要》之前。
檢視《初次存目》的各書條目，會發現某些著作有二篇提要，内容並不相同，兹引録於下：
a．明王邦直《律吕正聲》六十卷（《初次存目》經部樂類）
提要一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魚，即墨人。李維楨《序》以爲曾官鹽山縣縣丞，林增志《序》則以爲鉛山縣縣丞；二《序》同時，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實録》，實作“鹽山”，則增志《序》悮也。其書以卦氣定律吕，推步準之《太元經》，分寸準之《吕覽》，故大旨主李文利“黄鐘三寸九分”之説。而獨糾其誤，以左律爲右律，又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截然兩法，而力辨古來牽合爲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説甚辨。自漢司馬遷至明韓邦奇諸家皆有節取，而無一家當其意。蓋邦直當嘉靖間上書論時政，坐是閒廢，閉户二十年，乃成此書，其用心良篤。然維楨《序》述其欲自比孔子自衛反魯，使《雅》、《頌》得其所。邦直《自序》亦稱：千載之謬可革，往聖之絶學不患於無繼。亦未免僭且妄矣。（《初次存目》，經頁701）
提要二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魚，即墨人。明嘉靖中爲鹽山縣丞。《史記》、《漢書》皆言黄鍾長九寸，獨《吕氏春秋》言黄鍾長三寸九分，邦直據以爲説，蓋與李文利之書互相表裏。然文利説迄不能行，明人已著論以排之。李光地《古樂經傳》直謂《吕覽》亦當作九寸三分，與《史記》、《漢書》同，特九、三二字傳本互舛，文利等不及辨也。是書之末，復仿《太元》元虚之體，爲稽疑測辭，是併蹈僭經之戒矣。（經頁713）
案：《總目》（經部樂類存目，頁1—807）取“提要一”，文字全同，惟“乃成此書”與“然維楨《序》”之間，增入“王士禎《池北偶談》記萬歷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如砥嘗上其書於史館，蓋亦篤志研思之作”三十六字。
b．元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初次存目》經部小學類）
提要一
元戴侗撰。侗，永嘉人。其説謂“字義明則貫通群籍，理無不明”，故是書耑以六書明字義。分爲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全變《説文》之部分，寔自侗始。吾邱衍詆其依附俗字、僞造籀文，頗中其病。其注皆以篆入楷，不古不今，冀以駭俗釣名，尤爲詭激。然其中援據該洽，于字義多所發明，惡知其美，亦可以備一解焉。（經頁823）
提要二
元永嘉戴侗撰。其説主於以六書明字義，字義明則貫通群籍，理無不明。分爲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説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草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説亦頗辨。惟其文皆從鐘鼎，鐘鼎所無，則采小篆以足之，已爲雜揉。而其注既用今文，又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作《學古編》，力詆是書，不爲無見。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怪僻而取其精華，於六書不無一得也。（經頁829）
案：文淵（頁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文溯（頁201，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文津（頁584，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書前提要、《總目》（經部小學類二，頁1—846）全同。各書以“提要二”内容爲主，改“元永嘉戴侗撰”爲“宋戴侗撰”，前後各增添若干文字。
c．明馮應京《月令廣義》（《初次存目》史部時令類存目）
提要一（二十四卷）
明馮應京撰。其門人戴任爲之增釋。首圖説，次歲令，次月令，次晝夜、令次、時令，各分細目。蒐采不爲不博，而體裁叢雜，且多鄙誕。如諸神誕辰之類，分日臚載，尤爲委巷之談。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史頁447）
提要二（二十五卷）
明馮應京撰。戴任續成之。卷端有任《叙由》一篇，稱應京初爲《士民月令》一卷，凡十有二令。今益以閏月而增《五紀篇》，冠以圖，統之以歲總，約十二月文義之同者，括爲每月令，領於春令之前；復概每月三十日所同者，立晝夜令，而一十二時區爲時令，係諸篇中，共爲卷二十有五。則應京原書祇一卷，此本皆任所增加。而卷首馮霑《紀略》乃稱應京在鎮撫司作此書二十四卷。應京《自序》又稱：任僅增三分之二。大抵二人先後成之，而彼此均欲據以爲功，故其説矛盾也。其書較盧氏《月令通考》差詳備，而亦多猥雜，如諸神誕辰之類，雖本道書，要非可筆之儒籍者也。應京字可大，號慕崗，盱眙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事迹具《明史》。任，不知其始末，卷端刊其二私印，一曰“肩吾父”，一曰“新安布衣”。（史頁453）
案：《總目》（史部時令類存目，頁2—447）大致同“提要二”，亦作“二十五卷”，惟删去“如諸神誕辰之類，雖本道書，要非可筆之儒籍者也”，將“任，不知其始末，卷端刊其二私印，一曰‘肩吾父’，一曰‘新安布衣’”一段文字，略作修正後依體例移前。
d．明顧元鏡《九華山志》八卷（《初次存目》史部地理類）
提要一
明顧元鏡撰。元鏡，浙江歸安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官池州府知府。是書所載，大半皆當代詩文，内有王守仁《贈周金和尚偈》，其語甚陋，蓋山僧僞託之，元鏡不能辨也。（史頁537）
提要二
明崇禎己巳池州府知府顧元鏡撰。前列全圖及十八景圖，次列山水、建置、物産、文翰五門，門復各立子部。意主誇多，故山分爲六，水分爲八，寺院、庵區爲二名，樓閣、亭館别爲兩類，標目頗爲煩碎。又杜荀鶴之汙僞命，宋齊邱之運姦謀，列之流寓，以爲山水之光，殊乏簡擇。又王守仁游踪僅至，亦列寓公，併僞撰其《贈周金和尚》一偈，斯尤地志之積習矣。（史頁623）
案：《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存目五，頁2—605）以“提要二”爲主，參考“提要一”修訂部分文字。
e．唐孫思邈《千金要方》九十三卷（《初次存目》子部醫家類）
提要一
唐孫思邈撰。思邈，華原人。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徵，不起。唐太宗、高宗屢召入京，授以爵禄，皆不受。至永淳元年，乃卒。嘗謂：“人命至重，貴于千金。一方濟之，德踰于此。”故所著方書以《千金》名之。又作《翼方》，以補所未及。考晁、陳諸家著録《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同。又稱：宋仁宗命高宗衡、林億等校正刊行，後列《禁經》二卷，合三書計之，僅六十二卷。此本增多三十一卷，疑後人復取思邈《千金髓方》、《千金月令方》二書，合併爲一也。雖非北宋校刊之舊，而類聚部分，犁然詳備，亦醫學之淵海也。《太平廣記》載思邈救昆明池龍，得龍宫仙方三十首，散入《千金方》三十卷中。《酉陽雜俎》諸書記思邈事，亦多神怪，殆小説家因其工醫多壽而附會之，均無足深辨焉。（子頁159）
提要二
唐孫思邈撰。思邈，華原人。博通經傳，善談《老》、《莊》，兼明醫術。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徵，不起。洎唐太宗、高宗屢召詣京師，授以爵位，固辭不就。卒於永淳元年。相傳以爲仙去，莫之詳也。思邈嘗謂：“人命至重，貴于千金。一方濟之，德踰于此。”故所著方書以《千金》名。凡胗治之訣、針灸之法，以至尊〔導〕引養生之術，無不周悉。猶慮有缺遺，更撰《翼方》輔之。考晁、陳諸家著録《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載卷數亦同。又謂：宋仁宗命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刊行，後列《禁經》二卷，合二書計之，止六十二等〔卷〕。此本增多三十一卷，疑後人復以《千金髓方》、《千金月令方》諸書合併詮次，故卷帙滋多也。《太平廣記》載思邈曾救昆明池龍，得龍宫仙方三十首，散入《千金方》各卷之中。蓋小説家附會之談，固無足深辨焉。（子頁245）
案：文溯（頁444，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文津（頁138，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書前提要同於“提要一”。文淵書前提要（頁1，乾隆四十八年二月）、《總目》提要（子部醫家類一，頁3—204）則以“提要二”爲基礎進行修訂增補。
f．明陳耀文《正楊》四卷（《初次存目》子部考證類）
提要一
明陳耀文撰。凡一百五十條，皆糾楊慎之訛者。書成于隆慶己巳，前有李蔉《序》及耀文《自叙》。慎於正德嘉靖之間以博稱，而亦好矜名以求勝，往往僞托古書以自伸其説。又晚謫永昌，無書可檢，惟憑記憶，未免多疏。耀文考證其非，不使轉滋疑悮于學者，不爲無功。然釁起争名，語多攻訐，醜詞惡謔，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搆争，如吴縝之糾《新唐書》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體。又書成之後，王世貞頗有違言，耀文復增益其書，反唇辨難，喧同詬詈，憤若寇讎。數十年後，《正正楊》亦續出焉。豈非露才揚己，有以激之哉！觀其書者，取其精博，亦不可不戒其浮囂也。（子頁483）
提要二，題作《正楊集》四卷（《初次存目》子部考證類）
明陳耀文撰。取成都楊慎所著述，别爲徵引，以正其疏謬，共百五十條。前有文彰《序》。慎記誦既博，著作亦富，貪多騖廣，心力難周，不免有疏舛之處。又喜僞引古書，以伸己説，子虚烏有，往往而然。耀文是集，雖涉於有意求瑕，不必盡當，而抉剔訛謬，所得亦多，未可全以爲輕詆也。耀文字晦伯，確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累官太僕寺卿。（子頁491）
案：文溯（頁553，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文津（頁480，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書前提要同於“提要一”。文淵書前提要（頁47，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三，頁3—584）亦以“提要一”爲藍本進行修訂增補，並增入“朱國楨《湧幢小品》曰”以下九十七字。
g．宋吕祖謙《歷代制度詳説》十二卷
提要一
宋吕祖謙撰。分十二門，始于科目，終于馬政。每門列制度于前，而各爲詳説于後，多引經史及《通典》、會要之文，大略與類書相似。蓋祖謙之學，主于體用兼該，故欲取古今制度沿革損益之宜，折衷變通而見之施行，非泛爲摭拾典故可比。宋時其書未顯，本傳及《藝文志》俱失載，元代書肆始刊行之。有泰定三年廬陵彭飛《序》，今亦僅存抄本矣。（《初次存目》子部雜藝類，子頁363）
提要二
宋吕祖謙撰。凡分十三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第三門原本缺頁，佚其標題，所言乃考課之事，四曰賦役，五曰漕運，六曰鹽法，七曰酒禁，八曰錢幣，九曰荒政，十曰田制，十一曰屯田，十二曰兵制，十三曰馬政。皆前列制度，叙述簡賅，後爲詳説，言皆明切。元泰定三年嘗刊行，前有廬陵彭飛《叙》，稱爲祖謙未竟之書，故止於此。刊版久佚，此本輾轉傳寫，又多訛缺。其錢幣門中脱二頁，荒正門中脱二頁，今悉據《通考》所引補足，中間悮字亦考正之。惟第二卷脱去標題之數頁，則無可檢補，故仍其舊。彭飛《叙》稱：紫陽浙學功利之論，其意蓋有所指，永嘉諸君子未免致疵議焉。祖謙以中原文獻之舊，巍然爲渡江後大宗，紫陽倡道東南，祖謙寔羽翼之。性命道德之原，講之已洽，而尤潛心於史學，似欲合永嘉、紫陽而一之，可謂知其著書之旨矣。（《初次存目》子部類書類，子頁717）
案：文淵（頁894，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文溯（頁596，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文津提要（頁610，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及《總目》（子部類書類一，頁3—861）採用“提要二”爲撰述底本，前半文字幾全同，惟“似欲合永嘉、紫陽而一之”以下，增入“蓋有元中葉，……欲合孔、孟、黄、老而一之乎”一百七十一字。前三者全同《總目》，文津書前提要則文字稍有差異。
這些一書二提要的現象，不僅《四庫全書總目》没有，也未出現在各部《四庫全書》的書前提要中，更不見於《薈要》。類此一書二提要現象，僅見於1931年至1945年由“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主持纂修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34)，此書其實只是各書提要的彙編，並未正式成書。合理的解釋是《初次存目》的編輯時間不僅早於二部《四庫全書總目》、早於七部《四庫全書》的成書，也早於最先成書的《薈要》，否則不會存在這種一書二提要，體例不純，編輯程序尚未完成的現象。换言之，相較於體例嚴謹、門目完備的《四庫全書總目》、七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及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這部《存目》的彙編時間，必然早於上述各書，才有可能出現這種一書二提要的情形。
根據以上的比較與分析，可以明確看出，固然四部分類的情形只能證明《初次存目》、《薈要》早於《簡目》（含七部《四庫全書》、二部《四庫全書總目》），但若加上《初次存目》另有許多不見於《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著録的提要以及一書二提要這兩個條件之後，則《初次存目》必然要早於《薈要》、《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否則即無法合理解釋這種不符編書常規的奇異現象。就此看來，《初次存目》的彙編時間不可能太晚，至少應早於《薈要》，也早於其他各書。
（三）《初次存目》的編纂時間應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間
《初次存目》的編纂時間若是早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刻的《四庫全書薈要》，那麽這部提要彙編的時間究竟應在何時呢？確切的時間雖然不易判斷，但也不是没有綫索可循。現存有關《四庫全書》纂修的檔案中，就有相關的資料可以參考，故宫《軍機處上諭檔》中，即保存有下列記載：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内閣奉上諭：辦理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于經史子集内，分晰應刻、應抄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閲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弆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爲藏古之家，應即將其姓名附在于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于後。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内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爲詳備。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其抄刻成書，繙閲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列《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内之士，考鏡源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35)
這道上諭的重點有三：第一，高宗皇帝核可《四庫全書》館所提出的編輯《四庫全書》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書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所有書籍依照應刻、應抄及應存書名三項加以處理以及提要撰寫的基本内容；第二，高宗要求在各書提要之末，附載該書的來處，如：收藏家、某省督撫採訪所得或内府所藏。這也就是今日所見《總目》書名下附載出處的由來，只不過附載的位置由提要末移到各書名下了；第三，由於彙整的書籍提要超過萬種，不便查閲，因此上諭要求在“總目”之外，另編“簡要書目”，以便檢索。這即是《四庫簡明目録》一書編輯的由來。第三點不是本文重點，暫且不論，專看第一、二點。
從第一點又可以看出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1）這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庫全書》館首次進呈了“總目”；（2）這部“總目”已分列經、史、子、集四部，並依應刻、應抄及應存書名三項原則加以處理；（3）所有書籍都有“提要”，内容包括“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第二點則要求每部書籍都應著録出處。這幾個要點，無一不與現在要討論的《初次存目》息息相關，以下分論之。
（1）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二十五日，是《四庫全書》館於前一年二月成立編書以來，(36)修書檔案所載，正式向高宗皇帝進呈“總目”的第一次。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這部書稿既標明“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有可能就是《四庫全書》館第一次彙輯提要，編爲“總目”，呈獻給皇帝御覽的原稿殘存。
（2）就上諭所見，顯示這部“總目”分爲經、史、子、集四部，這與《初次存目》相同。惟所收提要中哪些應刻、應抄、應存書名，則難以辨識。
（3）“總目”所載各書，不僅已分四部，同時各書條下，已經有提要，將著書原委、大要及作者生平仕宦履歷清楚記載。《初次存目》的提要内容，除寫作形式未統一之外，全都合於此一要件。
（4）清高宗要求，各省進到的書籍，未來每書都應加注書籍來歷：捐書百種以上的藏書家注明何人所捐；捐書不及百種者，則標注各地督撫何人採訪所得，至於“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則注明“内府所藏”。據此可以推定這次進呈的“總目”，基本上是未標注書籍出處的，否則高宗不會有此指示。檢視所有《初次存目》的提要條目，除了極少數例外，(37)也都没有交待書籍出處。少數標注出處的提要中，不題撰人《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五卷附《貢舉條式》一卷，下注“侍讀紀昀家藏本”（《初次存目》經部小學類，經頁547），其後《總目》改爲“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總目》經部小學類三，頁1—868）。紀昀任翰林院侍讀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38)三十九年（1774）五月因進書百種以上，獲高宗賞賜《佩文韻府》一部，(39)可見紀昀進書即在三十九年五月以前。另外，唐王讜《殘本唐語林》二卷，下注“内廷藏本”，其後《總目》改爲“内府藏本”。
綜合上述四點，可以大致推測高宗所見到的“總目”，與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極有可能是同一書稿，否則不會有這麽多相同之處。此處説“極有可能”而不説“就是”，關鍵在於同因進書百種以上而獲高宗賞賜《佩文韻府》一部的浙江藏書家汪如藻身上。
汪如藻爲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乙未科吴錫齡榜的二甲進士，隨即入翰林院庶常館爲庶吉士，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底未經散館即奉旨授爲翰林院編修。(40)《初次存目》標舉出處的少數幾部書中，經部宋陳經撰《尚書詳解》五十卷即汪如藻所進，其下標注“庶吉士汪如藻家藏本”（《初次存目》經部書類，經頁219）。(41)加計汪如藻入翰林院庶常館的時間，則本條提要撰寫時間不可能早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之前，(42)而應在乾隆四十年汪氏爲庶吉士之後至四十三年授爲翰林院編修之前。這條資料既然不能排除，則整部《初次存目》的彙整時間就不能早於乾隆四十年五月。若再加上紀昀任翰林院侍讀的時間（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至四十一年一月，1773—1776），(43)兩者重疊的部分爲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1775—1776），這段期間紀昀任翰林院侍讀而汪如藻爲翰林院庶吉士，兩人同在《四庫全書》館工作，極有可能就是《初次存目》所收上述二書提要撰寫及這部書稿的彙整時間。此一判斷若不誤，則《初次存目》除了晚於各書的分纂稿之外，其編纂時間還是早於《四庫全書薈要》、七部《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在《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研究上，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這部書稿既是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彙整成編的，與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初次進呈的“總目”有可能不是同一書稿，若是如此，則本書的書名標爲《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似有未安，自有再行討論的必要。可以確定的是，書名中所謂“進呈”，應指《四庫全書》館向高宗皇帝進呈，而非地方各省向朝廷呈進。(44)至於“存目”一詞，的確極易與《四庫全書總目》書中未收其書但存其目的“存目”部分互相混淆，如此命名，易滋困擾。頗疑此一名稱並非四庫館原有，而係蒐藏者自行補題。就此而言，原署書名自然頗可商榷。由於相關文獻缺乏，難以進行深入討論，目前只能暫時沿用既有原題，進一步的探討判斷，只有俟諸他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