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悍猛易伤正气是其弊，然直捣病所，攻坚溃邪则是其长，非一般常药所能替代，如临床治疗关格引起的呕吐，用姜半夏、法半夏均不能止，非生半夏莫效。可见有些药的毒性即治疗作用，而临床一些疑难病中，如积水、顽痰、癥块、寒积、顽痛则往往非毒药不能效，因而，可以说欲治疑难病必须学会擅用毒药。

疑难病证使用毒药的适应证是邪气盛且盘踞顽固，正气又不太亏。使用上首先应注意的是，既要大胆，又要心细；其次选药针对性要强，勿伐无辜；其三，用时由小渐增，不可浪投；其四，中病即止。周老曾受邀会诊一癌症腹腔转移的中年男性病人，病人腹胀满痛，叩之有腹水，会诊前曾用过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药后仅下少量黄水，腹满不减，病人烦躁欲死，病情危急，遂投以赭遂攻结汤，甘遂粉量用至5g，1剂水尽除，继以他药调养得以好转。疑难病证使用毒药正如兵家夺关、救危，敌溃则应迅速恢复民力，富国强兵，以防贼寇再犯。

在疑难病证治疗中还应注意毒性猛药的应用，包括大毒药、金石药及具有搜风化痰逐瘀攻毒作用的虫类药。《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说明古代医家已认识到药物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之分，而制方用药应该是有一定的尺度，必须注意做到“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凡药皆毒，即使参芪之类，用之不当，亦可误疾。临床对毒性药物的应用，要注意将毒性控制在安全用量范围之内；把握个体对药物的差异，如耐受性、敏感性，了解有无蓄积作用，重视药物的配伍，力求既能减毒，又能增效。

随着现代中药药理、药化研究的进展，以及从现代药化知识对中药的再认识，有关中药毒性的报道也时有所见，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它可促使我们更好地从药物的品种、炮制、用量、用法、疗程、药物配伍以及成药生产工艺等多环节进行研究探讨，以利于掌握应用。值得省思的是，当前对某些单味药的毒性，基本仅凭药理药化实验加以评价，既没有同时对临床应用效果及毒副反应加以客观分析，更没有考虑以上多因素的关系，这是不够全面的，其结果必然是因噎废食。特别是金石药治疗顽症奇疾，是中医药的一大优势和特色，周老在多年从医生涯中，先后用半硫丸、更衣丸治疗便秘；黑锡丹治虚喘、耳鸣耳聋、肾阳虚寒证；紫金丹治哮；雄黄治癌、白血病；朱砂治心悸、呕吐（胃神经症）、噎膈等。只要辨证得当，胆大心细，应用适度，每可收奇效而愈顽疾。若指斥这类重金属毒药的不安全性，一概摒弃，不予深入研究，未免失之偏颇。如当前已由美国接受用砷制剂（砒霜）治疗白血病、肿瘤，并在我国进行临床试验的事例，颇能促发我们的再思考、再认识。回顾传统“三宝”急症名方及红灵丹之类，其中即有朱砂、雄黄等药，例如六神丸中之用蟾酥、雄黄，梅花点舌丹中之中用雄黄、蟾酥、朱砂等，临床使用频率较高之川乌、草乌、细辛、白附子、番木鳖、雷公藤等，其毒又何尝不烈，但只要炮制得当，用量符合常规，辨证准确，疗效也十分显著。周老在临床常用万年青根治疗心力衰竭、斑蝥治疗噎膈（食管癌）等，效亦殊佳。周老认为关键在于对这类毒药的正确驾驭。

近年来关于中药的肝损伤问题屡见报道，甚至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否定中医药的“根据”。其实，对于中药的毒性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对于一些确实有毒的中药在肝病中要谨慎使用，而对于传统记载并无毒性的中药现在成了“毒药”就要引起重视和研究了。如常见的何首乌的肝损害问题，传统记载生首乌有毒，制首乌无毒，故生首乌临床一般仅用于习惯性便秘患者，而制首乌按照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炮制要求是与黑豆拌匀后“九蒸九晒”，而现在的首乌恐怕鲜有这般“烦琐”炮制的了。推而广之，对其他中药的毒性一定要深入调查其“毒”在哪里，是炮制不科学，还是重金属或农药污染，抑或是用硫黄熏制保存等，不能将人为的毒性“冤枉”了“良药”。

总之，对疑难病证的治疗策略，贵在因人制宜，治有主次，机圆法活，胆大心细，发于机先，知常达变，顺势利导，以平为期，精选方药，则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