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窘迫(4)

“我知道他的大名，”阿克斯勒对杰瑞说，“可我从来没见过他，我没必要去见他。”

“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是个拳击手，会让你重回赛场。他会让你重燃斗志。他会从头开始，如果他不得不动手的话。如果他觉得非这样不可的话。他会让你放弃以前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场搏斗，但是，最后，他会让你恢复正常。我去过文森特的工作室，看到过他工作的状态。他经常说：‘要把握好刹那间。我们只要处理好每个刹那间就可以了。表演好刹那间，在刹那间演好给你的不管什么戏，然后再继续表演后面的戏。你演到什么地步不要紧。别担心这个。抓住刹那间，刹那间，刹那间，刹那间。把刹那间的活儿做好，不要在乎后面的事儿，不要想象接下来会怎么样。因为如果能把刹那间的工作干好了，你就无所不能了。’我知道，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简单之极，正因为如此做到它才很难——简单到人人都可能忽视的地步。我觉得文森特·丹尼尔斯是处理你这个状态的最佳人选。我心悦诚服地相信，他最适合解决你目前的困境。这是他的名片。我跑这儿来就是想给你送这个的。”

杰瑞把名片递给阿克斯勒，他在接过名片的同时说：“不可能。”

“那你要怎么着？你已经演得炉火纯青的那些角色该怎么办？每当想起你塑造的角色，我的心都要碎了。如果你接受了詹姆斯·蒂龙这个角色，就能够跟文森特合作，跟他一起找到克服困境的办法。这是他每天跟演员们打交道要做的工作。在托尼奖和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我听过不知有多少演员说：‘我要感谢文森特·丹尼尔斯。’他真的太出色了。”

阿克斯勒摇了摇头，权作回答。

“你瞧，”杰瑞说，“谁都熟悉‘我不能表演了’那种感觉，谁都熟悉那种可能显得假模假式的感觉——这种情况对每个演员来说都可怕之极。‘人们觉得我已经过时了，我觉得自己也已经过时了。’我们还是正视这个问题吧，随着衰老的到来的确会有某种恐慌感。我年纪比你还要大，我跟这个问题已经周旋好几年了。首先，你做事慢了。无论做什么都慢了。甚至连读书也变得迟钝起来。现在如果我读书时匆匆忙忙，很多东西都会记不住。我说话缓慢了，我的记忆力迟钝了。所有这些征兆都开始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开始不相信自己。你没有过去那么敏捷了。你要是个演员，这种感觉会更明显。如果你还是个年轻演员，你能一本接一本地记住剧本内容，甚至都不假思索。这太容易了。接着，忽然间，记忆变得没有那么轻巧了，而且很多事儿做起来也没有那么敏捷了。对于年届六七十的人来说，记忆已经成为走上舞台的巨大焦虑。过去你能一天记住一个剧本——现在你一天能记住一页就算很幸运了。于是你开始感到害怕，感到虚弱，感到自己已经没有那种鲜活的生命力了。这会让你惊恐万状。结果，如你所说，自己不再自由了。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不过是恐惧而已。”

“杰瑞，这样的话我没法谈下去了。我们可以整天闲聊而不必非要有什么益处。你真好，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午餐和鲜花，想帮助我、鼓励我、安慰我，让我感觉更好。这样的考虑真是太周到了。看到你状态不错我也很高兴。可是生命的动力毕竟是生命的动力。我已经不能表演了。某种根本的东西消失了。也许这是必然的。很多东西要消失。不要觉得我的演艺生涯缩短了。想想我的演艺生涯已经持续得够长久了。你知道，我最初在大学演戏的时候，那完全是在瞎混。演戏有机会碰到各种女孩。后来，我第一次在舞台上找到了放松的感觉。忽然，我在舞台上变得生龙活虎，自如得像个真正的演员。我年纪轻轻就开始演艺生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来纽约试演角色。我拿到了那个角色。我开始上各种班。定向记忆训练。练习逼真想象的能力。表演前给自己制造出一种逼真的环境然后沉浸其中。我记得开始上培训班时，大家想象一个虚拟的茶杯，假装拿它喝着茶。想象它有多滚烫，水有多满，再想象出一个托盘，一把汤匙，你打算往里面加方糖，再想象有多少块糖。然后你开始品尝，别人都能被这种东西改变过去，可我发现这种训练对自己毫无帮助。而且，我还做不来。我对各种练习都不擅长，而且毫不擅长。我试着做过类似的训练，可是根本不管用。但凡我做得不错的东西均出自本能，做那些练习而且对这些东西心知肚明，让我显得像个演员。当我端着虚拟的茶杯，假装从里面喝茶时会显得很荒唐。我心里总有一个狡猾的声音在说：‘压根就没有什么茶杯。’那个狡猾的声音现在已经取胜了。无论我如何准备，无论我想做什么，只要一上台，那个狡猾的声音就会不停地说——‘压根就没有什么茶杯’，杰瑞，现在一切都成过去了：我再也没法给大伙儿把一出戏演得真实了。我也不能把一个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了。”

杰瑞走了后，阿克斯勒走进书房，找到《进入黑暗的漫长旅程》。他试着读了读，可是这一举动简直不堪忍受。他甚至没有读到四页——他把文森特·丹尼尔斯的名片当书签夹在那一页。在肯尼迪中心，他的表现简直就像从来不曾上台表演过，现在又好像从来不曾读过一个剧本——好像从来没有读这个剧本。那些句子毫无意义地舒展开来。他都弄不明白是谁在说这些台词。他坐在那堆书中，试着回忆有主人公自杀的戏剧。《赌徒海达》中的海达，《朱丽叶小姐》中的朱丽叶，《希波吕托斯》中的菲德拉，《俄狄浦斯王》中的伊俄卡斯特，《安提戈涅》中的几乎所有人物，《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我所有的儿子们》中的乔伊·凯勒，《卖冰的人来了》中的堂·帕里特，《我们的小镇》中的西蒙·斯蒂蒙森，《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奥赛罗》中的奥赛罗，《朱利叶斯·恺撒》中的布鲁图斯，《李尔王》中的贡纳莉，《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中的安东尼、克利奥帕特拉和查米恩，《醒来歌唱吧！》中的那个祖父，《伊万诺夫》中的伊万诺夫，《海鸥》中的康斯坦丁。这个惊人的目录清单还只是他某一个时期表演过的戏剧。还有更多，更多。值得关注的是自杀情节如此频频出现在戏剧中，好像是戏剧最基本的程式，不是必然由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机制主导的行为所支撑。《伤心的迪尔德丽》中的迪尔德丽，《野鸭》中的海德薇，《罗斯蒙肖龙》中的丽贝卡·韦斯特，《伤心化作伊莱克特拉》中的克里斯廷和奥雷，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亚加斯。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开始，自杀就成为剧作家严肃思考的戏剧主题，诱惑着能够产生感情的人类，而正是这种感情激发了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他应该给自己规定个任务，再读读这些戏剧。没错，任何可怕的事情都应该坦率地正视。任何人都不应该说他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杰瑞带来了一只淡黄色的信封，里面装着若干烦请奥本海默经纪公司转交给他的信件。有段时间，差不多有一打的粉丝写信给他，每隔两周就有类似的信件。现在，过去半年以来，寄到杰瑞那里的信只有寥寥数封。他坐在起居室里无所事事地拆着信封，每封信只读开头几句，然后揉成一团扔到地板上。全都是索要签名照片的信——只有一封例外，这封信让他吃了一惊，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信这样开头，“我是哈默顿医院的一个病人。我曾跟你共进过几次晚餐，我们一起参加过艺术治疗班。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刚刚看了电视上播放的一部晚场电影，让我惊喜的是其中居然有你。你扮演了一个硬派罪犯。在屏幕上看到你真让人吃惊，特别是你扮演了一个如此凶狠的角色。跟我见过的那个人简直判若两人啊！我还记得经常给你讲我的故事。还记得吃完饭后你经常听我讲。那时我抑制不住想说话。我痛苦之极。我想自己的生活算是彻底完蛋了。我希望它完蛋。你可能不知道，可在当时，你愿意倾听我的故事的态度就是在帮助我康复。那可不容易。现在同样不容易。将来也不容易。我嫁给的那个恶魔已经对我的家庭制造了难以抹掉的伤害。那种灾难要比我住院治疗期间知道的还要严重。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小女儿卷入了很多惨剧。我曾经问过你，能不能替我杀了他。我告诉你我愿意出钱。我认为你身材那么魁梧，所以你能干成这事儿。你心地仁慈，听我这样讲时没有说我疯了，只是坐在那里听我的疯言狂语，好像我心智依然健全。我感谢你这样做。可是我内心中某个部分永远不再健全了。不可能了。不再可能了。不该可能了。我愚蠢地给错误的人判处了死刑。”

这封信后面还有话，手写的一整段松松垮垮地写了三大页纸，签名是“西比尔·冯·布伦”。阿克斯勒想起的确听过她讲的故事——集中起全副注意力，那样听着不是自己嘴里出来的话，感觉很像以前那种长时间的表演，甚至可能会有助于自己康复。没错，他还记得这个女人和她讲述的故事，而且的确请求他杀了自己的丈夫，好像他是电影里的黑帮而不是精神病院里的另外一个患者，魁梧如他，也做不到她想象的那样用一杆枪来结束自己的痛苦。电影中人们动辄草菅人命，但是，他们拍那些电影的理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观众肯定干不出那种事儿来。如果杀害别人，毁灭那个你有万千理由要除掉的人是如此棘手，就不难想象要成功地杀害自己有何等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