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义父
——东海林太郎

电影产业迎来有声电影时代，在无声电影时代曾非常受欢迎的电影解说员和乐师们纷纷失业，在乡下做电影解说员的养父也成为一名失业者，“失业者”这一词曾是当时的流行语。

钱包里空空如也，但是流浪者们从容不迫。

情况并不像德山琏在《流浪者之歌》这首歌曲中所唱的那样乐观，我那失业了的养父每次拿走我的工资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养父没有固定工作，也不在家好好待着，不管他回不回家，对于我和养母来说他既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也是令人厌恶至极的人。

虽然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我也大概知道：养父母关系不和的原因是因为养父在外面有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养母似乎从来没有妥协过，每次吵架都是养母先发制人，对始终闭口不谈的养父破口大骂，所以养母总是白费工夫，一个人唱独角戏。最近，我和养母聊起以前的事情，我问她：“妈妈，您为什么不及早和那样的父亲离婚呢？”

“过去的女人一旦结了婚，就不能去想离婚的事。”

“他真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吧！”

“的确很令人讨厌。”

世界上有很多种亲子关系，父女关系也有多种多样，但是恐怕没有像我和荻野市治那样冷漠而又相处短暂的父女关系了吧！现在即便我尽力搜寻对于养父的记忆，我只记得他带我去过两三次澡堂，去过一次松竹蒲田制片厂，之后便不辞而别，杳无音信。大约十多年前，养母突然对我说：“荻野死了。”我只是应答了一声：“啊，是吗？”仅此而已。

俗话说：“萍水相逢也是前世的因缘”，话虽如此，养父的出现好像仅仅只是为了让我成为一名儿童演员。一九二九年的那天，如果不是养父背着我去制片厂参观，我就不会成为一名儿童演员，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只要父亲或母亲工作，我也就能至少上个小学，我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养女就能成为黏合剂，他们夫妻之间或许就能达成一些和解。

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多余的我当上了儿童演员，养母一心一意扑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寻求生活的意义，这反而搅乱了养父母间的感情，加快了他们的分道扬镳。过去的事情再怎么去主观臆想，人生也不可能重来。对于我和养母来说，养父的存在都是有“时效”的，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觉得是由于我的存在，加快了他们夫妇的分道扬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对不住养母。

养母将心中对于养父的愤怒、嫉妒、失望、侮辱等愤懑之情，统统朝我发泄，最早一次是我第一次拔牙。

并不是养母挥动着钳子来拔我的牙，孩子一般六岁开始换乳牙，而我一直到八岁还没有换牙，只剩下满口坏得一塌糊涂的黑牙。一天，养母看到我上牙床一处不该长牙的地方冒出了一点点洁白的恒牙，她吓了一大跳，赶紧带我去牙科医院看。

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摆放整齐、闪着寒光的医疗器械，站得笔挺穿白大褂的医生……都让我油然生畏，我不禁吓得缩成了一团。我紧闭牙关，不肯张开口，眼泪“啪嗒啪嗒”地流个不停，或许是医生拿我没办法，那天索性逃了过去，但是之后，只要从制片厂早回家，养母就生拉硬拽地带我去牙科医院，每次我都是哭闹不停，抱住养母不肯松手。

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养母对我说：“我们去牙医家里玩，怎么样？顺便再让医生看看你的牙。”

我吃得饱饱的，心情也不错，没有多想便答应了。来到医院门前，我立刻犹豫起来，但是门打开后，看到的不是白大褂医生，而是一位身穿和服、系着兵儿带、笑容满面的医生。诊室里没有医院常见的白色柜子和高背椅，客厅里的摆设十分舒适。于是，我的心踏实了下来。

医生走过来，对我说：“哪里？张开嘴给我看看。”话还没说完，医生就迅速地往牙龈上打了麻药。两三分钟后，医生手心里就出现了一颗黑牙。“啊！”我吃惊地大喊，总算明白了拔牙并不痛。之后，我每天独自一人去医院，直到所有的黑牙全被拔光。不久，原本烂得非常糟糕的牙床上终于长出了又白又大、整齐的恒牙，我和养母又惊又喜。养母和医生略施计策，巧妙地帮我治好了牙齿。

那时有人说：“要想让女儿成为摇钱树，就能动动脑筋想出办法的，一口美丽的牙齿可是艺人的财富！”也有人说：“毕竟不是亲生的，换作是我的话，可舍不得让孩子受这份罪。”还有人说：“与是不是亲生的没关系，那可是一个做母亲的智慧。”

人们的说法各种各样，我不知道养母当时的心情属于这里面的哪种，我没有生过孩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如果那时养母因为我的哭闹而打退堂鼓，对我的乳牙残骸不管不问的话，我现在的牙齿肯定东倒西歪，不堪入目。我至今依然由衷地感谢养母，当时即便是出于摇钱树的目的，治牙也是养母为我做的一件伟大的事情。

最近，有一次我在一家店里买东西，一位七十多岁的男店主跟我打招呼：“以前我在新宿的和服裁缝店工作的时候，您七岁时穿的节日和服是我为你缝制的，您母亲还好吗？”我的眼前立刻浮想出美丽的五彩球花纹振袖和服。那时，节日和服十分昂贵。

以我微薄的工资，是买不起这件和服的，养母慷慨地变卖了自己仅有的一点私藏物品，才给我买的。当时我的画报销量很好，每个月都要拍摄新画报。每次都要买新服装，这是一笔大开销。那时拍摄画报的服装都是自己承担，对养母来说开支艰难。拍画报一次会拍一两打照片，但是没有一分收入，一般会把二十张一版的照片作为回报。站在照相机前的我，即便是一件毛衣也是新的，陪伴在一旁的养母穿的则是旧平纹粗绸或旧得变形的绉绸和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养母穿的简陋木屐被当成照相馆厨房用的木屐，被女佣人穿着来往于澡堂间。

当然，裁缝店给我缝制的七岁时穿的和服也是用于拍海报的。养母在关键时候总是努力地“不管如何都要把秀子培养成明星”，所以才让我穿上与我身份不符的节日和服。拔牙和做节日和服这两件事情鲜明地体现了养母那不服输的要强性格。

不管养父在不在家，家对于我和养母而言只是为了去制片厂上班暂时寄居的旅馆而已。由于每天早出晚归，连邻居都不太认识，也没发现可以成为朋友的孩子，但是冬天的早晨或秋天的傍晚，在行人很少的时间段，我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少女。

她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吧，对她的年龄我不是很确定。她的头发、眉毛、睫毛都是白色的，皮肤也特别白，总是穿着一身短棉袄，背着一个婴儿，身体摇来摇去哄着婴儿。当她与我目光对视时，只是笑一笑，低头不语。养母说：“她是一个白化病孩子。”“白化病孩子？”她选择没有行人的地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她一定害怕别人一直盯着自己看吧。

当时，我被称作“天才儿童演员”，不管去哪里，都有人盯着我看，我十分讨厌这种被当作珍稀动物的感觉，这个白化病孩子并不是自己选择这样的命运的，在她心中一定有许多比我还要多的话想说吧。我碰见她的时候一般是从制片厂上下班的时候，养母总是催着我赶路，所以没有时间和她搭话，仅仅只是笑一笑从她身边走过。

与这个白化病孩子相比，我还有制片厂这么个逃离躲避的地方。拍摄任务依然是一个接一个，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剧本一半的字我也能读了，在摄影机前扮演说谎的孩子时，我还是会很害羞，十分抵触，有时甚至会说不出话来。但是，待在制片厂至少比待在只有两间房的狭小家里要心情轻松得多，在家里时总要看养父母的脸色，诚惶诚恐。

我小时候是个性格不开朗，也不会逗人开心的孩子，但不知为何，我深受制片厂的人喜爱。拍摄结束得早的话，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到儿童演员休息室来接我去银座、横滨或者浅草玩。

有时是野村芳亭摄制组的摄影师小田滨太郎，有时是《妻恋旅途》、《旅笠旅途》等流行歌曲作词家藤田正人，有时则是制片厂的顾问医生或普通演员。

他们一喊“秀子”，我就从养母的手中被交到“叔叔”或“哥哥”的手中，跟着他们走出制片厂大门，乘上出租车后，我想着今天又是会去哪里呢？我最喜欢的是繁华的银座。

一般常去的地方是银座，在新桥桥头下车后，就能看见一家名为“凮月堂”的日本点心铺，他们会给我买摇摇球玩。摇摇球是由糯米皮做的棒球大小的球，球里面会放入各种各样好玩的玩具，在打开球之前，会不停在耳边摇动，发出“嘎达嘎达”的响声，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摇摇球五种颜色一组，装在紫色的网袋里。

之后，便去“天国”饭馆吃炸虾大碗盖饭，或者去“我的朋友”餐厅就餐。“叔叔”和“哥哥”们请我吃插着小小国旗的儿童午餐套餐，他们对我都特别和蔼可亲。吃完饭，便带我去帝国剧场看外国电影，我对《给我们自由》、《巴黎的节日》和《制服处女》等法国电影还印象深刻。

现在想来，世上竟然有如此喜爱物品或孩子的人，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并没有受人所托，便带着别人的孩子去到处玩，并为这个孩子大把大把地花钱，偶尔还会叫出租车将我送回蒲田的家。

我抱着摇摇球、蛋糕、布娃娃回到家时，养母兴冲冲地迎了上来，然后便问个不停：“去哪儿玩了？”“吃什么了？”“还干什么了？”“之后呢？”我的回答让养母眼中闪现出一喜一忧的目光，宛如她身临其境般享受到了各种优待一般。

松竹公司一直都有五十多个儿童演员，大部分的儿童演员，从他们的穿着就可以知道比我们母女要富裕得多。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出演一部电影，他们的父母会不惜重金。而我总是兼演男女两种角色，并且不论公私都受到喜爱和欢迎，这样一来，我的养母也一直是其他儿童演员家长们的众矢之的。也许是养母对于自己的孩子充满了自信吧，反而态度隐忍谦恭，这倒成了牵制对方的巧妙招数。于是，我们母女总是躲在儿童演员休息室的角落里。

那时，养母唯一的乐趣或许是通过我感受“在帝国剧场、‘我的朋友’饭馆和天国餐厅度过的快乐时光”，虽然我在横滨和银座玩得很开心，但是我还是觉得身边的儿童世界更有魅力，那就是家附近的粗点心店。点心店里的四角形玻璃盒子里，除了摆放着填馅球、红薯糕、肉桂、蜂蜜蛋糕、蜂窝糖等，还有串珠、弹球、玉米秆手工艺品、画片、陀螺和抓阄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玩具。但是，养母固执地不允许我买这些一两分钱的东西，当她带着我去点心店时，便会非常豪爽地给我买零食和玩具。

买零食吃的乐趣就在于从有限的零花钱里，左思右想今天到底买什么好。仅仅只是给我乱买一通，并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到底是养母自负地认为“再穷困潦倒也不能让孩子去买一两分钱的东西吃呢”？还是养母把未能享受到的乐趣全部倾注在我的身上呢？还是养母心中根深蒂固的穷人自卑情结在这时萌发成一种虚荣和固执呢？我至今都不明白，可对方是点心店，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提不起劲的事。

一九三四年，我已经十岁了。一天早晨，藤田正人叔叔骑自行车来接我去玩，我们来到位于银座数寄屋桥头的塚本大厦。大厦的三楼是现在东宝电影公司的前身P·C·L事务所和“波利德尔唱片公司”事务所。

波利德尔为了纪念东海林太郎创作的《赤城摇篮曲》的大获成功，准备举行一次特别演出，中间要加演一个由作词家藤田正人编剧并导演，由东海林太郎主演的一个时代剧。藤田正人推荐我出演这部剧中的儿童角色堪太郎。

直到现在，藤田正人还会笑着对我说：“排练后发现，剧本中东海林太郎的台词东北方言腔特别厉害，根本不适合作为台词，没有办法，于是只好把剧本重新改写，由你一人来念白。”但是我对那部剧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对东海林太郎的第一印象不深刻，只记得他是一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虽说我们在塚本大厦排练了两周，但也就上午排练两小时左右，排练结束后，中午我们一起到银座的奥林匹克公园附近吃午饭，我总是坐在东海林太郎和藤田正人的中间。后来，东海林太郎的夫人也来到排演现场和西餐馆。有一天，东海林夫妇对藤田正人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我们想收秀子做养女，你能不能帮个忙？”

据说，藤田正人听后十分吃惊，但从东海林夫妇的表情判断他们是认真的，并不是开玩笑。当时，我只有十岁，并不知道大人们在谈论的是与我命运密切相关的话题，而只知道今天吃的是炸猪排，明天吃的是煎鸡蛋卷儿。终于，在日比谷公会堂公演的日子到了，这天也是我的人生真正开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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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兵儿带，多用整幅纯白纺绸、绉绸、毛织品等染成白色花纹做成的腰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