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断的腌萝卜

泥泞的道路到底要延伸到何处？两晚三天滴食未进，风雨交加，吹打着头盔。

一九三七年末，战争阴云笼罩着日本，这首歌曲是首次发售的“军国歌谣”。但是，除了部分人外，我们对战争都没有真实感受，战争只存在于遥远的异国天空之下。这首沉重的军歌，只在喧哗的酒席间才会被唱到。

战后出版的书籍里这样写道：政府大肆宣传“守卫住日本的生命线‘满蒙’”，对于在不景气中痛苦挣扎的日本国民来说，反而产生了威慑力，一种荒诞不经、颓废的风潮蔓延开来。

《流泪的候鸟》、《追随身影》等伤感旋律的歌曲流行起来，政府和报纸相反则大肆进行文字宣传。伴随着“九一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电影界由沟口健二导演的《“满蒙建国”的黎明》拍摄完成。一九三二年由岛津保次郎导演的《登陆第一步》至今仍为日本电影史上一部名作。

另一方面，岛津保次郎导演的《暴风雨中的处女》和《邻居八重》、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我出生了，但……》、成濑巳喜男导演的《与君别离》等电影在描绘平民生活的喜怒哀乐的同时，也展示了对黑暗沉重社会的反抗。

我是个儿童演员，自然不会出演色情、怪诞以及军国主义题材的电影，但是伴随着松竹电影公司制作数量的增多，我变得愈加繁忙，不仅是蒲田的现代剧，还要去专门制作时代剧的京都下加茂制片厂出演林长二郎和坂东好太郎等主演的时代剧。

林长二郎和坂东好太郎是两大巨头，相当于棒球界的王贞治和长岛茂雄，他们两位支撑起当时的时代剧。坂东好太郎十分喜欢我，拍摄结束后，他常带我去他长住的“松之家旅馆”请我吃晚饭，他的未婚妻饭塚敏子也住那儿，她每次来房间，看到的不是我和好太郎一边泡澡一边开玩笑，就是面对面吃着饭，因此常常表现出不悦。

休息日，他还带我乘专车去郊外兜风或去动物园玩。

我在写这本书前，打电话问他：“您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他回答道：“不为什么，你那时太可爱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儿时的我真的有那么可爱吗？现在大家都觉得我非常讨厌，因而对我敬而远之，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太可爱了，长大了反而不受大家喜欢的缘故吧，世间有很多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的。

京都的拍摄告一个段落后，我脱下发髻假发，回到蒲田，轮流在以轰动一时的坂田山情死为题材的电影《天国之恋》以及《将军的女儿》、《母爱》、《十九个春天》和喜剧《懒汉与海水浴》中出演，日夜奋战，全力以赴。

《懒汉与海水浴》是由三位青年演员组合主演的系列喜剧，在此之前蒲田制片厂都是以女性演员为主，像这种男性演员阵容并不多见。三人组合中的一人是三井弘次，他至今仍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活跃在影坛上。四十多年前，为了拍摄《懒汉与海水浴》的宣传海报，在拍摄场地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三个青年。不知为何，身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长相英俊但性格古怪的三井弘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那时的我看来，松竹电影公司的演员中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发展，他一步一步地发挥他的独特个性，最终成为一个演技纯熟老练的演员，对于他的成功，我就像看到自己取得成功一般，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我对他的演技的判断是有先见之明的，这让我常常自鸣得意。此后，我和他在几部电影中也有过合作，和这无关，我就是他的一个粉丝，欣赏他的演技就是一种享受。

我不是一个擅长表演的人，但我喜欢演技高超的人。自从电视出现在每家每户的客厅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不善表演的演员因为与观众亲近而走红。可是，我更喜欢那种不太知名但演技高超的演员。这和我本人是个无名小辈的演员并无关联，也许正因为我没有陶醉沉浸于自己的表演，也就是说没有成为一个“孤芳自赏的演员”，所以才养成了以佯装不知的第三者的眼光来审视其他演员的习惯。

用现在的话来说，或许可以说是“始终保持清醒”，这意味着我对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都是始终如一的，和现实一起赛跑，就像是没有终点的赛马一样，几十年来只顾一个劲地奔跑。我不禁苦笑：虽说是为了生计，也度过了一个没有梦想的青春时代。《那天夜晚的女人》是岛津保次郎导演的一部杰作，这部电影剧本在一周内写完，十天完成拍摄，是一部评价极高的传奇作品。我出演他导演的另一部电影《因为脸贴脸》拍摄完成时，美国著名儿童演员秀兰·邓波儿出演的电影在日本大受欢迎，在专门上演外国电影的帝国剧场里，《可爱的邓波儿》和《因为脸贴脸》这两部东西方儿童电影举行了一场珍贵而特别的首映仪式。我和秀兰·邓波儿平分秋色，人们议论纷纷，评论我俩孰优孰劣。四十多年后，秀兰·邓波儿成了一名政治家，而我则在撰写拙文，看来还是我输了！

被称为电影界的巨匠和知名演出家的人们理所当然都有自己的独特喜好，我当时一年要出演十部以上电影，几乎都是野村芳亭、五所平之助、岛津保次郎和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作品，在他们四人的作品中，有时演男孩，有时演女孩。松竹电影公司当初是以“导演中心主义”起家，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室内按照导演的个人喜好进行装饰，只有有关工作人员才能进出于他们的房间，因此他们也以此为傲。

每个导演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如同团结一致的家人般，自然而然不仅在工作上，甚至连打架、做媒和借钱都是一起参与，一起分担，不管好坏共同与其他摄制组一争高低。其中最豪华盛大的就是：当一部电影拍摄完成时，导演会慷慨解囊，款待剧组的五六十名工作人员，开一个“庆功宴”，大家开怀畅饮，通宵达旦。

地点一般是横滨的本牧，银座的咖啡厅，或者吉原等地，如果当时东京像现在这样物价飞涨，导演要请五六十人喝酒喝得烂醉，那肯定要超出演出收入，入不敷出，说不定夜晚要趁机逃账吧。如果说当今电影行业是夕阳产业的话，当时可是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可谓黄金时代。

召开“庆功宴”的地点都是些和儿童没有任何关联的地方，但不知为何，他们都会带上我。一群出生于明治时期的粗汉子中间夹杂着一个出生于大正时期的小毛孩，这情景真是不可思议。我总是坐在大人的膝盖上，乘坐专车到本牧或吉原去。现在想来，银座和吉原的女人们觉得儿童演员的我很是稀罕，于是纷纷围到我的身边来，这也许就是大人们的真实“意图”吧，我似乎成了大人们利用的工具。

在银座，我们常去位于现在的交询社附近的“黑猫咖啡馆”和尾张町拐角处的“狮子咖啡馆”。店内春天装饰人造樱花，秋天装饰人造枫叶，从手摇留声机那牵牛花形状的喇叭里传来当时十分流行的由东海林太郎演唱的《赤城摇篮曲》。梳着洋气的大波浪发型，系着白色蕾丝镶边围裙的女招待让人记忆犹新。

和近代化的银座相比，吉原则迥然不同，某些区域如另外一个世界般，连空气也散发着异样的气味。

马路两侧排列着两三层楼的“妓院”建筑。妓院前面摆放着一米左右蓝色细条霓虹灯镶边的妓女全身像，在男人们粗犷的欢迎声中，在黑色衣领的女佣们的带领下进入大厅，接着一群梳着日式发型、拖着漂亮衣裙下摆的女人们鱼贯而出，客厅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酒菜被一一端上，三味线和击鼓开始演奏起来。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竟然是男人们手拿圆点扎染布手巾和扇子跳着优雅的手舞。

酒一上桌，宴席便开始喧闹起来，女人们接二连三地拉着我悄悄地离开宴席，或是在走廊里走走，或是到楼上她们的房间里去。或许是因为她们觉得一个人去休息不太好，因此才带上我的吧。

女人们的房间与喧闹的大厅气氛完全不一样，简直像一个阴森的小盒子，很小的火盆前摆放着两个坐垫，还有一个梳妆台和一个小衣柜，小衣柜上面都摆放着一个人偶。女人和我挨着火盆面对面坐下，给我一些点心吃，她们自己则点上香烟或喝点茶，这时的她们和方才在大厅里娇声娇气嬉闹的样子判若两人。房间里寂静无声，和这些陌生的女人们相向而坐，我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十分钟后，女人们稍稍照照镜子，再次拉起我的手返回到喧闹的大厅里，然后像接力般把我交到另一个女人的手中，又一次在走廊里走走，再到女人的房间里坐坐。她们被称作“花魁”，和我这个小孩子自然没什么话说。她们的裙摆拖曳在火盆旁边，看着我这个孩子，她们究竟有何感想呢？

我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去上小学，去动物园玩，但是在出入咖啡馆和吉原的过程中，至少了解到在电影界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世界，很多人怀抱着各种不同的想法生活着。

在没有拍摄任务时，我和普通孩子一样背起书包去上学，但不是经常，班上同学只是对我这个偶尔出现的儿童演员感到好奇而已，并没有把我当朋友，我也觉得是个让人烦恼的麻烦事，课程内容进度超出很多，只有我一个人无法跟上，慢慢的上学让我变得痛苦不堪。

一九三三年，我刚九岁。有一天，和平常一样，我无精打采地放学回到家，看见警察和养母坐在门口，就在这时，正对着我坐的养母脸色突然大变，迅速把一张白纸折了起来，急忙和警察嘀咕了几句，警察慢慢地转过身来，起身离去。养母像弹簧般急忙起身朝屋里走去，把纸片放入柜子的小抽屉里，然后便去厨房忙开来。

我觉得奇怪，于是踩上踏凳，取出柜子里的纸片一看，只见对折的薄纸片上细细的笔迹写着：“平山志夏的养女秀子。”

“原来是查户籍啊！”我把纸片放回原处。就在这时，养母怒气冲冲地从厨房冲了出来，大叫道：“你看了？”

“嗯，看了。”我淡淡地回答道。养母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接下来可就不得了了，养母泣诉道：“其实你不是我亲生的，我好不容易瞒了这么久”，在吃晚饭前上演了一出宛如新派歌舞伎的大悲剧。我对死去的生母还有记忆，也早就知道自己是养女，心里不禁觉得好笑：“怎么到现在才又把它当回事呢？”话虽如此，这时是万万不能开口大笑的。即便装出一副觉得事态严重的样子，可我也哭不出来。

“这不是很好吗？妈妈，我一直把和我一起生活的您看作亲生母亲，不管是不是亲生，生母还是养母，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能是为了安慰养母，我才说了这番懂事的话吧。结果情况反而更糟，养母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她一定是看到面对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我竟然若无其事，没掉一滴眼泪，她感到气愤了吧。她方才还是一副哭相，转眼就变成了一副怒相，脸色苍白，横眉怒目，手脚颤动，歇斯底里地大声喊道：“你这孩子，什么都知道，竟敢……竟敢瞒着我……”

我完全不明白自己哪里“竟敢”了，我从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让养母责备的“坏事情”。难道还要让我这么个孩子说些客套话“我愿做您的养女，请多关照”吗？当年我来到东京时只有四岁，让这么点大的孩子说这番话，难道不是勉为其难吗？这样想着，我也不高兴起来。事与愿违，在意愿和情感上养母和我之间产生了隔阂，这种隔阂是永远不能消除的了。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养母如此可怕地歇斯底里大发作，吓得胆战心惊，甚至感受到了生命危险。在那之后，养母的歇斯底里时时发作，且不断升级，一次次威胁我。我不喜欢看到那副样子的养母，于是本应讲出口的话也吞进了肚子里。我们母女间感情上“看不见的隔阂”就像落叶般越积越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比亲子间感情不和更令人难受的了。

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养母动不动就搬出“父母”这个词儿来。

你对父母怎么说话的？

我是你妈！

这番呕心沥血的话出自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之口，与其说是说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听的，倒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以确立自己的“母亲”地位。但是，她这么一说，反倒让我觉得：“怎么又来了？”更让我觉得自己被嘲笑、被确认就是养女，越发觉得事与愿违，养母和我之间心意不和，越来越想不到一块去了。

话虽如此，我和养母之间并不是每天争吵不断。每天早晨，我们母女俩一起去制片厂，冬天相互依偎取暖，夏天相互扇扇子，有说有笑，对于九岁的我来说，需要人的照顾，养母把照顾我视为她唯一的生存价值。

养父母间的关系依旧不好，只要两人在家就争吵不断，要不就持续冷战。我夹在他们俩中间，常常不知所措，心神不宁，一家三口心意不和，没有和睦的家庭对话和其乐融融的吃饭场景，家庭气氛总是异常沉闷。

一天晚上，一家三口难得围着小折叠饭桌吃晚饭，我不记得他们在谈什么事了，突然养父母就激烈争吵起来，养母站了起来，走进厨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放下筷子，也跟着走了进去。养母一边哭着，一边拿出菜板，切起腌萝卜来。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养母很是可怜，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养母从碗架上取下一个大碗，准备盛切好的腌萝卜，因为没有完全切断，腌萝卜串成一串，耷拉在我们母女中间，我俩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呵呵”地笑了起来。只有在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心和养母紧紧连在一起。

从那天晚上起，养父又开始离家不归。养母开始随身带着房门钥匙去制片厂。晚上下班回到家，我们累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夏天还好，冬天我俩手拉手走进冰冷漆黑的家里，顿时觉得寂寞凄凉。养母不悦地走进厨房，打开煤气，生起炭火。我双手叉在大衣口袋里，坐在屋子中间，跺脚取暖。心里期盼着时间快快过去，心想：“快点儿到明天早晨吧，晒晒太阳就好了！”